自１９５８年上海社会科学院建院，哲学研究所业已走过整整五十年的历程。值此上海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成立五十周年纪念之际，我很高兴有机会和翟廷晋先生就他以前的经历作了一次长谈。我是翟廷晋先生１９８６级的研究生。院庆四十周年时，我曾撰文写自己受教于翟老师的个人经历。以后每年去看望老师，所谈多为学术上、工作上的事。老师很少谈他自己，特别是早年的经历，这次却谈得很有兴致，这使我对老师的经历与治学过程有了更多的了解。与翟廷晋先生交谈时，老师思路敏捷，记忆清晰，语言富于机趣，我内心为之喜悦。愿以此文恭祝翟廷晋先生健康长寿。
一
翟廷晋先生１９２１年１２月出生于河南省民权县吴老家寨（原属睢县）。在睢县读完小学与初中。这里值得记一笔的是，翟廷晋先生上高小时的老师是上世纪河南的著名诗人陈雨门先生。陈雨门先生开始写诗，年仅１９岁。其后来的《晚秋》一诗，曾深得闻一多的赞赏。陈雨门先生经历坎坷，１９５７年“反右”曾被错划为右派，文化大革命又遭不公正待遇，致使家中所藏诗稿大部散失。１９９０年陈雨门先生和其家人编印《陈雨门诗集》、《雨门诗续集》，也得到翟廷晋先生的帮助。翟先生曾托请熟悉现代文坛掌故的华东师范大学陈子善先生提供了不少陈雨门先生早年在刊物上发表的诗篇，对此诗人及其家人诗集其后记中都曾志其事。在陈雨门先生的指导下，同学们成立诗社，以诗文交友养志，培养对文艺的爱好。１９３７年翟廷晋先生毕业于睢县初级中学，同年升入河南开封两河中学高中部。高中尚未读完，日寇侵略军攻占开封，学校解散，返回家乡。情况稍微安定后，曾向一位塾师袁老先生学习《四书》、《五经》、《古文释义》等古代文献。袁老先生教古文，注重背诵。翟先生当时正处青少年时期，求知欲旺盛，记忆力强，在袁老师的指导下，约两年的时间，头脑里装了不少在当时一知半解的古文篇章。他没有想到，二十年后自己转业研究中国古代哲学时，这些沉淀在头脑中的史料又被激活而发挥了作用。翟先生认为这实在是历史的巧合。抗日战争胜利后，翟廷晋先生升入安徽大学法律系。１９５０年毕业，已经全国解放。毕业后翟廷晋留校担任助教。１９５２年高校院系调整，被调至华东政法学院任教。１９５３年开设《国家与法的理论》课程，１９５６晋升讲师，同年5月入党。１９５８年上海社会科学院成立，翟廷晋先生被调至社科院哲学研究所，人生中又一重要的阶段开始了。
１９５８年秋，组织决定派翟廷晋先生去中国人民大学参加为期一年的“哲学进修班”，主修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与中国哲学史。１９５９年暑假回到哲学所，任中国哲学史室主任。不久被调至市委宣传部组织的编书组，参与编写《马克思主义哲学读本》。编书工作结束后，回到所里制订研究室的工作规划，并在副所长冯契先生指导下进行中国哲学史专业基础知识学习和资料整理工作。这一阶段科研和学习相对比较稳定。１９６３年，国家政治形势发生变化，重提阶级斗争，哲学所全体人员下乡参加农村“四清”工作，翟廷晋先生被派往松江县天马公社参加“四清”工作队。１９６６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全院人员从农村回院参加运动。经过“斗、批、改”，１９６８年社科院被宣布解散，全体人员去奉县参加“五七”干校。１９７０年初，翟廷晋先生从“五七”干校分配到上海市和平中学任政治课教师，直到文化大革命结束。
二
翟廷晋先生繁忙的学术研究和学术活动是从文革以后才开始的。１９７８年８月上海社会科学院重建，翟廷晋先生场所仍然担任中国哲学史室室主任，全心全意投身于研究、写作、参加学术会议和研究生教学和培养等繁忙的工作。主要著作有：《哲学大辞典·中国哲学史卷》(副主编。上海辞书出版社，1982年12出版）；《中国近代哲学史》（副主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5月出版）；《中国历代哲学文选》（副主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5月出版)；以上几部著作，大多是冯契先生主编，多人参加为副主编，翟先生是其中之一。另外还有《孟子思想评析与探源》（个人专著。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2年5月出版）；《周易与华夏文明》（国家课题，主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12月出版）。学术活动方面谨举其大略：１９７９年“中国哲学史学会”在山西太原成立，翟廷晋先生被选为理事；１９８０年９月，上海社会科学院招收首届中国哲学史专业的硕士研究生，开始为研究生开课，历年共招四届研究生。１９８５参加由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发起在庐山召开的“中国哲学史学术讨论会”，讨论冯契先生的新著《中国古代哲学的逻辑发展》，作学术发言；１９８８年应邀赴安徽蒙城参加“首届庄子国际学术讨论会”，作大会发言；１９９０年，“上海社会科学院《周易》研究中心”成立，任中心副主任；１９９２年８月应邀赴美国夏威夷大学参加“第九届国际易经大会”，以“《周易》的智慧”为题作大会发言；１９９５年应邀赴河南安阳、羑里参加“《周易》与现代化第六届国际学术讨论会”，就当代易学研究的状况作大会发言，等等。仅举以上事例即可见先生积极参加学术活动之一面。先生性爱安静，更乐于研读和写作。在先生赠我的部分藏书上，不时留下批注，其读书专注的情形可以想见。文革以后，中国哲学史研究再度唤起学术界的关注，有许多基本的问题需要重新考虑。从其购置的书籍看，翟廷晋先生这一时期更多地在中国古代的医学、天文学上进行钻研，其研究心得在他分析古典文本时有出色的运用。先生对《论》、《孟》、《老》、《庄》的研读，即使在文革期间，也没有中断，而对《孟子》一书用功尤深。由孟子而上探孔子、《周易》。翟廷晋先生于老、庄之学亦深有研究，在两个学期中我完整地听了他讲《道德经》和《庄子》内篇的课程。听讲《道德经》的笔记我还留着，我的“三乐室玄言诗三种”之一的《道之书写》就是在这些笔记的基础上完成的。当时有诗记其事：
刚日读史柔日思，遥想老子出关时。
哲人满怀忧患心，亟亟行矣犹吟诗。
文章寂寞寄心思，弘道开业趁此时。
谁说哲学晦且涩，探入玄圃别有诗。
我的师兄同学做学位论文，或专攻道家，或深涉佛学。先生学养深厚，培养研究生鼓励我们独立钻研，从事自己确有兴趣的课题。先生循循善诱，乐于让我们分享他的研究心得，体现的是一种爱智者的自由开放的学风。同时，对指导和帮助过他的学界前辈们，如冯契先生又时时表现出怀念之情。翟廷晋先生在大学读书时原本是学习法学的，１９５８年调来上海社科院，从事哲学史研究是遇到不少困难的。当时哲学所的全体成员，除冯契先生外，原来都不是从事哲学研究工作的。根据这种情况，所领导提出，暂时不要求大家拿出什么研究成果，先把专业的基础打好。当时中国哲学史研究室打基础的工作，就是在冯契先生直接领导和指导下进行的。冯先生提出，学习中国哲学史，先“抓两头，带中间”。先秦时期是一头，要大家先认真读几本原著；近现代是一头，要大家先整理一部较系统完整的资料。从汉代到鸦片战争这一段，因为时间长，问题多，要大家先阅读一些二手资料。冯先生还亲自抽出宝贵的时间为大家讲授《老子》、《庄子》和《周易》，前后延续约一年的时间，实在太难得了。翟廷晋先生每回忆起冯契先生在科研工作中对他的指导和帮助，总是激动地说：冯先生不但在行政上是我的领导，在科学研究领域更是我实至名归、名副其实的老师。
三
翟廷晋的著述中，《孟子思想评析与探源》无疑是一部力作。这本著作的出版，正是由冯契先生推荐的，并亲自为该书写了《序》。冯先生在《序》中提出，这部书有三个显著的优点：“一、作者力图援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和方法，对孟子的思想进行全面的分析。全书十章，大致涵盖了孟子思想的各个方面及其历史背景。当前学术界还少见这样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全面评书孟子思想的著作。二、本书在评析孟子思想时，对其精华与糟粕作了比较辨证的考察，既注意防止虚无主义的态度，也注意防止良莠不分的全盘肯定的倾向。三、作者在对孟子思想的各方面作评述时，结合讨论了学术界的许多争论问题，一一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其中有些是独特的新见解。虽然这些看法和见解还可以继续讨论，但作者在提出时都作了认真讨论的，有一定的理论深度。——要之，我认为这是一部花了辛勤劳动的力作，既体现了作者的深厚学力，也反映了作者的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水平。”当我读了《孟子思想评析与探源》一书之后，完全同意冯契先生在为该书写的《序》中提出的评析。以美学问题为例，翟廷晋先生认为，孟子的审美观基本继承了儒家创始人孔子的美学思想，同时也是在儒、道、墨三家相互争辩和相互影响下形成发展起来的。“孟子的审美观，是他的哲学体系的一个组成部分，与他的天道观、认识论、人性论，特别是伦理道德观都是密切联系在一起的。在许多场合，他的审美观就是在阐发自己的人性论或伦理道德观时体现出来的，因而它们之间是交织在一起的。这是孟子，也是我国先秦时期其他许多思想家的共同特点。”（第八章、审美观）翟先生具体分析说，在先秦思想家那里，美和善常常是相通的，“孟子认为美善是统一的，而且善是美的基础。这是他的审美观的一个方面。但是，孟子的审美观并未到此为止。他还同时认为，美对善来说，要高出一个层次，他在与浩生不害论述人的理想人格培养的层次时，曾明确肯定了美有高于善的一面。”翟先生强调，孟子在美之上又加了“大”、“圣”、“神”三个层次，“这三个较高的层次，又是以善、信、美三个较低层次为基础历阶而上的。”（同上）再以价值问题为例。翟廷晋先生认为，孟子的价值观基本上继承了孔子的观点，即主张事物的价值存在于人的主观判断，并把人的品德作为判断人自身价值的中轴线。人的价值实现基于人自身，在追求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的价值的过程中，如果违反了立德之根本，就谈不上“功”和“言”了。“孟子认为，人实现自身的价值要具备三个条件：‘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即居于仁，立于礼，游于艺。”能做到这些，应是士自身价值最完美的实现。翟先生很欣赏孟子不得志犹不失志的说法，人生有顺逆穷达，“孟子把士的不得志叫做‘穷’，即处身逆境；把得志叫做‘达’，即身处顺境。他特别强调要做到‘士，穷不失义，达不离道’（《尽心上》）这就是要求‘士’这个自身本来并无什么权势的阶层，处逆境时不能失义，处顺境时不能离道。换句话说，士只要能够坚持培养理想人格，则不论在逆境或顺境中均能实现自身的价值。”（第九章、价值观）。翟廷晋先生评析孟子方方面面的思想，都能溯源竟委，旁涉道、墨、名、法诸子相关文献和思想。可说是一部以孟子思想为中心并兼而对先秦诸子作“思想评析与探源”哲学史研究的专著。在当代诸多的孟子学著作中独树一帜。
翟廷晋先生虽然没有专著来专门评论孔子，但对孔子思想也作了一定的探讨。如在《孔孟的天道观与古代天文学》（上海社会科学院《社会科学》，1980年第5期）、《周易与儒家》（为《〈周易〉与华夏文明》第二章），都用一半以上的篇幅，论述孔子的有关思想，而在《孟子思想评析与探源》中，在追溯孟子思想的来源时，对孔子的天道观、认识论、人性论、历史观、伦理观、仁政论、审美观、价值观、名实观等方面也作了基本的考察。
在翟廷晋先生哲学史论著中，“思想评析与探源”可说是其方法论的用语，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的“历史与逻辑统一”原则的具体化。先以审美观为例。翟廷晋先生从审美活动的历史语境展开对孔子的美学思想展开具体考察，一下就能把握问题之所在：“孔子开创了儒家学派的美学思想，他的审美观是服从于他的‘求仁’和‘复礼’这两大思想支柱的。他认为人，首先是君子，不但应当从理性上认识‘仁’和‘礼’是社会生活和政治生活的准则，而且还应当通过审美活动，从感情上亲切地体会到‘求仁’和‘复礼’是人生莫大的快慰，从而达到乐而望返、欲罢不能的境地。孔子谈到人对事物认识的阶段时曾说过：‘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论语·雍也》）人只有知，才能有所好；只有好之深，才能达到乐。他认为当‘求仁’、‘复礼’的政治理想实现时，人类社会就达到完美的理想境地；人类的理想社会，不但功业巍峨，而且文采焕发。”（《孟子思想评析与探源》，第八章、审美观）再以价值问题为例。翟廷晋先生认为，春秋末年叔孙豹提出的“三不朽”的见解：“豹闻之，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不朽。”（《左传·襄公二十四年》）以道德、功业、智慧作为价值实现的标准，体现了士的价值意识的自觉。孔子提出了比叔孙豹更加明确观点，成为后来儒家学派价值观的张本。翟廷晋先生认为，孔子关于意志自觉及在矛盾冲突中实现人的价值的观点是值得重视的。人的价值的实现与否往往取决于当时选择的一念之差。这似乎是偶然的，其实是自觉的决定，关键时刻的准确选择，正是平时长期坚持理想人格培养的体现。在孔子看来，“个人的出处进退，即实现自身价值的方式，要以国君是否能够采取自己学派的‘道’为转移，而不应以个人能否取得地位权势为转移。这是儒家和法家、兵家等学派在实现自身价值的前提条件上存在的一个根本区别。”（同上，第九章、价值观）
翟廷晋自２０世纪八十年初以来对《周易》与易学史作过较系统的研究。他对新发现的《易经》写本“帛易”与“竹简易”都作过细致的研读。除了他主编《〈周易〉与华夏文明》一书外，他还撰写了《周易的卜筮迷信与科学智慧》（上海《时代与思潮》，1990年第五期）；《从‘周易热’看对周易智慧的开发》（上海社会科学院《社会科学》，1993年第5期）；《从竹易和帛易看‘说卦’的成书过程》（河南《中州学刊》，1996年第6期）等论文，就当代易学发展及易学史诸课题展开探讨。翟廷晋先生区分《周易》与易学，并分别说明它们各自的特点。他认为，“《周易》是一部一身而二任的奇书：它既是一部占筮之书，又是一部哲学著作；既保留有古代的巫术迷信，又是一座古代智慧的宝库”。（华夏思维研究·易学系列总序，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１９９５）易学缘于《周易》的多学科的运用和阐释，“它在长期的发展变化中，通过运数取象，演卦系辞，以及后人对之进行的各种疏解，又使它不断地吸取融合和提炼概括了各种有关自然和人文方面的智慧。”（同上）关于《易》的起源的研究，翟先生认为，一方面应该积极利用最新的出土资料，如“数字卦”的发现有助于探讨卦象的形成与结构问题；另一方面，还应重视传世文献和传说史料，因为在传说史料中，往往可能保留一部分世代口头相传的信息。据此而推论，《周易》古经大致成书于公元前１２世纪前后的殷周之际的观点是可从的。翟廷晋先生认为，“就它的内容来看，虽然属于华夏文明远古阶段的记录，但是，就它所反映的思想文化发展水平来看，它又不可能是最原始的典籍，而是对其他更加古老典籍的继承和延续。”（同上）基于以上的考察，翟廷晋先生提出“《周易》是华夏文明之源”的论断。先生辨析道：“我们说《周易》是华夏文明之源，这里说的《周易》是指包括《易经》和《易传》在内的全部《周易》而言的。有人认为，《周易》的古经成书于殷周之际，时代较早，还可以称得上是华夏文明源头之一，至于《易传》，不过是战国以来解释《易经》的著作，并且其内容多是借题发挥，已非《易经》的原意。所以《易传》只能代表战国时代的思想，不应视为华夏文明之源。”翟先生认为，问题的实质，仍在于如何看待《易经》和《易传》的关系这个老问题。“就对《易经》智慧的开发来说，现存十篇《易传》应是首选之作。《易传》中的许多思想观点和数学模式，既和《易经》有渊源关系，又反映了作者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开发《易经》的新水平。”翟先生强调，《周易》与全部易学的智慧不是现成提供给我们的，而是进行创造性的开发的结果。《易传》和后来的的一些易学著作开发了《易经》中的智慧，这是一个历史性展开的过程。“这里用‘开发’一词，要比‘诠释’、‘发挥’等更能准确地体现《易传》对《易经》思想观点的继承发展关系。我们认为，‘开发’应包括‘诠释’和‘发挥’，又不同于‘诠释’或‘发挥’。所谓‘诠释’，就是对一部一般人不易理解的古代文献，不但要从词义上进行解释，更重要的是对该文献所包含的真理性意蕴进行阐发，以便人们易于理解其精神实质。这里说的‘发挥’，是指在某一文献原有思想的观点基础上，联系新的历史条件来发挥自己的观点，这与离开原有文献的基本思想，单纯借题发挥不同。再有，现在流行的‘诠释学’，除了‘诠释’本身的含义外，还有另外一层含义，即认为原来文献的观点已经无法把握，后人只有根据自己的诠释进行把握。如果这样理解诠释，就有可能导向不可知论，离开了‘诠释’一词的本义。因为对某一古代文献的真实本义，现在能不能把握是一回事，和它本质上能不能把握又是一回事，对而者应当加以区别。”（《〈周易〉与华夏文明》绪论）此外胜义甚多，略抉数例，已见先生运思周延深纳，分析绵密之一般。
翟廷晋先生治学沉潜笃实，好学深思，孜孜不倦。每有立论，必求通达透彻。他数十年来从事中国哲学史的研究，注重智慧的开发，而非单纯的历史知识的整理。先生为后学解惑授业，亦重智慧的启发，强调做学问要有深切的兴趣，要热爱自己的专业，要善于独立思考。我为时时能聆听先生的教诲而由衷地感到欣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