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克强《论康有为哲学思想的特点》

康有为自幼好学，博览群书，古今兼收、中西并蓄，一生勤奋写作，敢抒己见、涉笔成章，留下各个方面的集著一百三十余种，形成一个庞杂的思想体系。对他思想的评述，历来众说纷纭，莫衷一是，论功论过，有褒有贬。但有一点可以肯定，以“变”为核心的哲学思想是他整个思想体系中精华之所在。这种哲学的特点在于：它既是对1840年以来先进的知识分子希望改变“诸国环伺，岌岌待亡”[1]的局势，要求救危立国、变法自强的思潮的总结，又作为政治变革的前导，指导着1898年戊戌维新运动。

一

    在十九世纪九十年代的中国，“外夷交迫……羽翼尽剪，将及腹心”，国内是“兵弱财穷，节颓俗败，纪纲散乱，人情偷惰”，“上下内外，咸知天时人事，危乱将至，而畏惮忌讳，箝口结舌，坐视莫敢发”[2]，充满了令人窒息的气氛。康有为以清新明快的思想启迪人们去探索国家的现实问题。他的《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和《大同书》等书，对人们思想解放的作用是很大的，而在政治实践方面，单以发动“公车上书”一事来看，全国一千三百余名举人能在他起草的上清帝万言书上联名，也可见康有为的思想引起了多么大的反响。梁启超把上面几本书称为“飓风”、“火山大喷火”和“大地震”[3]是不为过的。当时的顽固派指斥康有为“无父无君”、“非圣无法”、“圣世不容”，就连翁同龢也怀疑他“居心叵测”，而御史安维峻则弹劾康有为，奏请焚毁《新学伪经考》和禁止“粤士从学”[4]，结果《新学伪经考》被毁版，足见其观点之新与影响之大。

    康有为的思想所以能风靡一时，主要在于他以“知时从变”、“用新去陈”的观点，观察和分析现实社会，提出维新变法的主张。如果离开了“变”的思想观点，停留在训诂考证、帖括之学上，那就只能无所作为。他明确表示，“吾性好穷理，不能为无用之学”[5]。

他在自然观上，“变”的思想是很丰富的。首先，康有为认为：“流变之微，无须臾之停”。正因为整个世界都处于“时时自变”中，所以自然界有无穷的生命力，“故至变者莫如天。夫天久而不弊者，为能变也”[6]。对于天和地，他说：“天不能有昼而无夜，有寒而无暑，天以善变而能久；火山流金，沧海成田，历阳成糊，地以善变而能久”；对于人，他说：“自少至老，颜貌万变，自不学而学，心智万变”。总之，天地万物和人，都“无一不变，无刻不变”[7]，从而构成一个变化万端、活生生的世界。其次，他认为正因世界是变的，所以才有推陈出新和除旧布新。在他看来，“如使天有昼而无夜，有夏而无冬，万物何从而生？故天惟能变通而后万物成焉”[8]。这就指出了变和新的关系。他还把新陈代谢看作事物的规律：“物新则壮，旧则老；新则鲜，旧则腐；新则活，旧则板；新则通，旧则滞；物之理也”[9]。这实质上是歌颂变，阐述了常变常新的真理。最后，康有为的结论是：“盖变者，天道也”[10]。他把“变”看作自然法则，比“易者，随时变易，穷则变，变则通”的思想又进了一步，其最大的意义，是针锋相对地否定了千百年来在思想界占统治地位的“天不变，道亦不变”的形而上学观点。

康有为论“变”具有时代的色彩，这主要表现在：他把进化的思想引入中国传统的变易思想，并将二者结合起来。他根据初步接触到的一些近代自然科学知识，不仅认为天地万物都是进化的，而且加上自己的推测和想象，给自然界描绘了一幅进化变易的图像。他说：“天空之气热，鼓荡往来，摩擦不息，互相吸引、互相离拒，倏忽而成体，聚合而为团，渐积而成大团，吸力更大更久积莫大之团”[11]。又说：“诸星有大小之殊，皆从日中黑点飞出时已定，后感空气而成壳，又绕日故形圆”，因为“凡物摩之则圆，故天地间一切形质皆圆”。他对宇宙起源和太阳系形成的看法，明显地受到了康德星云假说的影响。康有为还认为，地球形成后，已经过了长期的演变，“荒古以前生草木，远古生鸟兽，近古生人”[12]，他以地层中生物化石分布的层次“介层、虫层、大草大木层、大鸟大兽层，而后至于人层”[13]，来证明从荒古、远古到近古，生物是进化变异的。

康有为所说的“变”就是进化，是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低级到高级的发展运动。在历史观上，他认为人类社会“千年一大变，百年一中变，十年一小变”[14]，处在不断变化之中。他用“三世说”来解释人类社会的进化变易。“三世说”来源于《春秋公羊传》。康有为假借其中孔子的“所传闻世”、“所闻世”、“所见世”来证明历史的进化。康有为对“三世”作过各种解释：有时他根据后汉何休的《公羊传》注释，把“三世”称为“衰乱世”、“升平世”、“太平世”；有时他根据《礼运》，认为“乱世者，文教未明也；升平者，渐有文教，小康也；太平者，大同之世，远近大小如一，文教全备也”[15]；但最主要，他是从政治意义上来解释“三世说”的，他说：“治法进化由君主而及民主。文王为君主之圣，尧舜为民主之圣。《春秋》始于据乱立君主；中于升平为立宪，君民共主；终于太平为民主。故《春秋》始言文王，终道尧舜也”[16]。他所以选择《春秋公羊传》自有其用意：一是抬出孔子可以堵住反对派的嘴，证明进化变异自古就有，夏殷周各代也是随时因革，不是一成不变的；二是为了提高自己的政治威望，说明维新变法是继承孔子的大义，而他所担负的是天下兴亡的重任。

从自然观到历史观，从天体演化的假说到《公羊三世说》，康有为所论证的都是一个“变”，这是他的哲学思想中的主题。1891年，他在广州开堂讲学时，突出宣传了这一思想。讲课的重要内容是陆、王心学和“经世致用”实学；前者是要学生“重精神，贵德育”，冲破程、朱理学在思想上的束缚，后者是要学生搞实学，改革政治制度，实行资本主义的经济，不搞无用之学。他要求“一无所志，一无所知，唯利禄之是慕，唯帖括之是学”[17]的知识分子改变学风，关心国事，讲求实际。他还讲“学术源流”，以维新变法的观点来分析古代的各个学派。这都是强调“变”的观点。康有为在其大量著作中也反复论述了“变”的思想。如《大同书》阐述了他对人类最高的理想社会的设想，进一步发挥“三世说”。值得指出的是，《大同书》只把君主立宪看作社会进化中的一个阶段，认为实现君主立宪后，社会仍然在变，那就是向民主进化。

康有为哲学观点中也包含了一些比较出色的辩证思想。他说：物不可不定于一，有统一而后能成物；不可不对为二，有对争而后能进”[18]。在他看来，事物是统一的，其变化在于事物内部的矛盾，有矛盾就有斗争，有斗争然后发展变化。他还认为，世界的事物都是“一必有二”，例如“气之有冷热，力之有拒吸，质之有凝流，形之有方圆，光之有黑白，声之有清浊，体之有雌雄，神之有魂魄”[19]等等，都是对立的；“一阴一阳，凡物必有合也”，对立的双方又是统一的。“知物必有两，故以阴阳括天下之物理，未有能出其外者”[20]。康有为发挥了这些朴素的唯物主义思想，指出“经权常变，以观天下之物，无一不具阴阳者”[21]，以此来说明“无一不变，无刻不变”的观点。既然客观世界变化无穷，人们就应该像高明的医生那样，“但因病而发药耳，病无穷而方亦无穷”。他主张冲破旧思想的束缚，探索天地间一切变化的道理：“思必出位，所以穷天地之变”。[22]

康有为的思想体系是庞杂的，也有不少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观点。例如，在维新变法中，他把全部希望寄托在皇帝身上，他说：“以中国二万万方里之地，四万万之民，皇上举而陶冶之，岂可量哉！”[23]认为只要皇帝下变法诏令，全国就能改变面貌；而他自己，是“顺天俟命，但行吾不忍之心，以救此方民耳”[24]。康有为认为自己发现了孔子的微言大义，所以成为人间的救世主。他说：大同犹有道，吾欲度生民”[25]。这就陷入了唯心史观。又如，在进化观上，康有为强调“凡君主专制、立宪、民主三法，必当一一循序行之，若紊其序，则必大乱”[26]，认为历史的进化，“欲骤变而未能”[27]，只能“渐进”、“实难躐等”；他还把“免苦求乐”作为进化的动力，说“日益思为求乐免苦之计，是为进化”[28]，这又是庸俗的进化观。不过也要看到，他处处强调“变”的目的仍是为了在政治上实现维新变法，这在当时起过积极的进步作用。正如梁启超所说的：“三世之义立，则以进化之理，释经世之志”[29]^[29]。康有为敢于怀疑儒家的经典，敢于动摇传统的思想，敢于引进西方的文化，进行变法的实践，皆由于他有一个“变”的世界观，这才是使他前期的政治生涯达到了高潮。所以“变”的哲学是康有为思想体系中精华之所在。

二

康有为哲学思想中包含有如此丰富“变”的观点，不是偶然的，这是他对1840年以来中国知识界盛行的“变”的思潮的总结，也是他在吸取前人的思想资料的基础上，对中国现实社会的发展进行认真探索的结果。

中国封建社会到了十九世纪中叶，已成为强弩之末，所谓“康乾盛世”的余荫，只剩下一个光圈而已。腐败无能的满清政府加速着社会的两极分化，权贵、大臣和社会上层，由贪污受贿、强取豪夺、积累起来的财富，达到惊人的数字，而社会中下层则是“富户变贫户，贫户变饿者”，在全国范围内不断爆发农民起义。鸦片的走私像一根插入静脉的吸管，使白银无休止地大量外流。大批知识分子却仍囿于汉学和宋学，埋首于故纸堆里，期待一朝中榜，青云直上。整个社会“自乾隆末年以来，官吏士兵，狼艰狈蹶，不士、不农、不工、不商之人，十将五六；又或飨烟草，习邪教，取诛戮，或冻馁以死”[30]^[30]。特别是鸦片战争以后，帝国主义列强纷至沓来，一系列的侵略战争和一连串的不平等条约，使中华民族陷于万劫不复的灾难之中。

一些有识之士都认为中国决不能长此以往，一定要变。龚自珍是很早就提出“变”的思想的知识分子，他用“豺踞而鹗视，蔓引而蝇孳”来揭露统治阶级，用“日之将夕，悲风骤至，人思灯烛，惨惨目光，吸引暮气，与梦为邻”来描绘中国社会。他认为“自古及今法无不改，势无不积，事例无不变迁，风气无不移易”[31]，所以“革前代之败”是每一代新兴人物的历史责任。他用“物极必反”的观点来看待社会的现实，认为“郁之也久，发之也必暴”；他以那脍炙人口的诗句“九州生气恃风雷”，呼吁和期望在中国出现一个社会大变动。魏源比龚自珍略晚，看到了鸦片战争的失败，要求变的思想就更强烈。他说，“天下无数百年不弊之法，无穷极不变之法”，“执古以绳今，是为诬今”。他指出“变古愈尽，便民愈甚”，“治不必同，期于利民”[32]，把“利民”和“便民”作为变的原则。洪秀全则是在主张“手持三尺定山河”的暴力革命者，他说：“乱极则治，暗极则光，天之道也，於今夜退而日升矣”[33]。这是辩证法的观点。洪秀全还在政治上提出“革故鼎新”的思想，满怀信心地预言“乖漓浇薄之世”一定会“变而为公平正直之世”，“陵夺斗杀之世”一定会“变而为强不犯弱，众不暴寡，智不诈愚，勇不苦怯之世”[34]。

其后，出现过不少主张“变法自强”的思想。如王韬在香港任《循环日报》主笔时，在报上宣传变法自强。他曾说，“知天下事，未有久而不变者也”，否则就无法立足世界而与欧洲诸大国较量。所以，“今日而言治，非一变不为功”。又如薛福成，很赞扬西方的君主立宪制度，主张中国要工商致富，非变法不可，认为政治上实现君主立宪制度，能为经济上发展资本主义创造条件，因为君主立宪“无君主、民主偏重之弊，最为斟酌得中”[35]。郑观应也主张发展工商业，建议学习西方政治制度，设立议会制，他说：“千古无不敝之政，也无不变之法”。

种种“变”的思想，形成一股“变”的思潮。到康有为时，他的“变”的思想既有前人思想的痕迹，也有不少新的内容，总的来说是大大超过了前人的思想。

首先，是在变什么和怎么变的问题上。从魏源“师夷之长技以制夷”开始，有不少人认为中国之所以备受欺凌、屡战屡败，主要是器物上的不足，主张学习西方的技术，制造坚船利炮以遏制帝国主义的侵略。后来在镇压太平天国革命中，由于尝到洋枪洋炮的甜头而产生的洋务派，也受到这种思想的影响。甲午一战之败，给洋务运动敲了丧钟，也唤醒了许多人。康有为的头脑是清醒的，他提出要从政治制度上“变”。虽然君主立宪的主张在康有为之前就有人提过，但只有康有为比较全面地从政治上、经济上提出一套实现“变”的方案，并明确主张要以俄国彼得和日本明治的变政为榜样，说“若以中国之广土众民，近采日本，三年而宏规成，五年而条理备，八年而成效举，十年而霸图定矣。”[36]在奏本《进呈俄罗斯大彼得变政记序》中写道：“臣谨辑彼得行事，以备采择。”

其次，在变的理论根据上。从龚自珍一直到王韬、马建忠、薛福成、郑观应等人，几乎都以《周易》“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的变易思想为他们变法思想的理论根据，虽然王韬等人有较多的机会接触西方的政治思想，但都是采取排斥的态度。他们常强调“盖万世不变者，孔子之道也”，所以要变的只是器，器可以学西方，叫做“西学为用”，认为道还是中国古代的好，所以要“中学为体”。郑观应的观点很有代表性，他说：“道为本，器为末，器可变，道不可变，庶知所变者，富强之权术而非孔孟之常经也”[37]。康有为在文章中也常提到“易者，随时变易，穷则变，变则通”等思想，但他没有停留在这一点上，而是将西方的进化论思想引进来，和中国传统的变易思想结合起来，形成了适合时代的“变”的哲学。康有为认为传统的思想也是变的，这在《孔子改制考》等著作中很突出。他说：“《春秋》发三世之义，有据乱之世，有升平之世，有太平之世，道各不同”[38]。又说：“世运既变，治道斯移，则始于粗粝，终于精微”。他还对朱熹的理学作了批评，认为理学是“蔽于据乱之说而不知太平大同之义”[39]，不能作为万世不变的教条。康有为认为他的政治理想是最适合时代和国情的。何干之曾说康有为是“反古思想”[40]，这是有道理的。康有为借助孔子、《三世说》，等等，正是为了说明道可变，和前人抬出孔子以说明道不变，是完全不同的。

三

康有为“变”的哲学与维新运动密切相联，是为政治变革服务的行动哲学。

自中法之战和中日甲午之战后，形势急转直下，先进的中国人“不禁大声疾呼，亟拯斯民于水火，切扶大厦之将倾”，“变”已经是迫不及待的问题了。但是，封建顽固派认为“三纲四维”一变，就会“隶卒优倡俨然临于簪缨巾卷之上”，失去其上层统治的优越地位。张之洞更是把西方政治思想称为“召乱之言”，说：“民权之说无一益而有百害……民权之说一倡，愚民必喜，乱民必作，纪纲不行，大乱四起”。维新派痛斥了顽固派的迂腐言论。康有为在一次讲演中说：“吾中国四万万人，无贵无贱，当今日在覆屋之下，漏舟之中，薪火之上，如笼中之鸟，釜底之鱼，牢中之囚，为奴隶，为牛马，为犬羊，听人驱使，听人割宰，此四千年中二十朝未有之奇变”[41]。他认为“变亦变，不变亦变”，覆巢之下岂有完卵，顽固派不敢言变，但是客观上在大变，“种族沦亡”之时，顽固派的命运也不会好多少。所以，梁启超提出一个和康有为思想一致的主张：“变而变者，变之权操诸己，可以保国，可以保种，可以保教。不变而变者，变之权让诸人，束缚之，驰骤之。呜呼，则非吾之所敢言矣！”[42]就是说要主动求变。

康有为此时以满腔的爱国热情，全身心地投入救亡图存的维新变法运动。从1888到1898年的十年之间，康有为曾七次上书清帝力谏变法图强，其变法思想在这个过程中也日趋完善。在1888年上清帝第一书中，康有为分析了国内外形势，说：“国事蹙迫，在危急存亡之间，未有若今日之可忧也”。认为要救亡图存，只有变法自强，因为“自古立国，未有四邻皆强敌，不自强政治而能晏然保全者也”。上清帝第二书是1895年写的，甲午战败，李鸿章代表满清政府与日本签订投降卖国的“马关条约”，康有为正在北京应试，问讯后联合各省应试举人联名上书，请求拒和、迁都、练兵、变法，主张以“变法成天下之治”，认为“天下之为物，譬犹器也，用其新而弃其陈，病乃不存。水积为淤，流则不腐；户闭比坏，枢则不蠹；炮烧则精莹，久置则生锈；体动则强健，久卧则委弱”，法也是如此，“法久则弊”。康有为用新陈代谢的自然法则，来说明非变法不可。他又参照西方各国的经济，提出一套“富国之法”，作为变法的内容。由于第二书和第一书一样未能达到光绪手里，康有为同年五月又第三次上书，把富国、养名、教士、练兵，作为自强雪耻之策。光绪看到后表示赞许，把第三书发交给各省督抚会议。一个月后，康有为又写上清帝第四书，要光绪“速行乾断，以图自强”。他说，“泰西诸国，以治法相竞，以智学相上……若政稍不振，则灭亡随之，故上下励精，日夜戒惧，遵贤而尚功，保民而亲下……”，这是“泰西所以致强之由”。所以建议“立科以励智学”，“设议院以通下情”，反映了资产阶级的政治主张。他又说：“若引旧法以治近世，是执旧方以医变症，药既不对，病必加危”。可以看出，这和龚自珍的“药方只贩古医丹”的主张不可同日而语，康有为是以崭新的内容来解释变法的。1897年11月德国强占胶州湾，康有为于第二年一月又写上清帝第五书，说：“职优愤迫切，谬陈大计，请及时变法，图保疆圉妄谓及今为之，犹可补牢。如再徘徊迟疑，苟且度日，因循守旧，坐失事机，则外患内讧，间不容发。”为国难临头而“中夜屑涕，仰天痛哭”的爱国热忱跃然纸上。接着，提出三条决策：“择法俄日以定国是”；“大集群才而谋变政”；“听任疆臣各自变法”。光绪见书后，康有为拟定“统筹全局”的计划，准备变法。未几日康有为即上清帝第六书，就是《应诏统筹全局折》，强烈请求迅迅变法，“统筹全局以救危立国”，他说：“观大地诸国，皆以变法而强，守旧而亡……观万国之势，能变则全，不变则亡，全变则强，小变仍亡”，提出了全变的主张，认为“笃守旧法而不知变”是“方今之病”，因为“法既积久，弊必丛生”。他又积极建议“定国是”，这样就“犹船之有舵，方之有针，所以决一国之趋向，而定天下之从违者也”。他以日本维新的经验提出三点：“大誓群臣以定国是”；“立对策所以征贤才”；“开制度局而定宪法”，作为维新变法的最先措施。书中还具体地提出以十二局分管法律、财政、教育、工矿、铁路、邮政、农业、军队等各个方面，这是一次全局性变法的上书。接着，康有为又上清帝第七书，介绍《俄彼得变政记》一书，供光绪参考，期望变法后能“一鸣惊人，万物昭苏，必能令天下回首面内，强邻改视易听”。

可以看出，在大量维新变法的言论中，康有为的辩证思想越来越丰富，尤其是在变法前夕的第六书中，为了论证“无百年不变之法”的观点，他用“物新则壮，旧则老；新则鲜，旧则腐；新则活，旧则板；新则通，旧则滞”的道理，阐述了不变不新、常变常新的思想。这是康有为在其一生中，思想最光辉和最起作用的一段时期。

正如许多历史人物一样，康有为的一生也可区分为前期和后期，一般是以戊戌维新为界。维新变法失败后，康有为在政治上、思想上都迅速地走着下坡路，特别是革命民主主义风起云涌地冲击着满清王朝时，康有为一变而为死硬的保皇派，做了许多有损晚节的不光彩的事情。究其原因，是由于时代的潮流在迅猛地前进，而康有为思想上保守的一面却像沉重的包袱一样，压得他步履蹒跚举足维艰，甚至停止不前。他确实吸取了不少西方的先进思想，但是传统思想在其头脑中还占一定的比重，当国难临头、存亡之际，他可以从“列祖列宗计”出发，力主变法，以“救危立国”。但当民主的潮流威胁着清王朝安全方面，此消彼长，此起彼伏，形成了前后判若二人的情况。这正是资产阶级中的一翼由于其历史局限性而必然产生的悲剧。康有为思想中的糟粕也是很多的，但从康有为一生来看，维新变法实践仍然应该成为评价其历史地位的主要依据。总之，无论在政治上或思想上，前期都是他一生中的主要方面，绝不能否定其推动历史的进步作用；况且在后期他的影响已微不足道。他所反复宣传的“变”的思想，既主张渐进、量变，又包含有辩证法因素，这不能用庸俗进化论一言以蔽之，应该从当时的历史条件加以具体分析。

（原载《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2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