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明生《亚里士多德论快乐、思辨和幸福》

亚里士多德在《尼各马科伦理学》第一卷中就明确指出，政治科学的对象是至善，它也就是人在实践中所追求的目的，而人的行为的善的顶点是幸福，善的生活、好的行为就是幸福。由此可见，在他看来，善和幸福是统一的。但在幸福是由什么所组成的问题上则是有争议的，其中：⑴平庸的人把幸福和快乐相等同，以物质生活享受为满足。⑵有的人认为荣誉就是善，因为它是政治生活的目的，⑶有些人认为幸福是思辨的、静观的生活。但一般似对⑵持否定的态度，因为荣誉更多地取决于授予者，而并非取决于被授予者；而善却是行善者所固有的；荣誉是针对品德（希aretē，英virtue）的夸奖，所以品德比荣誉要更好些，但品德是不能成为政治生活的目的。结果，幸福与否，就只能在⑴与⑶中来进行讨论。

接着的其它诸卷（从第二卷到第九卷）就是围绕⑴和⑶的有关问题进行的，最后的第十卷则是对全部讨论的总结，回答了幸福的生活，究竟是在于快乐还是在于思辨。亚里士多德的这种讨论，同柏拉图的《斐莱布篇》是有联系的：首先，在快乐问题上，柏拉图认为有些快乐是善，有些快乐则是恶；亚里士多德基本上也持这种观点，并加以发展。[1]其次，在把思辨看作是幸福上更是一致的。柏拉图提出，善是智慧与快乐的结合。亚里士多德虽未这样明确提出来，但是他一贯强调：只有在全部生活必需品都已经具备的时候，有了闲暇才能从事追求智慧的思辨活动。并且极度推崇这种思辨活动是至善、至福。这点也是与柏拉图一致的，因为柏拉图虽然认为善应该是智慧与快乐的结合，但结果仍然认为智慧高于快乐，智慧更接近于善。由此看来，亚里士多德在继承苏格拉底、柏拉图在于伦理学中提倡理性原则上，是一脉相承的。

实际上，亚里士多德在评析、辩驳快乐论和反快乐论的过程中，已经这样或那样地提出了他自己的有关快乐的观点，特别是在《尼各马科伦理学》第十卷第四、五两章（即1174^a13－1176^a29）中比较集中地阐述了他自己的观点。这里适当结合他的其它有关论述，阐明亚里士多德本人关于快乐的系统的观点。

亚里士多德在快乐问题上，可以说是一个完美论者，他正是在完美的意义上来给快乐下定义的。这正像W.D.罗斯所揭示的那样：“提出了一种比较的陈述，给他的观点下定义时，不只反对极端的反快乐论者，也反对欧多克索之把快乐看作为善。”[2]亚里士多德是这样给快乐下定义的：

如果我们再从头说一遍，那么快乐是什么，它的性质是什么，就要更加清楚些。观看在任何时候都是完美的、无缺欠的，它不需要任何东西后来生成从而使形式完美。快乐似乎也是这样，在任何时候人们都不会感到某种需要延长时间，然后才能使自己得到的形式完美的快乐。（《尼各马科伦理学》1174^a13－18）

正是在这种观点的指导下，亚里士多德提出了他自己关于快乐的基本主张：

第一，快乐既不是过程，也不是过程的目的。

快乐是不可分的，没有固定的时间让你触摸到它；因此，由于快乐的这种性质，除非持续到某某时刻，便不能算是完美的，所以快乐不是运动（希kinesis，英movement）或进行的方式。因为，每个行动或变动都需要时间，并需要为达到某种目的的媒介。因此，认为一个运动之被认为完美，只有从这两种观点的意义上来判别：⑴在整个运动期间是持续不断的；⑵在达到其目的的那个时刻。所以，就完成整个过程来讲，就个别运动（动作、行为）分配的时刻都是不完全的，并且它们彼此间在种类上也是不同的。因此，就整体而言，运动在任何一个时刻都不是完美的、完成的。可是快乐的特殊性质决定它却不是这样的，快乐在任何时刻都是完美的，“因此，显而易见，快乐不是一种运动；恰恰相反，快乐是某种整体的和完美的东西”（《尼各马科伦理学》1175^a5－6）。由于快乐的感觉是不可分的，只有在某个时刻才能感觉得到。

由此可见，认为快乐是由运动，或由一个运动产生的过程的结果的说法，是不能普遍适用的。因为这种说法，只能用在那些有诸组成部分或可分的东西上面，如几何的点、算术的单位；因为点和单位的存在，并不是由于运动过程的结果。但快乐则不一样，因为快乐是不可分的整体。

    第二，快乐是伴随和完成人们指向善（好）的目的的正常操行。

当人的五官发生作用时是各有其对象的，当其处于最佳状态，并指向其能感觉到的最佳对象时；那么这种活动将是最完美和最令人感到快乐的。因为，各种感官各有其特殊的快乐，如哲学或科学的思辨等。当感官的活动最完美时，也就是最令人感到快乐的时候；当这种感官处在最健全状态并运用到它的最好对象时，也就是最完美的时候。但是感官使活动完美的方式，取决于感官及其所感觉到的对象。正如健康和医生都是人们得以舒适的原因，但是各自所起的作用是不大一样的。由此可见，人们有一个主体（感官）和一个对象（整体、感觉的对象），前者作用于后者，它们彼此间的关系只要持续下去，快乐的结果就便会随之自然而然地产生出来。

    第三，快乐在活动上有兴衰。

问题是人们为何不能持续不断地感觉到快乐，以致这种关系能保持不变。其原因可能是出于疲乏，由于人们不能不间断地使用自己的感官的能力，即快乐也需要间断，因为快乐是随人们感官的能力而来的。有些事情在其新鲜时，使人感到喜爱，但持续到后来的阶段，感觉到快乐就少了。例如，当人们的目光盯住某种东西看时，开始时心灵受到刺激时便有力地与呈现的对象相接触；以后，活动的强度就逐渐衰微下去，快乐随之也就衰微下去。

第四，追求快乐是维持生命所必需的。

所有的人都追求快乐，因为所有的人都需要生活。亚里士多德认为这种观点很正确。生命是一种活动的形式，人从事活动时，经常与他最喜欢的那些对象及那些感观的媒介有关联的。伴随着这些活动而来的快乐活动完美，这也就是使生命完善，而生命是人人都喜爱的。由此可见，生命与快乐两者是密切联系在一起的。没有活动便没有快乐，而每种活动都是有快乐的。

第五，不同的活动有不同的快乐。

既然每种快乐都与使它完美的活动密切相关联，特定的快乐加强了特定的活动。例如，那些喜欢从事几何学思考的人，就能成为几何学家并能较好地掌握几何学命题，从而在各自的领域里做出成绩。快乐加强了活动，这种起加强作用的因素是其自身所固有的。正因为这样，种类上不同的活动，也就伴随有种类上不同的快乐。人的理智的作用和感观的作用是不同的，因此它们各自的快乐，在种类上也是不同的。

随之而来，彼此相异的快乐，可以起到相互妨碍的作用。例如，爱好长笛的人，当他在倾听长笛演奏时，就听不进别人的谈话。“当某人试图同时进行两项活动时，这样的情况也会发生，其中快乐较大的活动排斥快乐较小的活动。快乐的差距越大，妨碍作用就越是明显，以致使另一活动完全停止。”（《尼各马科伦理学》1175^b7－10）越是令人感到快乐的活动，其发生的效果也越大。每种动物都有自身固有的快乐，而快乐总是指现实活动的快乐。所以赫拉克利特说：“驴子宁愿要草料而不要黄金。”（DK22B9）对驴子来讲，草料比黄金更能引起它感到快乐。动物的类别不同，它们的快乐的类别也不同。就人来讲，他的各种类别的快乐也是有区别的，视觉以其纯净而优于触觉，而听觉和嗅觉优于味觉。人的思维的快乐，在其纯粹方面超过感觉的快乐；由此表明，思维的快乐和感觉的快乐彼此是有区别的。

第六，善良的人的快乐，才是真正合乎人性的快乐。

人的现实活动，有的善良高尚，有的邪恶下流，所以人的活动按照品德来讲也是有区别的：有的受到选择；有的遭到规避；有的无可无不可。循此，善和恶的活动各有其固有的快乐和邪恶。就意愿（欲望）和现实活动来讲，现实活动中的快乐更为接近快乐，因为意愿和现实活动，在时间和性质方面是有区别的。既然，善和品德是一切事物的尺度，那么快乐就是对善良人显现的快乐。也就是说，凡是善良的人认为使人快乐的事物，便是真正快乐的，他所认为的快乐才是真正的快乐。反之，那些品德败坏而不正常的人所感到快乐的事情，对于其它人就不一定是快乐。快乐和罪恶总是伴随着它们所属的人的现实活动而来的：

因此，完美和至为幸福的人有一种或多种活动，而那些使这些活动成为完美的快乐的，是完全对人而言的严格意义上的快乐，而其它的快乐都是次要的和微不足道的快乐，正像其活动是次要的和微不足道的。（《尼各马科伦理学》1176^a27－29）

一、思辨和幸福

亚里士多德的伦理学，从研究幸福开始，在结束时又回到幸福问题上来了。就幸福而言，他以追求智慧为最大幸福和最终目的，并对这种智慧本身进行了穷究底蕴的研究，从而为西方文化中崇尚思辨、崇尚纯理论的优秀传统，树立了一个光辉的典范。因此，也就理所当然地引起了后世作者们的巨大关注。但是他本人对这种理论活动本身，以及与此密切相联系的理性本性的解释，远不是很清楚的。以致对亚里士多德的伦理学的研究作出了贡献的、英国牛津大学学者W.F.R.哈迪就此发出感叹，认为就亚里士多德与此有关的文章而言，已出现了堆得像山那样的诠疏和思考，过去已经提出了许多问题，但依然会有许多问题提出来，这与对《尼各马科伦理学》的整体研究简直不成比例。[3]但也因此而说明思辨和幸福的关系问题，在他的整个伦理思想体系中确乎占有重要地位。这点，在其如下一段话中讲得非常清楚：

如若幸福在于合乎品德的现实活动中，那么，就很有理由说它合乎最好的品德，也就是人们最高贵部分的品德的。不管这种活动是理性（希nous，英reason）还是别的什么，它自然也是主宰者和领导者，含有美好的和神圣的东西，或自身就是神圣的，或是我们各部分中最神圣的部份。它是合乎本己品德的现实活动，可以构成完美的幸福。像我们已经说过的那样，这种活动就是思辨的（希theoretike，英contemplative）活动。（《尼各马科伦理学》1177^a12－18）

这里依据他的《尼各马科伦理学》和其它有关著作，适当吸收有关的研究成果，加以阐述。[4]

第一，   思辨活动意指第一哲学。

“思辨”，亚里士多德用的原文是theoretike（形容词），名词为theoria。从诸家的英译名，可以看出他们对它的理解是不一致的，如“contemplative”（W.D.Ross，W.F.R.Hardie，W.J.Oates，J.A.K.Thomson，D.P.Chase等）、“sophia-philosophic wisdom”（T.W.Organ）、“dianoia theoretine-theoretical reason”（H．H.Joachim，W.K.C.Guthrie）等。

从词源上分析，theorein意指“看”或“观察”。如出现在希罗多德《历史》第四卷第七十六章第一节的“thea”和“theoros”，就有“景观”和“观景者”的含义。出现在亚里士多德著作中的“theoria”和“theorein”同样也有“观察”和“观察到”的含义。如在《尼各马科伦理学》11691 ^b33－34：“theorein de mallon tous pelas dynametha e heautous”（英译：“It is easier to observe our neighbours than ourselves”，中译：“和自身相比，我们更容易观察邻人”）。W.K.C.格思里根据他的这种理解，认为把这里的“theorein”译为“observe”(“观察”)比译为“contemplative”（“思辨的”）和“contemplation”（“思辨”）更好。[5]W.K.C.格思里的这种论断未必是全面的，其缺点正像他自己指责他人时所说的：盯住一句句子，无视它的更为一般的用法。牛津大学已故教授H.H.乔基姆在其有关《尼各马科伦理学》的诠疏性的著作中，对“theoria”这个词，作出了比较全面的解释：

人对心灵（mind）的态度是思辨（希theoria，英contemplation），在人的身上得到确立起来的充分发展的思维习惯就是理论学科（希theoretike episteme，英theoretical science），而在他身上发生作用的这种思想就是理论理性（希dianoia theoretike，英theoretical reason）。所有理论的或思辨的研究――正像我们使用这个术语指所有的学科――是列在‘理论学科’项下。‘科学家’（指这个术语的严格意义）是完全与认识或理解有关的。他对是（is）起到一个旁观者的作用――而是对他而言是独立的。他既不要求，又不能去改变诸事物的真理……当他研究的对象是从属于变化――例如，当他正在研究自然现象时就是这样――他就努力去关注这个过程，而不是去改变这个过程，除了帮助他去理解的实验性范围以内而言。[6]

这里所讲的“理论学科”，[7]不仅仅是指物理学或数学，而且还指研究最高的种的最高学科，即第一哲学。（详见《形而上学》第六（E）卷第一章）因为亚里士多德明确指出这种理论学科的研究“是”（希to on），其基本特征是作为整体的“是”，即“是其所是”（希to ti en einai，《形而上学》983^a28－29），也就是一般所理解的“作为存在的存在”。对亚里士多德来讲，科学的第一原理不能从更多的终极原理推论出来，而是关于“是”的科学，大体上是对“普遍原理”的一种考察，诸如“质料和形式、本体和偶性、质和量、一和多”。对最高的种“是”的研究，不同于对某种稀有的或对动植物中特别感兴趣的种的研究。因为对第一原理的证明，是建立在对物理实在的本性的一般事实的基础上的，它同对形式、本体、现实性以及与它们相关概念的分析是分不开的。也就是说，它研究的是事物的第一原理或原初原因。因为一种事物在能够被定性或定量以前，在逻辑上必须是存在的，所以它的存在（“是”）的原因，逻辑上必须先于事物的质、量或过程的原因。正像他本人所指出的那样，作为最高的种的“是”作为一个问题去确定第一哲学是以普遍为对象呢，还是以研究某种“是”为对象？他自己的回答是：第一哲学以普遍为对象，因为普遍对一切都是共同的、第一性的，和原初实在有关；它研究没有质料的纯存在的本性，即“它思辨作为存在的存在，是什么以及存在的东西的属性”（《形而上学》1026^a32－33）。也就是达到对作为整体的存在的本性的认识。

亚里士多德在《形而上学》第十二A卷第七章，对这种思辨（第一哲学）研究的对象作出了明确的描述：不动的动者是最彻底永恒、现实性的本体（实体），不变不动，是有生命的，离开可感事物而独立存在；是关于就其本身为最善的东西而思想，是最高层次的思想，是以至善为对象的思想。其时，思想和被思想的东西是同一的。

第二，从事思辨活动是最高幸福。

亚里士多德在《尼各马科伦理学》中，最为集中申述的思辨活动的基本特征――思辨活动是最高幸福：思辨活动是最完美的幸福，因为它自身就是神圣的，是合乎品德自身的现实活动。就是其它与这种至福有关的属性，也是与思辨活动有关的，因此“如若一个人能终生都这样生活，这就是人所能得到的完美幸福，因为在幸福之中是没有不完美的”（《尼各马科伦理学》1177^b25－26）。而幸福是品德的第一原理。他在伦理学研究中，一开始就强调思辨的研究，特别是对第一原理的研究，而第一原理又是多种多样的，“所以，我们必须按照每一第一原理的本性，并最精确地给它下一个定义，因为这对下一步有重大的影响。行百里者半九十，通过它可影响着研究的许多方面”（《尼各马科伦理学》1098^b7－9）。

亚里士多德坚持思辨具有至高无上的价值。在《尼各马科伦理学》第六卷第十二章中讲到，较之人类的其它活动，人更是追求思辨活动，尽管实践的品德和理论的品德都是值得追求和加以选择的，因为它们两者都是相应的灵魂的两个组成部分的品德，尽管它们都不创制什么（1144^a1－7）。在第十卷第八章则进一步明确指出：实践的智慧和伦理品德同理论活动，都是人的善或目的的组成部分；但是就幸福而言，实践智慧是低于思辨、低于理论活动的。实践智慧之所以值得追求，只是由于为思辨作准备而已，没有思辨能力也就是没有幸福，思辨是最高幸福；人是以自己所具有的思辨活动而享有幸福的，凡是思辨所及之处都有幸福。所以，哲学家“他是诸神所最爱的，像这样的人很可能是最幸福的；因之循此，哲学家比其它任何人也更幸福”（1179^a30－32）。

但是，亚里士多德并不因此而认为实践智慧或外在的善是无足轻重的。他以梭伦的幸福观为例，说明外在的善（即物质条件）对于从事思辨的必要性：“具有中等的外在善的供应，做着高尚的事情，过着节俭的生活。只要有一个中等的财产，人就可以做他所应该做的事情了。”（《尼各马科伦理学》1179^a9－11）但也不能因此而颠倒过来，正像W.F.R.哈迪在分析这个问题时所指出的那样:“政治家为思辨保证了自由，正像政治家管理了宗教的外在物质条件，但不能因此说政治家‘支配神’。”[8]这点，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第七卷“个人和城邦的至善”中，就曾加以详细讨论，声称在缔造理想国前，必须知道国家及其最值得追求的是什么。真正的幸福出自拥有智慧和品德，不是出自拥有外在的物质条件；但是一种有品德的生活，必须配备以外在物质条件为工具。这条准则对国家和个人把握善都是必要的。问题是最高的善，究竟是在于思辨还是在于行动?他的回答是，具有品德的生活，既包括思辨活动又包括实践活动；要是认为从事实践活动的政治家是降格，那也是错误的；反过来，要是将政治权力看作是至善，那也是错误的。不言而喻，亚里士多德崇尚的至善是思辨活动。

亚里士多德之所以将思辨看作是至善、至福，这是与他将思辨活动看作是自足的观点分不开的。

第三，思辨活动是自足的。

亚里士多德在申述思辨活动是至善、至福的主张时，提出的主要依据之一是在于它是自足的。声称：思辨活动是最好的，因为只有思辨活动是理性的，而理性是人身上最好的东西，理性的对象是可以认知的最好对象；思辨活动是持续最久的，因为人们对真理进行思辨，比人们做任何其它事都持续长久得多。要是说幸福伴随着快乐，而合乎品德的活动的最大快乐也就是合乎哲学智慧的活动；所以，哲学以其纯净和经久而具有惊人的快乐。因此：

我们所说的自足性，最主要的应归于思辨活动。……只有哲学家甚至凭自身就能思辨真理，哲学家越是聪明越是能凭自身思辨真理。也许，有人伴同着他活动更好些，不过他仍然是最自足的。（《尼各马科伦理学》1177^a20－1177^b1）

当然，哲学家和其它有伦理品德的人一样，在生活上都不能缺少必需品，但在这一切得到充分供应之后，具备其它伦理品德的人（如正义的人）还需要其正义行为的承受者和协同者，节制的人和勇敢的人也同样如此。唯独哲学家凭他自己就能进行思辨。相比较而言，从事思辨活动的“这种幸福的外部要求很少，至少比伦理品德要少”（《尼各马科伦理学》1178^a26－27）。因为，从事实践需要很多条件，而所进行的事业越是伟大和高尚，所需要的外部条件也就越多，“但一个思辨者除了他的思辨之外一无所需。外物，正如所说，对思辨反而成为障碍”（《尼各马科伦理学》1178^b3－4）。可是亚里士多德也并不认为从事思辨活动的是不食人间烟火的方外人士。他接着这引进这段话就申述道：当然，哲学家作为一个人并和众人生活在一起，选择合乎品德的行为，也需要外物来过一个人的生活。

亚里士多德本人非常清醒，哲学家既不从事生产活动，又不介入实践活动，但其所需的不那么丰裕的生活资料，毕竟是仰赖于社会，而且这种思辨活动，“在理论思维之外，从这种活动中什么也不生成”（《尼各马科伦理学》1177^b2－3）。但他这个终身以追求思辨为至善至福的哲学家，绝不因此而感到内疚，恰恰相反，理直气壮地强调，从事这种思辨活动正是要以闲暇为前提的，强调从事这种思辨活动的“幸福存在于闲暇之中”（《尼各马科伦理学》1177^b5）。

第四，思辨活动以闲暇（希schole，英leisure）[9]为前提。

正是亚里士多德这个对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的意义作出杰出研究的人，对长期以来遭致非议的“闲暇”在人类发展史上的巨大积极作用，作出了极为值得重视的解释。继柏拉图描绘其理想国的蓝图，谈到理想国中的教育制度时，将闲暇提高到行为的第一原理。

我们多次说过，人们的本性谋求的不仅是能够胜任劳作，而且是能够享有闲暇。这里我们需要再次强调，闲暇是全部人生的第一原理（the first principle）。[10]假如两者都是必须的，那么闲暇也比劳作更为可取，并是后者的目的，于是需要思考，闲暇时人们应该做些什么。自然不应该是嬉戏，那样的话嬉戏就会成为我们生活的目的。（《政治学》1337^b30－36）

亚里士多德不只一次地从社会发展和人生幸福的根本意义上阐述闲暇的积极意义：

井然有序的城邦的公民必须享有闲暇。（《政治学》1269^a34，1273^a32－^b7）

闲暇是品德的发展所必需的。（《政治学》1329^a1）

公民们必须知道正确使用闲暇。（《政治学》1333^a33－1334^a11）

哲学的智慧适用于闲暇时期。（《政治学》13334^a24）

音乐有助于能够安然享有闲暇。（《政治学》1337^b28－1338^b8）

闲暇提供生活的快乐、幸福和享受。（《政治学》1338^a2）

理想国的疆域大小应该能使域内居民过上闲暇、宽裕并且是节制的生活。（《政治学》第七卷第五章）

幸福存在于闲暇之中。（《尼各马科伦理学》1177^b4）

哲学智慧为思辨活动提供闲暇。（《大伦理学》1198^b15－20）

从以上远不完备的简要引述中可以清楚地看出，亚里士多德高度重视闲暇在城邦（特别是理想城邦）的教育等精神生活中的必不可少的作用。他的这种主张，并非是出于统治阶级或精神贵族的偏见。他所讲的“闲暇”并非是指统治阶级独有的物质享受或追逐声色猿马的享乐，而是指作为整体的社会在达到满足生活必需品后所从事的追求智慧的活动。这点在《形而上学》中阐述得很清楚：

只有在全部生活必需都已具备的时候，在那些人倒有了闲暇的地方，那些既不提供快乐，也不以满足必需为目的的科学才首先被发现。由此，在埃及地区数学技艺首先形成，在那里僧侣等级被允许有闲暇。（《形而上学》981^b20－27）

这确是真知灼见，人类全部历史、特别是科学史和哲学史等的发展证明了这点。非常清楚，当社会全体成员都必须从事生产劳动，才能维系自身和繁延种族的最低限度的生活必需品时，整个人类社会是谈不到发展和进步的；只有当它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能为全社会提供超过这类生活必需品，能使一部份人从直接的生产劳动中解脱出来，专门从事追求知识的活动，反过来才能促进整个社会的发展和进步。这里所讲的“闲暇”，同统治阶级中一小部分人在国家政权的支持下追逐声色猿马的物质享受不是一回事。这点，在亚里士多德的一系列有关言论中是界限分明的。这里不一般地讨论“闲暇”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只限于讨论闲暇、思辨生活和幸福间的关系。

首先，闲暇是全部人生的第一原理。思辨活动以追求智慧为目的，而求知是人类的本性。追求智慧的人要尽可能地通晓一切，而不仅仅是通晓就个别而言的知识，致力于追求那些困难的、不易为人所知的事项。感觉是人所皆有和皆能的，所以算不上是智慧；只有拥有最高层次的普遍知识的人，才必然能通晓一切。这种与第一原理有关的知识是最难认知的；只有以第一原理为对象的学科，才最足以为自身而探求和加以通晓，从而也是最高的学科、最高贵的学科，哲学就是这样一门学科。

其次，净化心灵、陶冶情操。境遇愈是优渥愈是会享有闲暇的人，他们尤其需要哲学、节制和正义，否则在和平的良辰美景带来的享受和闲暇生活，反而会更容易导使人们的放纵。人的本性所谋求的不仅是能够胜任劳作，而且谋求能够安然享有闲暇，这两者都是必须的，但闲暇比劳作更为可取，而且是劳作的目的。闲暇在灵魂中引起的运动是松弛，闲暇自身能带来快乐幸福和生活的兴趣；从而步入更加广阔的知识天地，增强审美能力和自由，从而使人具备高尚的情操。通过接受教育、情感的消化（希katharsis，英purgation）和操修心灵等，使人的灵魂达到和谐。亚里士多德特别强调青年至成年期要以思辨和理性为主，重视哲学教育，认为只有培养心灵才能促进理智从事思辨的理性活动。

第五，思辨活动是为求知而求知。

亚里士多德特别强调，以探求第一原理为目的的思辨活动，它是“为知识自身而求取知识”（《形而上学》982^b1）。声称只有具备了关于第一原理的普遍知识，才能更好地认知个别事物。正因为这样，探求第一原理的第一哲学“是诸学科中占最主导地位的，与从属的学科相比，它起着更大的指导作用”（《形而上学》982^b6－7）。第一哲学，它既不同于实践学科，也不同于创制学科。因为，创制学科的原理或者是理性，或者是技艺，或者是某种潜能，它们则是在创制者之中；而实践学科的原理（即意图）则是在实践者之中，因为意图的对象和作为的结果是同一的。但是第一哲学的思辨活动是以普遍为对象的，“是为了摆脱无知而进行哲学思考，……是为了求知识而求知识，并不以某种实用为目的”（《形而上学》982^b21－23）。哲学及其分支以思辨、理论为目的；实践学科则不是为了求知，而是为了行动，为了成为善良的人（《尼各马科伦理学》1103^b28－30）。就获得品德来讲，知的作用是非常微弱的，其它条件（诸如有意识的选择行为，并把这种行为坚持到底）的作用却不小，比知的作用更重要（《尼各马科伦理学》1105^a30－^b5）包括哲学在内的理论学科，以不变的事物为对象，它们是永恒的、必然的，既可证明，又可学习和传授；实践学科和创制学科则都以可变事物为对象（《尼各马科伦理学》第六卷第三、四章）。所以，思辨的理性和实践的智慧判然有别，前者只有真和假，而并不是造成善和恶。

综上所述，亚里士多德从目的论出发，认为宇宙万物都是以善为目的，而第一哲学凭着其思辨活动达到至善、至福。当人类社会的发展，达到超出满足维持全体成员最低限度的物质生活资料的需要，能够进行扩大再生产，从而能够提供剩余劳动和剩余产品时，才有条件为社会维持一部份不事生产的闲暇人士，其中的哲学家以“作为存在的存在”，以“是其所是”的知识为其研究对象，这种知识是自足的不假外求的；它不是出于实用的目的，而是为了求知而所从事的思辨理性的活动，这门学科是至高无上的，从事这门学科研究的哲学家因此而获得了至善、至福，是神圣的。亚里士多德本人一生的活动，就是这种幸福观的典范，是希腊理想人格的写照，不汲汲于追求功名利禄，从而成为希腊文化精英的骄傲。亚里士多德的这种幸福观，对以后整个西方文化的发展的影响是至为深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