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较哲学研讨会”述要
由上海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主办的“比较哲学研讨会”，于2004年6月3日至6 日在上海青浦举行。与会者除主办单位成员之外，还有来自复旦大学、华东师范大学、学林出版社、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美国夏威夷大学、美国理查德·斯托克顿学院的学者，共16人。会议共收到提交论文15篇，所涉及的论题基本体现了会议筹备时的基本设想：了解近期中西哲学比较最新动态和成果，进一步深化新一轮中西比较哲学研究。
一、加强对外交流，深化哲学对话
自上一世纪九十年代初，哲学研究所就积极展开对外学术交流，特别是一年一度与美国国际哲学和价值学会的合作已连续进行数十年之久。新世纪初则更进一步与国际比较哲学的代表学者和机构深入交往。本次会议可说是哲学研究所和美国夏威夷大学合作的初步成果，夏威夷大学是国际比较哲学研究的学术重镇，现今担任国际比较哲学和文化杂志主编的艾姆斯教授是当代最为活跃的学者之一，从他和大卫·霍尔合著的比较哲学三书：《通过孔子思考》、《期望中国》、《汉哲学思维》可见出他们在比较哲学研究方面造诣之深。艾姆斯认为会议非常成功，并提出展开进一步进行合作的建议，他的设想和我们可谓不谋而合。另外两位与会的外籍学者，一位是夏威夷大学哲学系教授葛莱汉·罗斯·帕克斯，他是一位国际著名的尼采学、海德格尔学专家，因编著《尼采与亚洲思想》和《海德格尔与亚洲思想》二书而享有盛誉。一位是理查德·斯托克顿学院教授安尼·戴维森·伯德惠斯特尔。她对邵雍有深入研究，有专著。另有《听到的和看到的知识：中国古代哲学对分析经验认识的尝试》、《对中国古代哲学中超传统证明的探讨》等论著。自从我们提出本体论是西方哲学的特点而为中国传统哲学所不具备的观点以来，一直就有争议，现在开始得到更多学者的赞同。在本次会议上，我们的国际同行作出了积极回应。本体论问题一旦得到认定，纲举目张，中西哲学比较的对象就得到进一步的确定。通过直接的哲学对话，中西哲学间的异同的探讨就变得更富于建树性了。
二、会议内容概述
整个会议讨论相当集中，围绕“是论”之辨对于新一轮中西哲学比较的意义这一主题而展开。现依据会议论文及会议讨论的内容，从以下三个方面作一概述：
（一）“是论”（Ontology）与中西哲学比较的基础性课题
进一步开展中西哲学的比较研究，首先要辨明当代中西哲学的重大的动向，认识究竟什么是当前哲学前沿性的课题。俞宣孟认为，当前哲学比较的首要任务仍然是辨明“是论”（Ontology）为西方传统哲学所独具这一历史事实及自现代以来西方哲学本体论解体的动向。历史地看，“是论”是西方传统哲学的主要特征和精华所在，它曾经是西方哲学发展的动力。但由于“是论”往往抽象地停留于并力图维护范畴的逻辑推论的抽象真理，这就将哲学与人生和生活世界隔离开来，西方现代哲学的危机由此而产生。马克思和海德格尔先后为探求非本体论的哲学而作了卓越的努力。与此相对照，尽管中国历史上根本就不曾有过“是论”这样的学问，现代以来中国哲学观念的发展趋势却越来越向着西方哲学的“是论”逼近。事实表明此路行不通：中国哲学的建设不能依傍西方哲学，特别是西方是论型式的哲学。既然以“是论”为核心的西方传统哲学的实质和危机也在汉语界得到了揭示，我们现在的任务就是通过中西哲学的比较研究，更新哲学观念，谋求哲学在新时期的发展。罗杰·T·艾姆斯赞同俞宣孟的基本立论和分析。他指出，美国的哲学家一开始就体现了现代新哲学的动向，这就是詹姆斯、杜威、怀特海所代表的哲学。在怀特海看来，最重要的哲学问题为意义（Importance）问题，即意义从哪里来？怀特海认为意义从关系和过程而来，因而他的立场是反本质主义的。艾姆斯认为，怀特海的最大不足在于他仍然依赖于最终的上帝，在这一点上，杜威的思想要彻底得多。因此，实用主义的反本体论倾向显而易见。何锡蓉认为，现代以来西方早已在重新考虑哲学的观念，表现为把哲学的视点从抽象的概念世界重新转向可以触摸到的人的现实空间，并从人生的角度给哲学一个恰当的界定。从这样一个转向来看中国哲学，就可以发现，伦理型的哲学同样具有哲学的深度。那么，从比较哲学的观点看就可以进而提出这样一个问题：我们是否需要为以“伦理本位“为特征的中国哲学建立一个形而上学基础？
（二） 探索哲学新界定的途径
何锡蓉提出，若要对哲学的一般命意和要求做出回答，就得采取另一种追问取向，即问：“哲学是怎么回事”？而不问“哲学是什么”？她认为，这两种提问方式看似相同，却代表了中西哲学比较研究中两个不同方向的问题。“哲学是什么？”这个问题是从定义出发。定义的方法本身就是西方传统哲学框架之内的东西，这种提问导致我们怀疑中国哲学的存在，当前国内所谓中国哲学“合法性”之争有此而起。问“哲学是怎么回事？”则不是从定义出发，而是实事求是地去理解和解释事实。这样的提问方式不仅要求我们面对事实，而且要深入探讨哲学之为哲学的根据以及形成不同哲学形态的原因。因此，前一提问方式较后者跟为根本，更具基础性。施炎平认为，哲学比较有一个由新的回应而生成的语境，从而会推动新的哲学观念的形成。哲学上的原创性思维，一般是在哲学形态的形成和展开过程中确立的。原创性思维体现着哲学形态的灵魂和精神气质，是维系、保持哲学生命力及独特性的支柱和基因性要素。所以，探讨和理解中西哲学，要以把握其原创精神为契入处。方松华认为，新一轮中西哲学比较研究是以我们走出“是论”的标志，这就是意味着走出依傍西方发展中国哲学的路子，回到中国哲学的原路上来。他强调深刻地认识中国哲学如何与西方哲学在形态上“截然不同”的重要性：中国的形而上学和哲学从一开始就是非“是论”的形而上学。俞宣孟再次对他多年来一直在考虑的哲学界说问题进行解说。他强调，从事哲学比较研究，重新界定哲学是一个不可回避的问题。这一论点似乎表达了他从事哲学比较的基本意图：哲学比较，方法是比较，目的在于发展哲学，寻求中国哲学发展的新方向。他认为，比较是发展哲学的基本途径，比较是回原性的，通过对人的生存状态的分析，深入哲学的根源。他指出，重提哲学是什么的契机在于“是论”的解体，这使我们更加深刻地认识到，与具有超越性的绝对概念相伴随的是人在超越性，人的超越表现为剥离人生执着于其中的种种现象，向自己显露出生命的根苗，如此看来，作为对生命超越形式反思体现的超越不仅是思想的，而且是全身的投入的，不仅是认识的，而且具有实践的品格。马迅认为，生存状态的遗忘在中西哲学史上时有发生，这对哲学的发展造成了隐蔽而持久的作用，不易觉察。以笛卡尔和王阳明为例：笛卡尔式的理性人对事物进行分析，力图把它还原为概念性的知识，结果遗落了人，现在我们已经弄明白，所谓“我思”中的“我”是不可还原的，因为他正是还原行为的发动者；王阳明式的伦理人似乎一直在谈论“人”，因为与他打交道的只有人，可是他自以为是的“良知”并不能保证他会取得对于人的真知，他以他的伦理眼光看人，同样也可能造成“对人的遗忘”。
（三） 哲学分析新概念
当代哲学的进展，有许多表现，其中之一就是分析方法的完善。谈到哲学分析，人们马上会想到概念分析。概念分析运用定义的方法，定义是逻辑的基础，分析即是概念间的演绎和归纳，这是目前哲学比较中仍然流行的方法。分析的结果，中国哲学史就成了一部认识论发展史，中国哲学的基本用语就成了概念和范畴，中国哲学原来的特质隐而不显了。许多与会者都认为，如果说新一论中西哲学比较研究乃是以我们走出“是论”为起点，那么，哲学分析势必也会突破单纯概念分析的方法和方式。方松华认为，中国现代最有建树的哲学家冯友兰和金岳霖构筑自己哲学体系的方法主要借助于西方哲学的概念分析方法和逻辑结构方法。如冯友兰“新理学”的四个基本用语：理、气、道体、大全，都是形式概年；金岳霖的“道论”所演示的也只是一套概念的逻辑体系，跟中国传统哲学大相径庭。俞宣孟对自马克思之后西方哲学的分析概念的进展作了细致的考察，他指出，马克思通过对思想的实际生产过程的揭示，结果发现了理论的最终根据不是理论本身，而是人的实际生存活动，这种生存状态分析的方法本质上是历史的方法，而不是逻辑的方法。由胡塞尔倡导的现象学的意向性分析把意向和意向对象的关联看作是意识现象的特征，结果发现人自己的意向方式，对于逻辑观念的成立和逻辑客观性的保证具有决定的作用。海德格尔发展了现象学理论，从而把分析的对象从范畴扩大到一切在人的意识中起作用的东西，人之所是及人与万物和世界所是的关联不单是意识的，同时也是实际活动中的，于是一种新的分析概念和新的本质观确立起来了。基于以上的说明，俞宣孟进一步明确地提出自己的见解：生存状态分析是一种变更哲学观念的方法，对于展开新一轮中西哲学比较研究具有根本的意义。俞宣孟承认可有多层次的哲学分析方法，他强调自己并不否认世界上有所谓“先验自我”或“逻辑主体”这回事，可那只是人的一种可能的生存状态，因此，为了深入哲学的根源，就必需完成从逻辑方法到历史方法的转变。俞宣孟对生存状态分析方法的特征作了说明，初步可以概括为两点：首先，生存状态分析方法是历史的方法而非逻辑的方法；其次，生存状态分析方法运用描述方法而非定义方法。生存状态分析的基本观点和立场就是；把中国哲学和西方哲学一样当作事实来考虑。这种分析实行起来可以分成两个步骤：第一步，通过分别对作为历史事实的中国哲学和西方哲学的分析，追溯这两种哲学所从出的生存方式及共同的生存结构。第二步，从共同的生存结构中可能具有的不同生存方式出发，解说中西哲学的不同形态。
（四）追溯哲学的原始根源
从人的生存状态分析的观点看，哲学最深的问题就是如何对哲学自身的起源进行反思。
进行哲学比较，通常的做法是辨别并说明不同哲学之间的异和同，深究之，似还有更进一步的工作可以做，这就是探索哲学形成和发展的更深的原因和缘由：何以在不同的哲学之间会造成这样的异和同？为此我们有必要从人身的生存方式来重新思考哲学根源：从现实、历史的原初的观点重思哲学与人的联系。在汉语的语境里，这种富于新意的观点尤其值得推崇。何锡蓉认为，新的哲学观念应包括：（一）哲学是对人字身生存状态的反思；（二）哲学不是追求绝对普遍知识为目的；（三）哲学为了求得人生的自觉，行为与认识的一致性。这种新的哲学观念，注重哲学所从出的原始根源，现象学称之为“面对事实本身”，即将历史上的哲学归结到人在历史活动中可能处身的生存状态中生发出来的现象，进而注意人与世界的一体性，揭示种种思想从这一结构中是如何呈现的。以伦理学为例，伦理学不仅是关于人的理论，也是关于人和世界、人与自然的理论，伦理学和哲学处于同一原始根源。俞宣孟从方法上对追溯哲学根源的意义作了说明，他认为所谓追根溯源就是要在肯定中西哲学是一种既成的哲学形态的前提下，去深究哲学之为哲学的根源，深入到哲学的来历中去。这种方法是历史方法的运用，即是说，哲学原是历史性的产品，生存方式决定哲学的形态，需要进一步搞清楚的是，与西方哲学相应的是人的怎样一种生存方式，与中国哲学相应的又是怎样一种生存方式。经过这样一番辨析，也许就可以从根源上来理解和阐释哲学。人（每个乃至每个民族或社群）皆能够有自己的哲学，虽然实际人并非都有作为一门学问的哲学。哲学之为学问体现了人在哲学思考上所作的持久的努力，同时还表现在它是人对自身一切具有超越性意义行为的反思而作的表述。不仅形之于言和行，而且载诸文字。哲学往往都有著作传世，依据这些著作你可以进一步把问题想下去，或对以往的问题重新进行探讨。哲学作为人生的反思，并不标志着最高及最后的反思，与其它同样带有反思性的学问的区别在于，哲学所反思的是超越的形式（诸如超越的可能性、方式、途径、根源、目标等等）。哲学是对人自身超越形式的反思。帕克斯指出，以往的哲学家所作的极致的努力和发现，很容易产生自己业已达到最高及最后的理解的想法，这是情有可愿的。现在的哲学家的态度则要谦和、实际多了，他（她）们往往安于问题的局部的理解和阐释，不再为高远的理想弄昏头脑，这样的谦和态度似乎反映了新时代的哲学家的进退维谷的立场。
（五）个案研究和哲学比较研究中的种种具体问题
个案研究对于哲学比较是一项基础工作。个案的选取既可从问题和概念着手，也可以从人物和文本展开。个案研究须从大处着眼，小处着手，关键在于如何抓住对于中西哲学比较研究来说具有关键性的问题。个别研究的深入可助于丰富整体洞见，使之不流于空疏。从本次会议提交的论文看，西方现代哲学家海德格尔、怀特海、杜威受到重视，古代和近代两代具有代表性的哲学家在讨论时也不时被作为历史例证来引用。个案研究通常以横向比较最能显出中西哲学的差异。所谓横向比较往往将处于同时代的人物的思想、概念乃至学说风格纳入大体相近的时间背景和历史动向来考察，马迅的学术报告可归入此类研究。我们注意到，近年来，更多的研究者往往将历时性的人物和思想纳入到其到共时性的语境中来展开探讨，这在我们的会议中也有所体现。如艾姆斯将孔子、朱熹和怀特海、杜威放在一起展开探讨，他认为这种研究是一种意义重建。Joanne D·Birdwhistell就老庄和尼采的女性观展开对比研究，她指出，中西哲学中的女性隐喻表明，哲学的起源有母性的文化基因,其影响可谓深远。杨宏声则将海德格尔后期诗歌的代表作《源于思想的经验》视为一个具有深刻哲学意义的文本，他认为，这首长诗明显地受到老子思想的影响，它给我们的哲学启示是：我们得从“是”（Sein）与“道”（Dao）深切相关的意义上来思索海德格尔哲学的基本用语：“是”与“道”。
在哲学比较研究中有一些问题我们会一再碰到，诸如译名问题、翻译的可能性问题、理解和误读问题，等等。许多习以为常的问题，一经思索和追问，就会露出新意和深义。在新一轮中西比较哲学研究的视界中，中国哲学卓然独创的面目正在越来越清晰地呈现出来。
“周虽旧邦，其命维新”，这是晚年冯友兰常念于心的两句话，这标明他晚年哲学的进路更加强调保持历史原初状态的重要性，这也在一定程度反映出一些中国现代哲学家对自己多种发展可能性的自觉。新一轮的比较哲学研究则以更高的自觉性推动中国哲学在一个中华文化伟大复兴时代的发展。俞宣孟有一段话很好地表达了这次学术会议的深入意图，兹引用之，作为结尾：“中西哲学形态的比较本身不是目的，真正的目的是要通过比较，建设起符合新时期要求的中国哲学，这种新的哲学必定是以中国传统哲学为基础的。时代正召唤着我们去完成这个任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