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发展观”之成为当代中国引领经济社会发展的指导思想，不但有着非同寻常的政治与文化意义，而且还应该具有深刻的学理内涵和人文底蕴，本文即是对后者的思考。
一、科学的反思
“科学发展观”不仅仅是关于发展的本质、目的、内涵的理论，从学理的角度来看，它首先是对于科学本身反思的理论成果。因为在科学发展观提出来之前，我们并不能说，以前中国发展的思路和理论都不是“科学的”。科学乃是人类对自然的探索和认识，人们可以从各自不同的角度对自然界阐述感知的认识和理性的认识。换言之，科学不是一个形容词，没有绝对“正确”和“真理”的涵义。由此，所谓的“科学精神”也就是不断和勇于探索。著名的科学哲学家波普尔的批判理性主义和证伪主义，提出了通过试错法解决问题的科学观和三个世界理论，波普尔认为：有机体通过试错而进化，它的错误的尝试——它的错误的变异——通常是通过消除作为错误的‘载体’的有机体而被消除。就人而言，通过描述性和论辩性语言的进化，这一切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人取得了对他自己的试探性尝试，对他自己的理论进行批评的可能性。遗憾的是，在上世纪80年代初中国“文化热”的时候，西方发达国家对可持续发展理论的研究与实践就差不多同步传到了中国，那时名声显赫的著作《增长的极限》就传来了人类面临新时代困境的警告，法兰克福学派也成为学者研究的热门。人口的压力、生态的污染、环境的恶化、资源的有限等等以及对科学的反思、异化问题的讨论都是当时思想界、学术界的理论兴趣所在，可惜这些西方发达国家在现代化发展中所经历的血与泪的教训以及对错误的思考和深刻反省，并没有引起正梦想经济起飞的国人的警惕，更遑论运用到中国的实践中去。
从人类的历史和世界的眼光来考察，当人类从农业文明走向工业文明之后，人类就已经开始了挖掘自己坟墓的行动。因为我们现在所做的诸多方面——对生态环境的肆意破坏，对地球上其他物种的不公，大规模核武器的存在，这些对我们人类自身的后代的不负责任都可以看作是自我毁灭的表现。当然，中国有一个迅速发展经济，快速摆脱贫困的历史任务与要求，但是，从伦理与道德的角度来说，我们有什么理由，要以牺牲我们不可以再生的生态环境为代价来获得我们的发展。而在20世纪下半叶的许多年代里，我们歌颂“科学的力量”、“人定胜天”即是通过对自然的征服和无限的索取来实现人类自身生存和发展的需要。这也迫使我们要对“科学”本身作一个根本的反思。2002年11月，从事科学文化研究的中国学者就中国科学文化的若干问题发表了上海《学术宣言》。《学术宣言》就中国近年来人们对科学的反思提出了一系列新的理念：科学本身处于变化之中，不同时期的科学对自然、宇宙以及科学自身的理解都不相同，甚至存在根本上的矛盾。尤其是在进入20世纪之后，牛顿范式的科学在很多方面遭到了超越、挑战和质疑。因此，科学所可能具有的文化内涵从理性层面上已经发生变化。同时，科学技术所导致的社会问题也开始显现，从生存层面改变着人们对科学的看法。《宣言》引用“科学主义”一词，对以往中国人传统的“科学”观念进行了全面的反思：以往国人的一般认为科学是真理，是正确的乃至唯一正确的知识，相信科学知识是至高无上的知识体系，并试图以科学的知识模式延伸到一切人类文化之中；从自然观上，采取机械论、还原论、决定论的自然观；在联系世界的社会层面表现为技术主义，持一种社会发展观，相信一切社会问题都可以通过技术的发展而得到解决；科学的技术所导致的社会问题都是暂时的，偶然的，是前进中的失误，并且一定能够通过科学及技术的发展得到解决。在人与自然关系中，表现为征服自然，把自然视为人类的资源，从环境伦理的角度，认为人类有能力也有权利对自然进行开发。《宣言》在肯定历史上科学主义一度在弘扬理性和解放人性的过程中有过重要作用外，也指出其的负面作用。如在思想层面，把科学等同于绝对的客观真理。对科学的神话同样束缚了人们的思想，不利于科学自身的发展。科学主义侵害的首先不是人文学术或者社会科学，而是自然科学本身；而在社会层面，科学的技术已经带来了不可逆的社会后果，继续坚持僵硬的科学主义立场不利于对科学技术进行反思，不利于可持续发展的实现。20世纪的科学已经超越了牛顿范式，机械论、决定论、还原论的自然观已经遭到了有机论、非决定论、整体论的自然观的挑战。这些科学以量子力学、非线性物理学为标志。也就是说，科学主义所立足的科学远远不是最先进的科学。那么，我们是否还应该继续坚持建立在这种科学之上的思想观念？《宣言》提出：科学技术已经造成了全球性的环境污染，已经在很多方面表现出了负面效应，并有可能导致更严重的社会后果。需要对科学的滥用，技术的无度发展进行反思。因而，我们是否应该重新认识技术和社会发展的关系？是否需要对科学的滥用和技术的无度发展进行深入的反思呢？科学的技术导致了人类生存方式的改变，这种改变造成了技术对人的异化。因而，我们是否应该重新思考人类生存方式与技术的关系？大科学时代的科学并非少数人以个人财力可以完成的，需要使用全社会的资助。因而，是否可以只服务于少数人（科学家）的意愿，而不需要考虑真正的投资人（公众）的意见？再者就是由于科学一词在大众话语体系中常常代表“正确、高明、有效”，所以，科学主义者常常给主张反思科学主义的观点盖上反科学的帽子，在意识形态上将对方置于被批判的位置。因此，需要说明：科学主义者并不代表科学，尤其不代表最新的科学成就；反对科学主义，绝对不等于通常意义上的“反科学”，恰恰相反，这有助于科学的正常发展，并且是有助于重塑科学形象的理论建设工作。当然，考虑到中国目前的国情，对这一理论建设工作的宣传应该谨慎、适度，以免在公众一时还缺乏足够理解的情况下产生消极作用。
事实上，回顾历史，自从鸦片战争以后，凭借当时先进的科技力量的西方列强打开了曾经有着一流科技发明的古老中国的大门，那时代的仁人志士觉悟到了科学技术的力量，从“开眼看世界”到“师夷之长技以制夷”，林则徐、魏源等是这时期的代表；而到了康有为、梁启超、严复和蔡元培等先进的知识分子那里，“科学救国”则成为明确的口号。这是中国现代科学思想和科学主义的萌芽时期，这种科学思想和科学主义发生的最初的原因既不是因为纯粹的为学术而学术，也不是源于与自然斗争中而激发的追求真理的热忱，中国现代科学思想和科学主义产生的根本原因在于“救亡图存”。
“科学”曾经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两大主题之一，“科学主义”思潮也因此而崭露头角，但其与“科学”本义有着一段距离，“五四”时代知识分子对“科学”的崇拜大多是出于对一种新的反传统的文化价值体系的信仰。而现代科技进步及其广泛的应用，由于过分的功利目的，将其自身限定在解决技术难题的层面，忽视了技术社会中人的存在与发展，从而最终变为一种工具的或技术的理性。以法兰克福学派为代表的西方技术批判理论从关怀人类社会健康发展的角度出发，对此做了深刻剖析。这种剖析的实质是对科技异化、理性异化的批判。因此，讨论科学发展观，首先对科学本身进行必要的反思，使我们免于陷入“科学万能论”的泥潭无疑是有益的。
二、人文的底蕴
“科学发展观”上升到了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高度，其核心观念是提出了“以人为本”的思想，这是对西方科学精神和中国传统人文精神的融合的结果。众所周知，在西方历史上，卢梭曾经从人文主义的视角出发，认为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人们的道德却沦丧了。现代西方哲学的非理性主义也告诉我们，人类的理性不可能认识和把握整个人生，在人的理性后面，还存在着心灵的世界，它所关注的是生命与意义的世界。马克思更是在深刻批判资本主义的基础上，提出了“人的全面、自由发展”的道路。在“以人为本”思想的阐述中，中国文化与传统中有诸多先贤的思想资源可以提供给予我们今人借鉴。中国儒家哲学的精神和品性即在于成人，成就人的德性。它所关乎的乃是人的生活世界与生存方式，所谓中国哲学之道，也不仅仅是圣王之道，它还体现在礼、乐、射、御、书、数和日常人伦洒扫应对进退之中。
我们当然不是人类中心主义者，我们所追求的科学发展、和谐社会乃是指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和睦相处，我们也相信，未来中国的发展真正能够是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的全面发展。
三、中国的经验
中国是人类历史上伟大的文明古国之一，她辽阔的疆土、悠久的儒家文化传统造就了中国人儒雅谦和、温良敦厚的秉性，加上中华民族固有的勤劳智慧，中国在近代以前的大部分岁月里，曾经是世界上最为强盛的国家，她为人类世界贡献了卓越的文化、先进的技术和不朽的工艺。当世界上诸多古老的文明相继衰落、陷于黑暗的大动乱时代，中华文明却一枝独秀、生生不息。而成就这些伟业的根本原因恰恰是在于曾被不少学者断定为中国近代落后的根源——中国社会的超稳定结构。从制度的层面探究中国社会的超稳定结构，我们首先应该考察中国古代和近代社会的政治制度。如所周知，在秦始皇统一中国之前，中国亦曾经历了漫长的群雄争逐、诸侯混战时期。直到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中国，一个稳定的社会才渐渐成形。书同文，车同轨，中央集权政府和郡县行政管理制度开始在秦朝建立，政治上的高度集权和统一是中国社会的超稳定结构的首要因素：自秦汉以来，中国历代都有比较完备的政府组织系统，典型地反映了中国封建时代的官僚政治。
近代以降，中国开始了艰难的现代化之路，中国的发展道路和模式成为世界注目的焦点。中国共产党人根据中国历史的独特性，最终选择了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吸取人类一切优秀文化资源和成果的基础上，走自己的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科学发展观正是在继承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成果——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基础之上的重大理论创新。这也是胡锦淘总书记一再强调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的要义所在。
科学发展观既是对西方“可持续发展理论”等理念的进一步提升，也是对中国经验的普世意义与价值的一个新的探索。当代中国正处于一个崭新的历史时期，所谓“黄金机遇期”和“矛盾凸现期”并存。中国当前面临的人口压力、环境污染、资源短缺、就业困难、以及三农问题、社会保障问题等等都是世界性的问题，也是世纪难题。但是，它们对于中国的发展又有着特殊的意义，温家宝总理曾说过:在中国,再小的事乘以十三亿人口都是个很大很大的事,同时再大的数目除以十三亿都是很小很小的数字。所以中国的发展模式与道路、中国的经验和方法将为世界的未来又一次展现这个古老、智慧文明的新的风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