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平与学术经历
冯友兰是20世纪中国仅有的几位创建自己的哲学体系的哲学家之一，学术界一般将冯友兰归入现代新儒学大家之例，而冯友兰则将自己的哲学定位于“中国哲学现代化中的理学”，但当我认真解读“新理学”后，我却宁愿将其作为现代中国“西学思潮”高峰时期的主要代表。
1895年12月4 日，冯友兰出生在河南省一个书香门第，父亲为清光绪戊戌科进士，七岁的冯友兰即在私塾中熟读“四书”，开始启蒙。1911年，冯友兰以第一名考入开封中州公学中学班；1912年入上海中国公学大学预科班。由于时代的原因，冯友兰才得以“免于学习做传统的八股文，开始读一些从西洋的报刊上翻译过来的文章，学了一点当时所谓新学或西学。”在上海中国公学，由学逻辑学开始，少年的冯友兰起了学哲学的兴趣，并萌发了将来研究哲学的雄心。
1915年，冯友兰考取了北京大学中国哲学门，三年的大学生活使冯友兰敏锐地察觉到了20世纪中国的时代课题——东西文化问题。1918年毕业以后，冯友兰回到开封，在一个中等专科学校教国文和修身，与朋友一起创办河南唯一的宣传新文化的刊物《心声》。1919年，冯友兰带者东西文化这个巨大的时代课题，公费到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院哲学系做研究生。冯友兰自述：我生活在不同的文化矛盾冲突的时代；我所要回答的问题是如何理解这种矛盾冲突的性质；如何适当地处理这种冲突。解决这种矛盾；又如何在这种矛盾冲突中使自己与之相适应。冯友兰立志“要着重从哲学上解答这个问题”。这就导致了他一生不平凡的哲学生涯。
主要代表著述
冯友兰一生著作等身，自1924年出版博士论文《人生理想之比较研究》（英文）后，冯友兰开始发表大量的学术论文；30年代《中国哲学史》（上下卷）的问世，更是一举奠定了冯友兰在中国哲学史上的地位；抗战期间，冯友兰先后出版了他的“贞元六书”：《新理学》、《新事论》、《新事训》、《新原人》、《新原道》和《新知言》，标志着他哲学思想的成熟；1949年以后，冯友兰重新研究中国哲学史，1990年7月，以95岁高龄完成七卷本《中国哲学史新编》。晚年还出版有《冯友兰学术论著自选集》、五卷本《三松堂全集》等。
主要学术核心观点
在冯友兰漫长的学术生涯中，虽然其间思想起伏，历经坎坷，但却贯穿着“上面所说的那个问题，都是对那个问题作一种广泛的解答，特别是对中国传统文化作一种广泛的解释和评论，虽然随着时期的变化，解释和评论也各有差异”。冯友兰自称，“为了解答这些问题，我的思想发展有三个阶段。在第一阶段，我用地理区域来解释文化差别，就是说，文化差别是东方、西方的差别。在第二阶段，我用历史时代来解释文化差别，就是说文化差别是古代近代的差别。在第三阶段，我用社会发展来解释文化差别，就是说，文化差别是社会类型的差别。” 众所周知，东西文化问题乃是20世纪中国文化和学术的主题，冯先生之所以能够对20世纪中国学术思潮有重大的贡献，正是他立意高远地将自己的学术生涯和这个时代的主题紧密相连，并创作了一批具有深远影响的作品。
与20世纪初西学思潮初起时的时代背景不同，30年代与40年代“西学思潮”的高峰时期正是中国遭受日本侵略之时。然而，奇怪的是，战乱和国难却激发起知识分子精英研究学术的热忱。抗日战争的爆发，时代生活的苦难，并没有遏止冯友兰的创作欲望，在南迁以后，他“怀昔贤之遗风，对当世之巨变，中心感发，不能自己”，于是“数年积累得有寄托”，便写成了《新理学》一书。此后一发而不可收，从1939年到1946年，冯友兰先后出版了他的六部书：《新理学》、《新事论》、《新事训》、《新原人》、《新原道》和《新知言》，统称“贞下之际所著书”。在“贞元六书”中，冯友兰构筑起他博大精深的新理学思想体系。他改造程朱一派的宋明理学，吸取西方实在论和维也纳学派的逻辑实证主义，特别是借鉴了西方传统哲学的本体论，进行了新哲学的创造。在哲学与科学的关系上，强调“新理学”乃“最哲学底哲学”，在东西方哲学的关系上，突出了中国哲学中的直觉主义和西方哲学中的逻辑与语言分析（《新理学》）；旨在对中国哲学传统的继续和改造，达到“极高明而道中庸”的境界（《新原道》）；同时又干预了当时的社会实际和文化问题（《新事论》）；注重人生观和伦理学（《新事训》）、（《新原人》）；而《新知言》则阐述了方法论问题以及“新理学”与现代世界哲学的关系。
1.重建中国哲学形而上学
冯友兰自称“新理学”乃是一个全新的形上学，他的新理学体系不是“照着”而是“接着中国哲学的各方面的最好底传统，而又经过现代的新逻辑学对于形上学的批评，以成立底形上学”。冯友兰认定中国哲学的精神是“极高明而道中庸”，追求“天地境界”而又不离人伦日用之常。“新理学”正是受这种传统的启示，使中国的传统哲学与西方的新实在论和逻辑实证主义相结合，以建立一个完全“不著实际”的形上学。冯友兰曾在《原道》中先讲旧学，后标新统，不仅比较深刻地阐扬了中国传统各派哲学，而且还相当透彻地表明了“新理学”与中国以往传统哲学的继承关系，从而奠定了“新理学”体系在中国现代哲学史上的地位。
与西学思潮初期时的学术方向不同，在西学思潮的高峰时期，学术思潮的文化意义和社会价值被学术思潮的基本倾向和学术价值所取代。或者说，学术重新回到了象牙之塔，开始探究学术本身的问题：它的起源、途径、方法和对象，“形而上学”问题就是这些问题中的最基本问题。那些西学思潮的高峰时期的著名学者，无论是张东荪、冯友兰，还是金岳霖，都对“形而上学”问题有着基本的思考，有的甚至以此为自己学术思想的主题。
与西方纯粹思辩形式的形而上学不同，中国的形而上学一开始便是另一种类型和方向的学问。《周易·系辞》中所谓“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首先就表明了道与器的关系，从此我们可以看出中国的形而上学与西方的形而上学的最大差异：即中国的形而上学的首要特征，它不是从概念到概念的推演过程。说中国哲学没有西方样式的的逻辑严密的思辨哲学体系，并不是说中国哲学不具备自己独特的运思方式及思想内涵。即以哲学的最核心部分来说，以先秦学术为代表的中国哲学的原创时代亦有最高深最核心的学问，即形而上学。那么，何以中西哲学都要以“形而上学”为其灵魂？这是因为“形而上学”乃是人的本性。无论是古希腊的箴言“认识你自己！”，还是人类那与生俱来的反思：我是谁？我从那里来，将向何处去？这正如康德所说的：如果说形而上学已实际存在，那么，即使不把它看作学问，也应当看作自然的倾向。人类理性并不是因为博学多识的虚荣心的推动，而实在是由于其自身内部的要求所激励，热烈地趋向“理性之经验的运用及由此引申而来的原理所不能解答的问题”。所以，无论何人，当其理性成熟到可以思辨时，就常有某种形而上学存在，而且将继续存在。
中国形而上学的核心是“道”，作为形而上学目标的道乃是不可言说的，所谓形而上，犹曰形以前。甚至道本身就有达到某种目的和途径的意思。中国哲学之精神和品性在于成人，成就人的德性。它所关乎的乃是人的生活世界与生存方式，所谓中国哲学的形而上学之道，也不仅仅是圣王之道，它还体现在礼、乐、射、御、书、数和日常人伦洒扫应对进退之中。
中西哲学语言与思想方法上的差异，造就了形而上学形式的不同。诗以言志，文以载道。汉文字的特点和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决定了中国古代文化典籍大多以语录体、散文体形式论及哲学、伦理、政治、经济、军事乃至医农百工诸问题。“中国哲学非常简洁，很不分明，观念彼此联结，因此它的暗示性几乎无边无涯。结果是千百年来人们不断地加以注解、加以诠释。很多独创的思想，为了掩饰，披上古代哲学的外衣。”实际上，有些先秦诸子的著作，如孟子和荀子的书，有系统的推理和论证。只是与西方哲学著作相比，它们还显得不够明晰。
冯友兰自称继承了中国哲学的道统，并吸取了西方哲学的精华而创新出一种全新的哲学形而上学。作为一种中国现代哲学的模式，研究冯友兰的“新理学”便成了探索西学思潮高峰的特殊途径之一。
首先，冯友兰在《中国哲学史新编》中将哲学定义为“人类精神的反思”，这和其早年的“哲学之目的，即在确定理想人生”有着很大的区别，标志着他已经进入了纯粹哲学的领域：所谓反思就是人类精神反过来以自己为对象而思之。人类的精神生活的主要部分是认识，所以也可以说，哲学是对于认识的认识。对于认识的认识，就是认识反过来以自己为对象而认识之，这就是认识的反思。按照西方对于一般哲学学科的分类，冯友兰将哲学分为宇宙论、人生论、知识论三大部分，而其中每一大部分又复分两部。宇宙论的两部是：一研究“存在”之本体。及“真实”之要素者，此是所谓本体论（ontology）；一研究世界之发生及其历史，其归宿者，此是所谓宇宙论（cosmology狭义的）。人生论的两部是：一研究人究竟是什么者，此即人类学、心理学等；一研究人究竟应该怎么者，此即伦理学（狭义的），政治哲学等。知识论的两部是：一研究知识之性质者，此即所谓知识论（epistemology狭义的）；一研究知识之规范者；此即所谓的论理学（狭义的）。冯友兰强调，以上三部中，“宇宙论与人生论，相即不离，有密切之关系。一哲学之人生论，皆根据于其宇宙论”。相对而言，“知识论与人生论无极大的关系；所以中国哲学，竟未以知识问题为哲学中之重要问题，然此点实无害于中国哲学之为哲学。”
2. 重释中国哲学精神
冯友兰的哲学体系是建立在其深厚的中国传统哲学底蕴之上的，他“先讲旧学，后标新统”。在那部被誉为“神游冥想与立说与古人处于同一境界”（陈寅恪语）的《中国哲学史》中，他将中国以往的哲学分为“子学时代”与“经学时代”两大篇，“子学时代”叙先秦诸家至董仲舒之前，“经学时代”叙董仲舒以后至清末。这部著作曾先后被译成多重文字，至今仍是西方各大学中讲中国哲学的范本。而此后冯友兰于40年代在美国讲学时所写的《中国哲学史》节本——《中国哲学小史》（英文本，后有法文、意大利文、南斯拉夫文及中文本出版），也曾经流行一时。
冯友兰治中国哲学史之所以取得了卓越的成绩，首先在于其对中国哲学精神的把握，这个特点在40年代所著之《新原道》中，发挥得尤其出色，在这部堪称中国哲学研究的杰作中，他提出，中国哲学是“超世间底”，中国哲学有一个主要底传统，有一个思想的主流。这个传统就是求一种最高底境界。这种境界是最高底，但又是不离乎人伦日用底。这种境界，就是即世间而出世间底。这种境界以及这种哲学，我们说它是极高明而道中庸。冯友兰解释道：中国哲学因其是世间底，所以说是“道中庸”；因其又是出世间底，所以说是“极高明”。即世间而又出世间，就是所谓“极高明而道中庸”。“ 极高明而道中庸”，此“而”即表示高明与中庸，虽仍是对立，而已被统一起来。如何统一起来，这是中国哲学的求解决底一个问题。求解决这个问题，是中国哲学的精神。这个问题的解决，是中国哲学的贡献。冯友兰治中国哲学有一个明显超越前人的地方，即在于他既不是盲目“信古”，也不是盲目“疑古”，而是“释古”。然而，这时的冯友兰还只是一个哲学史家，他断言以往的中国哲学所讲的都是“内圣外王之道”，主张治哲学史的方法“即是要在形式上无系统的哲学中找出其实质的系统”，并认为：在中国还未曾有过近代哲学，但是一旦中国实现了近代化，就会有近代中国哲学。
3. 自创“新理学”体系
但是，中国哲学本身有许多不足，理性主义和逻辑分析就是中国哲学中所特别缺乏的，冯友兰依照西方传统哲学的主流形态，希望改造并创新中国现代哲学，它的新理学体系就想引领这一潮流。“新理学”是一个专门讲“真际”，“不著实际”的哲学体系，“真际”，是指形而上的“理”，“实际”是指形而下的“气”，“实际”是依照“真际”而成，即肯定“实际”必然肯定“真际”，但肯定“真际”未必肯定“实际”。冯先生是现代中国哲学家中为数不多的研究并建构“纯粹哲学”的哲学家之一，如他所说，“真际”和“实际”所要解决的问题是一个真正的哲学问题，那就是“共相”和“殊相”、一般和特殊的关系问题。冯友兰还以“红”、“方”、“动”的概念来解说道：“红”的概念和共相并不是什么红的东西，就这个意义说，它并不红。同样，“动”不动，“方”不方，冯先生断言：如果能了解“红的”概念或共相并不红，“动”的概念或共相并不动，这才算是懂得概念和事物，共相和特殊的分别。冯先生对概念的这种用法乃是借鉴了西方哲学本体论的思想方法，他曾说过：“本体论是对于事物作逻辑的分析，它不讲发生的问题”。不仅如此，冯先生的新理学体系也大致是模仿本体论建立起来的。我们知道，西方哲学的本体论是运用逻辑的方法构造出来的范畴体系，是纯粹概念的思辩的哲学。在新理学体系中，冯友兰也提出了四个形式的概念，即理、气、道体及大全。而“这四个观念，个是没有积极底内容底，是四个空底观念，”在新理学的形上学系统中，“有四组主要底命题，这四组主要底命题都是形式命题，四个形式底观念，就是从四组形式底命题出来底”。冯友兰认为，提出和说明上述观点是“真正底形上学底任务”。
冯友兰认为“新理学”是一个全新的形上学……而“最哲学底哲学”是靠人的思与辩进行的，它只对真际有所肯定，而非对实际有所肯定，它是不合实用的，却可作“讲‘人道’之根据”，“入‘圣域’之门路”。它是“不随各时代科学的理论之变动而变动的”，它的发展变化表现在：虽然全新的哲学不能有或不易有，但较新的哲学则能有；全新的哲学家也能有。冯友兰自认“新理学”正是这种“最哲学地哲学”。“新理学”亦是最玄虚底哲学，但它所谓讲的，还是“内圣外王之道”，而且是“内圣外王之道”的最精纯的要素。也就是能够达到所谓“极高明而道中庸”的境界。
冯友兰意识到中国哲学形而上学与西方哲学形而上学的区别，特别提出了“新理学”的使命不在于提高人的知识水平和能力，而在于提高人的境界，哲学乃“无用之大用”，这些都在境界说中有深刻的表述。冯友兰认为，人与动物之不同在于人在做事时有“觉解”，正是这种觉解，使人正在做的对于他自己有了意义，而他所做各事合成一个整体，就构成他的人生境界。由于觉解程度之不同，人生的境界也就各不相同，从低到高依次是自然境界、功利境界、道德境界和天地境界。冯友兰以为哲学的最高任务便在于此。
冯友兰将形而上学看作是“哲学中最重要底一部分。因为它代表人生底最后觉解”。他认为：我们对于经验，可以注意于其内容，亦可只注意于其程序。所谓经验的内容，就是经验者对于经验的对象所有的知识，对于经验的理智的分析、总结和解释，又可分为对于经验的程序者，及对于经验的内容者。前者就是哲学中的知识论，后者就是哲学中底形上学。针对维也纳学派“拒斥形而上学”，把传统哲学一律斥为无意义的形而上学。冯友兰指出：“维也纳学派所批评底形上学，严格地说，实在是坏底科学”。“不过最哲学底形上学，亦可说是真正底形上学，并不是‘先科学底’科学，亦不是‘后科学底’科学，亦不是‘太上科学’。在哲学史中，有些哲学家的形上学，确不免有这些性质。但不能说形上学必须有这些性质。维也纳学派对于形上学底批评，可以说是对于西洋传统底形上学底批评。这些批评，对于真正底形上学，是无干底。”
“新理学”之新，还在于其方法。冯友兰自述：“由其方法，亦可见新理学在现代世界哲学中之地位。承百代之流而会乎当今之变，新理学继开之迹，于兹显矣”。冯友兰提出，“真正底形上学的方法有两种：一种是正底方法，一种是负底方法。正底方法是以逻辑分析法讲形上学。负底方法是讲形上学不能讲，讲形上学不能讲，亦是一种讲形上学的方法。犹之乎不屑于教诲人，或不教诲人，亦是一种教诲人的方法。” 禅宗的方法就是形上学的负方法。冯友兰对方法的重视，是想用西方哲学的逻辑分析的方法来分析中国传统哲学。他坦承：逻辑分析的方法，我称为形上学的正的方法，在中国哲学中从未充分发展。在这一方面，中国哲学家有许多东西要向西方学习。冯友兰写道：过去二十年中，我的同事和我，努力于将逻辑分析方法引进中国哲学，使中国哲学更理性主义一些。唯有这种哲学才是与整个未来世界相称的哲学。
学术评价
冯友兰对现代中国哲学有两方面重大的贡献：其一，他的中国哲学史研究特别是对中国哲学精神的探索“神游冥想与立说与古人处于同一境界”，是中国哲学史学科的奠基之作；在西方也曾有“冯学”之说，就如李慎之所言：如果说中国人因为有严复而知有西方学术，外国人因为有冯友兰而知有中国哲学，这大概不会是夸张。其二，冯友兰的“新理学”即“真正底形上学”，类似于西方哲学的本体论。他自己也认为柏拉图传统和儒家传统，代表着形上学中可以称为本体论的路子。冯友兰的“新理学”即是试图用本体论哲学的方法来构造的哲学新体系。这里，冯友兰突出了中国哲学形而上学（又称玄学）的特征及其意义，并把形而上学看作是哲学的最重要部分，应该说这是对中国现代哲学的一大贡献。所以陈家康当时说：根据往圣的遗说而形成一个完整哲学系统的冯先生还是二三十年来第一人。王范之也指出：冯先生的哲学系统，虽然不能脱逃旧来的老套。但他参合近人复杂的经验内容来叙述，这点上算是有新的意义。学问的进步，也是在这点上说。
冯友兰的学术道路和学术思想也历经磨难与坎坷，他在1949年以后的学术思想在海内外曾经引起了相当大的争议，甚至可以说，他的一生就是20世纪中国社会与学术变迁的一个缩影。但是就“新理学“体系本身而言，因为其是以西方传统本体论哲学的思路来构造中国哲学的形而上学。而以西方业已衰落的本体论来改造现代中国哲学的做法，并不符合中国哲学的精神。所以洪谦评论说：冯友兰的玄学在理论上的根据以及在哲学中的地位“有被维也纳学派‘取消’之虑。而冯友兰的形式主义的的玄学上的‘人生哲学’，不但不能超过传统的玄学，而且远不如传统的玄学之即伟且大的”。同时，“关于玄学的方法问题”，若“应用冯先生所谓形式主义的方法，则似乎有失去玄学这个伟大意义的危险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