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铭贤：努力使企业成为技术创新的主体

努力使企业成为技术创新的主体

——建设创新型国家的一个关键

新年伊始，在新世纪召开的首次全国科学技术大会上，胡锦涛总书记发出了增强组织创新能力、建设创新型国家的庄严号召。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实施科技规划纲要增强自主创新能力的决定指出：“增强自助创新能力，关键是强化企业在技术创新中的主体地位，建立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相结合的技术创新体系”。努力创造条件，优化创新体制和机制，使企业真正成为技术创新的主体，应该成为我们工作的重点。

如何理解企业是技术创新的主体

企业是技术创新不可取代的主体

提到创新，人们往往容易想到科学院、大学专高深的专门机构，而较少和企业联系起来。其实，企业在创新中一直扮演着重要角色。在整个国家创新体系中，科研院所、大学等固然肩负重任，企业也不可或缺。尤其是技术创新，企业是责无旁贷又不可取代的主体。早在1999年8月20日，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技术创新发展高科技，实现产业化的决定》就明确认定：“技术创新，是指企业应用创新的知识和新技术、新工艺，采用新的生产方式和经营管理模式，提高产品质量，开发生产新的产品、提供新的服务，占领市场并实现市场价值。企业是技术创新的主体。技术创新是发展高科技、实现产业化的重要前提。”

为什么企业而且只有企业才是技术创新的主体呢？上一世纪一二十年代，美籍奥地利经济学家熊彼特（J·Schumpeter）提出著名的技术创新理论。他在研究工业革命以来的经济发展时发现，技术创新是推动资本主义经济周期发展的关键力量，强调技术创新是生产的“函数”，是生产要素或生产条件的新的组合。这种新组合包括下列五种情况：⑴采用一种新的产品；⑵采用一种新的生产方法；⑶开辟一个新的市场；⑷掠取或控制原材料或半制成品的一种新的供应来源；⑸实现任何一种工业的新的组织。[1]由此不难看出，技术创新离不开企业，而且只有企业才能实现新组合，变为新的经济力量或生产“函数”。按照通行的看法，仅有新发明新发现，还不是完整的技术创新，甚至称不上技术创新，因为尚未体现技术创新的真正价值。环视当今创新型国家，都有一个极为鲜明的共同特点，那便是十分重视三企业在技术创新中的作用，企业是技术创新的不二主体。老牌的，如美国；新兴的，如芬兰，莫不如此。衡量一个国家是否属于创新型国家，极为重要的就是看企业是否真正是技术创新的主体，企业在技术创新中到底扮演何种角色。比如，企业的研究与开发投入、企业的专利、企业的技术依存度等。我们不是为创新而创新，也不能为创新而创新，而是为了提升国家的经济实力和层次，因而，必须体现和落实在生产的“函数”上。当然，在国家创新体系中，政府、科学院、大学、企业都是主体，它们各有分工，又密切配合，形成有机整体。

面向市场：企业自主创新的最大特点和优点

那么，企业又应怎样成为技术创新的不二主体呢？大量材料表明，面向市场是企业自主创新最大的特点和优点，也是企业自主创新的生命线。背离了市场，创新就是一句空话。当代管理大师杜拉克(P·Druoker)说得很好：“毕竟检验创新的并不是它的新奇、它的科学内容或是它的小聪明，而是它在市场中的成功与否。”[2]

在上海，有一家规模并不算最大，科技含量也不算最高的企业：振华港机公司。随着集装箱的广泛应用以及集装箱船的大型化，原有的起重机已不适应需要。正是敏锐地抓住了这一需要，振华港机坚持自主创新，它们研制的双40英尺箱起重机，在阿联酋迪拜港创下了每小时装卸104箱的世界纪录，一炮而红，仅今年头4个月就接到5亿多美元的订单。也许连它们自己也没有想到，振华会名震全球。

谁又能想到，一个小小的严寒之国芬兰，进入21世纪会在经济发展竞争力方面名列全球之冠，把美国也摔在了后面？芬兰奇迹在很大程度上正得益于企业是技术创新的主体，拥有一批像诺基亚这样坚持创新的企业。诺基亚创办于1865年，是一家有一百多年历史的“老字号”，原先以经营造纸、塑胶等业为主，后来拓展到电器等行业。20世纪80-90年代，他们瞄准手机市场，认为无线通讯的时代不可避免地将很快到来。当时美国的摩托罗拉、德国的西门子、法国的阿尔卡特都比它强大。但诺基亚坚持创新，推出一款又一款适应市场需要的新手机，终于成为行业老大，并跻身世界500强。

清醒认识面临的严峻挑战

由此可见，企业组织生产和面向市场的性质和优势，决定了它而且只有它是技术创新的主体。然而，恰恰在这一点上我们面临严峻的挑战，这种挑战来自两方面。

一方面，从总体上看，当今创新的难度越来越大，成本越来越高。早在1962年，普赖斯（D·price）就曾用诗一般的语言指出：“由于当今的科学大大超过了以往的水平，我们显然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那是清除了一切陈腐却保留着基本传统的时代。不仅现代科学硬件如此光辉不朽，堪与埃及金字塔和欧洲中世纪大教堂比美，且用于科学事业的人力物力的国家支出也骤然使科学成为国民经济的主要环节。现代科学的大规模性，面貌一新且强而有力，使人们以‘大科学’一词来美誉之。”[3]现代科学越来越专门化，分工越来越细。粗略估计，已形成不下五六千门学科。同时，联系又越来越紧，相互交叉结合。现在，人们正呼唤纳米、生物、信息、认知（NBIC）四大科技的会聚。这与居里夫人、爱迪生大约100年前从事科学研究和发明创造时的情况判然有别。加上几乎无处不在的知识产权、专利壁垒，说不定你辛辛苦苦“创新”出来的东西，还侵犯了人家的知识产权哩。已经传出某些跨国公司以成本过大、时间时长之类来阻挠我自主创新的消息。这告诫我们，在竞争空前激烈的国际背景下，自主创新还会受到国际上的各种阻力和压力。

另一方面，也是更为重要和根本的方面是现实的巨大差距。我国企业远未成为技术创新的主体。据统计，具有自主知识产权和核心技术的仅占万分之三，用于研究和开发的经费平均不到销售总额的1%，对外技术依存度超过50%。一般认为，创新型国家的重要标志是70%左右研发人员、研发投入在企业；企业研发经费不低于销售总额的3-5%，技术依存度不超过30%。两相对比，差距之大显而易见。应该清楚地看到，企业尚未真正成为技术创新的主体是我国创新体系最薄弱的一环，也是我国与创新型国家的最大差距。一定要下定决心改变这种状况，真正“聚焦企业”，努力使企业成为创新主体。否则，建设创新型国家只能是美好的愿望。我认为，对此达成共识极为重要，极为紧迫。

培育成千上万创新型企业家

创新：企业家的特征和本质

企业家一词是1800年左右，由法国经济学家萨伊（J·B·Say）首创的。他把那些“将生产资源从生产力和产出较低的领域转移到较高领域”的人称之为企业家。不过，正如杜拉克所指出的，近200年来萨伊的工作并未引起重视，而“熊彼特是第一个提起萨伊的重要经济学家”。[4]不仅如此，更重要的是熊彼特把企业家和创新紧紧联系起来。他十分明确地界定：“我们把新组合的实现称为‘企业’，把职能是实现新组合的人们称为‘企业家’。”[5]他还一再强调，企业家“以‘创新’作为它特有的目的”，企业家的独特任务“恰恰在于打破旧传统，创造新传统”。[6]因此，企业家不等同于资本家、老板，也不等同于经理、管理者。资本家、老板或者经理、管理者可能是企业家，但多数称不上企业家。企业家的特征和本质是创新。

熊彼特的这一见解很深刻，产生了广泛影响。比如，杜拉克在其名著《创新与企业家精神》中，就采纳了熊彼特的观点，并结合案例加以多方面的阐发。他开宗明义地指出：“创新是企业家特有的工具。籍此工具，他们把变化看作是开创另一个企业或服务的机遇。”“企业家应该有目的地寻找创新的来源，寻找预示成功创新机遇的变化和征兆。他们还应该懂得并应用成功创新的原理。”

没有企业家就没有技术创新

既然创新是企业家的本质特征，也是企业家的基本职能或任务，那么，我们就要高度重视并充分发挥企业家在技术创新中不可取代的巨大作用。鉴于通行把企业家视为企业的主要管理者，而不是在严格的经济学意义上使用企业家一词，本文受杜拉克的启发，用“创新型企业家”一词来指称熊彼特意义上的企业家。

自从现代企业诞生以来，企业家就在技术创新中扮演着主导角色。完全可以公正地说，没有企业家就没有技术创新。不妨先来看看两位人们熟知的大名鼎鼎的人物。爱迪生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发明家之一，一生中获得了1000多项专利。正由于他发明的电灯泡等，给人类送来了电的光明。他也曾参与创立至今仍雄居世界500强前列的通用气电公司，是公司的老板之一，但他对发明是那样的热爱和专注，以致很快退出了公司，而专门从事发明。因此，通常人们并不称爱迪生为企业家，他也不认为自己是企业家。类似他，发明半导体的“三剑客”之一肖克利，是公认的“神童”。半导体是改革世界的一项了不起的发明，曾荣获诺贝尔奖。半导体发明之后，肖克利雄心勃勃，带着诺伊斯等8名弟子（八大金刚）回到家乡加利福尼亚创业。但他长于科学研究却拙于产品开发，而且不听从诺伊斯等弟子的意见，创业很快失败。相反，诺伊斯等人创办的“英特尔公司”却取得了巨大的成功，推出了集成电路和微处理器等畅销全球的名牌产品。由此，似乎可以说肖克利是伟大的科学家，却不是成功的企业家。而他的学生诺伊斯当之无愧是了不起的企业家，虽然也许称不上伟大的科学家（他是集成电路的发明者之一，有人认为也应该荣获诺奖）。

从爱迪生和肖克利两位伟大的发明家和科学家的实例可见，企业家在技术创新中的作用即便是某些方面出类拔萃的人才也是不可替代的。当然，这并不是说发明家或科学家不可能同时又是企业家。远一点的，如“汽车大王”老福特。亨利·福特出身农家，一辈子都有挥之不去的深厚的平民情结。20世纪初，汽车还是富人的奢侈品，每辆车约5000美元。当时工人一天挣1美元已经很不错了。就是说，普通工人不吃不喝，干10年也买不起一辆车，更别说农民了。但福特却决心改变这种情况，他说：“我将为广大的民众生产汽车。它将用最好的材料制造，由最好的工人制造。根据现代机械能提供的最简单的设计制造。但它的价钱将如此低廉，让任何一个有一份好工作的人都能拥有一辆。”1905-07年间，他在助手的协助下，潜心钻研，精心设计，终于在1908年初推出了名震天下的T型车。[7]这车的特点是简洁、实用、便宜。售价最初仅700多美元，后来降至200-300美元。同时，福特还把装配线应用到汽车生产上。福特改变原先静态的汽车组装方式，把标准化的零部件放在装配线上，大大提高了劳动生产率。装配一辆车从12.5小时降至5小时，再降至不可思议的10秒！1908年，福特汽车在美国市场仅占10%的份额，1914年竟占了半壁江山。从1908年到1931年，T型车售出高达一千五百多万辆。福特开创了真正的汽车时代。

近一点的，无疑就是当今首富比尔·盖茨了。如果说福特的传奇是由T型车书写的，那么，盖茨的传奇便是由软件所书写了。盖茨的青年时期，正是软件开始兴盛之机，作为才华横溢的哈佛大学学生，盖茨也沉迷于新兴的软件。他的过人之处，不仅在于敏锐地抓住了软件初兴之机；更重要还在于他一开始就致力于把软件开发为产品，保护软件的知识产权。为此，他不惜从光耀照人的哈佛大学退学（仅读不到二年），并且挺身而出，与那些软件的盗版者公开论战。早在1975年，盖茨20岁的时候，他就为软件业起草了第一份法律文件，规定软件随硬件销售时必须提取一定的报酬。接着，他又连续发表两封著名的《致电脑爱好者的公开信》，把软件的盗版者称为贼，并断言：如果不给软件开发者合理报酬，就不会有人去开发真正有用的软件。[8]这充分显示了盖茨企业家的勇气和才能。正是按照盖茨的理念，微软公司不断开发软件，并努力去实现软件的价值，才造就了一个举世无双的软件王国。最近，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国科学院院长路甬祥在一次讲演中说，“比尔·盖茨和爱因斯坦相比谁更伟大？要我看二人一样伟大。爱因斯坦在认识客观世界方面是伟大的科学家。但比尔·盖茨领导科研人员把计算机普及到整个社会，‘推进’到每一个家庭，这也很伟大。”[9]这是一个极为深刻的见解，充分肯定了企业家的可贵和价值，值得细细玩味。

创新型企业家是我们最稀缺的资源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涌现了一批创新型企业家，为科技和经济发展作出了杰出贡献。如海尔集团的张瑞敏，不仅挽救了一个濒临破产的企业，而且使我国的洗衣机、冰箱、空调等电器产品走向世界。海尔的案例成了著名的哈佛工商管理学院的教材，是对它最好而公允的评价。更令人欣慰的是，还出现了像王选院士那样既是科学家又是企业家的英才。王选院士以病患之躯，日夜奋战，终于研制成功第四代激光照排系统。但他深知，只有变为产品，占领市场，才能真正实现其价值。于是，这个从未做过生意的读书人毅然创办了方正公司，把最先进的汉字激光照排系统产业化，而且成绩斐然：占领了我国大陆及港澳台95%以上的市场，并开辟了日本、美国等市场。

遗憾的是，像王选、张瑞敏这样的企业家实在太少了。在建设创新型国家中，创新型企业家是最稀缺也最宝贵的资源。没有成千上万杰出的创新型企业家，企业不可能真正成为技术创新的主体。因此，当前最紧迫的任务之一是努力创造条件，让中华大地涌现更多创新型企业家。

那么，为什么创新型企业家会成为稀缺资源，又该如何来培育呢？综观那些成功的企业家，不管是中国的外国的，远去的还是现今的，有一个鲜明的共同特点，那就是对市场的高度敏感，并具有占领市场的强烈欲望和出众才能。因此，企业家是讲求功利的。要求企业家不讲功利，那是看错了对象，开错了药方。但又必须求之有道，求之得法。这非常重要。看来，正是那些所谓的“企业家”，认为创新太难，时间太长，不能收立竿见影之利，又缺乏必要的信心、坚毅和才学，使得创新型企业家成为稀缺资源。同时，众多案例还清楚明白地昭示，要为企业家创造良好的环境，尤其是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如果对名不见经传的毛头小伙子，对新兴的软件公司，这也限制那也限制，盖茨能冒出来吗？如果没有改革开放，张瑞敏、王选他们能风光吗？所以要双管齐下：着力于提高企业家的素质，同时为他们创新搭建良好的广阔的舞台，让他们尽展风姿。

工业实验室与产学研相结合

工业实验室：一个可供借鉴的经验

在技术创新的各式舞台上，企业家扮演着主导的角色。他们主导谁，又靠什么成为主导的呢？这就不能不涉及技术创新另一个不可或缺的方面：科研人员和科研成果。

爱迪生虽然不是企业家，却给技术创新留下了极为珍贵的财富：工业实验家。早在1876年，他就在新泽西州的门洛区设立实验室，专门从事发明创造，被誉为“发明工厂”。著名的白炽灯泡、留声机、电影放映机等就是在这里研制成功的。1892年，通用电气公司成立后，也在美国率先建立了自己的实验室。[10]如今，通用电气公司的研究与开发中心已是世界上最知名也是最有成就的工业实验室之一。他们不仅贡献了钨丝灯泡、喷气发动机、X射线断层扫描仪、核磁共振扫描仪等著名产品，还赢得了两次诺贝尔科学奖。

工业实验室是欧美发达国家推进技术创新的优良传统和有效形式。显然，建立工业实验室有利于企业快速灵活地应对市场的变化、适应市场的需要，并且降低企业的成本。于是，随着科技人员职业化、专利制度的实施，以及科技型企业家的出现等，工业实验家应运而生。工业实验家指企业内专门从事研发的机构，名称可以不同（实验室、开发中心、研究院等）规模大小不一（几十人、几百人甚至上千人）。

早期的，如德国西门子、拜耳、克虏伯；美国的通用电气、威斯汀豪斯等。稍后的，如美国的贝尔、杜邦、福特、国际商用；英国的帝国化学公司等。晚近的，如日本的松下、丰田；美国的微软、英特尔；荷兰的菲利浦；芬兰的诺基亚等。工业实验家为推进技术创新和经济发展，提高公众的生活质量作出了不可磨灭的卓越贡献。有一项统计十分说明问题：19世纪和20世纪160种改变人类生活的主要创新，如电动机、内燃机、电话、人造丝、汽车、阿斯匹林、合成橡胶、半导体、激光、微处理器等等，80%以上由企业和企业科研人员做出。[11]这向我们发出了一个强烈的信号，必须坚决改变科研人员，尤其是高端科技人员过于集中在科学院、大学的偏向，而应创造条件，让他们流向企业。

硅谷的启迪：产学研相结合

不可能也没有必要每个企业都建立自己的实验室。美国硅谷的经验启示我们，中小企业正成为技术创新和经济发展极为活跃和重要的力量，其中多数并没有自己的工业实验室。硅谷最早是由斯坦福大学的教授和学生开创的。斯坦福大学起着核心的作用，这在技术创新和经济发展的历史上是没有先例的。通常的情况是，斯坦福大学的师生有了技术成果，拿到硅谷去，变为商品，实现产业化；或者，硅谷遇到什么技术难题有什么技术需求，到斯坦福大学（或其他大学研究机构）去寻求帮助。这种产学研相结合产生了神奇的效果，是创造硅谷奇迹的重要因素之一。诚然，产学研相结合并非自硅谷始，但硅谷却以其多年大规模的实践证明，这是一个具有普遍意义的模式。它使企业、大学、研究机构为了同一个目标各展所长，同时又各补其短，以收1+1＞2之效。

创造具有中国特色的产学研结合之路

我们的实践也表明，工业实验室与产学研相结合是推进技术创新的有效途径。方正、联想、海尔、宝钢等都建立了自己的研发机构，同时又与大学、研究院所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如方正与北京大学，联想与中国科学院。中小企业更通过产学研相结合，登上技术创新的高端舞台，甚至走向世界。维生素D3（VD3）是人与动物生长、发育、繁殖、维持生命和保持健康必不可少的一种脂溶性维生素，它可用来调节钙、磷代谢。可是，长期以来被国外三大公司所垄断，并对我国封锁。中科院理化所的研究人员获悉后，决心攻关研究。经过数年努力，取得初步成功。出人意料的是，一家村办企业（花园集团）有兴趣开发为产品。他们与中科院真诚合作，不仅出巨资进行中试，而且遇到困难不动摇，终于实现了产业化。现在，花园集团的VD3已占国内市场的60%，并开始走向国际市场，成了他们的拳头产品。同样，用于食品防腐的乳链菌肽，原先也是国外公司的一统天下。经过中科院微生物所与银象生物工程公司近十年的合作，首先开拓出国外市场，然后又占领了国内市场。2005年，银象公司的乳链菌肽的销售额已超过1亿元，其中70%销往欧美等发达国家和地区。

这些成功的范例说明，我们应该也能够创造出具有中国特色的产学研院相结合之路。路甬祥指出：“中国科学院的所长和科学家一定要改变观念，注意和中小企业合作。第一，那些好成果不要抓着不放，老想自己搞企业，很难做大做强。第二，中国科学院的科学家要重视企业家，特别是民营企业家、乡镇企业家。”[12]在这方面，还要继续努力探索，创造更多的样式。

在诺基亚研发实验室的墙上，写着“1、2、3”的醒目大字，要求诺基亚手机按1个键就能实现最重要的功能，2秒种内完成系统的转换，操作3个键就能达成所有向客户提供的服务。诺基亚的研发人员总是在调查其产品对用户有什么不方便的地方，有什么改进的建议和要求；总是在开发用户更方便更需要的产品。也许这正是他们取得成功的奥秘。我想，这也是工业实验室和产学研相结合能在技术创新中活力长存的奥秘。4月18日，胡锦涛主席在美国西雅图参观微软公司总部时，比尔·盖茨说：微软以“创新为本”。为什么要以创新为本？无非是只有创新才能更好地满足和适应用户的需要，市场的需要，才能在激烈的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如果我们的企业、大学、研究机构都能以创新为本，以用户和市场为出发点和落脚点，那么，离企业是技术创新的主体，离创新型国家就不远了。

全社会共同的事业

企业要真正成为技术创新的主体，不只是企业的事，也不只是与大学、研究机构相关。这是全社会共同的事业。其中，党和政府最为重要。

首先，要牢牢抓住企业是技术创新主体这个关键，把重点放在集成创新和再创新上来。

现已明确，创新主要有原始创新、集成创新和引进消化吸收后的再创新等三类。这三类创新都很重要，缺一不可。原始创新指从未有过的新发现、新发明（主要是重大科学发现和技术发明），如相对论、DNA双螺旋结构和半导体、微处理器等，或如我国的人工合成牛结晶胰岛素、杂交水稻、汉字激光照排系统等。这往往是最被看重、最有价值也最为困难的创新。我国缺少原创性成果，特别是重大的原始创新，需要组织精兵强将，加强基础研究（包括应用基础研究），出一些原始创新成果。但从我国目前的科学技术和经济发展水平来看，原始创新可能还不是重点，更不是企业自主创新的重点。集成创新指把已有的发明创造有机集成起来，开发为新的产品，实现新的功能。最著名的，莫过于阿波罗登月飞船。飞船有约700万个零部件，其中并没有什么新产品。但把它们组合集成起来，却成了崭新的宇宙飞船，实现了人类登月的千年梦想。现在，由于科学与技术的交融，以及各门科学、各项技术之间的交叉，集成创新越来越受到重视。早在2002年，科技部部长徐冠华院士就明确指出：“强化集成创新，提高服务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宏伟目标的创新能力，提高面向全球市场的竞争能力，是当今我们各类创新机构必须认真面对的一个重要课题。”[13]引进消化吸收后的再创新（二次创新），指引进产品或技术后，在学习和应用中加以改进和优化，成为新的创新。日本人善于此道。比如，石英电子手表是瑞士人的发明，氧气炼钢是奥地利人的发明，日本人引进后加以改进，“学生超过了先生”。

为了使企业真正成为技术创新的主体，显然应该把重点放在集成创新和再创新上。这样是不是轻视或忽视原始创新呢？非也。这是从国际国内的实际情况和竞争态势出发所作出的理性选择，也是为了在集成创新和再创新的基础上，更有力地支持和拓展原始创新。我觉得，明确重点极为重要，可以避免左右摇摆、错失时机。

其次，想方设法激起企业自主创新的动力和活力。

凡是有利于企业成为技术创新主体的体制、机制都需扶持；凡是不利于企业成为技术创新主体的体制、机制都要革除。人们几乎公认，我国企业技术创新的动力不足，活力不够。多数企业走的是引进→落后→再引进→再落后的恶性循环之路。对于企业领导人来说，这样省心省力，容易完成GDP的硬指标。有的企业想自主创新，却拿不到银行贷款和税务优惠，实在力不从心。或者，不知道何处有“对路”的成果和人才，不知道如何与大学和科研机构合作。一些大学和科研机构看重论文，满足于样品、展品、礼品，对于与企业合作实现产业化、变为商品缺乏热情，能力也不强。不下定决心，采取有效错失，改变上述种种状况，企业要成为技术创新的主体是不可能的。这是一项系统的社会工程。金融、财税、法制、文化、教育等都要为企业自主创新群策群力。要把自主创新作为考核企业的重要指标，对于盲目引进、重复引进、单纯引进则要适当惩处。总之，全社会要形成扶持企业自主创新的强大合力。

第三，忧患意识与自信心的张力：缺一不可。

2006年1月31日，美国总统布什在国情咨文中宣布了高达1360亿美元的“美国竞争力计划。”这个计划基于一份意味深长的报告：《站在风暴之上》（Rising Above the Gathering Storm）。应国会评估美国技术竞争力并提出维持和提高竞争力的建议的要求，美国科学院组织了由著名科学家和企业巨头组成的20人委员会。正是这个委员会提出了充满忧患意识的报告，强调“形成我们经济领袖地位的基础正在被磨损。美国面临的挑战是巨大的。”报告提及中国128次，提及印度85次，认为如不采取相应对策，亚洲可能危及美国的国家地位。基于“站在风暴之上”的判断，报告建议改善和发展美国的教育和科技，鼓励创新（如对研究与开发实施永久性减税，十年减税高达860亿美元），确保美国成为全球最具创新力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