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本文认为，哲学的创新发展是在中西哲学的比较中实现的。开展中西哲学的比较研究不仅是中国哲学发展的需要，也是西方传统哲学走出目前处境的要求。本文还提出在开展中西哲学比较研究时面临的理论难点，并对解决这些难点的办法作了初步思考。
哲学的现状
现在大家都迫切的想进行理论创新，就哲学这门学科本身来说，中外哲学家已经有了许多论述，它是否还有发展的余地？一般来说，哲学发展的契机在于时代的实际需要，同时，也要看哲学本身是否积累了发展的势能。如果哲学本身没有显示危机，人所能做的多半只是对历史上某些哲学家的思想作些发挥。根据我的体会，目前哲学正经历着从柏拉图以来最大的危机，这个危机从黑格尔逝世后不久就开始了，它涉及到传统哲学观念的更新。这不止是为哲学的发展留有余地的问题，简直是开辟了新的天地。由于现在各种文明交流的频繁，将来的哲学一定是在各种不同形态哲学的比较中得到发展的。中西哲学的比较对于未来哲学的发展尤其具有重要的意义。
先要把现状搞清，把现状搞清了，才能讲哲学是不是有发展的可能。一个表面的现象是看哲学系的情况。改革开放之初哲学系吸引过一批年轻人，热闹过一阵子，时间不长。后来，哲学系招生的时候曾经不得不把报考其他系的学生拉过来。这几年大学生数量增多了，哲学系的学生似乎也在增加，但是，真正有志于学哲学的人恐怕不多。讲一句话不中听的话，现在第一流的人才很少愿意进哲学系；但是还有一句聊以安慰的话，那就是哲学需要第一流的人才。哲学是最智慧的，最聪明的，需要大才。
如果说哲学系招生的现状还只是间接的、表面的反映了一些情况，那么，衡量哲学景气不景气最主要的还是看哲学这门学术本身的状况。谈到哲学本身的状况，我要提到一百多年前恩格斯在“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里面讲的话：“全部哲学在黑格尔这里终结了。”[①] 大家知道这句话，但不会太在乎，因为这个话讲到现在已经一百多年了，我们大家还在学哲学。在《反杜林论》里边恩格斯还讲过，现代唯物主义“不再需要任何凌驾于其他科学之上的哲学了。”[②] 恩格斯讲过之后，不断有人表达了同样的意思。海德格尔有一篇论文的题目就叫“哲学的终结和思的任务”。[③]（
我们学哲学的时候，这些话都已经有了，但是我们并不太理会这些话，也不在说这些话的人和传统哲学之间加以区别，认为反正他们都是哲学，以至我们所学的西方哲学主要还是传统哲学。尤其是德国古典哲学，它是西方传统哲学的颠峰，至少我们是把它当作西方哲学的正统来学的。这也有它的原因，因为列宁讲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来源是德国古典哲学。这并不是说不要了解、掌握西方传统哲学，而是说，我们不要以为西方传统哲学就是哲学的正统，更不要把它当作是哲学唯一的形态。对于它，我们要知道，不知道的话，对于马克思主义在人类哲学史上所实行的革命性变革的意义也是不能理解的。遗憾的是，在我们学哲学史的时候，确实是把从黑格尔到柏拉图的西方传统哲学、尤其是德国古典哲学当作哲学的正统来学的，不仅很少考虑西方传统哲学的局限，甚至还为马克思本人没有写过黑格尔《逻辑学》那样的著作而感到遗憾。
那么问题是，应该终结的究竟是什么？并不是讲要把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笛卡尔、康德、黑格尔这些人扫除掉，他们在历史上自有他的地位，而是说，我们不应该再守着他们的哲学观念不放。他们的哲学观念，就是从柏拉图到黑格尔为代表的以ontology为核心的理性主义哲学。这种哲学是西方传统哲学中占统治地位的哲学，西方人自己是这样讲的。比如怀特海讲，一部西方哲学史就是柏拉图哲学的注释。就像中国人讲，中国的学问就是孔子的话的注释。同样的话，海德格尔也说过的，他说，西方哲学史就是柏拉图哲学的变换着样式的传承。那么理性主义的精神是什么呢？现在我们对理性有很多引申的说法，比如，某个人碰到恼火的事情而能够压制自己、克制自己，就讲这个人很理性。日常生活中有这样的说法。但是西方理性这个词产生的时候不是这个意思。reason这个词同logos有关，而logos，照海德格尔的考证，意思是结合。把词结合在一起就是话语。后来，那种结合话语的方式逐渐规范起来，就成了逻辑。所以，在严格的意义上说，理性就是人运用概念进行推理的能力。这应该是理性最基本的含义。
与理性相关的是本质的观念。西方哲学教我们透过现象看本质，本质是理性才能把握的东西。工具书上说，本质是事物内在、固有的规律。把握了本质也就是把握了事物普遍、客观的知识。这些是从西方哲学来的一些基本的观念。我们从来也没有怀疑，学哲学就是学这些东西。当然，这些观念之所以值得学，是有它的积极的作用的。我们现在有各门自然科学，它们的分类就是在上述哲学观念的指导下进行的。各门学科讲的都是具有普遍性的知识，也就是具有普遍性的原理，掌握了原理，我们就可以运用到实际中去解释问题，用来解题。哲学在产生普遍性的观念的同时，也把自己建立为一门最普遍的知识，这个意思是说，与哲学相比，各门自然科学研究的都是某一特殊领域的事物，而哲学本身作为最普遍的知识，是不限于任何特殊领域的，或者说，哲学没有自己特定的对象领域，它就是最一般的知识、最普遍的原理，用亚里士多德的话说就是一般的关于Being之为Being的学问。从这方面着想，哲学对于整个知识体系的建立是起了积极作用的。有些人来学哲学就是冲着哲学是最普遍的知识这一点而来的，认为学会了哲学就会知识很渊博，从中可以获得有关世界观、方法论的指导，这种哲学观念在黑格尔那里最终实现为绝对理念的体系，它是运用纯粹概念逻辑地构造出来的原理体系，这个原理体系包罗万象，被认为是自然界和人类社会运动所必然遵循的最高原则。既然最这样的原理已经被发现出来了，哲学还有什么发展的余地呢？所以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批评黑格尔哲学是一个令人窒息的封闭体系。
现代西方哲学的一个主要倾向就是对以黑格尔为代表的传统哲学观念的反叛，它有种种表现：所谓反形而上学，反本质主义，反ontology，以及张扬非理性主义等等。从这些标题看，对于传统哲学的反叛是从反二元论入手的。传统哲学追求的本质被认为是在现象之后的，是感觉不能直接达到的，因而是超验性质的，是形而上学。与此相应，把握本质需要理性，哲学看重本质世界，也就高扬理性。理性被认为是人的本质，它与肉体是分属两个不同领域的。尤其是这一点与实际生活中人的状况造成的冲突更尖锐。人是可以照理性的要求去思考的，即，人能逻辑地思想，但逻辑思想并不是人的全部思想活动，在从事艺术活动，历史科学的研究中，在下价值判断中，说得更直接一点，在涉及人的利益问题的时候，人不是光凭逻辑去思想的。从学理上说，只突出以逻辑为特征的理性，是与人的全面发展的要求相背的。我认为，正是人的全面发展的要求潜在地推动着对传统西方哲学的反叛，不管这些反对者本人是否意识到这一点。
还中国哲学的本来面貌
西方哲学的动态影响着中国哲学的发展。当西方整套的知识体系按其分类的方式传到中国来以后，前辈学者想到了整理中国自己的哲学史，但，由于我们原来没有哲学这个名称，在做这项工作的时候不得不“依傍”西方哲学的观念和框架，例如，或者把中国哲学史从本体论、宇宙论、认识论等角度去写，或者试图把中国哲学史写成人类认识发展史，甚至把中国哲学史看成是概念、范畴的发展过程。这些都程度不等地反映了西方传统哲学观念的影响。那么，当西方传统哲学的观念受到质疑时，依傍着那种观念而写的中国哲学史自然也就成问题了。
不过，近年来学界对于依傍西方哲学写中国哲学史之不妥的认识倒不全仗着西方人的批判，对于那种批判，中国学界几乎很少有人把它和中国哲学史的写作联系起来，却总是把传统西方哲学的观念当作是正统的哲学观念。我觉得，对于依傍的做法真正形成质疑的是对西方传统哲学的深入了解。西方传统哲学的核心部分即ontology，过去，我们一直把它当作是关于世界本原或本体的理论，当作是对组成自然界的物质的理论，或者，与中国关于本体的学说类似的东西，事实上，那是西方哲学的最高原理，是纯粹哲学，它是逻辑地演绎出来的范畴体系。中国哲学不存在这样的ontology，如果承认这一点，那么，从西方传统哲学的观点来看，中国简直不存在哲学，或者，即使有，也只是品位低下的，或者，只是某些零星的哲学思想。在这种情况下，曾经一度有人对中国哲学的合法性表示焦虑。“焦虑”这个词表明，提出这种说法的人自己其实是不愿意把中国哲学判断为不合法，只是他们无法突破西方传统哲学的观念。
如果我们冷清而实事求是地思考，那么，中国哲学的存在与否是关乎事实的问题，而不是合法不合法的问题。如果承认起码像《老子》、《庄子》这样的书是哲学，那么，凭什么说它们作为哲学有合法不合法的问题呢？只是在深入思考的时候，人们发现，中国哲学确实与西方哲学有形态上的区别，表现在哲学的根本目标、从事哲学活动的方式，以及围绕着目标、活动方式所产生的问题方面，还有西方哲学内部的分类也不适宜于中国哲学。确实，勉强依傍西方哲学终究会支离中国哲学。近来，已经有了重写中国哲学史的呼声，对哲学的基本理论问题的研究也就变得更迫切了。
还中国哲学的本来面貌并不是要回到中国传统学问的方式。中国传统学问采用的主要是注经的方式，注重的是历史文本的文字和义理阐释，虽然在注经的过程中也会有所发明，但是，照它原有的样式已经不适合现代社会的情况了。且不说别的，有许多新事物、新观念，是传统学问中没有的，却是现代社会生活中的重要内容。如果时下所谓国学就是指上述的路径，那么，出于传承的目的，有一部分学者去研究它是必要的，这可以为中国哲学在现时代的发展提供准确的资源，但试图以此取代中国哲学的发展则是不足取的。还中国哲学的本来面貌的目的在于使中国哲学获得以传统为依托的现代发展，达到这一目的，需要我们如实把握中国古代从事哲学活动的方式，更需要我们站在现代社会生活的立场上，对那种活动方式作反思。所谓现代生活的立场，主要是指中国的现实，也包括世界的视野。所谓中国哲学的本来面目，既不是依傍西方式的，也不是注经式的，而是现代中国人从事哲学活动的产物，即，在我们自己的生存活动中对中华民族生存活动的方式进行反思的结果。现代的生活包括与世界各民族的交往，从这个角度说，虽然中国未来哲学的建设不能依傍西方传统哲学，但是也要把它收入眼底。这意味着，通过反思，争取对包括中国哲学和西方哲学在内的哲学之为哲学作出一致的说明，即，说明中西哲学是出于同一根源的两种不同形态的哲学。我以为，未来的哲学就是在这种反思中得到发展的。
还中国哲学的真正面貌，其意义远远超出了中国哲学建设的范围，这可以从现代西方哲学批判传统哲学的进程中感受到。后现代主义对于传统哲学的批判是十分激烈的，我们前面讲过，他们反对形而上学，反对逻各斯中心主义，甚至在阅读文本时强调自己主观的观感，却毫不在意文本作者的本意。总之，他们在解放思想的名义下反对一切主导因素的统治。这些做法反映了他们要求哲学有新的发展的强烈愿望。但是，他们自身也难免受到两方面的责难。一是被责难为反对一切传统，正如伽达默对德里达的批评。二是被讥为相对主义，这里说的相对主义是指，他们反对一切权威，反对一切主导因素，既然如此，那么他们也不应该让别人相信他们自己的任何主张。德里达似乎正是这样，以至于人们吃不准他究竟在主张什么，另一方面，他自己也在为自己辩护，说他并不是无所肯定，他借海德格尔的话说，哪怕在“这是什么？”这个发问中，也已经有所肯定了。[⑤] 这样的辩护恰恰说明他所立甚少。德里达这样的后现代主义对传统哲学的批评大致如此。他之所以陷入这种处境，主要是因为他站在西方哲学内批评西方哲学，站在这种圈子内，对于普遍主义的批评所用的武器只能是相对主义，而这两者都是西方哲学已有的观念。他根本没有想一下，是否能跳出普遍主义和相对主义的对峙，这就要求考虑一种不以普遍性知识为目标的哲学的可能。如果有，那就是一种形态不同的哲学。
近几年，法国哲学家于连就注意到了这个问题，他主张到西方哲学传统之外去看一下。他在中国发现了这种异质的哲学，开始从各个角度去揭示中国哲学的特征。其中一本小册子题为《圣人无意》，[⑥] 在这本书里，他注意到中国的哲学不存在西方那样的ontology，也注意到中国古代的圣人并不是从任何原理出发的，这意味着中国哲学并没有把普遍性当作一种价值追求。由于他抓住了能够突显中西两种不同形态哲学的关键，获得了一种眼界，提出了许多新的见解，越来越受到人们的瞩目。
新一轮中西哲学比较的开题
当前中西哲学的比较研究在以往工作的基础上有了很大的进展。对照以往的工作，现在正在进行的比较研究的一个显著特点是，要对传统的哲学观念本身进行检讨。这一轮的比较研究比以往的比较研究要更深刻，它涉及哲学观念的更新，对于西方哲学来说，这是自柏拉图以来未曾有过的挑战。对于中国哲学来说，也将通过这一轮的比较逐渐让世人了解，并且在现代社会中发挥更大的作用。所以，我把它称为新一轮中西哲学比较研究。
由于新一轮比较研究不以现成的西方哲学观念为坐标，便遇到了一系列难题。我在这里先提出其中两个难题，它们是开展中西哲学比较研究时普遍遇到的。[⑦]
首先一个难题还是关于哲学的观念问题。我们要比较的是两种哲学，它们可能是不同的，然而，它们应该都是哲学，那么，什么是哲学以至于我们可以将它们做比较呢？我们可以不把西方哲学当作哲学的唯一标准，却不能否认它是一种哲学，（这里还有一个问题：像本文那样以ontology作为西方传统哲学的主要特征，以便和中国哲学做比较时，有人表示不同意，他们指出，西方哲学有那么多流派和主义，用ontology去概括是否妥当？对此，有两点说明，1，站在西方哲学的内部，当然看到各色各样的哲学，似乎很难作出概括，但是，特点之为特点，总是相比较而存在的，当它与中国哲学比较时，有无ontology就成为区分中国哲学和西方哲学的明显标志；况且，2，ontology作为西方传统主流哲学的核心，这点也是西方哲学家所肯定的，只有肯定了这一点，才能理解现代西方哲学、尤其是后现代主义的种种矛头所向。[⑧]）但是，对于中国哲学来说，确定哪些文献资料归人哲学却是个问题。如果把所选的内容与西方哲学看作是一致的，或者按照西方哲学的观念去取舍中国文献资料，就像我们过去曾经做的那样，那么，所谓“新一轮”的说法就是虚张声势；如果所选内容不一致，或者大胆地把一些西方哲学不讨论的问题划归进来，那么，有什么理由说这些资料是哲学？这个问题确实伤脑筋，以至于人们总是倾向于回到西方哲学的观念。有的学者干脆就否认比较哲学的必要，他们认为，所谓不同哲学只是为哲学这个数据库增加数据而已，哲学的方向是已经确定了，所不同的只是在那个方向上问题的增益和不同的解答。
大多数人都认为，上述这种提问思路是清晰的，所以它能使大家都感到为难。但是，为什么大家都认为应当这样提问呢？除此之外，还可以有另一种方式的提问吗？为了说明提问方式中就有着对于思想的导向，可以举这样的例子：在日常情况下，说一只玻璃杯子是杯子是再正常不过了，然而有这样的情况，在学习识别不同物理材料的课堂上，当教师举起一只玻璃杯子问，这是什么，如果有学生回答这是杯子，岂不引得哄堂大笑？对于同一个杯子问同一个形式的问题“这是什么”，在不同语境的引导下尚且有不同的回答，更何况不同的问题呢！例如，我们可以问，这东西何以会如此这般？
在西方哲学中，定义就是从“是什么”这种提问方式中发展出来的。一般而言，定义的方法就是把被提问的对象联系到这个对象所属的类概念上去。例如，人这个概念的定义是通过动物来说明的，其实质是求助于一个普遍性更大的概念。但是这种从西方哲学中发展出来的方法是否适用于定义哲学本身是值得怀疑的。因为，西方哲学追求普遍的知识，并且以黑格尔《逻辑学》的形式实现了最普遍知识的要求，沿着这个提问方向去比较，中国哲学充其量只是普遍哲学下的一个分支。有一种看法，就是想把中国哲学和西方哲学看成两种特殊的哲学，这意味着存在一种普遍的哲学。可以这样说，在其现有的形态上，西方哲学已经是最普遍的哲学了，要在西方哲学之外寻找另一种最普遍的哲学是不可能的。
如果我们用“何以如此这般”的方式去提问，在这样的提问中，并不是说思想摆脱了一切事先的导向，而是导向对事实的承认。这里要承认的事实不是别的，而就是中西两种不同形态的哲学。这里的困难是在不知道确切定义的情况下承认哲学，这种情况并不是不可能，事实上，在有些情况下，我们倒是不得不如此。比如对于时间，如果你不追问时间是什么，我对时间知道得很清楚，如果你追问时间是什么，我倒茫然了。对于中国哲学也一样，当西方哲学传入中国时，前辈先生就意识到中国也有自己的哲学，虽然对于哲学这门学科的认识是后来逐渐加深的，但这种最初模糊的感觉并非没有一点根据。不过到了今天，我们不能停留于模糊的认知，时代已经提出了更新哲学观念的要求，而哲学观念的更新一定是各种不同形态哲学比较的结果。通过比较研究，哲学观念应当能逐渐清晰起来，就像在古希腊的时候，也是先有一种学问，后来才有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人为哲学下的定义。
又一个难题是，中西哲学究竟能不能比较。这个问题较少有人去想，一般认为，既然过去也一直在比，岂有不可比之理。然而当我们放弃以西方哲学为准则，这个问题就出现了，因为中西两种哲学文本看上去简直有质的差异。
认识到文本的直接比较是有困难的，这样才促使我们去寻找新的方法。可以一试的方法是，把比较的眼光从文本转到人从事哲学活动的方式。这不是说要转到与哲学文本无关的问题方面去，相反，如果我们承认哲学文本是人的哲学活动的结果，那么，对从事哲学活动的方式的比较中，应当能够揭示中西哲学各自产生的方式，以及表现为不同形态的原因，这不是深入到了哲学文本更深的层面上去了吗？
事实上，已经有许多哲学家启示了这个研究方向。例如，当康德提出人为自然立法时，已经包含着这样的意思：自然科学所揭示的那些我们信以为是自然本身的客观规律，其实是我们人类启用理性作思考的结果，所谓自然科学知识的普遍必然性的根源在人自身的认知方式中。胡塞尔的现象学告诉我们，一向被认为不知其来历的逻辑范畴或观念，当它们作为意识对象显示在人的意识中时，无不对应着人自己的某种意向方式，而且，是意向方式决定了意识对象。海德格尔的眼界更开阔，他认为，世界上一切被当作是这样那样的东西（是者），无非是人自己生命展开的过程中、相对于自己介入到世界中去时所采取的方式而显示在自己意识中的，他用西方哲学的术语表达就是：“是”的方式决定是者之为是者。海德格尔甚至还提出，人的生存和显示在人生中的万物是在“是于世中”（Being-in-the-world，或译“人生在世”）这样一个结构中展开出来的。
传统西方哲学追求的普遍知识既是第一原理，又被认为是客观真理，所谓客观的一种意思是指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事情本来如此。这对于想从人的生存状态方面去分析哲学形态的做法又是一个挑战。不过，这个问题也有人思考过。康德把自然科学的客观性看作是因为这样的知识具有了普遍必然性的结果，而普遍必然性又是因为人整理经验材料时运用了范畴的结果，实际上，也就是运用了逻辑演绎的结果，所以，所谓的客观性归根结底是主观理性活动的结果。他的这个观点受到过黑格尔批评，黑格尔说，康德的客观性仍然是思想性质的，因而是主观的。他认为正确的客观性是指，思想也就是事物的本质。我觉得很难相信黑格尔的说法，他混淆了对本质的把握必须通过（概念式）思想与本质本身的区别。关于这种客观性的讨论，关键还在于逻辑的东西的性质，对于逻辑的遵从使人们得出了同样结论，于是就认为这样思考的结论是普遍接受的，因而是客观的。这里，真正的问题在于，逻辑究竟是怎么回事？人们一般把逻辑不仅当作是思维规律，同时也当作是世界运动的客观规律。当维特根斯坦说出逻辑的使用与语言的使用有关，并且语言之遵守规则恰如人玩游戏时需遵守规则一样，这正是石破天惊！难道游戏规则不是人创造的吗？
以上的发展值得我们注意，尽管其中还有许多环节有待进一步澄清，然而，它已经启示我们，哲学是人的活动，哲学所表达的内容、它的形态，是可以从人从事哲学活动的方式中去说明的。其实，马克思早就指出过这个方向，他说：“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包括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是，对对象、现实（reality）、感性，只是从客体或者直观（contemplation/Anschauung）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作人的感性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不是从主体方面去理解，因此，和唯物主义相反，唯心主义却发展了能动的方面，但只是抽象地发展了。因为唯心主义当然是不知道现实的（real）、感性的活动本身的。”（2004，58）我理解这段话正面的意思是这样的：对一个对象的把握，无论是关于它的现象（感性）还是实在（reality），都应当结合着主体的状况才能理解，即，现象显示在人的感性活动中，实在显示在人的（与理论态度相关的）实践活动中。既然对象以什么方式显示给人决定于人自身的活动状态，那么，人自身的活动就值得重视。人的活动归根结底是为了生存而在环境中的不断抗争，所以马克思说：“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现代西方哲学透露出这样的信息：在面对哲学文本的时候，要追问与文本对应的人的生存状态。这里已经蕴涵着哲学观念的变更。
把眼光放到人的活动方面，对作为人的一种生存状态的哲学活动作分析，就为中西哲学的比较洞开了门户。人的生存活动是哲学的基础，哲学无非是对人的生存方式进行反思的生存方式。考察哲学文本，我们可以追寻出人们与世界打交道的不同方式，以及人们对自己生存活动不同环节的重点关注及实行反思的不同方式。沿着这个思路，有许多值得讨论的问题敞开出来了。例如：中国哲学既以“得道”、求为圣贤为目标，重点关注的是调整自身的生存状态，以达到与环境的相契。其重要的功课是启发人们意识到每个人自己是来到世间的一条生命，应当积极应对生活向人类提出的各种挑战，使生命的意义得到充分的伸张。世界并没有事先确定的原则，前人的经验是值得重视的，但归根结底要凭人自己“敏于事、慎于行”。这里有许多道理可讲，然而归根结底还是靠自己在实际生活中体验，所以，我们看到，身心修养是从事中国哲学的主要方式。从西方哲学这方面看，他们追求的是关于世界的普遍知识，前面已经指出过，当普遍知识呈现在意识中的时候，心灵处于一种与之相应的状态，这种状态在现象学中称为“看”，现在我们还可以看到，与Idea（理念），theory（理论）同根的动词eidein，theor，都有“看”的意思。与之相关，努力发现最终原理，阐述发现原理的认识论机制，就成为西方哲学的主题。
以上的讨论在中西哲学比较中只是序幕式的，真正深入下去有许多艰难的工作要做，对于从事哲学研究的同志来说，当抓住历史提供的这一良机，在我们的时代把哲学的发展向前推进一步。
[①] 恩格斯：“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人民出版社，1972，第11页。这句话在1995年版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中译为：“哲学在黑格尔那里完成了”。（第220页）我以为，这样的译文把马克思主义在哲学领域实行的革命性变革的意义湮没了。事实上，关于旧哲学终结的思想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其他作品中也有明确的表述，如下引《反杜林论》的话，另外见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批判》中的论述，那里，甚至对哲学使用的超生活世界的特殊语言王国也进行了揭露。
[②] 恩格斯：“反杜林论”，《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第364页。
[③] 见《海德格尔选集》，沈周兴选编，上海三联书店，1996。
[④] 见洪谦主编：《逻辑经验主义》上卷，商务印书馆，1982。
[⑤] 见德里达在上海社会科学院的讲演：“解构主义与ontology”，《世界哲学》2002，第1期。
[⑥] 弗朗索瓦·于连：《圣人无意》，阎素伟译，商务印书馆，2004。
[⑦] 参阅倪培民“探涉中西哲学比较的疆域”一文，载《学术月刊》2006，第6期。该文提出了与这里讨论相似的问题，但解决的办法却不同。
[⑧] 关于这个问题的深入讨论，可参阅王淼洋的文章：“认定本体论是西方哲学的主要特征及其意义”，载俞宣孟、何锡蓉主编：《探根寻源》，上海译文出版社，200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