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锡蓉：经济不发达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的文化探索 ——邓小平与列宁文化思想的比较

[摘要] 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实现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是对马克思、恩格斯关于社会主义预见的突破。而如何认识和建设社会主义，真正跨越“卡夫丁峡谷”，成为了一代又一代马克思主义者不懈探讨的理论课题，成为关乎社会主义前途与命运的重大现实问题。本文通过对邓小平与列宁关于落后国家的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思想作一比较，来揭示现当代马克思主义者对这个问题的思考和探索，以期能够刻画出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发展轨迹。

[关键词] 社会主义； 文化建设； 和谐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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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落后社会主义国家的文化特征

文化，广义地说，是人类在认识、改造世界的对象性活动中所表现出来的能力和成果，亦即人类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狭义地说，则指与物质生产相对的精神生产，包括作为意识形态的上层建筑，作为知识产品的文化学习、宣传与传播等。这里所讲的文化建设，主要限定在狭义的范畴。按照马克思主义观点，物质生产是社会历史的最根本的决定性因素，而精神文化的生产对物质生产起着重要的反作用。因而，不同的社会历史时期具有不同的文化形态。再按马克思主义观点，社会主义是建立在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基础上的，这种高度发达，当然包括高度发达的物质生产力和高度发达的精神文化。人类发展的历史也已表明，文化的进步总是由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而推动和造就的，而社会的变迁和发展，也总是要有一定的文化来支撑和促进。因此，要在落后国家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任务十分艰巨和繁重。

十月革命以后诞生的社会主义国家，基本上都是经济、政治、文化落后的国家，它们大多以小农经济为主体，农民占了人口的绝大多数。马克思曾这样描述小农的特征：“他们的生活条件相同，但是彼此间并没有发生多种多样的关系，他们的生产方式不是使他们互相交往，而是使他们互相隔离。……他们进行生产的地盘，即小块土地，不容在耕作时进行分工，应用科学，因而也就没有多种多样的发展，没有各种不同的才能，没有丰富的社会关系。……他们不能代表自己，一定要别人来代表他们。他们的代表一定要同时是他们的主宰，是高高站在他们上面的权威，是不受限制的政府权力，这种权力保护他们不受其他阶级侵犯，并从上面赐给他们雨水和阳光。”[1]这种小农经济基础上产生的文化一定是与封闭、保守和专制联在一起的。也就是说，以小农特征为主体的国家里的人，处于马克思关于人的发展三形态理论的第一种形态，即建立在“人的依赖关系”上。[2]

事实上，俄国和中国作为社会主义国家诞生之时，基本都处于马克思所说的这种小农特征的状态，甚至于这两国的农民，在文化素养、道德觉悟上还不如马克思所描述的法国农民。因此，这样的落后国家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不仅距离自由人联合体的共产主义相距遥远，甚至在一些方面大大落后于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资本主义的文化，是奠定在商品生产和交换的基础上，适应人们享受生活的需要，所以它追求民主与自由、公正与平等，它崇尚人道与科学、创新与进取。这种精神是人的自由发展的必要条件，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恩格斯把资本主义的充分发展看作是社会主义产生的基础。当然，资本主义文化有其不可克服的内在矛盾，所以马克思主义认为只有到了共产主义才能实现人的完全的独立性。问题是，直接由前资本主义阶段跨入社会主义阶段，建立社会主义可以通过革命的方式取得成功，但是，建设社会主义，则必须弥补经济和文化的巨大鸿沟，否则社会将会为此付出深重的代价。

对此，列宁曾对苏联的社会主义道路有过深刻反思，对那种实行战时共产主义的做法，即“用无产阶级国家直接下命令的办法，在一个小农国家里按共产主义原则来调整国家的产品生产和分配，现实生活说明我们错了。”[3]他承认，在一个小生产如汪洋大海的落后的农民国度里，直接过渡到共产主义是行不通的。汪洋大海般的小生产，一方面是指革命后俄国缺乏由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创造的物质基础，另一方面指统治俄国国民，特别是农民精神世界的，是以东正教教义为核心的落后的封建文化，而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文化精神只存在于少数知识分子中，这就注定了俄国社会主义建设的艰难和曲折。

中国通过武装夺取政权，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这无疑是中国历史的进步。但是，社会主义社会建立以来，中国的文化一方面缺少市场经济这个物质基础，另一方面又背负着沉重的封建文化传统，由半殖民地半封建文化向社会主义文化转变过程十分艰难。正如邓小平曾总结的，“我们进行了二十八年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推翻了封建主义的反动统治和封建土地所有制，是成功的，彻底的。但是，肃清思想政治方面的封建主义残余影响这个任务，因为我们对它的重要性估计不足，以后很快转入社会主义革命，所以没有能够完成。”[4]邓小平后来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就是针对中国的经济文化还比较落后的现状而提出的。落后的表现就是：经济不发达，农民占人口的80%以上，农业劳动绝大多数仍然是手工劳动，生产率低下，许多地区的农民还没有解决温饱问题；文盲和半文盲人口占有很大比重，科技文化教育落后……，这些情况，已经成为严重制约着我们民族发展进步的文化包袱和思想障碍，必须想法予以消除。

二，邓小平与列宁在文化建设上的相同思考

邓小平和列宁都在建设社会主义过程中走了弯路后，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有过重新的思考。邓小平在1984年说过：“社会主义究竟是个什么样子，苏联搞了很多年，也并没有完全搞清楚。可能列宁的思路比较好，搞了个新经济政策，但是后来苏联的模式僵化了。”[5]新经济政策是列宁针对企图通过“战时共产主义”政策直接进入共产主义的错误实践而提出的，从1921年提出经济上的改革，到1923年提出包括文化在内的“全盘的改革”。

列宁在他生命晚期最后的书信和文章中，告诫党内同志，“我们对社会主义的整个看法根本改变了。”这种根本改变表现在“从前我们是把重心放在而且也应该放在政治斗争、革命、夺取政权等方面，而现在重心改变了，转到和平的‘文化’组织工作上去了。”[6]对于文化落后对经济政治造成的窒碍，列宁这样说：“我们深深知道，俄国文化不发达是什么意思，它对苏维埃政权有什么影响；苏维埃政权在原则上实行了高得无比的无产阶级民主，对全世界作出了实行这种民主的榜样，可是这种文化落后性却贬低了苏维埃政权并使官僚制度复活。……必须有大量的教育工作、组织工作和文化工作。”[7]工人和农民是社会主义建设的主要力量，但是，由于他们的缺少文化，自己就不可能直接参加国家的管理，也无力实施对政权机关的有效监督，故而使官僚主义在国家制度中成为一种脓疮。列宁在《日记摘录》中，以详实的数据揭示了俄国的文化素质低下的状况，阐述了文化建设同经济建设的辩证关系，认为经济建设是发展文化事业的物质基础，而文化建设是经济建设的重要保证。因此，文化建设决不是可有可无的，而是社会主义国家的必要条件。他提出，“我们还要做多少非做不可的粗活，才能达到西欧一个普通文明国家的水平。这也说明，我们现在还要进行多么繁重的工作，才能在我国无产阶级所取得的成就的基础上真正达到稍高的文化水平。”[8]为此，列宁发动了一场旨在提高国民文化素质，造就无产阶级文化，提高全社会文明水平的文化建设活动，称为“文化革命”。

这场文化革命包括的内容很多：扫除文盲，普及文化知识，造就科技人才和其他方面的专门人才，加强共产主义道德风尚等等，而要完成这些任务的基本途径是大力发展教育事业。为此，列宁提出采取两方面实际措施：一是大力增加教育经费，把其他部门缩减出来的款项转给教育部门。二是提高人民教师的地位，把“国民教师的地位提到在资产阶级社会里从来没有也不可能有的高度。”[9]尤其是，针对农民是国家的主体，文化又十分落后的情况，列宁提出了送文化下乡的措施，“组成许多经常帮助农村发展文化为宗旨的团体（党的、工会的、个人的），“把城市支部‘分配’给各农村支部，使每一个‘分配’给相应的农村支部的工人支部经常利用一切机会、一切场合，来满足自己农民兄弟支部的各种文化需求”。[10]同时，列宁还提出，要培养建设共产主义的一代新人，这些新人应当时有知识、有道德、有纪律的共产主义者。他还特别强调，在一个文盲充斥的国家内是不能建成社会主义的。

列宁还指出，在建设社会主义中，需要吸收人类文明，包括资本主义国家的文明成果，“把资本主义所积累的一切最丰富的、从历史的角度讲对我们是必然需要的全部文化、知识和技术，由资本主义的工具变成社会主义的工具。”[11]

由此看来，列宁对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是非常重视的，并看到了文化建设需要有一定的经济基础，文化需要由广大的人民来掌握，文化需要借鉴资本主义文明的成果等等。这些认识体现了列宁对贫穷落后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的清醒认识。

同列宁一样，邓小平也把文化建设看作是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邓小平曾强调说，毛泽东同志早在开国的时候就说过，“随着经济建设的高潮的到来，不可避免地将要出现一个文化建设的高潮。”[12]对于如何兴起文化建设的高潮，邓小平把教育放在了首位。一是提出中小学教育问题，多次讲到办学方针是“一要普及，二要提高”，称这是“两条腿走路”，[13]针对文化落后的农村和少数民族地区，邓小平提出，要在那里开展文化教育工作，动员城市的人到那里去办学校等。[14]对于领导干部，邓小平动员和鼓励他们要自己写文章，以提高文化素质和领导能力，“拿笔杆子是实行领导的主要方法。领导干部要学会拿笔杆子。不懂得用笔杆子，这个领导本身就是很有缺陷的。”[15]还提出要培养又红又专的干部队伍，“党必须特别注意培养精通生产技术和其他各种专门业务知识的干部，因为这是建设社会主义的基本力量。”[16]并指出，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社会主义要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就必须大胆吸收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在内的一切反映现代社会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法。“科学技术是人类共同创造的财富，任何一个民族，一个国家，都需要学习别的民族、别的国家的长处，学习人家的先进科学技术。”[17]因此，把学习包括资本主义国家在内的外国的先进文化作为我国文化建设的一项长期方针。但同时强调，对于外国资本主义文化成果一定要用马克思主义对它们的思想内容和方法进行分析鉴别和批判。“绝不允许把我们学习资本主义社会的某些技术和某些管理经验变成了崇拜资本主义外国，受资本主义腐蚀，丧失社会主义中国的民族自豪感和民族自信心。”[18]邓小平提出，我们要培养出与资本主义社会条件下完全不同的新人，这是实现共产主义的重要条件和目标。新人标准就是“有道德、有理想、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公民”。

邓小平对于落后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的思考，与列宁有着非常相似之处，这是由于他们都坚持马克思主义，并与国内实际相结合，针对农业国家在经济、文化上的落后所开展的具体工作。在一段时期里都取得过良好成效，发挥了积极作用。由于是一种新的探索，是对马克思主义的新的发展，他们的活动都遭到阻碍，甚至一度处于停滞和后退状态。中国的改革开放，经济的迅速发展，邓小平在文化建设上的探索也再次获得深入开展。

三，邓小平对列宁文化思想的进一步发展

     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革命取得胜利后，把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建成了一个社会主义的新中国。虽然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对社会的转型有一定认识，提出将重心转到社会主义建设上来。尤其在1956以年实行社会主义改造，取得了良好的效果。但由于“左”的思想的指导，中国以后的许多年都是在“以阶级斗争为纲”下进行的，以至于政治上搞“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经济上实行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文化上“破四旧”，使社会主义建设成效不大，甚至出现危机。

“文革”结束后，一系列事关社会主义前途和国家命运的重大问题要求人们重新思考、重新认识并作出新的判断。首先是“如何认识、建设和发展社会主义”的问题，与之相关的就是如何重新树立社会主义的前途理想，如何构建中华民族新的思想文化价值观等等。

邓小平科学地回答了上述问题，他说：“社会主义是什么，马克思主义是什么，过去我们并没有完全搞清楚。”[19]从而提出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发展太慢也不是社会主义；平均主义不是社会主义，两极分化也不是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社会主义民主是社会主义的重要政治特征；没有精神文明就不可能建设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是社会主义的重要思想文化特征等等命题。到1992年，邓小平在南巡谈话中从肯定的方面明确指出，社会主义的本质，就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邓小平在社会主义实践中得出的理论，为中国人正确认识社会主义，认识我们所处的初级阶段，以及如何做好初级阶段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指出了方向。

邓小平在新时期的文化建设思想是其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一部分，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列宁文化思想的继承和发展，也是对毛泽东思想的继承和发展，主要体现在：

  第一，强调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以共同理想凝聚人。邓小平在继承和恢复毛泽东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基础上作了创造性的发展，把解放思想与实事求是结合起来，指出：“一个党、一个国、一个民族，一切以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20]他领导和支持了“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的大讨论，使人们的思想从长期的僵化中解放了出来，也使其文化思想有了坚实的实践基础。他还指出，如果仅靠物质条件，我们的革命和建设都不可能胜利，强调理想和信念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根本，是我们建设社会主义的真正优势，“过去胜利在于我们有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信念，有共同理想，这是我们的真正优势”。[21]

第二，强调“两个文明”并重，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促进两个文明协调发展。改革开放初期，邓小平同志就明确提出了坚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方针，把精神文明建设提上了重要日程。“我们现在搞两个文明建设，一是物质文明，一是精神文明。”[22]文化相对于经济、政治而言，精神文明相对于物质文明而言。精神文明，就其内容来说，是与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相一致的，或者说，是赋予了文化以更深的内涵，即人的思想道德素质的培养。邓小平尤其强调政治、经济、文化的高度文明是社会主义的特征，“我们要在大幅度提高社会生产力的同时，改革和完善社会主义民主和完备的社会主义法制，发展高度的社会主义民主和完备的社会主义法制。我们要在建设高度物质文明的同时，提高全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发展高尚的丰富多彩的文化生活，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23]“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其最直接的含义，就是要区别于而且高于资本主义的精神文明，是使旧的思想道德观念产生质的变化。因此，邓小平从精神文明角度谈文化，既是提升了文化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地位，反映出一种新的文化自觉，同时也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丰富和发展。

第三，重视科教的发展，提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论断，把人才的培养，教育的“三个面向”（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培养“四有公民”（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等作为文化建设根本落脚点。邓小平特别注重知识分子与文化建设的关系问题，指出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中掌握科学文化知识较多的一部分，是先进生产力的开拓者，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中有着特殊重要的作用。因此，一定要在党内造成一种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氛围。在《邓小平文选》中，我们从多处看到提高知识分子待遇，论述知识分子政策，鼓励海外留学生回归，提拔优秀知识分子到重要岗位等等论述。

第四，把文化看作是综合国力的重要标志，这是邓小平具有远见性的判断。十二大开过后，邓小平就提出，我们现在应该一心一意搞建设了，“战略重点，一是农业，二是能源和交通，三是教育和科学。搞好教育和科学工作，我看这是关键。没有人才不行，没有知识不行。现在要抓紧发展教育事业。”[24]“我们国家，国力的强弱，经济发展后劲的大小，越来越取决于劳动者的素质，取决于知识分子的数量和质量。”[25]于是提出了大力发展科技和教育，并把这当作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文化建设理论的立论基石和战略重点。随着全球化的日益推广，作为一种世界的发展趋势，文化在经济生活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文化竞争力已成为国力强弱的重要体现。这一点，中国入世谈判代表刘光溪深有感触，他说：“在多年的复关谈判中，我们与对手的斗争不单单是经济贸易的斗争，而是西方阵营与以中国为代表的东方文化价值体系之间的整体较量，是两种文化价值、两种社会理念的冲突在世界经济舞台上的闪现。”[26]进入21世纪，许多国家都把“文化立国”当作发展目标，当作与硬实力相提并论的软实力。邓小平高瞻远瞩，早在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便看到了文化在综合竞争力上的作用，为我们进行新时期的文化建设奠定了思想基础。

四，和谐文化建设的提出是对邓小平文化思想的继承与发展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共产党在总结世界社会主义和中国社会主义发展的经验教训基础上，立足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历史实际，初步回答了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市场经济体制的形成，推动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为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提供了强大的经济基础，为我们填平社会主义建立前的文化鸿沟开拓了必要路径。在文化建设上，实行了一系列重大决策和部署：普及义务教育，加强农村教育，减免农村中小学学杂费，对高校困难学生实行国家助学贷款，以及加强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加强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职业道德教育，公民道德教育，社会主义荣辱观教育等等。这些决策和部署，对于提高人们的文化素质起到了很好的作用，并促进着经济社会等进一步发展。

党的十六大报告指出：“当今世界，文化与经济和政治相互交融，在综合国力竞争中的地位和作用越来越突出。”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更加注重多个领域的综合发展，把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实现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全面推进，作为我国现代化建设的重大任务，确立起文化建设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中的战略地位。胡锦涛同志在2005年省部级领导干部专题研讨班的重要讲话中，第一次明确提出了“由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三位一体发展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四位一体”，体现了我们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体布局的新思考。在十六届六中全会上，正式形成了建构和谐社会的决议，并把社会主义和谐文化作为和谐社会的重要内涵之一。这表明我们党对什么是社会主义和如何建设社会主义更加明确，对文化建设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地位和作用更为重视。从两个文明一起抓，到三位一体，再到四位一体，文化建设不再仅仅被看作“反作用”和被决定的因素，而是社会主义建设中不可或缺的重要领域，它与经济、政治、社会建设并驾齐驱，共同发展，协调并进。

在十六届六中全会关于构建和谐社会九大目标和任务中，明确使用了建设和谐文化的新概念，强调“建设和谐文化，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任务”。和谐文化包括精神、物态、行为、制度等四个层面，也就是说，它是指一种以和谐为思想内核和价值取向，融思想观念、理想信仰、社会风尚、行为规范、制度体制于一体的文化形态，它是社会发展和文化建设的有机结合。其要求是“全民族的思想道德素质、科学文化素质和健康素质明显提高，良好道德风尚、和谐人际关系进一步形成”。而在构建和谐社会的五大部署中对文化的要求是“要建设和谐文化、巩固社会和谐的思想道德基础，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树立社会主义荣辱观，培育文明道德风尚，营造积极健康的思想舆论氛围，广泛开展和谐创建活动”。具体说来，文化建设的内容主要体现于几个方面：一是确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共同理想，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以及社会主义荣辱观。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来引领社会思潮，尊重差异，包容多样，最大限度地形成社会思想共识，增强社会成员的归属感和向心力，形成万众一心，共创和谐的强大力量；二是倡导和谐理念，培育和谐精神，把中国历史上的“和合”传统和世界的优秀文明成果，内化为人们的思想素质和行为习惯，成为中华民族的气质所在。三是营造和谐的社会环境，丰富人们的精神生活，发挥文化对人们精神的抚慰和激励作用、对社会矛盾的疏导和缓解作用、对社会成员的亲和与凝聚作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四是发展教育和科学，掌握先进文化并享受先进文化的成果。　

这种把文化发展融入到社会的全面发展的观念，是我们党对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关于存在与意识、精神与物质的同一性关系的学说、列宁关于“文化革命”的学说、毛泽东思想关于建立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的学说，以及邓小平关于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理论，还有江泽民关于“始终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等理论在新世纪新阶段的创造性继承和发展，是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史观的当代创新，反映了中国共产党提出和制定的文化建设路线、方针和政策，指引和推动中国社会主义文化事业蓬勃发展，并贯穿着中国共产党自身具有的高度文化自觉。这种全面发展的理论，还深刻揭示出文化建设的深层意义，那就是，文化建设本身不只是达到某种状态、某种性质社会的途径，文化建设就是目的。即，创造一种生存方式，这种生存方式应能使发展到了今天的人类能长久在地球上生存下去，并能使人的生存质量得到高的提升，也就是马克思所说的那种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为此，我们现在倡导和谐文化、和谐社会的建设，不但能够指导我们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走向成功，而且必将大大提高人对生存自觉性的认识，从而促进社会和人的全面协调指导着我们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走向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