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问中国话剧的艺术精神和社会影响
——话剧界与社科界两位同名者的对话
中国话剧百年华诞的来临，激荡起我内心对话剧特殊的历史情感。我父辈曾直接跟随中国话剧的奠基人欧阳予倩、洪深、田汉等,经历过民主革命时期话剧运动。今日上海戏剧学院校园是我出生之地，建国初期华东人民艺术剧院、华东话剧团、上海人民艺术剧院的文化环境是我童年的精神乐园。尽管由于人生境遇几多变迁，我未走上话剧艺术之路，而进入了哲学社会科学天地，但我依然关注着中国话剧今天和明天的命运。
生活中常有惊人的戏剧性巧合。十多年前，我作为中央戏剧学院前身国立剧专校友会之友，就知晓中央实验话剧院有一位来自中戏、以话剧《周君恩来》为成名作的导演，与我同姓同名、同年代同出生于上海文艺环境，——他就是现中国国家话剧院一级导演吴晓江。去冬我俩在上海社科院首次会面，就约定在话剧百年作一次纪念性对话。早春之夜，我通过长途电话，与正在内蒙古导演话剧《牛玉儒》的他，展开了谈话……
上海社科院吴晓江：中国话剧自1907年诞生以来的一百年间，正是中国经历巨大社会变革的一百年，其变化之剧烈超过了以往两千年的历史。中国话剧作为百年间生长最快的现代艺术之一，成为推动社会进步的一股重要的文化力量，其异彩纷呈的剧目几乎是中国百年变迁的历史缩影。我想探问，中国话剧百年历程所形成的可贵的艺术精神是什么？
国家话剧院吴晓江：中国话剧百年间经历了新文化运动、左翼戏剧运动、抗战戏剧、解放战争戏剧活动、新中国成立后17年的话剧繁荣、改革开放新时期的话剧复兴、市场经济环境中的多样化发展这些历史阶段。其艺术精神包含着反封建精神、民主精神、救亡图强精神、战斗精神、开放精神，从艺术风格来说又包括现实主义精神、浪漫主义精神、写实或写意精神等等。因此，很难用一句话来概括中国话剧百年的艺术精神是什么。我体会中国话剧可贵的艺术精神至少有两点：强烈的现代性精神，深刻的哲理精神。
中国戏曲有几千年的历史，话剧作为一种外来的艺术移植到中国只有一百年，但话剧发展比戏曲快得多，它的社会影响也比戏曲大得多。其原因在于它的题材绝大多数是紧贴着现代社会生活，把握着时代的脉搏，在不同时期能快捷地适应社会变革，承载变革，引导变革。话剧的本性永远是现代的、当代的。即使是演出古典剧目，比如莎士比亚的剧作，编导也是在他所处的当代境遇中，对剧本注入新的理解和含有时代生命力的艺术处理，表现对当代社会生活的态度。可以说，话剧艺术是一直以当代人的眼睛看待历史的艺术，完全考古、复古意义上的演出是无价值的。因此，虽有传统戏曲的现代改革（如“现代京剧”），却无话剧“现代化”改革的说法。
话剧不像戏曲那样靠唱、念、做、打的技巧来吸引观众，不是表现身段美、唱腔美，不少剧作也不是靠悬念极强的故事情节取胜（如抒情剧、荒诞剧、写意剧），而是通过舞台艺术展示人物丰富复杂的内心世界，展开心灵与心灵之间的对话，或者叫“人类精神的对话”，探求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引起人们哲理性的思考，追问人生的意义和价值，提升人格境界。这些可贵的艺术精神，对今后中国话剧事业的繁荣和发展有着久远的价值。
上海社科院吴晓江：你说的话剧艺术现代性精神很重要。近代西方戏剧中引起强烈社会反响的“社会问题剧”，像易卜生名作《社会支柱》、《玩偶之家》等对中国话剧现代性精神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艺术家在创作和演绎这类剧目中自觉担当了改造社会的责任。此外，现代性精神也强烈地体现在历史剧的创作中。抗战时期郭沫若创作的历史剧《屈原》，抗战胜利台湾光复时期欧阳予倩编导的历史剧《郑成功》、《桃花扇》，都含有强烈的现实意义，在当时产生了很大的社会影响。百年话剧史也表明，久演不衰的优秀话剧之灵魂是思想性、哲理性。
下面想探讨的是，话剧作为一种外来艺术，它的“中国化”或体现民族风格方面有哪些可贵的成就和经验？您似乎擅长于编导外国话剧“中国版”剧目，在中西文化融合的艺术创作中有何感悟，观众有何反响？
国家话剧院吴晓江：上世纪五十年代就有人提出话剧艺术的中国化、民族化，不过其理解太狭义，认为在话剧中加入中国传统戏曲的节奏、锣鼓点、表演手段等元素，就是话剧艺术的中国化、民族化。其实，话剧的民族化不只是表现在艺术形式上，更重要的是体现在美学精神上。《茶馆》是富有浓郁“京味”风格、民族风格的名剧。它久演不衰的魅力，在于其并没有程式化地把西方话剧全盘继承过来，也没有生硬掺入中国传统戏曲的表演形式，而是以本民族的美学意识塑造舞台人物的形象、语言，处理剧情和节奏。它作为中国话剧首次出国演出的剧目，赢得了国际性荣誉。
外国名剧“中国版”，也是话剧中国化的一种方式。易卜生名作《玩偶之家》早在“五四”前传入中国，由中国第一个话剧团体春柳社搬上国内舞台。在当时新文化运动思想启蒙的历史境况下，演这个剧具有鲜明的反封建、妇女解放、走出家庭、个人独立的意义。而时至今日，在国内再演原版的《玩偶之家》，将“妇女解放”作为该剧意义的唯一诠释，恐怕不够了。在对外开放的时代，大批外资企业进来，大量中国人出国，中国人和西方人在跨国婚姻、家庭生活出现中西文化既相融合又相碰撞的状况，有许多活生生的故事触动了我。于是，我将易卜生这部名剧作了跨文化的改编，将故事从19世纪末的挪威改到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将原剧海尔茂和妻子娜拉之间的冲突，改编成嫁到中国来的娜拉和留洋归国的中国丈夫韩尔茂之间的冲突，特邀挪威著名女演员演娜拉，使该剧展现了中西文化的差异和冲突以及如何认同的新含义。这里，娜拉出走是没有结局的结局，也观众留下了没有答案的思考。这个改编剧既是易卜生的，又是有中国生活的，国内上座率很好。
易卜生的另一部现实主义名剧《人民公敌》，表现了一位具有正义感的医生为制止环境污染，与资产阶级利益集团抗争而最终失败的故事。这个剧对当今国内频频出现人们为追逐经济利益不惜严重破坏环境、有良知者在腐败势力下无法伸张正义的状况，有着现实的批判意义。我将它改编成中国版，揉进了一些中国戏曲元素，贴近国情，贴近国人，在观众中引起反响。这个剧于1997年参加挪威易卜生戏剧节，得到挪威人的好评。此时我仿佛感到在天的易卜生从云端向我眨眨眼，露出满意的微笑。
上海社科院吴晓江：我翻阅了父亲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后半期写的上海人艺演出盛况的报道，可从中窥见当时中国话剧之繁荣、社会影响之巨大。1957年上海人艺演《无名英雄》、《日出》、《复活》等八部剧，以及十个苏联名剧片断，共演376场，观众达近54万人次。其中大型话剧《万水千山》在文化广场连演两月，观众近27万人次。1958年《红色风暴》剧组赴苏、锡、常、宁四城，两月内巡演九十多场，最低上座率也在90%以上。《烈火红心》由六个话剧团在沪演580余场，观众达57万人次。当然，这种盛况是在特定历史时期的社会环境下出现的。如今，在影视合流、电视节目主宰人们的文化生活、音像制品市场和网络影视不断扩展、人们的文化娱乐方式日趋多样化的形势下，话剧演出的空间和规模日渐萎缩，今天话剧生存空间在哪里？话剧比较影视的优势和魅力在哪里？话剧舞台设计“多媒体化”是否能拯救话剧观赏的危机？
国家话剧院吴晓江：相比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七八十年代之交话剧在大剧场盛演的状况，近十多年来话剧演出趋于中、小剧场，由大众化变成“小众化”。但话剧不会因为影视、音像、网络的发展而消亡。在剧场观剧与在家看电视剧的环境和心境不同。进入剧场，就置身于艺术的环境，从灯暗下来到出现第一个音符，到幕启演员开始以语言与观众面对面的心灵交流，观众渐渐进入灵魂净化的过程。话剧要比娱乐性电视节目承载更多的精神价值。中、小剧场话剧演出总能吸引一部分有着特定艺术欣赏情趣和文化消费需求的公众。千万别小看“小众化”，中国人口众多，假定1亿城市人口中有5%看话剧，那就有500万观众啊。在西方国家，商业性娱乐戏剧、主流戏剧（包括古典戏剧）和实验戏剧的生存条件是不同的。实验戏剧是以艺术实验和精神探索为目的，必然不赢利。西方主流戏剧的经济来源中，票房收入、政府投资和企业赞助各占三分之一。这个模式我们可借鉴。至于目前我国话剧舞台设计“多媒体化”，只是增加一些包装或时尚的色彩，迎合某些观众“影像癖”，不能当作增加话剧观赏性的根本手段。影视艺术逼真地模仿生活，而舞台艺术往往是写意的、假定的。两者表现有具体与抽象、外在与内心的侧重性差别。滥用影像手段会扼杀话剧的本质特征。只有真正掌握影像的特点并且有机地与舞台表演结合，多媒体才成为拓展舞台演出的有效手段。
上海社科院吴晓江：现在电视连续剧拍得过长，往往剧情松弛拖沓，工作繁忙、节奏紧张的上班族不可能有时间和耐心收视全剧。而话剧结构紧凑，两个多小时可看完一个故事。剧场演出，为观众提供与和演员直接的情绪交流、感情互动、心灵共鸣的特殊环境。尤其是影视名演员演话剧，能从“影像人”变成真实人，与观众近距离接触时，卖座率往往爆棚。而且，话剧艺术的写意性，舞台表演的夸张性，比追求逼真性和生活化的影视，更能调动观众的想象力，引发幽默的美感。大众对文艺爱好是有类别的，是分流的。令我感动的是，2003年上海话剧艺术中心演出《商鞅》，消息传到外地，有话剧爱好者专程从镇江来沪观看，为《话剧》期刊写观感。还有，人们集聚到剧场看戏，在一个空间中热闹，往往能弥补“高科技”的信息化时代人们分散在“家庭影院”观剧所缺失的“高情感”。近年涌现出中外演员同台演双语话剧的新形式，吸引了不少知识界青年观众。我想，如果从观众心理学、接受美学等方面多开掘话剧的优势，话剧的空间不会被影视、音像的消费浪潮所吞没。
回顾百年，西方各种戏剧流派，诸如现实主义、表现主义、浪漫主义、象征主义等，曾对中国话剧发生过不同程度的影响。如今你怎样估价西方“先锋派”戏剧对当代中国话剧艺术风格的影响？
国家话剧院吴晓江：“先锋派”一般指所有反传统、标新立异的实验性艺术形式和流派。在近现代西方戏剧史上，超现实主义、荒诞派都曾是先锋派。在中国话剧舞台上，现实主义风格占主要地位，超现实主义、荒诞派话剧不会有太多的观众。先锋派往往有许多非理性的因素，但它以新的眼光看待生活的本质，超越传统，其中很多积极因素可以借鉴，用于创新戏剧表现手段，拓宽戏剧视野，开创新的传统。昨天的先锋，往往就是今天的时尚，明天的传统。目前中国话剧最令人担心的现象是超越传统、探索新艺术形式和风格的实验话剧太少了，不断重复已有的样式和风格。中国话剧艺术要实现风格多样化，应汲取世界实验戏剧多样化的营养。
上海社科院吴晓江：话剧要保持和扩大它的社会影响力，除了要解决好题材、编导、舞台美术等创新问题，我想，从外部环境看，一是要开展提高公众话剧艺术欣赏素养和兴趣的普及工作，包括开展群众演剧活动，尤其是大学话剧社团活动；二是要处理好目前票价过高的问题，使话剧观众从“白领”圈子扩展到公众。在这方面，国外有何有益的经验可借鉴？
国家话剧院吴晓江：我到过不少发达国家参加戏剧交流活动，这些国家将戏剧普及活动作为本国文化建设的标志。城市旅游手册印有各剧院近期演出的剧目。美国纽约附近的奥尼尔戏剧艺术中心，每年寒暑假有很多高中学生来此排演美国现代戏剧之父奥尼尔戏剧。美国许多中学开设戏剧课。在中国，儿童剧由专业剧团成人演。而在美国，儿童剧由少年儿童演，从小就普遍接触话剧。相比芭蕾舞剧、歌剧，话剧表演更容易让群众参与。现在国内青年宫、工人文化宫的业余话剧团活动少了。但大城市的一些大学校园剧团还活跃。我有时应邀去北京高校排戏，甚至为北京一些社区排戏。在校园、社区、大企业开展群众演剧活动，开设话剧欣赏讲座，可以引导大众对话剧的兴趣，也可能培养出未来的戏剧家。曹禺不是戏剧学院毕业的，他的戏剧生涯是从参加南开中学新剧团演剧开始的。
目前国内话剧票价偏高，一般为580至100元。而美国话剧票价一般为30美元，只相当于最低收入者2至3小时的工资。国内票价高是由演出成本高造成的。为什么成本高？明星上场开价高，舞台豪华制作花钱多，排一个剧目演出场次少。美国演一个剧目往往一次签合同就演50场。美国除了百老汇，戏剧多半是作为公益性事业获得政府和企业的投入，剧团、剧院不只是为票房高价收入而存在，而是像城市图书馆、体育馆的公益性而存在，为人们的精神收入而存在，否则会背离戏剧的文化本质。
上海社科院吴晓江：感谢你在紧张地奔波于东北、内蒙排戏的百忙中，不顾劳累谈了这么多精彩的思想、见解。我坚信，有选择地借鉴国外有益的经验，扎实开展国内文化市场和观众需求的调研，不断优化演艺产业发展的政策，中国话剧必将以蓬勃的生机向世界展现更迷人的华彩。
（本文由上海社科院吴晓江执笔整理，发表于上海社科院主办《社会观察》月刊2007年第5期，发表时略有删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