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 中国古代无逻辑的观点源自逻辑一元论。本文认为，人类思维形式的多样性决定了逻辑的多元性。人类对思维形式的认识，还处于初期阶段；随着人类认识活动的不断发展，新的思维形式还会层出不穷。由于文化背景的差异，不同地区的人对思维形式的选择不尽相同。西方人注重演绎，中国人注重类比。周易就是一个属于类比性质的符号推理系统，一直规范影响着中国人的思维活动。华夏民族将象形文字发展为会意文字，决定了“以象尽意”的周易符号推理系统的形成。中国人注重体悟自然、追寻智慧的求道精神，是周易推理系统得以千年传承的哲学基础。类比推理是中国文化发展的必然选择，也是中国文化继往开来的主要思维方式。
关键词 逻辑 周易 符号系统 类比推理
一、 逻辑的多元性与人类对思维形式的认识局限性
逻辑究竟是一元还是多元的讨论由来已久。我很钦佩中央民族大学的
人类思维形式的多样性，是一种客观存在。人类对自身思维形式的认识，目前还处于初期阶段；而已经认识、有所认识或者有所感觉的思维形式，大致有如下几种：演绎思维、归纳思维、类比思维、辩证思维、灵感思维等。就思维形式的复杂性而言，演绎、归纳属于比较简单的思维，类比、辩证、灵感属于比较复杂的思维。人类的认识历程，是由简单而及复杂，数学史如此，逻辑史亦然。所以，人类文明虽然只有五、六千年，对演绎与归纳这两种初等思维已经有了比较确切的理解，尤其是对演绎思维的形式结构及其规律的认识与把握，已经趋于成熟；对归纳思维形式结构的认识，也比较成熟，只是由于逻辑学界比较有话语权的强势群体存在“演绎”情结，不愿意承认而已。
与上述两种逻辑相比，人类对类比、辩证、灵感等比较复杂一些的思维形式的认识还处于相对粗浅或模糊的阶段。尽管有不少学者分别作过不同程度的探索，也曾作过形式结构、规律等方面的描述，尤其关于辩证思维形式及其规律的探索，有了一些初具规模的成果，但是尚未获得人们的普遍认可。
上述几种思维形式，只是人类文明发展到今天的初步认识。人类思维形式的多样性，可能远非上述几种。原因是，人类文明的历史，仅仅只有五、六千年。人类文明的历史，还会有五万年，五十万年，五百万年，甚至更长远。与整个人类文明史相比，已有的五千年文明史只是很短暂的一瞬间。五万年之后看今天人类认识，如同我们看旧石器时代的早期智人；五十万年之后看今天的人类，恐怕与今人看周口店猿人相似。所以，我们不能包打人类认识的天下。一方面，我们现在对人类思维形式多样性的认识，其实只是认识了其中的一部分，随着人类认识的发展，会在今天的思维活动中分析出更多的思维形式种类。另一方面，随着人类思维活动由初级向高级，由高级向更高级的不断发展，新的思维形式也将层出不穷。这就是人类认识无止境的理由。
先秦哲人庄子有一句话，值得我们玩味：“小知不及大知，小年不及大年。”（《庄子 逍遥游》）此话怎讲？朝生暮死的虫子不知道白天与黑夜的交替；夏生秋死的蟪蛄虽然能知道白天与黑夜的交替，却不知道一年之中还有春、夏、秋、冬的四季更替。与人类数万年甚至上千万年的文明史相比，仅仅经历了几千年文明史的今人，无疑属于“小年”，其认识也只是“小知”而已。如果我们一言断定人类只有一种思维形式，只允许一种逻辑的存在，无疑成了连蟪蛄都不如的朝菌，“小知”中的“小知”。
每一个人虽然只能生存几十年，随着人类的进步，个体生命可能会延长至一百多年，二百多年，但是，人与朝菌、蟪蛄不同，人类的知识可以代代相传，“小年”由此向“大年”转化，“小知”也因此转化为“大知”。同时，人具有见微知著、由近及远的哲学思辨能力。春秋末期的老聃，甚至可以推测“有物混成，先天地生”的道：“惚兮恍兮，其中有象；恍兮惚兮，其中有物。”（《老子 二十一章》）我们现在对人类思维形式种类的认识，对这些思维形式进行系统、深入的研究分析，同样也应该充满信心，应该有一种历史的责任感。“独与天地精神往来而不敖倪于万物”，这是古人对庄子的评价。今天，我们同样既要有“与天地精神往来”的哲学思辨功夫，也要注重对各种具体的思维形式的发掘、梳理和研究，以期形成新的逻辑学体系。
由于文化背景的差异，不同地区的人对思维形式的选择也往往不尽相同。西方人注重演绎，东方人注重类比，而介于东、西方之间的古印度人选择演绎与类比相结合的思维形式，原因就在于此。
中国人注重类比思维形式，并且在青铜器时代便有了一个类比符号系统——《易经》。《易经》在夏、商、周三代有三种不同样式及其名称。夏代《易经》以艮卦作为首卦，艮为山，故称为《连山》。商代《易经》以坤卦作为首卦，坤为地，故称为《归藏》。周代《易经》以乾卦作为首卦，即流行至今的《周易》。新的地下发掘虽然已经证明《归藏》在战国时期仍有保存，但是今人所获得的《归藏》竹简已经残缺不全，六十四卦的前后次序已是一笔糊涂账。因此，对《易经》符号推理系统的诠释研究，我们只能以《周易》作为对象。
二、《周易》诠释中的核心问题：符号系统的类比性质
讲到符号系统，就会联想到西方的种种符号系统，就会产生演绎推理的严密性和结论的必然性。解读《周易》，自然也会以西方符号系统的种种规则规范与诠释《周易》。于是，以往中西文化比较研究中“削足适履”的现象也便再次发生。而更多的可能，是对《周易》是否可以称之为“符号系统”产生怀疑甚至否定。这大概就是近年来我们虽然作了很多努力却仍难以被中国逻辑史专业之外的学者所认可的一个主要原因。
《周易》虽然有着以阴爻、阳爻为初始符号构成六十四个符号集的对象语言，有着解读这些对象（符号集）并藉以进行推理的一整套语法语言，如卦、爻、经卦、复卦、本卦、之卦、变卦、九、六、位、承、乘、比、应、据、中等等，还有对各卦象、爻象进行解说的言辞即自然语言，构成了与西方符号系统大致相似的推理系统。但是《周易》符号推理系统中的这些对象语言，与西方符号系统中的那些对象语言有一个本质的不同，西方符号推理系统的性质是演绎，《周易》符号推理系统的性质是类比。《周易》的类比性质，从阴爻、阳爻这两个初始符号就已经确定：阴爻代表柔顺，阳爻代表刚健。由此构建的八经卦、六十四复卦，除了代表天、地的乾、坤两卦之外，其它卦象均为“负阴而抱阳”；这些卦象，可以类物之情、尽事之理。
《周易》符号系统对事物情理的揭示，在两个层面上展开：一是根据六爻重卦中的上、下两经卦之间的关系分析事物的情理；二是根据各爻在六爻重卦中的位置，即与其它各爻之间的关系，分析事物情理。由于初始符号与八经卦都有各自的属性取向，所以，各重卦也就有了一个比较确定的族类性质，为决疑解难提供帮助，除了建立一套语法语言，《周易》作者还提供了“以言明象”的卦辞、爻辞。卦辞爻辞的作用，只是“做个样子”，以便进行符号推理时能够触类旁通。宋代学者朱熹告诉学生：“《易》说一个物，非真是一个物；如说‘龙’非真‘龙’。”（《朱子语录》）触类旁通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度不小。智慧若晚年的孔子，面对卦辞爻辞，也要耗用“韦编三绝”的功夫。《周易》的类比属性及其推理过程，不仅要比西方传统逻辑的三段论推理复杂得多，而且推理的结论也只是一种仅供参考的或然判断。因此，面对同样的占筮结果，由于学识、经验或所处地位等差异，人们往往会解读出不同的意义，作出不同的判断。东汉王充的《论衡》中记载了一则“鲁伐越”之前的占筮故事，面对“鼎折足”的占筮结果，子贡的判词为“凶”，孔子的判词为“吉”。相似的例子，在《左传》、《国语》记载的筮例中也多有记载。
同样是“做样子”，演绎推理中的“样子”，与类比推理中的“样子”形同而实不同。演绎推理中的样子，结论存在于大前提之中，因而是推不出新知的思维模式。类比推理中的“样子”，从一事物之理体悟另一事物之理，是一种不仅产生新知而且也能产生智慧的思维模式。因此，演绎推理能获得一种可以确信的知识，而类比推理不仅能帮助决疑解难，也可以使人的思想升华、产生智慧。晚年孔子通过反复阅读《周易》，思想得到了升华，以至有“假我数年，五十以学《易》，则无大过”的感慨。然而，智慧与缪误往往结伴而行，类比思维的结论，有时也可能将人的思想引入歧途。提高类比思维的准确性，不仅有熟练掌握类比思维的方法及其相关规则的因素，还有增加知识积累、提高文化素养等诸多因素。
作为一个比较成熟的类比推理系统，《周易》的推理方法及其相关规则，在《左传》、《国语》所载二十多条筮例中已有相应的透露。在漫长的封建社会里，由于《周易》始终处于众经之首的地位，对《周易》推理方法及其规则的研究，是学术界孜孜以求的一门学问，其中以儒、道两家最为突出。宋儒朱熹在前人经验的基础上总结的一套“变爻”推理规则，便是《周易》类比推理中比较详细和权威的一个系统。由于《周易》长期以来一直被列为众经之首的缘故，《周易》类比思维方法对中国文化的影响，尤其对于中国人注重类比思维方法的文化传统，具有深刻的规范影响作用。
在《周易》思维方式的影响下，中国传统文化中还衍生出一些同样具有类比性质的概念系统和符号推理系统。其中，宋代以来以探索“命理”为旗号的推理系统最为典型。关于人生命运的探索，由来已久。被
三、《周易》类比推理系统形成及其千年传承的文化背景
中国人选择类比作为解释世界、交流思想、推断未来的主要思维方法，从而形成以《周易》为代表的种种类比推理系统，是中国文化发生发展的必然结果。《周易》类比推理系统形成与传承的文化背景，可从以下两个方面加以考察。
1、 从象形文字到会意文字的发展过程看《周易》类比推理系统形成的必然性
我国先人对思维方式的选择，与文字的创造同步。被后人称之为“鸟兽之文”的象形文字的创造过程，也正是我们的先人对思维方式进行摸索和选择的第一阶段。最早期的记事文字，是一幅幅图画。每一幅图画文字，是一个组合体。在用刀契刻于竹板、龟甲等载体之上以记事的文字使用过程中，人们渐渐感到这种图画文字的不经济，于是便有线条式的象形文字诞生。据文字学专
象形文字一般都是独体字，反映的对象都是确定的事物，如“人”、“象”、“龙”、“刀”、“鸟”、“鹿”、“羊”、“山”、“水”、“火”等，因而在本名之外别无其它含义。随着认识的发展，象形独体字不能满足人们思维实践的需要，于是便在象形文字基础上演化出两种或两种以上的象形文字组合的文字，即会意文字。会意文字是象形文字的复合式，反映对象不再是事物个体，而是事物之间的某种联系。作为会意文字一个部分的象形文字，也往往被赋予超出本义的内容。如果说象形文字只是具体事类的拟象，那么会意文字则具有了比类合谊，以见指的特点，完成了我们的先人在思维方式上的一次飞跃，使得具有传统思维特点的类比方法渐渐露出了头角。会意文字的功用，能使人们根据文字的结构，作出种种想象，进行举一反三、触类旁通的联想。由于类比联想，同一个会意文字又往往生出几种“意”来。
从这一文化历史进程大致可以推测，以三个爻为一个符号组的八卦，相重而成六十四卦符号系统，应是受到了由单体象形字组合而成会意字的启示，是类比思维方法这一条藤上结出的又一硕果，从而使得文字与卦象从简单到复杂的发展过程有着惊人的一致性，使得华夏民族注重类比的思维方法再一次获得了确认。随着《连山》、《归藏》，尤其《周易》在中国文化中所占的位置越来越高、最终成为“众经之首”的缘故，“取象比类”、“以象尽意”的推理方法，遂成为华夏人预测、说理的不二法门。古老而又厚重的中国文化造就了《周易》符号推理系统；《周易》的类比推理模式，又规范影响着华夏文化的进一步发展。
2、 中国哲学精神的制约影响
如果说，从象形文字到会意文字的发展制约影响了《连山》、《归藏》》、《周易》符号系统的形成，主要是一种形式方面的影响，那么，《周易》符号推理系统不仅被后人认可而且愈来愈受到重视的更深层次的原因，可能来自于中国哲学精神方面的制约影响。
学术界比较普遍的看法，认为西方人凡事总要追根究底弄清楚“是什么”，他们在思维活动中挚着于知识的确定性，由此形成了“求真”的哲学精神。既然要求推理结论的确定性，亦即必然性，演绎思维便成为他们的首选。在长期的“求真”实践中，对演绎思维的形式结构及其规律进行反思，最终形成了一个演绎逻辑系统，并日渐完善而成为“传统逻辑”。
中国古人则凡事总要问“为什么”？春秋末期的老子，首先发问天、地何来？天地之先为什么还有一个“道”？战国中期，以博学著称的惠施到了楚国，楚人 问他天地为什么不坠不陷？为什么会有风雨雷霆？庄子向学生讲“无用大用”等哲理时，也总是从“为什么”入手。
中国人注重“为什么”，是因为在中国人看来，人活着就应该明白“道”。“朝闻道，夕死可矣”，是最典型的表达。道是什么？不可道。道在哪里？道在每一事物之中。“万物负阴而抱阳”，“一阴一阳之谓道”。按庄子的说法，道无处不在，即使“便溺”之中也有道。只有通过不断地追问“为什么”，才有可能靠近道而最终实现“闻道”。在解答“为什么”的过程中，最有效的方法便是类比，用惠施的话来讲，就是“以其所知喻其所不知而使人知之”。
中国哲学精神表现为“求道”。“求道”是为了体悟自然，求道的过程也是一个追求智慧的过程，所以，得道者必然是一个大智慧者。数千年来，中国学人一以贯之地追求道，视智慧的获得高于一切。演绎思维显然满足不了对智慧的追求。于是，类比思维的选择便成为必然。在学堂里，“触类旁通”的类比思维训练遂成为一门必修课程，孔子明确告诉学生：“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谓也。”[3]《周易》推理系统，便成为入门学者进一步提高类推思维能力的经典教材。中国人的类比思维活动，也便在《周易》类比思维模式的规范影响下展开；同时，《周易》的类比推理系统，也成为人们决疑解难、追寻智慧的思维工具。
（原载《周易研究》2007年第6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