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择水而居”与中国文化两大系统的形成
人类文明的创造、人类文化的发生发展，总是与水有着深厚的渊源。世界早已公认的古文明发祥地之一的“两河文明”，就发生在底格里斯河与幼发拉底河流域。在中国，文明的肇始也同样与江河缠绕在一起，在江河的哺育中得以诞生和绵延并走向灿烂。究其原因，人类生活离不开水。“择水而居”，是江河成为古文化生长摇篮的根本原因，也是中国人喜欢把大江大河称之为“母亲河”的缘故。
我国第一部用汉字记载的诗歌总集《诗经》，就记录了我们的先人择水而居，以及在江河之畔居住下来之后发生的种种故事。《诗经》向我们透露，周人“自土沮漆”，是从杜水迁往漆水之畔，进而“率西水浒，至于歧下”。周人部落在选择岐山之南、渭水之滨定居下来之前，原本居住在名叫杜水、邠西的地方。他们是沿着水一路走来。
《诗经》所记述的这一段历史，仅仅是我们先人的一部分，在文明进入较高程度、文化有了较厚底气的某一个阶段。在此之前，我们的先人“择水而居”的历史还很长，故事也很多。从二十世纪以来田野考古工作的大量成果中，可以看出新石器时期的先人“择水而居”的久远历史。从地域方面看，周人先祖“择水而居”的杜水、邠水、渭水，只是黄河中上游的几个支流。但是，《诗经》所详细描述周人先祖古公亶父率领部落民众在渭水之滨筑屋、耕作、生活的这一段历史，正是其他地区部落、不同时期的先人“择水而居”的一个生动写照。我们的先人，在横贯东西、南北遥相呼应的两大江河之畔，不断创造文化，推进文明。黄河文化、长江文化，也便在悠悠岁月中渐渐形成。
我不知道底格里斯河与幼发拉底河文化有什么差异；但是我知道，中国的黄河文化与长江文化是有差异的。我们能够知道这两个文化系统的差异，是因为这两种文化从诞生之时起，从未停止或间断过他们前进的步伐。他们以锲而不舍的精神共同创造了人类文化史上的一个奇迹。我们把不间断的原因归功于华夏民族的文字，归功于我们的先人选择了从象形文字到会意文字的这一条文化发展路径。
二、黄河文化的源头、标识、轴心及其代表人物
黄河文化的源头，可以上溯到新石器时代。根据二十世纪初以来九十多年时间里田野考古发现，黄河文化的形成主要与以下四个古文化系统有关，分别是仰韶文化、齐家文化、龙山文化和大汶口文化。其中，齐家文化主要分布在黄河上游地区，仰韶文化分布在黄河的上、中游地区，龙山文化主要分布在黄河的中、下游地区，大汶口文化分布在黄河下游地区。作出这种划分，是因为这些新石器文化存在着差异；无论是生人居住房屋或者死人墓葬的格式布局，还是日常生活所使用的陶铸瓦器的形制、纹饰等等，既富有黄河文化的色彩，又各有特点。
青铜器文化是新石器文化的延伸与发展。脱胎于仰韶等四大古文化的商、周青铜器文化标志着黄河文化已经趋于成熟。与青铜文化俱来的，不仅是祭祀或日用的青铜器具，还有铭刻在这些青铜器之上的精美文字，标志着黄河文化理念的青铜器形状特点、饰品图像等等，以及使用这些青铜器的礼制规范等等。值得注意的还有：作为黄河文化的图腾形象标志的“龙”，以青铜器物上主要部件或图饰的形式，随着青铜器的日益发展，被进一步彰显，终
上世纪八十年代，考古工作者从河南濮阳地区一座新石器时代的墓穴中发现了用贝壳、卵石摆成的龙，距今大约已有六七千年的历史。这一考古证明，青铜器时期成形的龙，周文化中居于至尊地位的龙，其实早在新石器文化中就已经清晰可观。
新石器时代黄河流域的四大古文化系统，到了青铜器时代即商周时期，便形成了商文化与周文化。夏文化由于文字载体的无存，迄今人们还以为尚未运用文字。对于夏文化，人们的了解还很不够。在我看来，夏文化时期应该是一个运用文字的时代，否则，我们就很难理解《连山》的存在，很难理解治水成功之后称帝天下的大禹如何能治理偌大一个天下，很难理解到了商代一下子产生了刻画在龟板上、烧铸在青铜器上那许多令现代书法家也叹为观止的精美文字。
夏、商、周文化承前启后，一路走来，最后止足于黄河下游的齐鲁之地，构筑完成了黄河文化的轴心。一个称名儒家的知识群体，在这片轴心之地应运而生；这个知识群体的领军人物孔子与孟子，卓然成为黄河文化的代表。
生逢乱世的孔子，终其一生，都在极力主张“克己复礼”、“天下归仁”，一心要用“仁义”挽救“礼崩乐坏”，要求人们以“亲亲之爱”为起点，在人与人之间架起一座相互关心、相互帮助的“仁爱”桥梁。后来的孟子更进一步，认为“人心本善”，希望唤起人们对自身善良本性的觉悟，循着人性的本来方向发展自己。这样，不仅个人可期成仁成圣，整个社会人与人之间、国与国之间的和谐共存，也就有了坚强的基础。
由孔孟共同构建的以“仁、义、礼、智、信”为核心的理论体系，作为黄河文化的核心价值观而成为华夏文化的一大标帜。这个被称之为“五行”学说的文化系统，在汉代获得认可，从此成为主流意识形态，对中国文化的发展起着规范、制约的作用。
三、长江文化的源头、标帜、轴心及其代表人物
在黄河流域产生仰韶文化、齐家文化等的同时，曾经一度被视为“南蛮”之地的长江流域，其实也在产生着一个又一个文化圈。已经发掘出来的古文化遗址告诉我们，新石器时代的长江流域，也存在四大古文化系统，自西向东分别是：大溪文化、屈家岭文化、青莲岗文化和良渚文化。其中，屈家岭文化分布在长江中游，青莲岗文化与良渚文化分布于长江三角洲。与良渚文化相邻的还有河姆渡文化、马家浜文化。在长江上游偏下的大溪文化分布范围不大，而在长江上游的巴蜀之地，虽然尚未发现新石器时期的古文化遗址，但是从青铜器文化的发现中，我们有理由推断这一地区新石器文化存在的可能性。最近二十年长江流域青铜器的不断发掘面世，彻底改变了一度被视为“南蛮”之地的长江流域古文化底气不足的观点。尤其是在四川广汉地区“三星堆”遗址中发掘出来的上千件青铜器，不仅证实了长江文化的悠久历史，也向我们展示了长江文化的标帜特征。
据考古专家分析，“三星堆”已经发掘的二个坑，一号坑相当于殷商早期，二号坑相当于殷商晚期。这就从时间上表明，在黄河文化发展到了青铜器高度文明的同时，长江文化也已经有了青铜器文明的高度发展。从文化特征上看，这一时期的黄河文化是以龙作为主体的图腾文化，而长江文化则是以鸟为主体的图腾文化。“三星堆”的上千件青铜器给我们营造了一片鸟的文化氛围。有一株最引人注目的青铜器神树，高达十几米，每一层的分叉枝头都站立着一只青铜神鸟；在众鸟的下方的树根部，攀援着一条尾朝上头朝下的神龙。长江文化中的鸟与龙的地位，在这里得到了体现。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三星堆”中青铜人面像的眼睛，均为细长而上翘，与黄河文化中的人像眼睛呈圆状的情形不同。有人认为，“三星堆”的眼睛形状，与波斯人相似，并由此推测“三星堆”文化是一个受到波斯文化影响的产物。其实不然。“三星堆”青铜人物眼睛的形状，就是长江文化中常说的“凤目”。凤凰为百鸟之王，青铜人眼的造型取材于“凤目”，正是长江文化以鸟为主要崇拜物的必然选择。
如果把“三星堆”文化作为长江文化的一个区域性代表即巴蜀文化的典型代表，那么，除此之外的长江文化还有两大重镇，这就是荆楚文化与吴越文化。就地理位置而言，荆楚文化以屈家岭文化为其历史背景，吴越文化则以青莲岗、良渚、河姆渡、马家浜等古文化为其历史背景。巴蜀文化、荆楚文化、吴越文化是长江文化发展到青铜时代形成的三大代表，而以荆楚文化为轴心。
文化是人创造的。荆楚文化能成为长江文化的轴心，与荆楚人的开拓进取精神分不开。我们翻开战国时期的历史地图可以看到，楚国的地域面积，几乎与中原地区的齐、鲁、韩、魏、赵、宋等诸侯国加在一起的面积相等。中原地区这些国家，都是周天子分封赏与的土地，楚国则是楚人自己开拓出来的疆土。荆楚人的开拓进取精神，为长江文化注入了新的内涵。
吴越文化作为长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开拓创新精神，随着时代的前进越来越突出。吴越文化开拓创新精神的形成，一方面来自于青莲岗、河姆渡、良渚等古文化底蕴，另一方面来自于移民群体的素质。从荆楚一带沿着长江一路迁徙过来开垦沙地的民众，天生具有吃苦耐劳的开拓精神。吴国的开创者“吴泰伯”，本是周文王的伯父，自愿放弃父辈祖业，率部属长途跋涉来到长江三角洲，与大批来自荆楚之地的民众一起筚路蓝缕，开创基业。所以，吴国是唯一属于周王室成员却不是周天子封赏的诸侯国。作为富有开拓进取精神的吴国，一度称雄诸侯也就不足为奇。根据地下发掘出的古文化遗址来看，一向被视为南蛮的“吴越”其古文化底蕴极为充沛，然而后来的文化发展信息，却又突然中断。我们从河姆渡遗址中发掘出了大量鸟图腾崇拜的器物，仅鸟形牙雕就有6件，如鸟纹碟形器、鸟形匕首、双鸟纹骨匕。在良渚文化遗址中，也发现有大量的鸟形玉饰。进入青铜时代，鸟文化的特征日益明显。
吴越人与巴蜀人一样崇拜鸟，他们把对自由与发展的向往，寄托在鸟身上。到了战国中期，这种“鸟文化”理念，终于在《庄子》中淋漓尽致地表达出来。庄子笔下的大鹏鸟由北向南飞行，最后“徙于南溟”，其真实意图是什么?按战国中期的五色方位观念，北方为水，其色为黑；南方为火，其色为赤。庄子笔下的大鹏鸟向往由北往南，因为北方的黄河文化主张以“仁义”唤醒人的良知，用“礼仪”规范人的行为，而长江文化则主张与天地并生，与万物为一，提倡顺应自然的生活。
庄子的逍遥即顺应自然的思想，源自于他的前辈、另一位长江文化代表人物老聃。老聃把自己的智慧投向宇宙生成的思考，认为天地之先还有一个“道”存在。他主张“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自然是更高于道的最高法则。在他看来，造成春秋末期礼崩乐坏战乱不止的根本原因是
老聃与庄子，将其顺应自然，开拓进取的理念，注入长江文化的内涵，使长江文化在理论层面上有别于黄河文化，而成为华夏文化又一个个性鲜明的文化系统。
四、中国文化重心的转移
黄河文化与长江文化虽然是属于两种各有特点的文化系统，但是这两种文化从其源头开始，便有着相互交流与渗透。早在新石器时期，属于黄河文化主流的仰韶文化、龙山文化向南伸延，与长江文化系统的屈家岭文化向北伸延，相互交错，在淮河上游地区形成了三种古文化并存的局面。龙山文化不仅东延至黄河下游，而且南伸至长江下游地区，与青莲岗文化交错共存。黄河下游的大汶口文化，也南伸至江苏北部，与青莲岗文化在淮河下游汇聚。到了青铜器时期，南、北两大文化系统的交流与渗透更加广泛与深入，尤其是吴越地区，不仅笑纳楚文化的影响，而且大胆接纳、引进黄河文化系统的贤能之士。来自黄河上游的泰伯，自然也带来了黄河文化，在吴地不但受到欢迎，而且成为吴国的领袖。齐国的著名军事家孙武，受到吴王的重用；他改革图强的思想，尤其是关于土地制度改革的建议，也受到吴王的重视。吴、越相继成就春秋霸业，与思想观念开放，善于吸收不同地区包括黄河文化中的先进思想有很大关系。
尽管如此，黄河文化与长江文化之间的差异仍然很明显。《庄子》中有两处讲述了同一个故事，这个故事尽显黄河文化与长江文化的差异。孔子见老聃而语“仁义”，老聃不以为然，给孔子讲了一个故事：“泉涸,鱼相与处于陆,相呴以湿,相濡以沫,不若相忘于江湖。”泉水干涸，一群鱼被困于陆地，便用湿气互相嘘吸，用口沫互相湿润。在极端恶劣的生存环境里，甚至当灭顶之灾来临之际，能够将一丝生的希望留给他人。“相濡以沫”形象地体现了孔孟所倡导的“仁义”关怀。而老聃则认为，还有比“仁义”关怀更好的存在方式，就是“相忘于江湖”。在江湖中生存的鱼，不会想到用“相呴以湿,相濡以沫”的方式关怀其他个体。在一个顺应自然规律、生存状态良好的社会里，人们都生活得很好，无需别人的关心帮助。老庄所憧憬的理想社会，是一个完全按照自然规律构建、适合人类生存发展的社会。在他们看来，孔子的“仁义”教化，“若负建鼓而求亡子”，敲锣打鼓追寻迷途逆子，注定不会如愿以偿。
“相濡以沫”还是“相忘于江湖”的争论，成为先秦时期百家争鸣的核心话题。这场关乎文化核心价值观的争论，一直延伸到西汉中期，汉武帝一锤定音，选择“相濡以沫”的儒术，使其成为治理天下的主流文化。从此以后的两千多年，孔孟思想作为官方话语，规范、制约着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发展。这与当时社会的政治体制、经济模式是一致的。在漫长的两千多年的时间里，物质与精神如此步调一致，显然包含着历史的必然性。
历史车轮驶入二十世纪，新文化运动的涌现，“五四”运动的发生，标志着中国文化的重心转移。鸦片战争、火烧圆明园、甲午战争，直至1900年八国联军攻占北京后向中国政府索赔“庚子赔款”，一次又一次提醒着华夏子孙，“相濡以沫”的观念固然重要，但“适者生存”的法则更为根本。达尔文揭示的生存法则，在人类社会里同样存在。严复译介的达尔文进化论，引起了轰动；“适者生存”的自然法则，惊醒了沉睡两千多年的华夏子孙。只有“法自然”，在开拓中创新，才能真正改善民族的生存环境，提高民族的生存能力。
中国文化重心的转向，并不意味着黄河文化的消失。过去两千多年的历史证明，“相濡以沫”的文化理念在融通人际情感，化解社会矛盾，保持社会稳定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中国的封建社会能够绵延两千多年，“相濡以沫”这一文化理念功不可没。在开拓、创新、进取成为时代主旋律的今天，我们仍然要倡导人与人之间的互相关爱。我们主张的核心价值，开拓、创新、进取是我们这个时代的核心价值观，和平、和谐也是我们这个时代的核心价值观。
如果说黄河文化是“龙文化”，长江文化是“凤（鸟）文化”，那么，中国文化重心的转移，就是要让龙凤一起腾飞。华夏子孙祈盼已久的“龙凤呈祥”，终将呈现在我们面前。
中国传统文化大致可以分为黄河文化与长江文化两大系统，它们各有源头、特征，又有很多交流和融合，形成了华夏文化的普遍属性。
“相濡以沫”形象地体现了孔孟的“仁义”关怀。而老聃则认为，还有比“仁义”关怀更好的存在方式，就是“相忘于江湖”。过去两千多年的历史证明，“相濡以沫”的文化理念在融通人际情感，化解社会矛盾，保持社会稳定方面具有重要作用。
进入二十世纪，“适者生存”的自然法则，惊醒了沉睡两千多年的华夏子孙。只有“法自然”，在开拓中创新，才能真正改善民族的生存环境，提高民族的生存能力。
周山 讲演者小传
1949年10月出生于上海市崇明县新河镇。现为上海社会科学院终身研究员、哲学研究所中国哲学研究室主任，华东
来源：《文汇报》，2007.08.19 版次: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