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晃在社科院工作已经26年了。回想起来，到社科院从事哲学研究，既有很大的偶然性，又似乎有些“缘分”在里面。记得上世纪70年代中期，我曾有机会被推荐到复旦哲学系读书，但由于对哲学高深、枯燥的惧怕，也受到“女人不适应搞哲学”观念的影响，便婉言推辞了，寄希望于今后更好的机会。接着便是77年的恢复高考，到复旦读了历史学专业。毕业分配的时候，宣布分到社科院历史所。满心欢喜去报到，经过一个月新员工培训后宣布去向，我被分到哲学所。服从分配是我们这一代所受的教育，于是高高兴兴地接受了。
但心里也总有点犯嘀咕，女同志从事抽象思维的研究，能行吗？进到所里，发现女性科研人员确实少得可怜，中国哲学史室就我一个“独养女儿”，整个哲学所在盛极一时的80年代中后期，即使拥有70多名科研人员的时候，也仅有4名女性科研人员，占科研人员总数差不多十八分之一，其中两名在90年代退休后，很长一段时间里仅剩两名女科研人员。
难道真的是哲学让女人走开？
事实是，在哲学所与社科院一起迎来50周年大庆的时候，从事哲学研究的女性不仅没有走开，反而大大地增加了。目前哲学所共有38名员工，女性就占了11名，占总人数四分之一以上，女科研人员有7位，占全所科研人员近四分之一。
虽然没有占到半壁江山，但女性科研人员的比例大有改观。改观的原因来自于多方面的变化和进步：
首先是哲学的变化。中国知识界对哲学的认识来自于西方传统哲学，而西方传统哲学从古希腊的柏拉图、到近代笛卡尔直到黑格尔，在他们所设计的理论框架里，哲学成为高高在上的逻辑思辨领域的纯粹理性体系。这种哲学体系由于其远离了人而不断遭到现代以来的哲学家的批判和改造，实践哲学、应用哲学、对话哲学、诠释哲学等的兴起为哲学开启了转向的途径。哲学正以对人生的思考，与人的亲和力而重新受到人们的喜爱和推崇。哲学的转向导致了哲学观念的变化，它不仅为从事中国哲学开启了更广阔的道路，而且为更多的人包括女性提供了从事哲学工作或研究的机会。哲学家德里达对于为什么没有女哲学家的问题曾这样回答：“哲学言说是以这样一种方式构成的，也即它排斥和压抑妇女、儿童、动物和奴隶。情形就是如此---否认这点会很愚蠢。不过，我们已来到这类事情正在改变的历史阶段。”（“德里达访谈”，中国理论法学研究信息网www.legaltheory.com.cn） 在德里达那里，哲学（传统哲学）走向其自身的外在性，也就走向了女性。
其次是对女性看法的变化。女性一向被看作是感性的、肤浅的，凭直觉办事的，而这种性格特征被认为不适合做像哲学这种理性的职业。正是基于对哲学和对女性两者偏颇的认识，于是就有了所谓“女人搞哲学，对于女人和哲学两方面都是一项损失”的说法。但是，多学科多层面的研究成果已经表明，女性的气质是被造就的而不是天生的。所谓女性不适合哲学的说法，一个主要的原因是与人类一段不光彩的历史相关联的，在那些个年代，女性既没有得到追求知识与精神生活的教育也没有这个时间。一方面造就出了所谓女性气质，一方面又以这种气质不适合某种学问而予以责难，如此，不是制造了女性与哲学的双重无奈吗？
既便我们承认女性具有上述感性的、直觉的性格特征（谁能证明男性没有这些特征？），哲学观念的更新为女性从事哲学创造了方便之门。有人这样说，如果说女性是感性的，她们活得自然，活得真诚，她们就更接近人类本初的纯真状态，更接近人类本体的欢乐与幸福，更愿意回到本源去探索自我。这也接近了海德格尔的揭蔽和去蔽的境界。言下之意，女性更适合当今的哲学。
第三，教育的作用。
第四，事实的证明。即使在分析哲学占统治地位时期，我们可以发现不少杰出的女性哲学家。比如汉娜·阿伦特（1906年出生），她曾在著名的哲学之府马堡大学和弗莱堡大学学习哲学，得到海德格尔和胡塞尔的极大赞许，于1928年底在她22岁时，获得了海德堡大学哲学博士学位。还有写《第二性》的著名的西蒙娜·德·波伏瓦（1908出生），在1927年6月，巴黎高等师范学校颁发了当年的普通哲学证书时，她获得第一名。西蒙娜·薇依（1909出生）则获得了第三名。这些女性哲学家都是在男女同校的大学课堂上完成了她们的哲学学科训练，并获得优异成绩。我们还可以列举出一长串各个时期的女性哲学家名单，如萨拉•玛格丽特•富勒（Sarah Margaret Fuller，1810－1850）；安妮•康韦（Anne, Lady Conway，1631－1679）；艾茵•兰德（Ayn Rand，1905－1982）；玛莉•渥斯顿克雷福特（Mary Wollstonecraft，1759－1797）；伊丽莎白•安斯康（Elizabeth Anscombe，1919－2001）；玛丽•渥恩诺克（Dame Mary Warnock，1924－）；苏珊•哈克（Susan Haack，1945－）；等等。现任纽约社会研究新学院“汉纳·阿伦特哲学教授”的当代匈牙利著名哲学家、社会学家阿格尼丝·赫勒（Agnes Heller），在哲学、法学、伦理学、美学、社会学等方面均有建树，其代表作包括《重建美学》、《超越正义》、《现代性理论》等40余部。为此，她获得了2006年度松宁奖（Sonning Prize）这一殊荣，与曾经获得此奖的哲学家罗素、波伏瓦、哈贝马斯齐名。不仅国外，在国内我们也在哲学的各个学科中都可以看到女性的身影，看到许多优秀的哲学科研工作者。
所以，哲学非但不会让女性走开，而且向女性敞开了大门，越来越多的女性投入到哲学的学习和工作中来，我们哲学所女性增多就是一个例证。并且，据我所知，这些年来高校哲学系甚至出现了女生大大多于男生的情况，华东师大一个本科班28名学生，居然26名是女生。安徽大学哲学系四年级有56名学生，女生26名，几乎一半，而且，成绩排列前十名的全是女生，今年推免生3名亦皆为女生。从事哲学工作的女性增多，其实是与女性走向社会、走向学术领域的大趋势是一致的。就社科院来看，女性科研人员比例也呈上升趋势。让我们对比两组数字：1987年，全院科研人员726人，其中女科研人员137人，女性占总数的18.87%；具有高级职称的科研人员总数为203人，其中女高级职称人员13人，仅占总数的6.4%。但20年后的2007年，全院职工781人，其中女职工289人，占全院职工的37 %。科研人员总数462人，其中女科研人员157人，占全院科研人员的34 % 。并且，具有高级职称的女性已经占到了50%。
因此，哲学是否让女性走开，不是取决于女性的性别选择，而是取决于女性是否接受训练和雕琢。同样，越来越多的女性走向哲学社会科学，走进社会科学院，也反映了上海社会科学院对女性科研人员的充分肯定和寄予厚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