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实上，俄国和中国作为社会主义国家诞生之时，基本都处于马克思所说的这种小农特征的状态，甚至于这两国的农民，在文化素养、道德觉悟上还不如马克思所描述的法国农民。因此，这样的落后国家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不仅距离自由人联合体的共产主义相距遥远，甚至在一些方面大大落后于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但是，社会主义是不是一定要经过资本主义发展阶段呢？
对此，列宁有过深刻反思，他认为，现实证明实行战时共产主义的做法是错了。并承认，在一个小生产如汪洋大海的落后的农民国度里，直接过渡到共产主义是行不通的。就中国来说，通过武装夺取政权，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但是，中国的文化一方面缺少市场经济这个物质基础，另一方面又背负着沉重的封建文化传统，由半殖民地半封建文化向社会主义文化转变过程十分艰难。邓小平后来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就是针对中国的经济文化还比较落后的现状而提出的。
邓小平和列宁都在建设社会主义过程中走了弯路后，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有过重新的思考。邓小平在1984年说过，社会主义究竟是个什么样子，苏联搞了很多年，也并没有完全搞清楚。可能列宁的思路比较好，搞了个新经济政策，但是后来苏联的模式僵化了。新经济政策是列宁针对企图通过“战时共产主义”政策直接进入共产主义的错误实践而提出的，从1921年提出经济上的改革，到1923年提出包括文化在内的“全盘的改革”。尤其是称为“文化革命”的改革包括的内容很多：扫除文盲，普及文化知识，造就科技人才和其他方面的专门人才，加强共产主义道德风尚等等。
同列宁一样，邓小平也把文化建设看作是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如何兴起文化建设的高潮，他把教育放在首位，多次讲到中小学的办学方针是“一要普及，二要提高”，称这是“两条腿走路”。对文化落后的农村和少数民族地区，邓小平提出，要动员城市的人到那里去办学校等。对于领导干部，邓小平动员和鼓励他们要自己写文章，以提高文化素质和领导能力，还提出要培养又红又专的干部队伍。并指出，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社会主义要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就必须大胆吸收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在内的一切反映现代社会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法。从而培养出与资本主义社会条件下完全不同的新人。
邓小平对于落后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的思考，与列宁有着非常相似之处，这是由于他们都坚持马克思主义，并与国内实际相结合，针对农业国家在经济、文化上的落后所开展的具体工作。在一段时期里都取得过良好成效，发挥了积极作用。由于是一种新的探索，是对马克思主义的新的发展，他们的活动都遭到阻碍，甚至一度处于停滞和后退状态。中国的改革开放，经济的迅速发展，邓小平在文化建设上的探索也再次获得深入开展。
“文革”结束后，一系列事关社会主义前途和国家命运的重大问题要求人们重新思考、重新认识并作出新的判断。首先是“如何认识、建设和发展社会主义”的问题，与之相关的就是如何重新树立社会主义的前途理想，如何构建中华民族新的思想文化价值观等等。
邓小平科学地回答了上述问题，主要体现在：
一是强调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以共同理想凝聚人。他领导和支持了“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的大讨论，使人们的思想从长期的僵化中解放了出来，也使其文化思想有了坚实的实践基础。他还指出，如果仅靠物质条件，我们的革命和建设都不可能胜利，强调理想和信念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根本，是我们建设社会主义的真正优势。
二是强调“两个文明”并重，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促进两个文明协调发展。改革开放初期，邓小平就明确提出了坚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方针，把精神文明建设提上了重要日程。他尤其强调政治、经济、文化的高度文明是社会主义的特征，提出在建设高度物质文明的同时，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这就是要区别于而且高于资本主义的精神文明，是使旧的思想道德观念产生质的变化。邓小平从精神文明角度谈文化，既是提升了文化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地位，反映出一种新的文化自觉，同时也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丰富和发展。
三是重视科教发展，提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论断，把人才的培养，教育的“三个面向”（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培养“四有公民”（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等作为文化建设根本落脚点。邓小平特别注重知识分子与文化建设的关系问题，指出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中掌握科学文化知识较多的一部分，是先进生产力的开拓者，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中有着特殊重要的作用。因此，一定要在党内造成一种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氛围。在《邓小平文选》中，我们多处看到提高知识分子待遇，论述知识分子政策，鼓励海外留学生回归，提拔优秀知识分子到重要岗位等论述。
四是把文化看作是综合国力的重要标志，这是邓小平具有远见性的判断。邓小平提出了大力发展科技和教育，并把这当作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文化建设理论的立论基石和战略重点。进入21世纪，许多国家都把“文化立国”当作发展目标，当作与硬实力相提并论的软实力。邓小平高瞻远瞩，早在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便看到了文化在综合竞争力上的作用，为我们进行新时期的文化建设奠定了思想基础。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共产党在总结世界社会主义和中国社会主义发展的经验教训基础上，立足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历史实际，初步回答了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市场经济体制的形成，推动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为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提供了强大的经济基础，为我们填平社会主义建立前的文化鸿沟开拓了必要路径。在文化建设上，实行了一系列重大决策和部署：普及义务教育，加强农村教育，减免农村中小学学杂费，对高校困难学生实行国家助学贷款，以及加强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加强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职业道德教育，公民道德教育，社会主义荣辱观教育等等。这些决策和部署，对于提高人们的文化素质起到了很好的作用，并促进着经济社会等进一步发展。
当今，文化与经济和政治相互交融，在综合国力竞争中的地位和作用越来越突出。由社会主义经济、政治、文化建设三位一体发展为社会主义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建设四位一体，体现了我们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体布局的新思考。表明了我们党对什么是社会主义和如何建设社会主义更加明确，对文化建设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地位和作用更为重视。从两个文明一起抓，到三位一体，再到四位一体，文化建设不再仅仅被看作“反作用”和被决定的因素，而是社会主义建设中不可或缺的重要领域，它与经济、政治、社会建设并驾齐驱，共同发展，协调并进。
这种把文化发展融入到社会的全面发展的观念，是我们党对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关于存在与意识、精神与物质的同一性关系的学说、列宁关于“文化革命”的学说、毛泽东思想关于建立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的学说，以及邓小平关于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理论，还有江泽民关于“始终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等理论在新世纪新阶段的创造性继承和发展，是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史观的当代创新，反映了中国共产党提出和制定的文化建设路线、方针和政策，指引和推动中国社会主义文化事业蓬勃发展，并贯穿着中国共产党自身具有的高度文化自觉。
作者为上海社科院哲学研究所/中国哲学研究室 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