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学者专辑》陆晓禾：市场经济、女性劳动与和谐社会

谈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不能离开市场经济、女性劳动，因为如何对待市场经济、女性劳动，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一个重要问题和方面。“和谐是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表明，我们是用一种不同于古典资本主义的方式来使用市场手段的，而妇女劳动状况不仅是社会文明而且是社会和谐的一个不可忽略的重要尺度。我想谈两个问题。

一、市场经济与和谐社会

在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前，世上只有一种市场经济，就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对这种经济形态，马克思认为是一种自然历史过程。19世纪下半叶，他在《资本论》序言中指出，一个社会即使探索到了本身运动的自然规律，它还是既不能跳过也不能用法令取消自然的发展阶段。但是它能缩短和减轻分娩的痛苦。而变革是采取较人道的还是较残酷的形式，那要看工人阶级自身的发展程度而定。[1]换言之，他并不认为工人对这种痛苦是无能为力的。

20世纪70年代中叶后，在美国发生了“经济伦理学运动”，这次不只是工人，而是社会各界，包括宗教思想家、学生、消费者、学院教授、大众媒介、公众、政府、最后还有愿意讲伦理的企业家，都相继投入其中，到80年代中期，这个运动又扩展到欧洲，极其深刻地影响了美国以至西方世界的传统经济理论和实践，并由此诞生了以“经济伦理学”为名的新学科。后来美国著名经济伦理学教授里查德·狄乔治总结说：“西方发达国家的经验表明，自由企业的恶可以通过立法、舆论和公众监督以及企业本身的自我约束来防止。有关这些限制的讨论、澄清和证明，就是以经济伦理学而闻名的学科所要做的。”[2]我对这个运动的研究结论是：它“力图使对企业的管理和控制置于社会监督之下，是在不通过无产阶级革命，不改变资本主义根本经济制度的条件下，而要求按社会和公共利益来管理社会化生产，脱离资本属性的一次伟大努力。”[3]在西方，这种社会性的控制自由企业的恶的努力还在继续。

我国的市场经济改革，与列宁时期实行国家资本主义的”新经济”不同，在他们那里，是一种政策，一种短期的战略退却。而在我们这里，我国的市场经济改革，并非是一种政策，而是要构建一种新的经济形态、新的社会形态，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历史上，市场经济与特定所有制成功实践过的只有一种，就是与生产资料资本主义私人所有制相结合。所以，邓小平说：我们从事的是“全新的事业”。新在：我们要把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结合，构建一种历史上不曾有过的经济形态社会形态。它具有如下与古典资本主义不同的特征：1）我们的市场经济是靠社会主义政治结构和意识形态运行并在它们的框架中运行的，我们的理想目标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在经济制度方面，也就是采用市场协调制度，不同所有制公平竞争，同时坚持公有制占主导地位；2）我们有后发优势，可借鉴西方市场经济的经验教训：自由不等于放任，不能不顾社会和环境，让资本放手追求利润最大化。因此，基于这样的社会实践，我们现在提和谐社会，显然不能离开市场经济来谈，不能离开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结合这一全新事业来谈。“和谐是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概括一点说，就是：我们不会也不应该允许古典资本主义的对抗发生，我们会用也应该用各种政府的法律的道德的舆论的自律的手段来限制这种情况发生，尽管不可否认，我们局部地已经发生这种对抗性质的事件，发生了类似西方经济伦理运动兴起前放手追求利润最大化而带来的问题，如种种惟利是图，弄虚作假，践踏员工合法权益，坑害消费者、投资者和社会公众的事件。例如央视《经济半小时》2006年12月10日播出的《致命的电池》就是一例。[4]

实践我们这样的“全新事业”，就需要有对伦理学开放的经济学。近代西方主流经济学是古典资本主义的理论基础。利润动机或者说对金钱的“抽象的贪婪”是它的出发点。这种经济学把经济领域活动的人类行为抽象为纯粹的经济人行为，假定利润动机是经济人行为的唯一动机和目的。利润动机被认为不仅是自然的而且道德上也是好的：像受看不见的手的指导，个人追求他自己的利益，反而能更有效地促进社会利益。如果自利不仅是经济人的行为自然而合理的动机，而且还能有效地促进社会利益，那么伦理在经济活动中就真的是多余的了。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马蒂亚·森因此批评经济学家的这种方法是“与伦理无关的工程方法”即逻辑处理方法,因为它只是从十分简单的行为假设出发，考虑采取什么手段以便达到外界给定的目的，而根本不考虑行为的道德价值和准则。在西方经济伦理运动冲击下，主流经济学的这种概念和方法遭到了否定，发生了如下变化：1）不是“经济人”，而是道德人社会人：实际生活中的经济活动主题是负有经济、社会和环境责任的道德人社会人，有着远比经济人丰富的内涵；2）不是自利动机和利润最大化目标，而是多元动机模式和多元目标框架：利润是其中一个重要目标，而不是唯一的目标，其他目标与利润动机一起影响人的经济行为；3）不是丛林竞争，而是合作共生：市场竞争并非在原始丛林中而是在它所服务和赖以生存的社会中进行，涉及大规模的合作和互相信任的群体，首要的是合作。这些变化最后还促进了对资本主义的重新思考：资本主义作为一种社会理论是不充分的，从根本上说，它是生产、交换和协调的一种经济学理论，它不重视社会行为和政治组合的重要方面，在协调理想中，把自由和效率变成了唯一的指导行为的价值，因此要对资本主义进行社会和伦理规范，使其能满足人们对本质生活的追求。这种对伦理学开放的经济学概念、对资本主义批判性反思的趋势还在发展，由此产生了包括“道德资本主义”等种种对资本主义的新描述，也可说是西方人对理想社会的追求。相比之下，国内的一些经济学理论和教学很成问题，有的不仅从已被西方抛弃的“经济人”假设，而且更令人惊骇地从“所有人都是小偷”的假设出发，来构建经济学理论、管理学理论和公司治理理论。如此粗野落后的人性假设和经济观念，即便不是造成局部对抗事件的理论原因，也显然有悖和有害于我们所要建设的和谐社会。

二、市场经济与女性劳动

有两句名言，我们都很熟悉。一句是“妇女解放的程度是衡量普遍解放的天然尺度”。另一句是“资本来到世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流着血和肮脏的东西。”可以这么说，被资本所榨的这血中，其中一半是女性的，而只要女性仍然遭受“自由企业的恶”，就谈不上普遍的解放。女性劳动的悲惨状况，在马克思的《资本论》中有非常详尽的调查和深刻的分析。例如他指出：大工业使儿童和妇女以压倒的多数加入结合的劳动人员中。资本家喜欢使用已婚的妇女，特别是必须养家活口的妇女，这种妇女比未婚妇女更专心更听话，她们不得不尽最大努力去取得必要的生活资料。“这样一来，美德，女性特有的美德，反而害了她们自己，她们恭顺温柔的天性，竟成为使她们受奴役和受苦难的手段。”[5]这是在古典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女性劳动的一种连同美德异化的情况。

当我们现在将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结合起来时，特别要注意市场经济的局限性。和谐而不是对抗，要求一般地不以对工人，特别地不以对妇女的不人道为代价。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妇女劳动的和谐状况是社会和谐的重要方面、标志，采取人道的还是残酷的方式，特别从如何对待妇女可看出来。

市场经济作为手段的局限性表现在：1）市场奖励的是效益而不是优秀，它只承认能缩短生产某种商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从而使较小量劳动获得较大量使用价值的商品所有者胜出，并不能精确地估计这种商品生产所涉及的外部成本或社会成本，例如对环境的污染，或这种产品例如镍镉电池是在健康安全的还是在致命的劳动环境下生产的，如马克思谈到的：“根据小麦，我们尝不出它是谁种的，同样，根据劳动过程，我们看不出它是在什么条件下进行的，是在奴隶监工的残酷鞭子下，还是在资本家的严酷的目光下”[6]，换言之，是在道德的人道的条件下，还是在相反的条件下生产的，因此商品所有者在这些方面的优劣程度通常并不能影响产品的市场价格，从而不能通过市场起作用。2）市场还受竞争的影响，如果市场奖励的效益是与商品所有者的自身财富挂钩的话，那么利润最大化要求在竞争的压力下，就有可能极大地助长尽可能低成本地获取别人的劳动力和强迫工人更多地放弃生活享受的行为，因而发生对抗性。

市场经济的这两个局限性，对工人对女工的影响特别应引起我们的注意。西方有关女性劳动的伦理讨论中，经常讨论的有三个问题：性骚扰、女性就业和单身母亲的工作歧视问题。我们也有这些问题。但我认为，从总体来说，更需要注意的是生产领域中的问题。因为：1）在劳动力买卖的流通领域里，基本上还可以算是天赋人权的真正乐园（马克思语），劳动力的买卖是以一种自由交换的形式出现的，但到了生产领域就是另一回事了。劳动从属于资本而开始的生产方式的变化，是要进入生产领域后才能发生的。2）在生产过程中，劳动属于购买它的所有者，生产过程就是消费、使用劳动的过程，这种消费使用，从内容上说，是双重的：制造产品的社会劳动过程和资本的价值增殖过程，而就形式来说，从属于资本，具有专制性质；3）这种消费和使用劳动的过程，是在什么条件下进行的？人道的还是不人道的？4）利润最大化要求、市场竞争的压力最后都通过劳动过程转移到劳动者身上。因此，正是在生产过程中，如何处理劳资关系、管理者与工人的关系，可缓和、可对抗、可和谐，才真正能显示出市场经济的社会制度性质，显示出我们的结合是成功，还是在重复古典资本主义的对抗。

对女性劳动，特别涉及公正、关爱。公正包含两个含义：一是对同样的人同样对待，例如男女同工应同酬；二是不同的人不同对待。例如，女性例假和怀孕期的生理不同，应给予不同的照顾。关爱：女性从事两类生产，包括人类自身的生产，承担两种生产的重担，对人类自身和生活的延续都作出了重要贡献。对女性劳动缺乏必要的关爱，不仅损害妇女及其家人，也报复到我们的下一代。例如那些因从事“致命的电池”而被夺去生命、健康的女性，她们的孩子也因此致残。这些新的教训、女性劳动的血的教训表明，自由企业的恶，需我们的政府、法律、舆论、公众监督以及企业本身的自我约束来限制。我们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和谐性质，应该从生产过程从女性劳动中体现出来。

（作者：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伦理研究中心/哲学研究所  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