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明生:我圆了古希腊哲学梦

我们这一代知识分子与整个国家民族的命运是始终紧密结合在一起的，历尽坎坷艰辛而又充满着希望。自己目前得以享有一个相对平静的晚年，应该深深感谢多年来各级组织领导的支持和师友们的厚爱，否则早已“皮之不存”，更遑论涂写文章。写这篇短文的本意仅仅是表达自己的感激之情。

1949年，为着圆我从少年时代就萌芽的希腊哲学梦，抱着寻求西方智慧源泉的愿望，我考入清华大学哲学系。由于1952年院系调整，我转入北京大学。1955年毕业后，被分配到中国科学院原子能研究所工作（对我来讲，这真是天大的误会）。随着全国形势的剧变，我的艰辛而苦涩的历程开始了。在1959年的反右斗争中我几乎陷于灭顶，当时自己言论之激烈，至今回忆起来仍心有余悸。万幸当时以郑林同志（据说他当时的工作深得聂帅的好评，后在李雪峰任内当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长）为首的领导倾力相救。临下放农村劳动锻炼前夕，他找我进行了一次语重心长的谈话，那才真是苦口婆心的谆谆教导。现在回忆起来，日益深切地体会到当时他乃至中科院领导要冒多大的政治风险，因为我当时批评的核心直指当时中国“第一人”。下乡重返该所那一年的日子可真是难熬，正像司马迁所讲得那样：“肠一日而九回，居则忽忽若有所亡，出则不知其所往，每念斯耻,汗未尝不发背沾衣也!”（《报任安求》）。那时才真正体会到政治上失落的滋味。1969年8月，我调往湖南某高校任教，在宽厚待人、虚怀若谷的张克俭和徐霁远同志（曾任华南师范学院党委书记）的领导下，能够心情舒畅地工作。还由于他们的保护，我得以安然度过那些风骤雨横的日子。“文革”期间，自己最大的伤痛是被阻不能回沪，同对我恩重如山的父亲见上最后一面，从而留下终身最大的憾事，至今仍对之魂梦不安，每逢清明时节赴太湖之滨墓前祭奠时，也只能长跪忏悔而已。他生前虽是一名普通工人，却是我一生立身处世为人的楷模。

“五七”干校生活结束后，我去武汉大学哲学系工作，其间在襄阳隆中诸葛亮故里和珞珈山东湖之滨，倒真是认认真真，安安静静地读了几年书，师友之间也颇有切磋学问之乐。但多年来背乡离井的书剑飘零，老母年逾古稀，妻儿缺乏照顾，只有力争回到生养我们的故乡才是长策。由于冯契、周抗等诸领导的推荐和直接干预，我有幸调入本院哲学研究所工作，做了一些力之所能及的事情，天时、地利和人和，加上内心锲而不舍的追求，我终于圆了自己的希腊哲学梦。

圆梦得益于良好的学术环境。首先是积极的宽容。长期以来，科研机构在组织和领导科研学术活动中，条条框框是比较多的，横加干预更是屡见不鲜，同现实生活联系不多的纯理论、纯思辨研究几乎难以进行，我院和哲学所在这方面不是消极的宽容，而是积极的宽容，这点我感受最深。宽容使我多年来第一次得以在不受责难和歧视的氛围中全身心地从事以追求纯智慧为目的古希腊哲学的探讨。自己的第一部40万字左右的著作《柏拉图哲学述评》，是在一年时间里根据多年来积累起来的资料和构思写出来的。当时，身居陋室，思想处于“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的境界。接着的第二部著作《晚期希腊和基督教神学：东西方文化的汇合》（属于国家社科基金资助项目），也同样如此，是在心情极其舒畅的状态中涂写出来的。我还参与汪子嵩师主持的《西方哲学通史》的撰写，四卷本《希腊哲学史》的写作二十余年如一日，每卷都在八九十万字左右。亚里士多德在讨论人生理想时说，在闲暇的境界中探求纯哲学或纯智慧，是人生的最大幸福或最高的境界。我在这几十年的工作中，的确是在追求纯智慧，并获得了这种幸福、这种闲暇。

其次是热情的支持。从事这类课题的写作，没有大量图书资料是不可能进行的，这里由于院系调整时，原圣约翰大学大量哲学等方面的图书调归华东师范大学，所以院图书馆领导是根据我提供的大量书目，动用当时为数不多而又十分稀贵的外汇向国外订购的，例如其中最具价值的哈佛版勒布古典丛书（相当于我国的四部丛刊）希—英、拉—英对照，共计约300本左右，其他如《剑桥古代史》和当今出版的有关著作，只要我提出来，他们从来没有拒绝过，尽快编目后就及时借给我。这种际遇可说是得天独厚。这点从陈其钦同志以来历届馆长都是这样的，并还得到当时采编组的蒋女士等的支持。在著作的出版方面，我也得到很大支持。第一部专著《述评》在段光玲同志精心编辑和蒋冰海同志大力推荐下得以顺利出版。第二部专著写成后，恰遇学术著作出版难的困境，我的稿子虽未被退稿，但也被搁置多年，后来也是由院黄逸峰科研出版基金提供资助后得以出版。在申请项目、管理、图书的具体借阅等诸多方面，多年来始终得到学术秘书室负责人陈冠华同志和资料室苏宝泉同志等的帮助。与此同时，我的学术成果曾得到院、所领导的热情推荐，从而获得院、市颁发的多项奖项。在当时张仲礼院长亲自主持的文史哲片的院1993-1994年科研成果的评审会议上，我与王淼洋同志一起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资助的专著《东西方哲学比较研究》，被评为特别奖，接着又被院里推荐到市里获得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著作奖。在我院第二次职称评定时，由于所领导积极主动推荐，按当时的有关规定，我越级获正研职称，这离我六十年代获讲师职称已逾二十余年。此外，为了保证和鼓励我的科研工作，我得以延期五年退休。

1995年退休后，我仍然沉浸在希腊哲学的研究中。

首先是应复旦大学蒋孔阳教授的诚情邀请，参加由他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重点研究项目和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重点课题的研究，具体是从事七卷本《西方美学史》中第一卷《古希腊罗马美学》和第二卷《十七十八世纪美学》的写作。从1995年到1999年的四年时间，研究工作是在极为闲适惬意的心绪中，在从韩德尔到普罗科菲耶夫的CD片陪伴下进行的。由于课题组织者的信任，不事先给我设定任何框框，一切任由我自行酌定，甚至连篇幅也不受限制（以致每卷都写到七八十万字）。第一卷是遵循二十多年追随汪子嵩师写作多卷本《希腊哲学史》获得的成果和训练，致力于主要以分析的方法探讨希腊美学的发生、发展及其贡献，自己还算满意的是书中的第八章（亚里士多德）和最后第十五章（普洛丁）。相比较而言，第三卷《十七十八世纪美学》倒是写得颇为流畅。由于那时国内尚无同类型成体系的著作，从结构、体系、论断，到代表人物的入选和评价等皆无相关成果可以借鉴，只能从英、法、德、意四国各自独特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形成发展及其影响，循此阐发其同样带有民族文化及其审美特征的美学思想，并致力于揭示其中二十三位美学思想家的历史定位。这两部著作不论其功过得失如何，自己确是全身心投入的，其中有些人为民族、为理想、为真理而不惜献出一切的精神，深深地打动了我，尤其是盲诗人弥尔顿一生巍然独立的崇高风格，强烈震撼了自己的灵魂。

其次是与陈超南同志共同主持院重点课题《东西方文化比较研究》。为慎重起见，这项研究了邀请院内外多名学者参加，但也是时间跨度最长（从1993年立项到2006年出版）、折腾最多的，以致自己曾多次想放弃，不如意的事包括有的编写人员长期不能交稿，有的中度换人以及出版单位的变动等等。出于超南的坚持和不辞辛劳，多方努力，特别是前后三届院领导的支持，尤其是本届领导履职伊始就给予直接关心，成果得以问世。值得欣慰的是，为了修改这部稿子，自己重温了党中央近年来的许多重要文件，系统地阅读了《新华文摘》、《读书》等杂志上刊载的有关论文，以及西方特别是一些政府代言人或政策家们的煌煌巨著，从而对国内外的政治经济文化态势有进一步理论上的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