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七年前，我曾经受命在一次全院副研以上科研人员的会议上作交流发言，我说了，我是社科院坐冷板凳中的一员。我这样说，心中并没有一点意气用事，也没有发牢骚的意思。只是那时候我们院根据国家改革的形势，逐渐明确了为地方经济社会发展服务的方向，大部分科研人员都积极投入或被组织进与现实密切相关的课题，相形之下，我这样从事基础理论研究的人不免显得壁立。
不过我自己并没有认为我是完全游离于实际生活的。有些问题是从事现实问题研究的同志不直接关心的，然而，并非与他们一点没有关系。比如，关于理论和实际的关系，我们有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照有些同志的说法，这个理论是全面而成体系的，既然如此，它怎么能疏于回答哪怕是我们面临的现实问题中的一个角落呢？我们只要照着做就是了。然而，事实上我们现在承认，过去的理论并不能完全回答现在发生的新问题，甚至还是相当重大的现实问题，以至于常常冒出这样的问题：是理论出了毛病还是实际生活错了？当我们说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原理的时候，所要坚持的是哪些原理呢？又有哪些原理我们能肯定它们已经成为历史性的真理了呢？再者，当我们谈到“普遍原理”的时候，什么是“普遍”？什么又是“原理”？究竟“普遍原理”的表述形式有什么特点或要求？这些看似钻牛角尖的问题其实对于理解马克思主义、尤其对于理解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是十分重要的。最近，又看到有对“普遍伦理”、“普遍价值”的讨论，为什么人们喜欢追求“普遍”的东西？“普遍”的东西就是有说服力的东西吗？攥有“普遍”的东西就获得了对他人的优势吗？拒绝“普遍”的东西就一定陷入相对主义吗？理论可以是不“普遍” 的吗？离开“普遍”的东西，我们想问题、办事情的依据又是什么？从事理论思考的时候，人们总是不加觉察地对上述问题有了一种态度，但却往往对这种态度本身未作思考。类似这样的问题很多，它们是所谓基础理论，理论的理论，需要有人研究。在这方面深究下去，势必涉及某些基本观念在哲学史上的起源和演变，涉及中西文化背景中对同样问题的不同理解和表述，以至于人类谋划未来生活的取向。
我个人觉得，对于一些看似不着边际其实影响深远的学问的研究，上海社会科学院有良好的氛围。领导是支持的，前辈是鼓励的，同事们也是相互理解和尊重的。记得有一次我被要求参与一个集体项目的写作，我因为在一个十分基本而流行的理论观点上看法与众不同而有顾虑，
九十年代末以来通过一系列改革，社科院逐步明确要成为上海市政府的智囊团、思想库。即使实行了这一转变，偏重基础理论的哲学还是被关注的。但是也应该承认，在改革之初像我这样做基础理论研究的人何去何从确是一个需要考虑的问题。当时的院领导说，俞宣孟还是有饭吃的，像他这样的人社科院可以养十来个。虽然捉摸领导的本意应该有对我的关照，但意识到自己已经到了需要人照顾的地步也不是滋味。不过，当时我并没有为此而担忧过。真正开始担忧的是，当院的工作方针确立智库建设要依托基础理论时。院长说，哲学是智库的智库。听了这样的话，我想，同事们会像我一样感到受宠若惊，尽管哲学本身被认为是一门热爱智慧的学问，搞哲学的人却不见得比别人聪明。说正经的，这对于搞基础理论研究的人来说是一个巨大的压力，我们能提供这样的依托吗？要把压力转化为动力，不能靠多发空疏的议论，而是要潜心研究，这就是要坐冷板凳。坐冷板凳绝非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而要眼睛瞄着现实，心中盘着理论。没有现实，理论是不活的；没有理论，现实是盲目的。
我之喜欢坐冷板凳还有一个原因。我从学校走上社会的时候正逢多事之秋，整整十年的时间不断上演着斗争、打倒、批判的故事，经常需要重新站队、端正立场，回想起来犹惊心动魄。头脑中积累了许多有关人生、社会的问题，需要自己想个明白。虽然直到今天不能说全想透彻了，但至少能分辨幼稚和成熟，理想和现实，这些就是在社科院坐冷板凳想过来的。见识过惊涛骇浪，厌倦了动荡的岁月，能在社科院从事基础理论的思考，对我而言是适得其所了。
现在，大家讲学界有一点浮躁，重新提起了坐冷板凳的事，当然，这次更多是取其积极的意义。当允许一部分人坐冷板凳时，这冷板凳又不好坐，因为伴随着“允许”的同时还有“期许”：十年磨得成一剑吗？我反正坐冷板凳快坐到头了，年底就得退休。至于剑磨得怎样，已无可修改。趁院庆暨哲学所所庆五十周年之际，把自己的这些体会告诉正在或打算坐冷板凳的年轻同事们，愿你们成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