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难兴邦”四个字，表达了总理勉励大家“挺起不屈的脊梁”应对灾难、重建家园的坚定决心，也表达了总理对年轻一代的鼓励与期盼。正可谓，此情此境，语重心长。
“多难兴邦”一词，出自《左传·昭公四年》。《左传》中，楚灵王遣使至晋，欲借重晋国，联盟诸侯。晋平公“欲不许”，但其臣司马侯认为不能得罪楚国。晋平公说，“晋有三不殆”，即晋国地理险要、多产良马、相邻的齐楚多灾难，得罪楚国有什么关系?司马侯则说:“恃险与马，而虞邻国之难，是三殆也。”他逐一分析道，九州至险，经常易姓；冀北产马，却无“兴国”；邻国之难，不可臆度。他说:“或多难以固其国，启其疆土；或无难以丧其国，失其守宇。”接着，司马侯又列举两段历史为其“多难兴邦”之论作证:一是“齐有仲孙之难，而获桓公，至今赖之”；二是“晋有里之难，而获文公，是以为盟主”。
话至于此，似应刹住。然而，司马侯还有话说:“持此三者，而不修德政，亡于不暇，又何能济?”他为何要说这样不客气的话来提醒晋侯呢?左丘明道出了原委:“晋君少安，不在诸侯；其大夫多求，莫匡其君。”也就是说，晋平公小安即福、胸无大志，大夫们贪得无厌，谁也不愿匡正君主之弊。这就是让头脑清醒的司马侯产生“无难以丧其国，失其守宇”满腹忧愁的原因。
司马侯在讲述多难兴邦、无难丧国的前面，都有一个“或”字。或，逻辑上称为析取，或然判断。也就是说，多难可以兴邦，多难又未必一定兴邦。从多难到兴邦，要具备一定的条件。
谁都不希望灾难临头。但是，任何一个人、任何一个家庭、任何一个民族、任何一个国家，总会遇到避不过的灾、躲不开的难。正因如此，早在几千年前的古书《周易》中，就有“坎”、“困”两卦，它告诉子孙后代，人生没有过不去的坎，没有出不去的困。过坎、脱困需要一种精神，这就是自强不息。该书的作者，就是多难兴邦的典型代表周文王。当时，周文王正被商纣王囚于里，受尽磨难。然而，周文王不是多难兴邦第一人。在他之前，还有不少多难兴邦的历史记载。大禹就是其中之一。他面对的灾难是滔天的洪水，面临的压力是舜的不成功便成仁的死命令。多难转化为兴邦，不仅需要卓越的智慧，也需要超乎寻常的劳苦。大禹踏遍千山万水，制订了一个顺乎自然的治水方案，带领人民疏通江河，兴修沟渠。对于一个自强不息的人或民族而言，灾难就像一块磨刀石，可以藉此磨砺自己。正如孟子所说:“夫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
几经磨砺，刀锋利了，接着是如何使用的问题。《庄子》中庖丁解牛的方法，值得我们借鉴。庖丁告诉梁惠王:优秀厨师一年换一把刀，普通厨师一月换一把刀，我手中的刀已用十九年，宰割了数千头牛，刀刃仍然像刚在磨刀石上新磨的一样锋利。究其原因，是能顺乎自然，明白骨节之间有空隙、刀刃则薄得几乎不占空间的道理，“以无厚入有间”，可谓游刃有余。虽然如此，每至于节骨盘结处，见其难解，便怵惕警惧，目光凝聚，动作徐缓，行刀甚微。可见，庖丁的牛刀历久弥新，除了他深谙顺乎自然的解牛之道，还在于他在解牛过程中始终保持着高度的忧患意识。唐代陆贽在《论叙迁幸之由状》中说:“多难兴邦者，涉庶事之艰而知敕慎也。”大意也正是，灾难深重却能使国家富强，是因为知道世事艰难而总怀着谨慎小心的心。
由多难而兴邦，还要有一个自悔意识。《周易·困》说:“有悔，征吉。”身处顺境，需要居安思危；身处困境，更要“三省吾身”，反思遭遇灾难的原因、脱困过程中的失误等。有了这种自悔意识，从多难走向兴邦才有可能成为现实。现代社会中，自然灾害仍然不期而至，使人类措手不及。但是，我们不能因此而拒绝自悔。人不同于“不知晦朔”的朝菌、“不知春秋”的蟪蛄，人的认识，可以日积月累代代相传，可以由“小年”转化为“大年”、由“小知”转化为“大知”。早在几千年前，古代先人就有了“月晕而风，础润而雨”的经验，并有了“制天命”，即把握自然规律的雄心壮志。难道今天一场汶川大地震，就能使我们失掉“制天命”的志气和目标，重新回到不可知论的旧巢?究竟是歌舞升平干扰了我们的视听，还是老祖宗“月晕而风，础润而雨”的规律已经失效?太多的为什么，祈待我们自悔。
一个缺少了忧患意识的民族，不可能走得很远；一个缺少了自悔意识的民族，很难有美好的明天；一个缺少了自强不息精神的民族，更不可能挺立于世界之林。多难兴邦，不仅需要智慧，需要艰苦卓绝的奋斗意识，同样需要忧患意识和自悔意识。中华民族历经磨难，一路走来。虽然面对灾难，但多难兴邦的前人经验，必将伴随我们继续前行。
《解放日报》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