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素梅：语境中的科学——兼论两种文化的冲突与融合

在当代科学哲学的发展中，随着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之间的矛盾冲突的日益加剧，寻求两种文化走向融合的起点与路径的努力，便成为一个中心论题凸显出来。近些年来，国内学术界已有许多同行在这方面做了大量的有建设性的工作。但是，在不计其数的文章或论著中，关于论题的研究基本上仍处于宏观叙述的层面，除了一方面尽可能地揭示科学中所蕴涵的各种形式的人文因素，另一方面则极力为科学理性辩护之外，还没有提供一条有效的途径能够确保两种文化走向实质性的融合。本文试图通过对理性主义科学观与非理性主义科学观的思维方式的剖析，运用语境分析方法，论证把科学的客观性与真理性理解为是科学追求的目标，而不是科学研究之起点，或者说，把客观性与真理当作是一个程度概念，而不是一个关系属性的思维方式，并立足于这种思维方式的逆转，提供两种文化走向融合的平台。

一、二值思维逻辑：两种文化冲突的内在根源

在50多年以前，科学一直被誉为是真理的化身，是一项理性的事业，这种观念似乎是显而易见的，是对科学的一种约定俗成的理解，人们不需要为此进行更多的辩护。这是自启蒙运动以来形成的科学观。可是，自从1959年斯诺（C.P. Snow）以物理学家和文学爱好者的双重身份哀叹两种文化（人文文化与科学文化）之间缺乏交流与沟通，并试图鼓励双方进行相互理解与交互作用以来，事情变得越来越糟糕。在斯诺的笔下，这些人文学家虽然不懂科学，但是，他们非常满足于缺乏科学知识的现状，并且，他们从未断言，科学不是知识。与此同时，科学家也很少关注文学与历史，好像物理学的科学大厦不是人类心灵最美丽而神奇的集体智慧的产物。斯诺在继续讨论了弱相互作用中发现宇称不守恒的实验之后指出，“这是一个极其美丽而富有创新的实验，但是，结果却是如此地令人吃惊，人们忘记了这个实验是怎样的美丽。它使我们重新思考物理世界的某些基本原理。这种结果与显而易见的直觉、常识相矛盾。如果在两种文化之间存在着任何一种认真的交流，那么，这个实验将会成为剑桥贵宾桌上谈论的话题。”[1] 斯诺的描述无疑形象而生动地揭示了在当时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之间的分裂现象。但是，尽管如此，这两个群体之间并没有产生明显的矛盾冲突，他们相安无事，各自快乐地生活在具有不同规范的学术圈子里。

    然而，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情况却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许多人文主义者对待科学的态度已经从漠不关心转向了不信任，甚至有些敌意。今天的科学受到了来自许多方面的攻击，并且，每一种攻击都否认科学能够向我们提供知识。不管是由于固有的性别偏见、欧洲中心主义，还是因为科学家的社会与职业兴趣，科学都是不可信赖的和有致命缺陷的。1991年，罗斯（A.Ross）把近些年来流行的这种人文主义者的科学观总结为：“可靠地说，近代科学创立的许多确定性已经被废除，科学实验方法的实证论、科学公理的自明性以及证明科学断言本质上是独立于语境的真理，所有这些都受到了客观性的相对主义者的批评。历史地看，某些有意的批评把自然科学描述为是特定时空中出现的一种社会发展；这种观点对自认为是揭示了自然界的普遍规律的科学提出异议。女性主义者也揭示出，在科学的‘普遍’程序与目标中，存在着男权主义的经验与俗套的狭隘偏见。生态学家密切关注超越机械论科学世界观的环境语境。而人类学家则揭露了科学的民族中心主义：即，把本能地追求与语境无关的事实的西方科学与看成是伪科学信念的其它文化区分开来。这些批评的最终结果是，极大地侵蚀了宣布和鉴别真理的科学体制的权威性。” [2]

特别引人注目的是，人文主义者对传统科学观的这些极端的批评，最终引起了科学家的反感。1996年，科学家以一本最主要的文化研究杂志《社会文本》为阵地，展开了一场前所未有的科学家与人文学家之间的“科学大战”。这场大战是由纽约大学的物理学教授索卡尔（A. Sokal）在该杂志刊发的“跨越界线：走向量子引力的超形式的解释学”一文引起的。索卡尔在这篇经过精心设计并且深藏有预谋的文章中，在文字层面给人的感觉是试图表明，能够用当代物理学的发展来支持流行的人文主义的科学观，而在实际内容方面，文中却有意识地蕴涵了多处科学上的错误，来考验这本权威性杂志的编辑所具备的物理学知识的水平及其用稿态度。索卡尔把他的这篇文章的发表称之为进行了一次“社会实验”，以揭示人文主义者在只具备初步的科学知识的情况下，对科学知识的合理性地位妄加评论的社会现象。索卡尔认为，女性主义者和后结构主义者把科学理论理解成是一种社会与语言的建构，而不是对客观实在的某种反映的观点，不过是用隐晦、比喻或模糊的语言取代了证据与逻辑，是重新把已被人们早已抛弃的理论诡辩术充当了理论的功能。[3]

另一方面，从科学哲学的发展史来看，我们只要浏览一下新近出版的科学哲学方面的著作与教科书，会很容易发现，人文主义者和科学知识社会家的研究成果已经引起了科学哲学家们的关注。在20世纪70年代，科学哲学的研究与教学主要以评判逻辑经验主义的理论为背景，为了了解新的发展趋势，需要研读库恩的《科学革命的结构》一书；到80年代，波普尔、库恩、拉卡托斯和费耶阿本德被称之为“四位非理性主义者”[4] 的思想成为关注的核心，科学哲学的论域空间由先前分析成熟科学的逻辑与认知结构的静态研究，扩展到试图描述科学发展的认识论与方法论问题的动态研究，这时，关于科学变化、科学进步、科学评价、理论与证据、事实与价值、理论实体的本体论地位以及科学术语的指称等问题，成为当时科学哲学的研究重点，并突出了科学实在论与反实在论之争。如果说，这种研究重点的转移是科学哲学内在逻辑的演变与发展的结果，那么，从90年代到20世纪末，与传统的科学哲学研究相并行，则出现了一些相当不同的论题。

这些论题不是传统的科学哲学家根据科学哲学研究的内在逻辑延伸出来的，而是一批人文社会学家从思考科学知识的本性出发，立足于不同的学科规范，从各种不同的立场提出的。他们从不同的视角对科学知识的可靠性提出怀疑。1999年由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的《科学的探索：科学哲学选读》一书的第二部分“历史主义及其后果”把社会建构论与女性主义列入其中，[5] 在2000年出版的《科学哲学：从建立到当代问题》一书中，有关女性主义的科学哲学、社会建构论、科学的文化批评、叙述与隐喻等方面的内容近占有一半的篇幅。[6] 同样，这方面的内容也收入到近几年来再版多次的《科学哲学指南》一书中。[7] 2002年出版的《科学哲学：当代读物》一书收集了有代表性的后实证主义科学哲学家的重要文章，其中，在最后一部分“语境中的科学”收入了拉图尔（David Bloor）的“知识社会学中的强纲领”、安德森（Elizabeth Anderson）的“女性主义的认识论”及麦克马林（Ernan McMullin）的“科学的社会维度”三篇文章。[8] 更有甚者，有人把由建构主义、女性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科学哲学称之为是科学哲学的“新时代”。[9] 在这种背景下，关于观察负载理论、经验的等价性、证据对理论的非充分决定性、反实在论的科学理论观以及对观察与实验的非基础主义的说明等问题，不仅成为当代科学哲学研究的主要论题，而且向当代科学实在论提出了新的挑战。

显而易见，这些事实与现状足以表明，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之间的关系由20世纪50年代斯诺所描述的互不关心的分裂状态，到70年代以来从文化与社会的视角对科学知识的可靠性的质疑，再到90年代以来科学家与人文学家之间的正面交锋，事实上，正是彻底地暴露了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之间的矛盾冲突，揭示了传统的理性主义科学观与非理性主义科学观之间的两极对立。同时，也说明了，在当代科学哲学研究中，关于科学的人文与社会研究已经产生了一定的学术反响，拓展了科学哲学家的研究视野与哲学兴趣，强烈地要求当代科学实在论者重新理解与阐述科学的客观性、合理性、真理性以科学进步等概念，重新认识与思考实验证据与观察在理论选择中所起的作用，重新审视与评价传统科学观的直觉性与常识性所带来的局限性。特别是，综合考虑实验设计中伦理的、实用的和认识的问题之间的相互影响，系统研究成熟科学的逻辑结构与主体的认知能力之间的相互关系，认真分析科学理论形成过程中和成熟科学的图像、模型、隐喻的作用，等等。

理性主义的科学观把成熟科学提供的知识理解成是确定无疑的、是不可错的和客观的，认为科学是一项提供真理性知识的理性事业，科学方法的可靠性确保了科学知识的真理性，其它的社会因素则一律被看成是权威科学的潜在“污染源”而加以排斥。而非理性主义的科学观则主要立足于20世纪以来的当代科学研究的现状，尽可能地揭示科学方法的局限性，突出当代科学知识形成过程中必然蕴涵的各种形式的人为因素。这种科学观认为，如果科学知识的增长和科学判断不可能只根据与人无关的证据、逻辑、理性特别是科学方法作出充分地说明，那么，社会与历史等语境因素就会进入科学知识的说明或解释当中。因此，在科学知识的产生过程中，社会条件与社会因素并不是科学知识的“污染源”，而是科学知识的产生、保持、扩展与变化的必要前提或基本要素。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作为一个维度和一种影响的“社会”因素与证据和理性的因素相并列，在知识产生与理论选择中占有了合理的位置，因而得出科学向我们提供的并不是客观的或确定无误的知识，科学不是一项理性事业的极端结论。

这两种对立的科学观，事实上，都起源于同一种二值逻辑的思维方式，要么，基于成熟科学的成功应用，强调科学知识的真理性与客观性，忽视主体性因素；要么，基于具体的科学案例分析，强调科学知识形成与理论选择过程中必然蕴涵的各种非证据类因素，由此而认为科学是纯粹的社会建构，得出科学提供的不是知识的极端结论。从当代科学研究的实践来看，这两种观点都是失之偏颇的，或者说，都是对科学的片面理解。这种理解的片面性在很大程度上都蕴涵了基于事实的真理符合论的前提以及对科学方法论的信赖。正是基于这种潜在的共同前提，关于科学的文化与社会研究对理性主义科学观的批评与反叛，必然会走向其反面。同样，在科学哲学的发展史上，从以卡尔纳普和赖欣巴赫为代表的逻辑经验主义者强调“辩护语境”而排斥“发现语境”的科学哲学，到以库恩和拉卡托斯为代表的历史主义者将两者整合起来的整体论的科学哲学；从基于成熟科学的理论与实践而复兴的对科学的实在论辩护，到各种形式的反实在论的诞生，其研究思路都是相同的：即，认为科学理论是纯客观的，这种纯客观性一旦丧失，就必然走向其反面。或者说，他们都坚持自康德以来形成的哲学立场：把科学理论的客观性作为科学研究的起点。

因此，如果仍然沿着传统的研究思路，显然，无法达到恰当地理解科学的目标。现在，如果我们不再把科学知识的客观性与真理性理解为科学研究的结果，而是理解为科学追求的目标，或者说，把客观性与真理当作是一个程度概念，而不是一个关系属性，那么，我们就既不需要担心由于一旦发现科学知识的语境性与可错性，便会盲目地走向非理性主义的科学观，也不需要在排斥人文文化的前提下来捍卫科学实在论，而是需要根据语境论的思维方式，阐述一种新形式的实在论。与经典实在论所不同，这种实在论不再是从科学的客观性与真理性出发，而是从科学的语境性与可错性出发，在科学知识的去语境化（de-contextualized）与再语境化（re-contextualized）的动态发展中，阐述一种语境论的实在论立场。由于这种实在论与现有实在论（不论是理论实在论，还是实体实在论）的思维方式正好相反，是基于有能力容纳各种反实在论立场的一种实在论形式，因此，是一种最弱的实在论，或者说，是最低限度的实在论。这种实在论能够为全面理解科学提供一个新的视野。

二、图像隐喻论：两种文化融合的可能基点

为了有助于更明确地阐述理解科学的这种语境论观点，现在，让我们进一步假设，在科学认识论的坐标上，有两个理想化的端点，一端是纯客观性的认识，另一端是纯主观性的认识。传统的科学实在论与包括关于科学的文化与社会研究在内的各种形式的反实在论的科学哲学研究思路，通常都是立足于纯客观性的端点来思考问题的。这种思维方式没有为研究主体的存在留出任何空间，或者说，在这个起点上，研究主体只能扮演着“上帝之眼”的角色。一旦立足于其它维度，人们很容易发现这个起点的局限性，或者说，一旦偏离这个起点，理解科学的起点便会向着主观性的方向移动。然而，任何微量的移动都会掺入主观性的成分，这也就是为什么对科学的实在论辩护很容易陷入困境，而各种形式的反实在论很容易得出科学提供的不是知识等偏激结论的根本原因所在。除此以外，从这个起点出发，人们往往基于常识，习惯于把科学语言理解为是对自然界的直接描述，把科学理论理解为是命题的集合，把命题与实在的符合，看作是真理的判别标准，认为科学理论描绘的图像是关于自然界的真实图像。

当我们把理解科学的思维方式逆转过来，把科学研究的主观性作为起点，把客观性与真理性作为科学追求的目标时，上述问题就不再存在。但是，这种思维方式的逆转需要我们重新理解与阐述科学理论的语言、概念及其实在性等问题。这是因为，把主观性作为科学研究的起点，一方面，包容了反实在论的各种观点，另一方面，这并不等于把科学研究看成是如同诗歌或散文等文学形式那样，是完全随意的主观创造，科学研究中的主观性总是要不同程度地受到经验事实的约束，是建立在尽可能客观地揭示与说明实验现象和解决科学问题的基础之上的。如前所述，在这个意义上建构出来的科学理论只具有整体性的意义，或者说，科学理论只能是在特定语境下对自然界的整体性模拟。在这种模拟活动中，科学的话语只能是在隐喻的意义上描述自然界，而不再是在直接的字面意义上描述自然界。在这里，科学理论所描述的图像是表达科学思想的必然结果。因此，与实在相关联的，不是科学理论的内容、原理、概念和规律，而是它的预言，或者说，科学理论的内容只属于图像本身，不属于自然界。这种观点提出了一种不同于维特根斯坦论述的传统图像论的另外一种图像论，即，科学理论的图像隐喻观（the view of picture metaphor for scientific theories）

在这种图像隐喻观中，承认任何一个科学理论或图像都是主客观相结合的产物，它们所描述的只能是模拟实在的暂时结构，不是最终结构。因此，在特定的条件下，允许一个领域内的实在同时对应于多种理论或图像，或者说，在特定的科学研究背景下，允许同时有几种不同的理论并存。这也说明，在科学理论所描述的任何一个图像中，除了含有关于实在的本质联系之外，还可能会包含有无价值的成分，或者说，包含有“多余的或空洞的”非本质的联系。在科学理论达到成熟之前，科学家总是可以任意地“增加或取消”图像中的那些“多余的或空洞的”元素。但是，这些元素是智力起源和图像特征所不可避免的。这是因为，科学家在特定的研究时空中，由于当时的条件所限，不可能随意地扩展现象的范围，只能扩展关于现象的知识，通过归纳新的元素在演绎意义上使关于现象的知识系统化，例如，力学中的质量和力；电动力学中的电荷和偏振；量子力学中的波函数，等等。这些概念不属于观察现象的范围，它们是为了达到说明的目标而被专门提出的。这些新概念无疑是科学家发明的，它们的存在状态与观察现象的存在状态所不同，只存在于关于现象的特殊理论中，构成了说明现象的一个特定的假设集合。

因此，在科学认知的进程中，思想的合乎逻辑的推论与实在之间的一致，有时候并不能唯一地确定一种理论表征，或者说，不能保证在关于同一实在的多种理论图像中作出一种选择。这就决定了与常识所不同，科学家需要借助于评价标准，才有可能在并存的多种理论中作出选择。这些评价标准至少应该包括下列三个层次：

首先，逻辑的自洽性或逻辑一致性标准。这是一个科学理论存在的起码条件，是由理论自身的推理逻辑所决定的。意思是说，科学理论的形式体系不应该包含有逻辑上的内在矛盾。但是，相对于同一个研究领域内所现存的实验现象或实验事实而言，有可能同时并存着几个同时满足逻辑自洽性的理论，因此，这个标准对理论的多样性起不到任何约束作用，只是表明，科学理论的建构必然蕴涵有科学家的创造性因素，是科学家发明的结果，不是对自然界进行机械复制的结果。或者说，逻辑自洽的科学理论所描述的图像是人类智力的图像，是对实在的本质联系的模拟，不是关于实在自身的图像。类似于波普尔所说的大胆猜测时期和库恩所说的前科学时期，在这个时期，科学家尽可能地进行发散性思维，最大程度地创造新的理论体系。理论的多样性是这个时期的最显著的特征。科学研究的内容与对象越远离人类感官的感知，经验事实所起的约束作用就越弱，理论形成中的创造性因素就越多，理论并存的形式也就越多样。这些理论构成了关于同一对象的相互等价的说明。相反，对于相同的对象而言，如果没有可选择的理论或图像，反而成为科学家缺乏科学想象力或是智力贫乏的表现。

其次，经验的适当性标准。这是关于自然科学理论区别于其它人文社会科学理论的基本条件，也是范·弗拉森阐述他的经验建构论思想的立论基点。意思是说，任何一个逻辑自洽的科学理论必须能够对所研究领域内现存的实验事实或现象作出一致性的说明，并尽可能地提供新的预言。这个标准把最低程度的约束附加于可允许的图像内容当中，成为理论可能存在的经验基础，从而在某种程度上揭示了思想中的因果必然性与自然界中的因果必然性之间的一致性，揭示了理论图像与实在之间的相似性，并把这种一致性与相似性限定于实在的本质联系方面。然而，由于科学理论总是从几个基本原理与核心假设出发，达到演绎与统一观察现象的目的，需要进一步通过新预言达到与经验事实相符合，所以，思想中的因果必然性与自然界中的因果必然性之间的一致性不是绝对有效的，或者说，理论的经验适当性标准虽然约束了理论的多样性，但是，对于一种效果或目标来说，一个理论或一个图像可能比另一个理论或图像更适当。因此，当我们试图在可能理论当中作出唯一的选择时，经验的适当性标准是不充分的。这正是在当代科学哲学的不同阵营中，围绕经验证据对理论的非充分性论题展开激烈争论的焦点所在。[10]

第三，简单性标准与明晰性标准。这两个标准不是对自然界的限制，而是对我们关于“自然界的推理”的约束。与逻辑一致性标准和经验适当性标准相比，这两个标准是很难明确定义的。一般说来，简单性标准是要求一个理论或图像不包含有多余的元素，即，这些元素的存在与否对理论的任何可观察的结果都是无效的；明晰性标准是一个补充条件，要求一个理论或图像所包含的元素足以表征所观察到的现象之间的所有客观联系。这样，如果一个理论或图像能够全部描述可观察现象中的所有客观联系，那么，它就是明晰的。[11] 这两个要求具有相互补充与相互制约的作用。为了达到理论的明晰性目标，会带来引入新的多余元素的危险，反过来，为了达到理论的简单性目标，又会带来由于消除太多元素而失去可观察现象中的某些客观联系的风险。这两个要求用来进一步对经过逻辑自洽性与经验的适当性标准的筛选后剩余理论之间的选择。此外，理论的明晰性标准还与理论的完备性标准联系在一起。

如果把理论的逻辑自洽性标准称之为理论的逻辑维度，把理论的经验适当性标准称之为理论的经验维度，那么，简单性标准与明晰性标准（包括完备性标准）构成了理论的审美与社会维度。正是这个维度对科学家的“理论推理”提供了进一步的约束，要求理论能够从过去的现象中最大限度地推演出未来的现象。图像隐喻论既不像传统实在论者所假设的那样，认为理论或图像是由外在世界的本性所能决定的，也不像唯心主义者所坚持的那样，认为理论或图像是与世界完全无关的，而是介于两者之间，以达到简化我们“理解”现象的理论或图像之目标。理论在满足这两个要求的过程中，最大程度上扩展了其预言范围和经验内容。这样，在理论的图像隐喻观中，不是把理论的多样性考虑为是永久的状态，而是看成开始状态或过渡状态。审美维度的可操作性通常由科学的社会维度来保证，即，只体现在特定的科学共同体内部，并遵守特定的学科规范。在这个层面，科学修辞学家所强调的科学研究过程中存在的劝说论辩因素，以及科学知识社会学家所强调的社会因素，有可能起到关键性的作用。但是，这些作用受到基于经验事实的推理论证与理论的可预言性的制约。一些非理性因素会在科学共同体的讨论与认可的过程中，达到最小化。随着一个理论或图像预言的进一步证实及其物化成果的成功应用，关于实在的单一图像取代图像的多样性成为可能，也使理论或图像最终向着越来越接近于实在的本质联系的方向发展，即，向着越来越接近于客观性与真理性的方向发展。

一般说来，在科学研究的实际进程中，这三类标准或维度通常相互交织在一起混合使用。其中，理论的变化、概念的语义与语用的演变、运用规则的不确定性、科学论证中所包含的修辞与社会等因素，不再构成关于科学的实在论辩护的障碍，反而是理论或图像不断接近于实在的一种具体表现。事实上，从物理学哲学的发展史来看，本文所阐述的关于科学理论的这种图像隐喻观，并不是新的创造，而是对物理学家赫茨（H. Hertz）所倡导的物理学理论的图像隐喻观的扩展与重新强调。赫茨早在十九世纪末出版的《论电磁力的传播》与《力学原理》两本书中对图像隐喻论的阐述已经表明，图像隐喻决不是纯粹的哲学虚夸，而是具有新的支柱。在今天看来，这种观点仍然具有相当的革命性。[12] 赫茨的哲学思想曾对维特根斯坦早期在《逻辑哲学导论》中阐述的图像论观点产生了重要影响。但是，最近的研究表明，维特根斯坦对赫茨的图像隐喻观的理解是相当表面的，而且是一种误解，他的工作只是试图将赫茨的图像论与弗雷格和罗素的逻辑联系起来。[13] 在维特根斯坦的图像论中，把命题看成是实在的图像，世界是事态的集合，基本命题与事态之间具有一一对应关系。这说明，维特根斯坦理解科学的出发点与传统实在论是一致的，正是因为如此，当他在晚期哲学研究中发现了运用规则的不确定性时，走向语言游戏理论，是很自然的。

三、结 语

   总而言之，人类对科学本性的理解是一个动态的不断发展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既有理性的因素，也有非理性的成分。但是，走向客观性与真理性是科学研究追求的始终不渝的目标，这个内在目标会成为一个自明的规则随时随地矫正着科学家的出轨行为。因此，承认科学研究起点的主观性，不仅不会削弱科学理性与客观性，相反，却弘杨了科学的理性精神，增加了科学的真理性。在这种思维方式中，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之间不会再出现不可约化的矛盾冲突，提供了走向真正融合的路径与平台。这种新的思维方式要求把科学理解成是语境中的产物，认为科学研究是在去语境化与再语境化的进程中不断地接近于真理的过程。相对于当代科学哲学的发展而言，这种思维方式的转变一方面有可能提供一系列新的本体论、认识论与方法论假设，另一方面，需要全面地重新阐述传统的科学哲学概念，提出研究科学哲学命题的新路径。

（原载《华中科技大学学报》2007年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