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树立：论库恩的“范式”概念

库恩的“范式”概念，不幸常常为人们所误解。他的名著《科学革命的结构》出版不久，批评的冰雹就集中抨击这个概念“含糊不清”。好心的人表示谅解创始者在概念上不可避免的混乱。甚至于库恩本人也沮丧地承认，“范式”一词造成了“过分的可塑性”，“几乎可以满足任何人的任何要求”[1]。

但这种情况未必能完全归咎于概念本身的含糊。更为重要得多的是，库恩提出了一种与传统观念大异其趣的崭新的科学观。这里需要一次“格式塔”转换。如果我们首先勾画一下这种新科学观的轮廓，也许可以看得更清楚一些。

当然，这并不是说，范式概念由此即可一清二楚，洞若观火。库恩的范式概念是一种奇妙的混合：它表现了科学的创新精神，但更多地表现了科学的因循性格；它描述了人类理性的探求，但又是建立在非理性的直觉和盲从之上。它通过科学革命说明了科学的保守性，从抽象理论中揭示出理论的具体性。这一切，看起来杂然并陈，含糊不清，其实正好映照出科学多面体本身的斑斓五彩。这不是单单选用一个恰当名词的问题。仅仅更换一个新词，例如用“专业母体”来取代“范式”，也未必能够一下子廓清这一切迷雾。

一、科学是人类精神的一般劳动

库恩在《科学革命的结构》一书中，开宗明义地描绘了两个截然不同的科学形象。按照传统的看法，科学“只是一堆现行课本中的事实、理论和方法的总汇”，一个庞大的“科学技术知识的货堆”[2]。就是说，它是一堆现成的知识，来自经验或者合乎逻辑，因而是可靠的，至少也是比较可靠或较少谬误的。科学的发展，也就是对这个知识大厦不断地添砖加瓦。

库恩却描绘了另外一个形象：科学是一定社会集团按照一套公认的信念所进行的“专业活动”[3]，除了短暂的非常时期以外，常规科学主要表现为一种在一定思想指导下的高度定向的研究活动。它不是、至少不仅仅是现成知识的堆砌，而是人类探求知识的活动。

今天我们已不难看清楚，这不过是科学本身所具有的两个不同的侧面。但是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科学主要显示出第一个作为知识的侧面，而隐蔽着后一个作为活动的侧面。这符合于人类的认识历史：“必须先研究事物，而后才能研究过程。”[4]因此毫不奇怪，甚至直到本世纪中叶以前，前一种观点始终占统治地位。尽管从古希腊时代亚里士多德同柏拉图、中世纪唯名论同实在论、直到现代实用主义同实证主义的分歧中，我们也可以看到后一种科学观的缓慢发展，但始终不曾真正威胁前者的统治。从培根到波普尔，不管是经验主义还是理性主义者，都从不同角度在不同程度上把科学看成是已有的知识体系。

特别应当指出的是，早在19世纪末，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从一开始就敏锐地注意到科学这一方面的本质。马克思明确指出，科学是“人类精神的一般劳动”[5]。这就是说，科学是一种人类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活动，也是推动人类历史前进的活动，而不是单纯的知识体系。这个富于挑战性的观点，可惜由于当时的历史条件，没有得到充分的发挥，也没有在科学界引起足够的重视。

库恩的独创性不仅在于他在西方哲学界中第一次以鲜明的形式打破了顽固的传统堡垒，而且还是第一次从科学的实际历史出发系统描绘这个新的科学形象，从而以巨大的说服力震撼了科学界和哲学界。

在这个形象中，科学不再是一堆绝对可靠或者相对可靠的、已被证实或者有待证伪的僵化的知识，而是人的活生生的劳动，人的创造活动，人的探索的努力，人对自然界的认识和改造，人同自然界的搏斗。作为知识，科学的结构只能是各种知识成分之间的逻辑关系。作为活动，它的结构则必然是各种要素之间的相互作用。科学作为一般劳动，也像生产劳动一样，既有劳动者主体，劳动工具，也有作为劳动对象的客观世界。而科学作为人类的精神劳动，又像一切认识过程一样，“客观上是三项：（1）自然界；（2）人的认识——人脑；（3）自然界在人的认识中的反映形式，这种形式就是概念、规律、范畴，等等”[6]，也即认识主体、认识工具和自然界这样三项。

库恩的科学新形象，正是从这个基本点出发作出了他自己的独创性分析。在他的相应三项中，首先是科学认识的主体：由科学专业工作者所组成的“科学共同体”。这是“生产和证实科学知识的单位”[7]，是一切科学活动的基础。这就是说，科学认识的主体是集体，是一定的社会集团，而不是个人；科学只能是社会集团活动，是社会事业，不是个人活动。在这里科学共同体占有如此重要的地位，库恩甚至准备从分析它的结构开始重写《结构》一节[8]。这的确是两种科学观的根本分歧之一：科学作为知识，只能是知识的自我积累和自我完善，活的人被死的知识埋没了。这种观点发展到极端，科学就成了波普尔所谓“没有认识主体的认识过程”，成了黑格尔式的失去人性的理性的自我扩张。库恩恢复了科学活动的主体——人，活生生的人，社会的人，人的理性。这真可以说是科学中一次人性的复归。

其次是科学活动的工具，包括思想工具和物质工具：世界观、信念、理论、方法、仪器，等等。凡科学共同体用以进行研究的手段无不统统包罗其中。这就是库恩的“范式”。范式尽管主要表现为一定的理论体系，但是作为认识工具，不可能局限于理论体系本身。

最后，科学活动的最终目标是自然界，是客观世界。这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必须注意的是，“客观世界”是广阔无边的，是抽象的无限，任何时候科学都不能以这个抽象的整个“世界”作为自己具体的研究对象。因此，库恩强调科学只能透过范式的眼镜去同一个由它所限定的世界打交道，去研究范式在这个有限范围内所提出的具体问题。这就是库恩所说的“疑点”。

科学共同体、范式和疑点这三者的相互作用，我们不妨称之为科学中的“三体运动”，构成一定的科学活动方式，使科学成为“整体性的统一事业”[9]。不同的科学活动方式，决定着各个历史发展阶段的科学形态，正像不同的生产方式决定着各种社会形态一样。科学之所以为科学，并不在于它拥有多少可靠的知识，而在于由这种特定的“三体运动”所构成的自觉的、能动的、有目的的研究活动。

二、范式是开展科学活动的基础

关于十九世纪电学的发展状况，恩格斯曾作过这样的描述：

           在电学中只有一堆陈旧的、不可靠的、既没有最后证实也没有最后推翻的实验所凑成的杂乱的东西，只有许多孤立的学者在黑暗中胡乱摸索，从事毫无联系的研究和实验，他们像一群游牧民族一样，分散地向未知的领域进攻。的确，在电学的领域中，一个像道尔顿的发现那样的能够给整个科学创造一个中心并给研究工作打下巩固基础的发现，现在还有待于人们去探求。[10]

十分凑巧，库恩也曾描述电学的这段历史说：“在那时候，几乎有多少重要的电学实验家……对电的本质就有多少看法。”他们之中，有的把吸引看作是基本电现象，有的则把吸引和排斥看作电的基本表现，有的把电说成是“流体”，有的则说是“以太”[11]。这时的电学迫切要求有一个“中心”，以便给以后的研究工作打下“巩固基础”，这也是库恩所要求的“范式”。范式，照库恩的说法，就是科学共同体“普遍承认的科学成就”，并且是为“一定时期内进一步开展活动的基础”[12]。恩格斯同库恩生活在不同的时代、不同的国家，都得出了极其相同的看法，甚至在用语方面都很接近。不能不说，这反映了一个客观的历史事实：科学发展的实际历史中总要不断涌现出某种“中心”或“基础”，以利于开展以后的研究工作。要描绘这一现象，单纯“理论”概念是不够的。理论，例如在马赫和卡尔纳普那里，是已有经验的凝结和简化，足以解释已有的全部或大部经验，从而为科学大厦增添高度；而在波普尔那里，则是对问题的试探性解决，一旦提了出来，它的历史使命就完结了，只有等待在“证伪”的风暴中遭受淘汰，最多也只能以自己的尸体为以后的发展铺平道路。但是不管怎样，理论都是已经过去的，只能作为某种成功的或者失败的记录充实科学的历史，诉说人类在探索中所经历的欢乐和痛苦。

范式不是这样。范式不是着眼于已有的知识内容，而是着眼于未来的活动。它是活生生的行动的指南，研究的纲领。列宁曾说过，马克思主义理论“只是给一种科学奠定了基础，社会主义者……应当在各方面把这门科学向前推进”。[13]列宁讲的是社会科学。自然科学中的重大理论，即形成范式的理论，也有类似的情况。它们也是指导有关科学从各方面向前推进的“基础”。但正是在这里，光是狭义的“理论”就不够了，还必须包括各种与这种理论密切联系的哲学信念、价值标准、研究方法以及所使用实验仪器。用库恩的话说，这是理论、方法、标准的“难分难解的混合物”[14]。从表面上看，范式是个无所不包的大杂烩，不像“理论”那样简单明了。但如果我们把范式放到整个科学发展的广阔背景上，它在整个科学活动中的中心作用就很清楚了。只有制造和使用生产工具，才有自觉改造自然界的生产劳动。同样，也只有用范式所包含的一整套信念、理论、方法与仪器作为从主体到客体的媒介，才有高度自觉的科学活动，这是单纯的“理论”所不可能完全代替的。

范式的这种作用，正像劳动工具在整个社会生产方式中的作用一样。马克思说得好：“各种经济时代的区别，不在于生产什么，而在于怎样生产，用什么劳动资料生产。”[15]同样，对于科学发展的不同时期，也往往不在于创造了什么理论，而主要在于怎样运用这些理论，也即使用什么范式去进行创造。因此理所当然，范式也成了科学发展状况的主要测量器和指示器。

人们会说，理论不仅解释已有经验，并也预测未来事实，岂不也是面向未来吗？这就把我们引向了范式同理论的另一个重要区别。理论是抽象的，他撇开了科学实践中的各种复杂的心理因素和社会因素。单纯用理论的符号来表述科学的发展，只能是一个抽象的理想化的方程，并不符合科学的实际历史。范式则是具体的。科学只能通过对范式的具体应用而发展。这里集中表现了范式的实践性，它的现实性品格。

范式的这些特点，也表现于库恩最初引进范式概念的一些考虑。那时他从科学的历史中发现，不同的时代中有不同的“思路”，即不同的“对待自然以及用语言描述自然的方式”[16]。当时库恩把它归结为某种“一致意见”。但他后来发现，并不一定需要那种抽象的“一致”，需要的只是某种指导解决问题的具体事例。正如语言教学中的标准单词，学生们可用以“复制”出其他单词的名词变格或动词变位。这也正是维特根斯坦在他后期著作《哲学探讨》中对范式一词的用法。照维特根斯坦的看法：

     范式是对应于一个名称的事例，用以在语言游戏中联系这一名称，没有事

例，名称就没有意义。[17]

这就是说，一个概念的意义在于它作为事例的具体应用，不在于它的抽象属性。同样，科学理论作为范式，其意义也在于我们的具体应用方式。如库恩后来所说：“正是在典型事例的意义上，我当初才选用了‘范式’这个词。”[18]

库恩为了说清楚范式的这种涵义，曾反复申明范式两方面的作用：一是科学集团所共有的信念，二是指导具体消除疑点的范例[19]。而且，迫于用语含糊不清的指责，他甚至不惜放弃“范式”一词改用“专业母体”来代替，以表明范式不仅仅是专业工作者所共同掌握的东西，而且还是有待于在实际活动中进一步说明的东西[20]。显然，不管如何改变名称，还是为了强调范式区别于理论的实践性格。由此库恩清楚地表明了“范式所提供的观念工具和实用工具”[21]，或者叫做“科学家所信赖的智力装置和操作装置”[22]。我们有必要追踪分析范式的这两种作用。

三、范式作为精神工具

范式作为科学共同体的共同信念，首先是科学活动的精神工具。细心的读者一定会注意到，库恩所举的科学历史上的范式，诸如哥白尼日心说、牛顿经典力学、拉瓦锡氧化学说、达尔文进化论、爱因斯坦相对论，都是重大的科学理论，表现着一定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用库恩的话说，其中包含着“形而上学模型”或“格式塔图像”。这就是说，科学总是在某种世界观作用下产生和发展的，科学家总是带着理性的眼镜去看待客观世界的。也只有这样，科学才能成为一种高度有目的的理性事业。

这是对西方传统观点一个挑战。按照这种观点，科学的力量就在于经验事实的证实，因而科学哲学只应关心“论证的前因后果”。凡是不能得到经验证实的，就是“形而上学”，也包括世界观在内，应一概加以“拒斥”或者干脆像休谟所说的那样，把它们统统“投到火里去”。但是，科学的历史事实并不支持这种论点。他们所说的“形而上学”不仅不是科学的异己力量，而且恰恰内含于科学理论之中，是科学形成和发展所不可缺少的动力之一。哥白尼并没有比托勒密拥有更先进的观测工具，因而他既没有提出什么新的天文观测事实，也没有比托勒密更精确地描述过已知的天文现象。甚至在几十年以后，当伽利略的论敌求助于观察经验反对日心说时，恰恰是伽利略强调“心灵力量”的作用。

哥白尼范式的胜利，十分典型地说明了范式作为精神工具的力量。它把人们的立足点从狭隘的地面移到了“宇宙之王”的宝座上，从而在人们面前展开了一个空前广阔的新天地，使托勒密宇宙中的种种混乱和迷误，顿时烟消云散，豁然开朗，从而解放了思想，打开了思路，鼓舞了信心。这里根本无关与冷漠无情的逻辑论证。这是一种精神力量，一种渴望创造甚至甘愿为之献身的激情。范式作为世界观或信念，就是这样一种推动科学创造的精神武器。

甚至理论本身，也往往并不是什么出乎意外的新发现的结果，而是先于理论的哲学思维或者潜在范式的作用。在这一方面，能量守恒原理的创立过程是富有启发性的。如库恩所指出，在一些先驱者那里，“形而上学的力的不灭观念，看来先于科学研究而存在，而且与科学研究几乎没有什么直接联系”[23]。他们之中许多人在得出能量守恒观念时，都一再出现不合逻辑地“思想跳跃”。特别有趣的是，奥斯特的有名发现历来被认为是偶然机遇导致重大发现的一个典型。但事实并非如此。奥斯特是一个“自然哲学”派科学家，相信光、电、磁都是统一自然力的不同形式，相信电和磁之间有相互作用。从这一哲学信念出发，他长期坚持探索这种相互作用，从而才能用“有准备的头脑”发现了电流的磁效应。

范式的这种作用，使科学成为一种高度自觉的理性活动。所谓“理性”，无非是指人的活动的目的性，人的自觉能动作用。正是范式的世界观作用给科学发展规定了一定的目标，使科学成为理性事业。

范式的作用是二重的。它解放了思想，也束缚了思想；打开了新的思路，又把人们限制在这一条思路上。在库恩看来，这正是范式的本质：它不是漫无边际的哲学思辨，而是具体指明方向的行动指南。它的特点和优点也正在这里：

           正是这些因信仰范式而产生的限制，对科学的发展却成为不可缺少

       的。正由于集中注意狭小范围中比较深奥的问题，范式会迫使科学家仔细

       而深入地研究自然界的某一部分，否则就不能想象。[24]

人们往往强调科学的自由探索。但是，“自然界广阔无边，极其复杂，不可能随机地哪怕是近似地进行探索。必须有某种东西告诉科学家往哪里看，寻找什么，这种东西就是他从作为科学家所受教育中得来的范式。”[25]正是范式给放荡不羁的思想以节制，“聚焦”到自然界的确定领域，暂时撇开一切其他方面。牛顿范式打开了一个机械的世界，把科学高度收敛于这个世界之中，撇开机械运动以外的一切其他运动形式，或者硬把它们统统纳入机械世界之中。但也正因如此，它使科学通过这一范式而取得空前未有的突飞猛进，建立了现代科学的巩固基础。在这一点上，范式可能正是科学借以最快地发展自己的形式。

范式的这种精神力量，是作为科学共同体的信念而表现出来的。在库恩看来，共同体所“共同”的，就是共有同一个范式，就是以同一个范式作为自己的共同信仰。库恩说：“在研究之前抱有坚强信念，往往是科学中成功的先决条件”[26]，而常规科学研究“不过是一种狂热而虔诚的尝试，想把自然界强迫纳入专业教育所规定的思想框框里”[27]。布鲁诺、开普勒和伽利略选择日心说，与其说由于真实，不如说由于“狂热和虔诚”，由于爱因斯坦所说的“宗教感情”，也即对于“高超的理性的坚定信仰”[28]。

传统经验主义者认为，科学认识的阶梯总是从经验上升到理论，而不能相反。但实际上他们所说的“中性观察事实”，总是渗透着理论。“科学家在实验室里进行的操作测量并不是经验‘所予’，而是‘所艰苦收集’”[29]。科学认识，恰恰总是从某种先验框架出发挑选适合的经验。而且，即使对同一现象，不同的范式也会看到不同的“事实”。同样是日出，托勒密观察到太阳冉冉升起，哥白尼却观察到大地向着太阳缓缓下沉。同样是物体自由降落，亚里士多德看到受约束运动，牛顿看到地心引力的作用，爱因斯坦则看到弯曲空间中的最短程运动。人们总是戴着有色眼镜看世界，于是世界不再是纯粹自在的世界，而是一个为眼镜所染色过的世界。培根曾号召消除人类一切偏见（“偶像”），这不可能，也不必要。例如，他要清除的“市场偶像”即某种“错误的教条”。但是科学恰好总是在某种教条指导下发展的，而任何一种过时的教条，又总是“错误”。

范式的这种作用，使科学理论具有很大的“韧性”。传统科学哲学一贯认为，理论必然受到经验事实的检验，得以“证实”或者遭受“证伪”。这样，科学理论势必弱不禁风，科学将失去任何稳定的发展。库恩揭示了问题的另一面：科学理论作为一种世界观、一种信念，还有不可检验的一面。哥白尼学说尽管面临大量反常现象，但依靠布鲁诺、伽利略的信仰，依靠他们不屈不挠的斗争，他们的宣传、说服工作，终于把这个学说逐步完善起来，消除了原来的反常。因此，范式不像理论那么脆弱，即使处于反常的海洋中也能岿然不动。科学犹如有机体，具有某种免疫机制以抵制日常不断出现的变异，否则就没有科学生命的存在。

因此，科学家不但要思想解放，敢于打破一种范式；还要尊重传统，善于维护一种范式。人们总是习惯于赞颂科学研究中的思想活跃、思想解放，也即所谓“发散式思维”，把它说成是唯一的科学精神。库恩却强调了事情的另一面：

     全部科学工作具有某种发散特性，在科学发展最重大事件的核心中都有很

     大的发散性。但是我自己从事科学研究以及阅读科学史的经验却使我怀疑，

     强调思想活跃和思想解放是基础研究必须具备的特征，是否太片面了。……

     所谓“收敛式思维”也同发散式思维一样，是科学进步所不可少的。[30]

这就是说，科学家还要沿着一条既定思路进行研究，墨守成规，固执己见，甚至至死不悟。例如第谷·布拉埃之坚持地心说，普利斯特列之坚持燃素说，洛伦兹之坚持以太说。正像开普勒、伽利略坚持日心说一样，没有任何科学根据责备他们违反科学。对于新事物的抵制和成见，不是“科学的异端”，或“人类局限性不可避免的产物”，而是“成熟科学发展中的规则”[31]。只有这样，才能穷竭这些过时范式的潜力，进一步考验新生的日心说、氧化理论和狭义相对论，使科学比较稳妥地完成新旧范式之间的过渡。因此，在库恩看来，“富有创造性的科学家也必须是个‘传统主义者’，他乐于用已有的规则玩复杂的游戏”[32]。

如库恩所说，人们习惯于把科学家看成“无拘无束的真理探求者”，他“在实验室的门槛上就拒斥一切偏见，收集并检查简单明了的客观事实，他忠于而且只忠于这样的事实”[33]。这只是理想化的科学家，或者说是科学的人格化，不是现实的科学家。科学家是人，有血肉之躯，七情六欲，有偏见、成见以及谬见。科学不是在通向真理的康庄大道上一往直前。保守性同革命性一样，也是科学所不可或缺的因素。

四、范式作为实用工具

如果库恩对范式作用的认识仅仅到此为止，就遗漏了最主要的东西。科学理论作为一种“思想工具”或“思想框架”，在库恩之前早就有人作过探讨，例如柯依列和坎贝耳。这并不是库恩的发明。范式的独特作用，只有作为范例在实际应用中才能显现出来。离开应用，范式就退回到一种抽象的理论观点，一种抽象的“共同性”或共同规则。这就完全违反了选用范式一词的初衷。

因此，要确切地把握范式概念，我们必须收缩到这一基本点上来，不能像库恩自己一度所做的那样，“把这个词的用法扩展得太大，竟包括集团所有的共同规定”[34]。我们分别说明范式的精神作用和实际作用，但这也决不意味着它们是互相平行的。前者的作用必须通过后者的具体作用而实现，必须在实际应用中获得自己的存在。

范式作为范例，主要是提供了具体的解题方式，把抽象的精神工具化为实际行动。理科学生的学习过程，恰好可以作为认识过程的缩影。学物理的学生读了整章课文，也理解了，却不会做习题。就是说，他们不能从抽象的观念或定义出发解决这些实际问题。他们一般总是要模拟例题的解法，即借助于例题同他的习题之间的相似关系而行动，没有也不必要共同规则。而且，也只有通过这样的具体应用，学生才能真正把握“空间”、“时间”、“惯性”等概念。

科学的发展过程也往往表现为这个认识过程的放大。经典力学的范例，启发了以后二百年的物理学研究。伽利略从斜面实验想到摆锤具有点质量的摆。惠更斯继续模拟以解决了物理摆的摆动中心问题。丹尼尔·伯努利又发现了从注孔喷出的水流与摆的相似关系，由此得出射流速度公式。同样，牛顿的F=ma也具有这样的实用工具的作用。作为范例，这是一个总公式，由相似关系而引伸出各种不同的变形，如自由落体情况下的mg=md²s/dt²，单摆运动中的mgsinθ=-md²s/dt²等。

为了说明范式的这种实际作用，库恩进一步考察了这种寻找相似关系的类比过程。他举例说，小孩子认识各种水禽，不是从“天鹅”、“鹅”、“鸭”等抽象定义出发，而是在实际观察中模拟已有的知识框架，通过比较而建立起自己的知觉空间，把水禽分为天鹅、鹅、鸭等不同的家族，作为以后认识新的水禽的分类架。这也是把个人认识纳入共同体的共同框架，使认识社会化的过程。这里没有什么既定的规则可循。库恩称之为“秘传”的知识，或波朗尼所谓“不可言传的知识”。

人们很容易把这个认识过程误为寻求共同点。小孩子不是找到了天鹅的共同点，从而把它们划归一个家族吗？不是这样。这完全不是一个抽出共同点的抽象思维过程。小孩子是在“看”，他看出天鹅同天鹅之间相似关系，或如维特根斯坦所说，“看出一张部分相似和一点相似的错综复杂的网络”。[35]这种“家族相似性”，其成员之间到处有重叠、交叉的相似关系，没有一条贯穿到底的共同线索。范式作为实用工具，就是模拟具体例题寻找这种相似关系。有趣的是，马克思主义的奠基人马克思本人就分析过这种认识形式。他说：

   人到世间来，既没有带镜子，也不像费希特派的哲学家那样，说什

   我就是我，所以人起初是以别人来反映自己的。名叫彼得的人把自己

   当作人，只是由于他把名叫保罗的人看作是和自己相同的。因此，对

   彼得说来，这整个保罗以他保罗的肉体成为人这个物种的表现形式。[36]

库恩如果也能读到这段话，他一定会惊呼：保罗不就是一个“范式”吗？彼得初到人间身无一物，不知道自己属于什么物种。他只能与保罗这个具体的人类比，找到自己与他的相似之处。不错，保罗是一个具体的人，不是柏拉图理念世界中的理想人。他带有尘世所赋予他的各种缺陷和邪恶。但也正因如此，彼汉才找出了自己与他的重叠交叉的关系。而且，保罗作为具体的人，尽管不能为他提供一切为人之道，却也通过自己的行动告诉他如何应付人世的纷扰，解除人生的烦恼。就是说，范式作为范例所提供的解题方式，并不能保证解决自然界的一切问题，但能解决它所限定的世界中同一类相似的问题。范式作为实用工具的实用性质，也正在这里。

范式的作用，归根到底是解决问题。一个新生的范式，总是解决一些大家关心的问题。哥白尼解决了托勒密体系的烦琐复杂、漏洞百出；拉瓦锡解决了金属煅烧增重问题；爱因斯坦解决了以太漂移的零效应问题。不如此，它们不足以赢得人心。但同时，范式提出了更多的问题。正如爱因斯坦的妙喻：已知领域的圆圈每扩大一圈，就要触及圈外更广阔的无知领域。这不仅说明提出的问题更多，还说明所提问题只是已知领域的某种延伸，不是随意提出的。提出问题比解决问题更重要。范式的力量与其说是解决了问题，不如说是提出了问题。范式对于科学发展的定向作用，主要就在于出题目，即在一定时期中给科学工作具体布置了具体的研究课题。但范式又只能通过具体事例而提出问题，就是说，只能根据类似的问题情景提出范例所解决的那一类问题。门捷列夫找到了元素周期表，就提出了寻找当时那几十种未知元素的“疑点”。这都是肯定有解的“疑点”，肯定有解，尽管可能像灯谜一样的难猜，需要足够的才能；“问题”则奥妙难测，尽管人类理智或社会需要迫切要求解决。

库恩在这里揭示了科学自我运动的某种规律性。人类历史有其自我发展的机制：“人类始终是提出自己能够解决的任务”，即“在解决它的物质条件已经存在或者至少是在形成过程中的时候”所产生的任务[37]。科学也有这样的机制：它也只能解决在一定历史时期提出的自己能够解决的问题，并由此规定自己的发展方向。科学在任何时候都不是万能的，不能解决一切疑难，满足一切社会需要，或满足一切“好奇心”。自然是奥妙无穷，不时会突如其来地显示出某些最隐秘、最奇妙的侧面，以诱惑世人。科学不能太易于动情。否则它势必追随于各种奇观异景之后疲于奔命，一事无成。科学要有所成就，不仅要在条件成熟时敢于抓住这种线索，还要在条件不成熟的时候善于抵制这种诱惑，严格把自己限制于范式规定的疑点上。范式作为实用工具，正是以这种方式保证了自己的正常发展轨道。

五、 范 式 的 本 性

到这里，看来我们又回到了开头的问题：“范式”概念的含糊不清，最多只能部分归咎于作者的表述，主要应当说来源于这个概念的本性。

从“理论”到“范式”，这是科学哲学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一个重要步骤。科学的发展并不单纯是新旧理论的更替或者真理同谬误的斗争，不是纯粹思维的行程。把科学从理性的云端拉到实际的地面上来，抽象的理论必然同周围的各种社会、文化、心理因素发生关系，必然为这些科学外在因素所感染。用马克思的话来说，这是一个从“稀薄的抽象”、“一些最简单的规定”，上升到“一个具有许多规定和关系的丰富的总体”。范式是具体的，“因为它是许多规定的综合，因而是多样性的统一”[38]。它尽管付出了含糊不清的代价，却换取了更有效地描述历史真实的成果。

不妨从范式的起源说起。库恩认为，范式“首先是在一个人或少数人心目中出现的”[39]，是“直觉的闪光”[40]，总之，是在旧范式陷入危机时个别人灵机一动的结果。这是随机的，偶然的，只是为了摆脱当时的困难而采取的应付手段。这也是个人的、主观的。但经过各种候补范式之间的竞争，同生物的生存竞争一样，其中最适用于摆脱困境的范式，就被选中了。“就像是自然选择，在一定历史条件下在实际可供选择的对象中选出最可行的。”[41]在这里，孤立地看范式的起源，似乎完全是非理性的，主观的。但是范式从这一潜在状态变为现实，经过社会选择的过程，也就社会化、客观化、理性化了。因此，这个形成过程就反映了范式内部个人因素和社会因素的具体统一，非理性因素和理性因素的具体统一，而不是单纯某一个侧面的抽象。

再看范式在自由竞争中的选择过程。库恩在他后来的著作中详细考察了选择范式的准则，诸如精确性、一贯性、广泛性、简单性、有效性，等等。这些准则是客观的，但是在具体应用中又有主观因素：不同的科学家或科学集团对于各条准则可以有不同的解释，或者对它们的重要性有不同的评价。这里不可能消除个体特应性的作用。因此，这个选择过程也同样反映了范式内部“客观因素和主观因素的混合，或者说共有准则和个人准则的混合”[42]。

这就涉及一个更进一步的问题：范式作为一种工具，一种主体应付环境的手段，究竟怎样才能达到客观性呢？库恩以尖锐的形式提出了这个问题：

        一种新理论通常被认为优于其先驱，不只是因为它是发现和消除疑点

     的更好的工具，还因为它还在一定程度上更好地描述了自然界的真实情况。

     常常听说前后相继的理论愈来愈接近于、或大体上愈来愈接近于真理。显

     然，像这种概括并不是指释疑和来自理论的释疑和具体预测，而是指理论

     的本体论，即理论所居留的自然界同“真实存在”之间的匹配。[43]

库恩断然说：“理论本身同它在自然界中的‘真实’对应物之间的匹配，我觉得根本就是幻想。”（同上）因此，“科学家并没有发现自然界的真理，他们也没有愈来愈接近于真理。”[44]

问题就是这样摆着：范式作为工具，似乎只是一种主观手段，那么它又怎么达到客观真理呢？实用主义曾提出过一种解答。用杜威的话来说，“观念或概念是根据一定行动方式去解决某一特定环境的要求、主张或计划。当这些要求、主张或计划得以施行时，它们真实地还是错误地指导我们，也就是它们指引我们趋向于我们的目标或者离开这一目标。”[45]简单地说，凡是实践中行之有效的，也就是真的，或者说就是真理。

这个回答把有效直接等同于真理，就太过简单化了。但有一点合理之处：一种理论（范式也包括在内）的真理性，只能在实践中检验，只能通过它们在实践中的有效性而表现出来。因此，真理性与有效性尽管是理论的不同特征，但又是统一于实践过程的。马克思说得好：

        人的思维是否具有客观的真理性，这并不是一个理论的问题，而是一

     个实践的问题。人应该在实践中证明自己思维的真理性，……关于离开实

     践的思维是否具有现实性的争论，是一个纯粹经院哲学的问题[46]

这是很清楚的。离开实践，离开在实践中所表现的有效性，也就无从判断真伪。马克思主义应当更具体地把这二者统一起来。

从这一点说 ，库恩把范式概念完全放到实践之中，避开了经院哲学的争论，这是他的贡献。但是他由此而根本取消范式的真理性问题，从而未能全面揭示范式的辩证本性，则又同他只强调科学作为社会活动的一面、而忽视科学作为人类知识的一面密切相关。

（中国科学院《自然辩证法通讯杂志》1982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