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伟明：马克思关于把握主要矛盾的辩证方法对于革命和建设事业的伟大意义

        今年是无产阶级的革命导师马克思逝世一百周年。我们以无比崇敬的心情纪念这位“第一个给社会主义，因而也给现代整个工人运动提供了科学基础”[1]的伟大巨人。一百年来，全世界工人阶级的革命事业，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日益蓬勃发展，世界已经起了和正在继续起着翻天覆地的变化。我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经过六十多年的奋斗，也已经推翻三座大山，实现了社会主义三大改造，进入到一个我国历史上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局面的新时期。这一切无不证明马克思所创立的学说，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实践的检验，愈益显示出它的灿烂的科学光辉。我们纪念伟大导师，就要结合我国社会主义的实践。进一步认真地学习他的理论，坚持和实践他的理论，并在千百万人民群众的实践中，丰富和发展他的学说。

马克思的学说，是几千年来人类思想精华的科学结晶，是人类认识史上的伟大变革。它包含着极其丰富的内容。列宁曾谈到，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宝库中，辩证法是“具有决定意义的东西”。今天，结合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实践，进一步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理论中关于把握主要矛盾的方法，具有特别重大的现实意义。

一、把握主要矛盾的辩证方法，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基础和认识方法的重要内容

马克思一生中，有着两个关系到人类历史命运的重大发现，即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学说。马克思的这两大发现，是与他和恩格斯一起创立的科学方法论，即唯物辩证法作为理论基础分不开的。其中关于把握和运用主要矛盾的辩证方法，又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基础和认识方法的一个极其重要的内容。

不能因为马克思没有具体提出主要矛盾这一名词概念，或者列宁曾对“主要环节”、“特殊环节”的论述， 以及毛泽东对主要矛盾的概念内涵作出哲学的概括，从而否定或忽视马克思关于主要矛盾思想的创立及其给予后人启示的伟大意义。

对于马克思的主要矛盾思想，无论列宁或毛泽东，都曾以科学的态度，予以高度评价。他们把唯物辩证法，包括主要矛盾的辩证方法的创立，归功于马克思和他的战友恩格斯。列宁在《论战斗的唯物主义的意义》一文中，当论述到自然科学家应该“做一个以马克思为代表的唯物主义的自觉拥护者，也就是说应当做一个辩证唯物主义者”时就说：应该“研究马克思在他所写的《资本论》及各种历史和政治著作中实际运用的辩证法”。如同关于辩证逻辑的科学一样，列宁指出：“虽说马克思没有遗留下‘逻辑’（大写字母的），但他遗留下《资本论》的逻辑。应当充分地利用这种逻辑来解决当前的问题。”马克思在他所写的以及与恩格斯合写的很多重要著作，诸如《德意志意识形态》、《共产党宣言》、《政治经济学批判》、《资本论》等著作中，都贯穿了科学的唯物辩证方法，包括把握主要矛盾的辩证方法。毛泽东在《矛盾论》中阐述主要矛盾的科学内涵时，也明确地说过：“研究任何过程，如果是存在着两个以上矛盾的复杂过程的话，就要用全力找出它的主要矛盾，捉住了这个主要矛盾，一切问题就迎刃而解了。这是马克思研究资本主义社会告诉我们的方法。……万千的学问家和实行家，不懂得这种方法，结果如堕烟海，找不到中心，也就找不到解决矛盾的方法”（文中重点是笔者加的）。

马克思关于主要矛盾的思想，突出地表现在《资本论》以及《〈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等著作中。

早在1857-1858年间，他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运用唯物辩证法，论述政治经济学范畴的次序排列和剖析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时，就曾谈到：“在一切社会形式中都有一种一定的生产支配着其他一切生产的地位和影响，因而它的关系也支配着其他一切关系的地位和影响。”这种处于支配地位、具有决定影响作用的生产及其关系，就是一定社会形式的主要矛盾。（虽然，马克思在这里没有使用“主要矛盾”这个名词。）以地租为例，地租是历史上早已存在的范畴，在以农业生产占统治地位的封建社会中，它具有决定作用。但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却是受资本主义生产及其关系支配的。资本主义的商品生产（即剩余价值的生产）及其关系（资本家剥削雇佣工人的生产关系，或产业资本的关系）占统治地位，它们决定了其他一切生产和生产关系，包括农业生产以及在资本主义农业生产中的大土地出租者、农业资本家和农业工人之间等的生产关系的地位和影响。因此，资本主义的商品生产和产业资本的关系，如同“一种普照的光，一切其他色彩都隐没其中，它使它们的特点变了样”[2]，又如同“一种特殊的以太，它决定着它里面显露出来的一切存在的比重”[3]。正因为这样，在解剖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时，就不能从地租开始，只能从资本主义生产中具有决定作用的商品、价值、货币、剩余价值和资本等范畴展开。

《资本论》是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续篇”[4]。马克思在这部巨著中，对主要矛盾的方法，作了进一步的运用。列宁说：“在《资本论》中，逻辑、辩证法和唯物主义的认识论”，三者“是同一个东西”[5]《资本论》把千百万群众天天接触到的最简单、最一般的商品，概括为资本主义商品社会的细胞形态。从对商品二重性的分析中，揭示出商品背后掩盖着的人与人的关系。它包含着资本主义社会一切矛盾的胚芽。资本主义社会中一切复杂的经济关系，都根源于商品的价值关系。与《政治经济学批判》一书相似，《资本论》开宗明义第一句话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占统治地位的财富，表现为庞大的商品堆积，单个商品表现为这种财富的元素形式，因此，我们的研究就从分析商品开始”。马克思把商品作为逻辑分析的起点。在辩证逻辑中，所为逻辑分析的起点，就是指对象的最一般特征和最抽象的规定，它渗透在对象的一切东西之中，规定和影响其他一切的东西，是其它一切东西赖以存在和发展的基础。对象的其他具体特征都从属于这个最一般的特征。这个最一般的特征和最抽象的规定，与唯物辩证法中的主要矛盾，在本质上是一致的。马克思正是紧紧抓住商品的分析，暴露了资本主义社会一切矛盾的胚芽，进而发现了剩余价值的秘密。从资本主义社会的许多矛盾中，找出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社会性和生产资料私人占有制这个最根本的主要矛盾；它的直接的阶级表现，就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由于生产的社会性和私人占有制矛盾的发展和激化，不可避免地导致经济危机，引起无产阶级革命，推翻资本主义社会，进入社会主义社会。随着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这一主要矛盾的解决，资本主义社会的其他许多大小矛盾也将迅速得到解决。

马克思在考察人类社会的起源、发展及其规律时，同样告诉我们如何把握主要矛盾的科学方法。一个复杂的事物，作为由众多矛盾构成的矛盾体系，由于矛盾发展的不平衡性，其中有一种矛盾，从它在矛盾体系中所占的地位和作用来说，它的存在和发展，规定或影响其他矛盾的存在和发展。这种对事物的发展过程起着领导的决定作用的矛盾，就是主要矛盾。人类社会作为一个复杂的矛盾体系，有着众多的矛盾，是什么矛盾规定和影响着其他矛盾的存在和发展？恩格斯《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中说：“正像达尔文发现有机界的发展规律一样，马克思发现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即历来为繁茂芜杂的意识形态所掩盖着的一个简单事实：人们首先必须吃、喝、住、穿，然后才能从事政治、科学、艺术、宗教，等等”[6]。所以，直接的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是人类社会一切活动的首要的和基本的前提。而生产总是“用一定的方式来进行的”[7]。这样，作为由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构成的物质资料生产方式，便成为人类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基础，它“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8]人类社会的历史，首先就是社会生产的历史，是生产方式发展、更替的历史。正是构成物质资料生产方式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这一对矛盾，是决定和影响着人类社会其他矛盾存在和发展的最根本的主要矛盾，它贯穿于人类社会的始终。马克思、恩格斯在他们合著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中说：“按照我们的观点，一切历史冲突都根源于生产力和交往形式（按，即生产关系）之间这种矛盾”，它“采取各种附带形式，——表现为冲突的总和，表现为各阶级之间的冲突，表现为意识的矛盾，思想斗争，等等，政治斗争，等等”[9]，也即是表现为各种社会矛盾。人类社会作为一个“自然历史过程”[10]，有着其内在的固有的矛盾运动。在复杂的社会矛盾体系中，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是决定和影响社会其它一切矛盾的最根本的主要矛盾。这一矛盾在阶级社会表现为阶级矛盾，它必然要发展导致社会革命，马克思曾称之为“最大的矛盾”[11]马克思依靠唯物辩证法，在茫茫烟海中，科学地揭示了人类历史发展的规律。

由此可见，否认或忽视马克思关于主要矛盾的光辉思想，是没有根据的。

二、列宁和毛泽东关于主要矛盾的运用和发展

列宁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关于主要矛盾的思想，在哲学史上第一次明确提出了“主要矛盾”这一哲学名词；同时，从政治斗争和战略策略的意义上阐明了它的重要性。他联系上述马克思关于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方法，在《哲学笔记》中指出：“马克思把黑格尔辩证法的合理性形式运用于政治经济学”，“某种商品和其他商品交换的个别行为，作为一种简单的价值形式来说，其中就已经包含着资本主义尚未展开的一切主要矛盾”（重点是笔者加的）[12]。有时他把主要矛盾形象地譬喻为“主要环节”或“特殊环节”。诸如：他指出：“政治事变总是非常错综复杂的。它好比一条链子。你要抓住整条链子，就必须抓住主要环节”[13] 。在全俄第九次代表大会闭幕词中，他说：“应当牢牢地记住我们在军事上所以取得了胜利，创造了奇迹，就是由于我们总是集中力量来解决最主要的、基本的问题，我们使用资本主义社会根本不会使用的方法来解决问题。”[14]他多次向干部提出，仅仅一般地做一个革命家或共产主义者是不够的，“必须善于在每个时机找出链条上的一个特殊环节，必须全力抓住这个环节，以便抓住整个链条并稳稳地准备过渡到下一环节”[15]。列宁的这些论述和其他的有关论述，无疑地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关于主要矛盾的思想。

毛泽东结合中国革命长期斗争的实践，对主要矛盾的科学的内涵进一步赋以哲学的概括：“任何过程如果有多数矛盾存在的话，其中必定有一种是主要的，起着领导的、决定的作用，其他则处于次要和服从的地位”；“在复杂的事物的发展过程中，有许多的矛盾存在，其中必定有一种是主要的矛盾，由于它的存在和发展，规定或影响其他矛盾的存在和发展”[16]。他根据矛盾发展的不平衡性，把主要矛盾作为研究矛盾特殊性的一个不可缺少的方面。对主要矛盾和非主要矛盾的关系，主要矛盾的转化，解决主要矛盾的规律，以及实际运用时如何抓中心环节等问题，都作了比较系统的阐述；指出这是“革命政党正确地决定其政治上和军事上的战略战术方针的重要方法之一，是一切共产党人都应当注意的。”[17]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主要矛盾和非主要矛盾的关系，呈现出非常复杂的情况。他强调需要把握实际情况的变化，从实际出发，正确地研究和找出一定阶段上的或一定范围内的主要矛盾，研究解决这些矛盾的规律，并注意做好从这个战略阶段到另一战略阶段主要矛盾转化的衔接工作，等等。毛泽东关于主要矛盾的思想既较系统地表现在他的哲学名著《矛盾论》中，又贯穿于他对中国革命斗争的实践，以及其他许多重要论著中。所有这些，都是对中国革命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要贡献。

固然，毛泽东晚年，由于种种原因，对我国的国内阶级形势以及党和国家政治状况作了错误估计，没有处理好经济建设和阶级斗争的关系，没有正确把握好主要矛盾，违反了他自己曾经提出过的必须从实际出发，正确掌握主要矛盾的观点，导致了阶级斗争扩大化。但是，我们仍然不能否定和忽视他关于主要矛盾的正确方面的论述和贡献。

在主要矛盾的研究中，有一种意见认为：毛泽东关于“要用全力找出它的主要矛盾，捉住了这个主要矛盾，一切问题就迎刃而解了”的表述，是否会导致忽视抓次要矛盾？要用全力找出和捉住主要矛盾的根据又何在？我以为，正确处理好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这二者的辩证关系，这是主要矛盾理论的重要内容之一。毛泽东在《矛盾论》中已经提出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的问题，也作了一定的阐述；他在其他论著中，作了进一步具体的阐明。例如在《党委会的工作方法》中，曾深入浅出地以“弹钢琴”为例，指出：“党委要抓紧中心工作”，“又要围绕中心工作开展其他方面的工作”。抗日战争时期，在全力抓住中日矛盾这一主要矛盾的同时，又正确处理了作为次要矛盾的国内阶级斗争，如对国民党的斗争，并就此作了详尽的论述。鉴于在实际工作中确实存有割裂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的情况，特别是“四人帮”以形而上学加以歪曲，因此，对这一表述，需要联系毛泽东的有关论著，给以全面的理解和阐明，以便对主次矛盾的辩证关系有一个正确认识，不致陷于片面性，并贯彻于实践中。十二大通过的新党章在写明当前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后，紧接着明确写道：“其他矛盾应当在解决这个矛盾的同时加以解决”；在写明“阶级斗争已经不是主要矛盾”之后，又指出“阶级斗争还在一定范围内长期存在，在某种条件下还可能激化”，充分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和全面性。

三、能否正确把握主要矛盾，是关系到我国革命和建设事业兴衰成败的问题

毛泽东在《矛盾论》中提出“要用全力找出”和“捉住”主要矛盾的思想，是和列宁关于要“全力抓住”链条中的“特殊环节”、“主要环节”的思想相一致的。

为什么在一个复杂的客观事物的矛盾体系中，必须“用全力找出”和“捉住”主要矛盾呢？这是因为：一方面，从主要矛盾的地位和作用来说，如同毛泽东所论述的，只有找出和捉住作为其领导的决定作用的主要矛盾，才能找出这个复杂矛盾体系运动发展的根本规律，才能有利于在解决主要矛盾的同时，也解决其他矛盾。在马克思以前，万千思想家、实行家都曾从各个方面探索人类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的奥秘及其发展规律，提出过各种各样改革的学说和方案，但都失败了。只有马克思和恩格斯，由于找出和捉住了上述关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这一主要矛盾，才发现了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由于抓住了生产的社会性和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制这一主要矛盾，才发现了资本主义社会产生、发展、灭亡的特殊规律。这是从主要矛盾的地位和作用来理解。另一方面，从客观矛盾运动的复杂性和人的认识规律来说，由于认识是一个过程，尤其对一个复杂的新事物，在没有取得经验的情况下，要做到主观与客观相统一，这不是一次认识就能完成的。从不知到知，从知之甚少到知之较多，从不完全的认识到比较完全的认识，从少数人的正确认识到成为多数人的认识，从认识事物的主要矛盾到进而制定出解决主要矛盾的整套方针政策，都有一个过程。在这个过程中，认识可能正确，也可能失误；可能成功，也可能失败。需要有一个从实践到总结提高认识，再实践、再总结提高认识的过程。虽然我们有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作为一般的科学理论指导，但是矛盾有其特殊性，如同毛泽东在分析中国革命战争规律时指出的，战争有战争的规律，革命战争有革命战争的特殊规律，中国革命战争有中国革命战争的更加特殊的规律，它们之间有联系又有区别。不同国家、社会具有不同特点。因此，如何正确地认识和把握我国社会各个时期的主要矛盾，就更为艰巨。特别是当客观事物的矛盾还未充分暴露，当客观事物的主要矛盾从一个历史时期进入到另一历史时期，处于质变的大转折关头，人的认识若不能及时跟上，要正确认识和掌握主要矛盾，就更加不易了。当然我们在主观上总是力求尽可能顺利地、或尽可能付出较少的代价来取得正确的认识。但主观愿望是一回事，能否如愿又是一回事。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对于主要矛盾，必须要“用全力找出”和“捉住”在认识论上的根据。

无论是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还是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我们在主要矛盾的认识和掌握上，都既有成功的经验，也有痛苦的教训。六十多年来正反两方面的经验，都说明了什么时候我们正确地认识和把握了主要矛盾，以及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的关系等问题，革命事业就健康发展，就取得胜利。反之，就会犯“左”的或者右的错误，导致革命失败。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与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矛盾。陈独秀由于不认识无产阶级的领导地位及农民的巨大革命动力的作用，导致右的错误；王明则混淆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两个不同历史时期主要矛盾的界限，把中间阶级也作为主要打击对象，犯了“左”的错误。从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转到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从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转到抗日战争，主要矛盾都发生了变化，但是陈独秀、王明同样没有看到这些变化，使革命受到严重损失。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科学地分析了我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各个历史阶段和社会主义改造阶段（即过渡阶段）的主要矛盾及其特点，并据此制定了一系列相应的方针、路线和战略策略，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改造的历史性胜利。1956年党的八大，根据我国剥削阶级作为阶级基本消灭、社会主义制度已基本确立的情况，正确指出我国国内主要矛盾，已不是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而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这一论断，无疑是正确的。但是以后由于种种原因，却逐渐背离了八大的正确论断，相反地，仍然提出了“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是主要矛盾，提出了“以阶级斗争为纲”，提出了“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政治大革命，终于导致阶级斗争扩大化，导致了灾难性的十年内乱。粉碎“四人帮”以后，十一届三中全会和六中全会果断地停止了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批判了所谓“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错误理论，才恢复了八大对我国全面展开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主要矛盾的正确提法，并作了更确切的表述，指出我国当前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在四项基本原则基础上，坚决地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现代化的建设上来；同时指出阶级斗争仍将在一定范围内长期存在。自从三中全会坚决批评了“两个凡是”，实现了伟大的历史性转折，终于重又展开了全面见识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时期。正反两方面的经验说明：能否从实际出发，正确认识和把握我国社会各个历史阶段的主要矛盾，是关系到革命和建设事业兴衰成败的关键问题；再一次证明毛泽东对于必须“全力找出”和“捉住”主要矛盾原理的科学性和重要性。这是数十年来以血的代价所换来的真理，必须牢牢记住。我们必须充分重视、认真学习和继承发展从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到毛泽东关于把握主要矛盾思想的这一份珍贵遗产。

四、在现代化建设中，进一步学习和运用主要矛盾的理论

党的十二大提出了全面开创现代化建设新局面的宏伟纲领。实现这一“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创造性工程之一”的宏伟任务，仍然需要继续花大力学习、研究、掌握和运用主要矛盾的理论。

正确、全面地理解当前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正确、全面地理解十二大文件所制定方针、路线、任务的基础，是自觉地贯彻十二大精神的必要条件；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是能否自觉理解、贯彻十二大精神的一个首先要解决的前提和关键问题。十二大依据对于主要矛盾的分析，不仅突出了经济建设这一中心，还全面论述如何处理好经济建设与思想建设、文化建设、政治建设、党的建设等的关系，论述了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高度民主和高度文明的关系；实现现代化建设和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以及在一定范围内的阶级斗争的关系，等等。围绕着解决主要矛盾，十二大不仅提出了全面开创现代化建设新局面的总任务，提出了实现这一总任务的战略目标、战略重点和战略步骤，并提出了为保证实现这一总任务所必须处理好的其他各种矛盾关系。如果在思想、理论上，对我国社会当前主要矛盾存在着不正确的认识，或者继续存在一些“左”的或右的看法，那么，十二大的一系列方针政策，是不可能得到真正贯彻的。

我们不仅从整个社会主义建设的战略方面，要抓准抓好社会主要矛盾，而且在各条战线、各个领域和各个工作岗位上，都层层存在着一个如何把握主要矛盾的方法，善于抓好中心环节带动一般的问题。这方面，党中央为我们作出了典范。十二大政治报告中谈到：三中全会在经济工作方面，首先抓住农业这一环，在农业中又着重抓各种形式联产计酬的生产责任制。随着农业状况的改善，又在调整工业结构中着重解决轻重工业的比例失调问题，在这同时还调整了积累和消费的比例关系，等等。这样，既改善了国民经济的内部比例，也改善了人民生活。

我国已经取消了人剥削人的制度，说明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具有无比的优越性，但是在体制中的某些环节，却影响到优越性的发挥。其中最主要的中心一环，就是缺少活力，正是在这个节骨眼上影响到各方面积极性的发挥。农村由于实行生产承包责任制，引起了巨大的变化。农村面貌的显著好转，提高了人们的认识，推动了各行各业的改革。但是不同行业的改革如何进行，有其特殊性，有其不同的特点和关键。以商业为例，商业是生产和消费的纽带，商业改革的中心一环，就是要严格正确处理好国家、企业、职工和消费者四个方面的关系，做到既有利于国家、集体、个人，又有利于消费者。目前在某些商业企业中，由于没有掌握好这四方面的关系，忽视了消费者的利益，出现了变相涨价、以次充好、偷工减料、缺斤短两等现象，严重损害社会主义商业的信誉度和消费者的利益，引起群众一些看法，就是一个例子。

认识和找出主要矛盾固然不容易，需要花大力进行科学论证；如何按照客观规律正确解决我国当前主要矛盾，同样是不容易的，必须集中力量来抓。这对理论工作者也提出了新的要求。十二大依据我国当前主要矛盾，提出了全面开创社会主义新局面的宏伟提纲，逐步找到了一条适合我国国情、有中国特色的建设社会主义道路，而且在很多方面发展了马列主义。如同七大一样，十二大必将引导我国人民取得社会主义建设的新胜利。但是，我们必须看到我们正处在一个人类历史的飞跃时期，很多问题还有待于探索。由于客观事物在不断地发展，社会主义建设是一个新事物，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是一个新任务。要解决当前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必将会遇到很多新情况新问题，还必将在很多领域向理论工作者、也向哲学工作者提出新的课题。这就要求我们必须在理论上、哲学上继续进行艰巨的探索，开拓前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