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文选》买到之后，我以非常兴奋的心情阅读了这些文章，越读越感到这本书的重要。这是当毛泽东同志晚年犯了错误之后邓小平同志勇敢地捍卫和发展毛泽东思想的辉煌成果。它是我们今天建设中国式的社会主义的指南。这个论断不是“套话”，而是最近十多年社会实践证明了的真话。邓小平同志是在祖国正面临着崩溃危险和“两个凡是”严重障碍前进步伐的时刻，讲这些话，写这些文章的。事实已经证明了，邓小平同志这些讲话和文章，是我们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指南，是马列主义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产物，也就是继续发展着的毛泽东思想。这是邓小平同志的智慧，也是邓小平同志概括的老一辈革命家的集体智慧、我们伟大的党的集体智慧的结晶。
“解放思想是当前的一个重大的政治问题”，这句话是邓小平同志在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在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讲的。这个报告实际上是我们党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主题报告，它的第一个小标题就是这句话。
时过五年，我今天说解放思想依然是当前的一个重大政治问题，这绝不是说，五年来，我们没有什么进步。不，我们在十一届三中全会这个方针的指导下，取得了极大的进步。但是，解放思想，意义深远。加上我们这个国家之大，以往所受的内伤之重，面临的任务之艰巨，思想僵化、半僵化的流毒之深，都是世间少有的。我们对这些情况的影响和作用，必须有一个足够的估计。所以我说到今天为止，解放思想仍然是一个重大的政治任务。还有继续启蒙之必要，而《邓小平文选》就是继续启蒙最犀利的理论武器。
那么五年前，为什么会有那么多的干部，甚至高级领导干部，在思想上存在着僵化、半僵化状态呢？当时邓小平同志就作了精辟的分析，他揭示了四条历史原因：
第一条，因为在十多年中，林彪、“四人帮”大搞禁区、禁令、迷信之类，把人们的思想封闭在他们的“假马克思主义的禁锢之中”，不许越雷池一步，否则就是追查、扣帽子、打棍子。
第二条，因为从五十年代后期以来，党的民主集中制度遭到破坏，以致党内产生了一种权力过分集中的官僚主义，即集中一切权力于一人的官僚主义。这是一条更为深刻的历史原因。请想一想吧，尤其是在十年内乱期间暴露得最为明显：党的八大《党章》和邓小平同志的《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中所发展了的民主集中制的优良传统和科学论断，全部被糟蹋得光光的！例如：必须把集中建立在民主基础上的规定；一切大事都必须由集体作决定的制度；建立由下而上的党内监督以及党外监督的制度等等关于列宁的建党学说和毛泽东同志的建党思想的极其光辉的发展，都被当作破鞋似地抛弃到垃圾堆里去了！我记得艾寒松同志的完全符合建党科学的反对个人崇拜的著作被当成大逆不道；而那些违反党章的“一把手说了算”以及“对一把手的肉麻吹捧”等等却被当成了党的常规！于是才形成了正如邓小平同志所指出的集中一切权力于一个人（以及为一个人所信赖的少数坏蛋）的官僚主义。这种官僚主义常常以“党的领导”、“党的指示”、“党的利益”、“党的纪律”等面貌出现，使人们只许奉行，不许思考，从而变成了真正的“管、卡、压”。
第三条，也许是由于十余年来的怪现象，表现为是非不分，功过不分，干与不干一个样，甚至干得好的反要受到打击迫害；而什么都不干的，四平八稳，看风使舵的，倒变成了“不倒翁”！于是乎，弄得大家都不愿意动脑筋了，久而久之，若不僵化，也成半僵化了。
第四条，邓小平同志认为是小生产的习惯势力在起作用。按我的理解，我们中国，过去长期是一个小生产的汪洋大海，影响到今天，我们许多人的身上恐怕都有这种小生产的习惯势力的存在。所以我认为前面三条是外因，这第四条则是内因。唯物辩证法认为，外因总是通过内因而起作用的。诚然，如上所述，张春桥一类的假马克思主义的禁锢，党内集权于一人的官僚主义的千斤压力，以及必然随之而来的功过、是非大颠倒的悖谬潮流都是极端严重的，但对于改造得较好的，例如张志新同志、王申酉同志这些面对屠刀而捍卫真理的勇士，就起不了什么作用了！而只对于改造得较差而小生产影响较重的人们，就必定要起作用。我们有许多人，出身于小生产者的家庭，像我自己就是这样一个人，虽经马列主义科学的教育、战争烈火的考验、整风运动的改造，而在史无前例的十年内乱环境之中，小生产的习惯势力也曾一度重新抬头，从而思想上也发生某些僵化状态。这种习惯势力的显著特点，正如邓小平同志所指出，是因循守旧，安于现状、不求上进，不愿接受新鲜事物等等。除此以外，我认为它还有一些不可忽视的表现，这就是目光短浅，形而上学的片面性、表面性，自以为是，自作聪明，不求甚解，自由主义等等，等等。我们不妨回顾一下十年内乱中的情形吧，正因为我们自己头脑中存在着这种小生产习惯的内因，于是就很容易出现这样的表现，人们互相警告：凡事“不要太认真”，“做个逍遥派吧”，“各人自扫门前雪吧”，“我们无能为力啊”，“你管不了嘛”，“人家根子硬嘛！”如此等等，于是乎就怕动脑筋，以致不动脑筋，长此以往，思想怎能不僵化呢？我自己也就是这样一度僵化了的过来人嘛！
五年前，邓小平同志的这篇讲话犹如“惊蛰”时节的一声春雷，我们被春雨从冬眠状态中唤醒过来，从此开始，重新开动脑筋这个机器，逐渐恢复我这个理论工作者中断了十余年的关于学习、研究的老习惯。因此，今天重读邓小平同志的这篇讲话，就感到格外亲切。
那么为什么解放思想仍然是当前的一个重大政治问题呢？具体地回答这个问题的根据，就在于如上所说，邓小平同志分析过的四条历史原因，至今还或多或少地存在着。这就是说，促使人们思想僵化的内外两方面的原因，五年来虽然有所解决，但尚未基本解决。现在先让我们来看一看我们党内官僚主义的问题吧。固然，我们在十一届六中全会上已经总结了这方面的历史教训，在新的十二大《党章》中，已经写上了“禁止任何形式的个人崇拜”、“不允许任何领导人实行个人专断”，我们党的领导五年来也已有了相当大的改善，但是，我们的党风至今仍未获得根本的改善。其中最不能令人满意的是各种形式的官僚主义，还在继续起着禁锢思想、制造混乱以及瓦解社会主义建设斗志等恶劣作用！另一方面，再让我们来看一看，作为内因的小生产习惯势力吧。当然，自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关于实事求是和纠正“左”倾错误影响的方针日益深入人心，党员、干部在改正安于现状，不求上进等方面，确实大有进步；但是表现为实惠主义、临时应付、极端片面、不是偏东就是偏西的小生产思想仍然相当普遍。今天有些同志，甚至还存着一种自由主义的旁观态度，自己袖手站在一旁，动不动就说什么“我对四个现代化没有信心！”“我对党风根本好转毫无信心！”这些盲目悲观的话，竟常常出之于党员和干部之口，这岂不也是鼠目寸光的小生产习惯势力所造成的思想僵化、半僵化的表现吗？！由此可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方针，从当前情况来看，仍然是一个尚待继续宣传贯彻的极其重要的方针。
最后，我感到必须弄清的是，我们讲解放思想也好，讲启蒙运动也好，今天讲的并不是“文艺复兴”时期的，也不是法国十八世纪的，也不是五四运动喊出打到孔家店口号那个时期的。我们是在当前，在如上所说的历史原因下产生的解放思想的要求。它的内容首先就是要从林彪、“四人帮”的禁锢中解放出来，说得更深一层，就是还要从毛泽东同志晚年错误的那些“最新最高指示”的禁锢中解放出来，达到实事求是地想问题，实事求是地研究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办法，也即达到重新真正地搞四个坚持。坚持马列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毛泽东思想；坚持真正科学、中国式的社会主义道路；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专政学说，及其与中国实际结合而产生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制度；坚持真正的马列主义的建党学说，坚持经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时期发展了的党的领导的学说和制度。解放思想和四个坚持是辩证的统一。只有继续解放思想，学习《邓小平文选》，真正改变僵化、半僵化，以至某些僵化的残余，才能真正地实现马列主义普遍原理和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的结合，才能科学地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之，若不是真正自觉地从上述双重的禁锢中解放出来，那么，不管你口号喊得多么响，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是完全可以变成空谈，甚至完全可以变成以往发生过的那种自欺欺人之谈的。所以，我认为为了四个坚持，今天仍然有必要继续不断地强调解放思想！
（原载周抗《求是论集》第379-383页，福建人民出版社1985年1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