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振平：毛泽东调动一切积极因素的思想及其当代意义

内容提要：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提出的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思想与以前形成的统一战线思想有渊源关系，包含着丰富内涵。本文认为这一思想中有八个方面至今仍具有重要的启迪作用，并就这一积极思想在毛泽东晚年没有得到持续贯彻的原因作了分析。

关键词《论十大关系》；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制度

在长期的革命斗争和建设实践中，毛泽东逐步形成了调动一切积极因素的重要思想。《论十大关系》对此作了较为集中的论述，开宗明义地指出：“提出这十个问题，都是围绕着一个基本方针，就是要把国内外一切积极因素调动起来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十六大报告在论述全面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时提出了四个基本要求，其中第三个要求是：“必须最广泛最充分地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不断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增添新力量”。这深刻揭示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精神实质，在新的形势下，要与时俱进地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它鲜明、深刻地表明“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毛泽东思想在这方面也是既一脉相承而又与时俱进的。为此，有必要重新学习《论十大关系》，探讨关于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思想的形成与理论内涵及其现实意义。

一

《论十大关系》指出，“过去为了结束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统治，为了人民民主革命的胜利，我们就实行了调动一切积极因素的方针。现在为了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建设社会主义国家，同样也实行这个方针。”这表明调动一切积极因素的方针，有着历史的渊源，有个从不那么自觉到比较自觉的过程。

中国共产党建立之初，如气盛少年，只知道一味冲锋，不懂得如何革命，不大懂得调动一切积极因素的重要性。譬如，“一大”通过的党纲虽然明确：“要把工人、农民和士兵组织起来，并以社会革命为自己政策的主要目的”；但不了解调动其他可能调动的力量同革命的重要性，因而强调：“中国共产党彻底断绝与资产阶级的黄色知识分子及与其类似的其他党派的任何联系”，强调作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在加入我们的队伍以前，必须与那些与我们的纲领背道而驰的党派和集团断绝一切联系”[1]观点首先是因为不懂得当时中国要进行的不是社会主义革命，而是无产阶级领导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然后才能过渡到社会主义革命；还在于不懂得先进性和广泛性的辩证关系，特别是不懂得尽可能团结一切可以团结力量的重要性。“一大”的这种观点虽然很快在共产国际，特别是列宁的民族殖民地理论的指引下得到了纠正；形成了“二大”关于中国革命分两步走的战略，改变了不同其他党派建立任何联系的规定；“三大”则决定以“党内合作”的形式，实现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统一战线。但是，认识的改变并不是那么容易的，我们党后来多次所犯的“左”和右、特别是“左”的错误表明，对于这个问题，我们党当时并没有真正解决。

毛泽东对此则较早有所认识。1919年他发表《民众的大联合》，强调要以民众的联合对抗贵族资本家的联合。在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之后，他更是在革命实践中努力探索党的统一战线理论。《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从中国国情出发，在政治上划清了敌我友的界限，为统一战线理论奠定了阶级分析的基石；《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从对待农民运动的态度上，论述了革命党人的立场。上了井冈山之后，他不仅提出从思想上建党以解决中国农民革命和无产阶级革命的关联问题（《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而且形成了“千百万真心实意地拥护革命的群众是真正的铜墙铁壁”的思想，提出了发动群众的具体方法（《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遵义会议之后，毛泽东更是总结了“左”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根据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的新情况，强调“组织千千万万的民众，调动浩浩荡荡的革命军，是今天的革命向反革命进攻的需要”[2]，明确地提出了建立广泛的民族革命统一战线的重要思想（《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而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建设新中国的伟大斗争中，我们党又在极其丰富的统战实践的基础上，进一步创造了一整套极具中国特色的统一战线理论、方针和政策。

中国特色的统战理论，是由中国特殊的国情和任务决定的。对于中国共产党有着特殊的重要性。其特点在于：（一）从这样的实际出发，解决了无产阶级与农民的联盟以及与民族资产阶级的联盟问题；（二）解决了联盟过程中领导权、政权和枪杆子等一系列重大问题；（三）根据革命和建设任务的要求、中国共产党领导地位的巩固和统战对象的政治态度等情况，不断扩大统一战线的范围，形成了适合中国乃至各地区各系统特点的统战形式和工作方式。这样，统一战线不仅和武装斗争、党的建设一起成为我们党在民主革命时期克敌致胜的三大法宝；而且理所当然地也成为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我们党的法宝，成为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基本方针的思想理论基础。

然而，真正提出调动一切积极因素这个方针，还是在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基本成功，即将转入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之际。从毛泽东留下的已经公开发表的著作来看，这一提法的出现，和我们党夺取了全国政权，特别是进行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后开始转入社会主义建设直接相关，和中国建设任务的艰巨直接相关，也和吸取苏联有关的教训直接相关。

在解放战争转入战略进攻阶段后不久，毛泽东在思考将来建立什么样的政权时，就提出“使民主政府成为共产党领导的各革命阶级的代表人物联合组成的政府，而不是共产党一党包办的政府”[3]，强调“只要是想把中国搞好的人，都要团结他们”[4]。

建国初期，毛泽东不仅多次要求打破关门主义、宗派主义，而且在组织政府，对待农民和民族资产阶级，对待知识分子等问题上也都十分注重实行尽可能地团结大多数人的原则。譬如，建国前夕，我们召开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来自各界的代表人士一起共商国是，制定了《共同纲领》。与此同时，他又强调“政府也是统一战线的，一定要合作好”[5]，因而在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政府中非常重视安排党外人士。中央人民政府6个副主席，一半是党外人士；中央人民政府56个委员也是如此，其中还有如张治中、傅作义那样原来的国民党高级将领。在经济上，他提出：“使各种社会经济成分，在具有社会主义性质的国营经济领导之下，分工合作，各得其所，以促进整个社会经济的恢复和发展”[6]。在部署工作上，面对建国之际的复杂斗争和各方面的社会经济改组，他特别提出“我们不要四面出击。”[7]

1954年，在制定我国宪法草案时，毛泽东不仅指出制定宪法要贯穿人民民主和社会主义两条原则，而且强调：“我们现在要团结全国人民，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和应当团结的力量，为建设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这个宪法就是为这个目的而写的。”[8]之后，在进一步回答有些人所谓摸共产党的底时，他又强调：“宪法就是底。共产党的底就是发挥一切有用的因素，破坏阻碍的因素。有用的因素是建设性的力量，包括各种知识分子，旧军队出身的将军和士兵。”[9]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毛泽东特别强调“团结一切可以团结和应当团结的力量”、“发挥一切有用的因素”，并把它作为根本目的、根本方针，作为共产党的底；从这里还可以看到，它又是和“建设性的力量”、“建设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联系在一起的。

从《毛泽东文集》所收集的文稿来看，在《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中开始使用积极性这个概念。他强调：“大多数农民有一种走社会主义道路的积极性”，“我们应当爱惜农民和干部的任何一点微小的社会主义积极性，而不应当去挫折它。”[10]毛泽东之所以这时使用了积极性这个概念，也确实是当时农民中出现的建设社会主义热潮的反映。不过，毛泽东在为当时农民走社会主义道路积极性感到兴奋的同时，并没有注意其中的盲目性一面。这是较早的“左”的苗头。

促使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特别强调调动一切积极因素，还与总结苏联的教训有关。就在《论十大关系》发表前半个月，毛泽东在审阅人民日报编辑部文章《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时加了这样一句话：“我们中国共产党人深信，经过苏联共产党二十次代表大会这一次尖锐的批判之后，过去被某些错误政策所严重地压抑了的一切积极因素，必将普遍地活跃起来，苏联共产党和苏联人民将比较过去更好地团结一致，为了建设一个人类从来没有看见过的伟大的共产主义社会和争取全世界的持久和平而奋斗。” [11]这表明斯大林问题从反面为提出“调动一切积极因素”这一基本方针作了思想准备。

《论十大关系》是经过几个月调查研究，特别是“床上地下、地下床上”[12]（毛泽东自己对当时听汇报的描述）的2个月，听取了34个部门汇报，总结我国的建设经验而形成的；同时也是在对照苏联的经验教训，强调中国要走自己的路的背景下形成的。毛泽东讲的十个问题，不仅处处都是对着苏联所走弯路来说的，在讲话的开始和结尾，他还特别指明了对苏联的经验教训要引以为戒，强调学外国、学苏联，“一定要与中国实际相结合”，“要有批判地学，不可盲目地学”[13]。

从上面历史过程的简单叙述，可以粗略地看出，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才明确提出关于调动一切积极因素这个基本方针，并非偶然。它不仅和我们党长期以来形成的统一战线理论有关，而且与建国后党所处的执政地位、大规模建设社会主义的要求、广大群众中社会主义建设积极性的爆发以及苏联的反面经验教训等有关。

二

尽管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与统一战线有着渊源关系，但两者又不尽相同。相对于革命时期形成的统一战线，讲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更适合于建设时期；而且，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其涉及的面、调动的力度，也因共产党执政地位的取得和共同建设任务的要求而大有拓展。

《论十大关系》对什么是国内外的积极因素作了具体的说明：“在国内，工人和农民是基本力量。中间势力是可以争取的力量。反动势力虽是一种消极因素，但是我们仍然要做好工作，尽量争取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在国际上，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都要团结，不中立的可以争取中立，反动的也可以分化和利用。总之，我们要调动一切直接的和间接的力量，为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14]所谓积极因素范围极广：国内，不仅包括依靠力量和中间力量，而且对原来作为革命对象的反动势力，也要尽量争取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国际上，同样不仅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就是对反对我们的那些力量也可以分化和利用；总之，不仅要调动愿意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奋斗的直接的力量，而且还要调动那些并不赞同社会主义，但在热爱祖国上与我们有共通点的间接的力量，一起来建设祖国。

提出调动一切积极因素的基本方针，既和我国一穷二白，社会主义建设的任务十分艰巨直接相关；更和中国共产党成为执政党有着直接关系。第一，作为长期执政的党，面对的是全体民众，包括过去作为革命对象而将其推翻的统治阶级成员，其任务不仅是要保持新生政权的稳固，而且要建设一个强大的新中国，这就必须尽可能多地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最大限度地消除敌对的破坏力量和因素。只要不是恶意搞破坏，我们就要团结他们一起来进行建设。第二，无论从占据的统治地位、群众的拥护还是力量的对比等各方面看，中国共产党已经据有了绝对的优势，而反动的力量，特别是其大多数成员，在强大的政治、舆论和道义压力下，也比较有可能从消极因素转变为积极因素。对于执政党来说，也才有对于他们积极因素的调动问题。

所以能够提出调动一切积极因素，还与我们开始进行大规模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有关。在夺取政权阶段，党的主要任务是团结一部分人推翻另一部分人的统治。反动阶级人虽不多，但由于占统治地位，不仅能够利用许多人为自己的统治服务，而且还可以蒙蔽更多人，使之顺从他们的意愿。所以，在革命队伍内部才有调动积极性问题。对敌人，首先是斗争，是力量的较量，是推翻其统治。但是到了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转入经济建设时期，阶级斗争已经不是主要矛盾，社会主义建设成为涉及广大民众共同利益的事情，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不仅有其必要性，而且也有了可能性。

通过对《论十大关系》的分析，也通过对毛泽东有关思想，包括他总结“大跃进”和后来三年灾害中经验教训思想的考察，笔者感到，毛泽东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思想具有丰富的内涵。其要点大致有以下八个方面：

第一，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必须坚持共产党的领导。

第二，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必须坚持建设强大社会主义国家的方向。

第三，所要调动的积极因素的主体，或者说基本力量，是广大工人、农民。

第四，所要调动的积极因素范围极广，不仅国内，而且国外；不仅有中间势力，即使原来反对我们的反动势力也要尽量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

第五，积极因素不仅指人，而且包括建设所涉及的各个方面，如重工业和轻工业、农业，沿海工业和内地工业，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但是，如毛泽东指出的：“一切物质因素只有通过人的因素，才能加以开发利用”[15]。

第六，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在坚持大方向一致的前提下，特别要有宽大的胸怀。在《论十大关系》发表之前，毛泽东就对尼赫鲁说过：“事物的多样性是世界的实况。马克思主义也是承认事物的多样性的，这是同形而上学不同的地方。”[16]之后，他在八大的预备会上更是强调八大的目的“就是总结七大以来的经验，团结全党，团结国内外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为建设伟大的社会主义中国而奋斗”[17]，还说：“所谓团结，就是团结跟自己意见分歧的看不起自己的，不尊重自己的，跟自己闹过别扭的，跟自己作过斗争的，自己在他面前吃过亏的那一部分人。”[18]

第七，积极性要建立在实事求是的基础上，盲目的积极性会导致巨大的破坏性。总结“大跃进”的教训，毛泽东在“庐山会议讨论的十八个问题”中提出：“积极性有两种，一种是实事求是的积极性，一种是盲目的积极性。”并且指出，过去一段时间的积极性中带有一定的盲目性，“去年许多事情是一条腿走路，不是两条腿走路。我们批评斯大林一条腿走路，可是在我们提出两条腿走路以后，反而搞一条腿了。”[19]这是很重要的一条经验教训。可悲的是，毛泽东没有真正记取这个教训，在庐山上就变了卦，“文革”中对于红卫兵所谓革命积极性的调动，更是对社会造成了极大的破坏。

第八，在总结“三年自然灾害”期间的教训时，毛泽东进一步把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同造成“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紧密联系起来，提出：“党内党外都应当有这样的政治局面。没有这样的政治局面，群众的积极性是不可能发动起来的。克服困难，没有民主不行。当然没有集中更不行。但是，没有民主就没有集中。” “我们充分地发扬了民主，就能把党内、党外广大群众的积极性调动起来，就能使占总人口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人民大众团结起来。”

再深入下去看，毛泽东调动一切积极因素的思想还有一个更为重要的方面，就是生动地运用了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思维。《论十大关系》通篇充满着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智慧。辩证法是毛泽东调动一切积极因素的根本方法。

十大关系，就是在社会主义建设中所遇到的十大矛盾。面对这些重大矛盾，毛泽东总结了国内外实践中的许多经验教训，创造性地运用了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思维方法，以努力达到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建设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的目的。在读《论十大关系》时，大家都会感到毛泽东叙述中的一个特色，即他多次使用“究竟是真想还是假想，想得厉害一点，还是差一点？” [20]回答则是一反常人的直线性思维，运用了相反的，即辩证的思维。譬如，你如果是真想发展重工业，“你就要注重农业、轻工业，使粮食和轻工业原料更多些，积累更多些，投到重工业方面的资金将来也会更多些。”在前面的三大关系中，毛泽东直接用了这样的话语；在后面的七大关系中，虽然没有用这种句式，但实际上也贯穿着同样的思维方式。这种方式就是运用了矛盾双方相互依存，相互作用，共同组成矛盾统一体的辩证法思想，在矛盾双方的相互依存、相互促进，不断打破平衡，又不断实现新的平衡，达到事物较为迅速而又和谐地发展。运用这种辩证思维，毛泽东初步提出了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的若干新方针，形成了一整套比较合乎中国的建设实际、比较合乎辩证法、比较能够充分调动一切积极因素的两条腿走路的方针。

尤其应当注意的是，在处理这些矛盾的时候，毛泽东改变了过去在革命和战争年代处理对抗性矛盾的办法，即强调对立、斗争、一个吃掉一个、一个战胜一个的办法；而采取了强调矛盾双方相互共存、补充、促进、统一的办法。同时也开始涉及以往不太重视的另一解决矛盾的方法，即动态平衡的办法。

对于这种方法，《资本论》第一卷有过很重要的论述：“我们看到，商品的交换过程包含着矛盾的和互相排斥的关系。商品的发展并没有扬弃这些矛盾，而是创造这些矛盾能在其中运动的形式。一般说来，这就是解决实际矛盾的方法。例如，一个物体不断落向另一个物体而又不断离开这一物体，这是一个矛盾，椭圆便是这个矛盾借以实现和解决的运动形式之一。” [21] “一般说来，这就是解决实际矛盾的方法”，就是说此类方法并不少见。从《论十大关系》所涉及的矛盾，也足以证明这类矛盾及其解决方法的普遍性。毛泽东列举的经济建设中的重工业和轻工业、农业的矛盾，沿海工业和内地工业的矛盾，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的矛盾，国家、生产单位和生产者个人的矛盾，中央和地方的矛盾……不都是如此吗？革命与反革命的关系，本来是对抗性的矛盾，但是，毛泽东在谈到这个关系时，也是注重采取不是消灭而是促使他们转变，化消极为积极的办法。当然转变也是一种质的飞跃，但这里是把这些转变过来的，或者虽未完全转变但至少不对抗社会主义建设的人作为人民内部的矛盾来处理的。这样才能达到最大限度地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当然对于这些人积极因素的调动是有条件的，最主要的条件是我们党执政地位的取得和我们党政策的正确，同时也与我国进入建设时期直接相关。

十分可惜的是，《论十大关系》这种对建设时期诸多矛盾动态平衡解决方法的探索没能继续深化。1957年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报告中提出了两类矛盾的学说，论述了当时社会上大量出现的人民内部矛盾必须运用“团结－批评－团结”的方法、民主的说服教育的方法去解决。这可以看作是《论十大关系》思想的继续和提炼。但是，此报告6月在报刊上发表时，由于反右运动等干扰，开始偏离原来的正确方向了。1957年在八届三中全会上毛泽东改变了八大关于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提法，提出当前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仍然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时，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显然已经和政治斗争不那么合拍了。

三

分析和研究毛泽东调动一切积极因素的思想，不仅对于认识毛泽东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功过有着重要意义，而且对今天避免重犯“左”的错误，更好地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有着重要的启迪。

十六大报告强调“必须最广泛最充分地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不断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增添新力量”，不仅其表述，而且精神实质和毛泽东调动一切积极因素的思想有着直接的渊源关系，而这一要求在今天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具有特殊重要的指导意义。十六大提出了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四个基本要求。第一个是与时俱进的治党治国之道，这是思想理论前提。第二个是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即根本任务。而它们都必须落实到第三个要求上，即根据新的形势、新的情况，与时俱进地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它是思想理论化为具体的方针、政策；它又是实现发展的方法，是达到过河目的的船和桥；没有它，发展只能是纸上谈兵，没有它，前两个要求就全部会落空。第四个是以改革的精神推进党的建设，这是讲领导人民复兴中华的执政党自身的建设。但党的建设的实际效果，还是看是不是真正把一切积极因素调动了起来。

毛泽东调动一切积极因素的思想，以及关于中国的经济建设和政治建设的若干两条腿走路的方针，不仅至今在具体工作上还在发生着重要影响，更重要的是，他在思想方法上的两点论，对于今天处理各种新旧矛盾都有着重要指导意义。上面梳理的毛泽东有关调动一切积极因素的八条探索，对于今天如何真正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也是必须注意并且缺一不可的。这些思想是中国共产党人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经验教训的凝结，有些还付出了重大代价。

不仅如此，今天我们还必须分析和研究毛泽东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思想为什么后来走向了反面，这一思想本身还有什么问题和缺陷？

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不仅要靠方针政策，而且要形成一种有利于调动一切积极因素的制度，因为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从制度上解决问题更可靠些。但是，由于历史条件和认识所限，毛泽东没有建立能很好调动人们积极性的制度；尤其是反右斗争后，他不断错误地总结经验教训，把阶级斗争，特别是思想上政治上的所谓继续革命看作是调动人们革命生产积极性的主要手段，过分强调精神激励，无视物质激励，掀起一场又一场的政治斗争，直至发动文化大革命，反而打击了大批干部和群众。

譬如，毛泽东看到了苏联计划经济体制下存在的问题，提出了“必须兼顾国家、集体和个人三个方面”的原则。然而由于把社会主义看作就是公有制和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并没有从中国实际出发建立与生产力发展状况相适应的市场经济体制和基本经济制度，“三兼顾”仅仅成为党对于其他方面利益的照顾，不能充分调动起人民作为生产主体的积极性。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国开始了经济体制改革，以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作为突破口，逐步实行了以市场为取向的经济体制改革，进而在市场机制的倒逼下逐步形成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这种体制和基本经济制度不仅毫不动摇地巩固和发展公有制，而且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它还把个人在劳动、资本、技术、管理等方面的贡献和利益比较直接地联系了起来，这就大大地激励起各种人的建设积极性。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生产力的巨大提高，经济的迅猛发展，社会物质财富的大量涌流，已经证明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道路，建立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才适合中国社会的实际，比较能够克服过去公有制下平均主义大锅饭的弊端，有利于充分调动人民群众的积极性。

再譬如，我们虽然建立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以及民族区域自治制度，这些政治制度也在人民当家作主，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上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但是，由于党的指导思想上的偏差，由于毛泽东本人的原因，更由于民主和法制上的诸多缺陷，终于没有能够抵制毛泽东晚年错误，甚至使刚建立的政治制度或流于形式，或一度荡然无存。今天，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指导下，我们党更加深刻地体会到民主与法制建设对于调动一切积极因素的重要性，不仅提出了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治国方略，而且把“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作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目标。在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民主制度和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上，我们还任重而道远。最广泛最充分地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是我们继续进行政治建设和政治体制改革的基本指导方针。

更为深刻的是，要接受毛泽东当年探索失误的教训，在形势和任务发生深刻转变的同时，必须真正实现思维方式的深刻转变，即由强调矛盾斗争性的思维方式转变到更加注重矛盾同一性的动态平衡思维方式。江泽民在处理国际关系问题上提出的“和而不同”理念，就是这种思维方式的概括。这是适应当今世界已经和正在发生着的深刻变化的思维方式，也是适应中国共产党长期执政和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调动一切积极因素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思维方式。

只有当我们不仅确立了调动一切积极因素的基本原则，而且从制度上，从思维方式上和行为方式上也真正把这个原则落到实处，“放手让一切劳动、知识、技术、管理和资本的活力竞相迸发，让一切创造社会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以造福于人民”，我们就一定能够战胜一切困难和风险，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原载《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03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