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 堃：试论毛泽东哲学思想中的“否定之否定”

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对立统一规律，量质互变规律和否定之否定规律，是相互联系、不可分割的有机统一体。毛泽东同志运用辩证法的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使辩证法成为指导中国革命胜利的武器。其中就包含了否定之否定规律的内容和作用。然而在毛泽东哲学思想研究的领域内，对于这一不可缺少的重要方面，似乎尚未引起研究者们足够的注意。相反，轻视毛泽东哲学思想中否定之否定原理之类的误解，由于片面性而带来混淆视听的某些说法，却有所闻。国外有人甚至无理指责毛泽东哲学思想“在理论上和实践上完全忽视了这一规律。”为此，本文试图对毛泽东哲学思想中的“否定之否定”，作一简要考察，以期引起进一步研讨，也是对毛泽东同志诞辰九十周年的纪念。

一

 在马克思主义辩证法史上，革命导师对否定之否定规律的专门著述，首先包括在恩格斯的《反杜林论》中。为了批判杜林对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攻击，恩格斯对否定之否定作了专章论述，至今仍然是马克思主义者全面、系统地阐述否定之否定规律的基本理论依据。其次，列宁在《黑格尔〈逻辑学〉一书摘要》等著作中，对此也作了许多精辟的论述。由于否定之否定规律是辩证法的有机组成部分，按其本性来说，又是矛盾引起的发展和归结，同时是事物变化由量到质，经过两次质变完成事物发展全过程的状态的表现，因此在完整描述事物辩证发展的形态中，事实上也无法回避否定之否定的内容。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和列宁的《卡尔·马克思》等著作，就是在全面论述辩证法时兼及“否定之否定”的。马克思是从彻底的唯物主义立场批判地继承黑格尔辩证法的否定之否定的第一人。他没有留下“否定之否定”的专著，但谁都清楚，马克思的早期著作《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和后来的《资本论》巨著，阐述社会历史运动的否定之否定，为马克思主义确立辩证法的否定之否定的原理，奠定了基础。

斯大林曾被认为是摈弃否定之否定规律的一位了，他的著作没有出现过否定之否定的提法。可是他既然没有离开全部辩证法，他也就无法避开否定之否定的一些成分。比如通常论述否定之否定规律时讲到“新生事物的不可战胜性”的论断，就是斯大林在论证辩证法的四个基本特征时提出的。当然，由于斯大林对“否定之否定”的偏颇，也确实严重影响了他辩证法的彻底性。

毛泽东同志对辩证法的“否定之否定”是采取什么态度的呢？简括地说，他一生的很长一段时期内是肯定了这一规律，并在指导实践中取得了卓越的成效。理论界有的论文，光说毛泽东同志“对否定之否定律也有意见。他的文章中从未提过这一规律”[1]，这种说法恐怕说偏了，甚至说绝了。为什么？因为，仅就已经出版的《毛泽东选集》而言，第五卷第431页上，分析当年新闻记者协会开会情况的变化就这样说过：“新闻记者协会开了两次会，一次否定，一次否定之否定，时间不过一个多月，反映了中国时局变化之速。”如果不计较“否定之否定”的字面，而是注意“否定之否定”的实质内容，那么，毛泽东同志还形象地指出过：“世界上的事情总是曲折的。比如走路，总是这么弯弯曲曲走的。莫干山你们去过没有呀？上下都是一十八盘。社会的运动总是采取螺旋形前进的。”[2]所谓“螺旋形前进”，还不是“否定之否定”的另一种说法么！

在熟悉毛泽东哲学思想的人们中，大概不会不知道，早在一九三七年的延安时期，毛泽东同志在红军大学（抗日军政大学的前身）讲授《辩证法唯物论（讲授提纲）》时，就十分明白地肯定了矛盾统一法则、质量互变的法则、否定之否定法则，是唯物辩证法的根本法则，成为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方法论之最基本的部分。事隔二十年之后，一九五八年二月，毛泽东同志制定的《工作方法六十条》仍然坚持：对立统一的规律、量变质变规律、肯定与否定的规律，永远普遍地存在。我想可供确证毛泽东同志提到和肯定否定之否定规律的材料还有。这里的意思，无非是以事实为根据，澄清某些片面说法，使人们不致因某种影响而造成错觉，似乎毛泽东同志的文章对“否定之否定”从未提过、从来不赞成似的。诚然，由于毛泽东同志对于新的历史条件和中国革命独特的历史环境，他没有能够像恩格斯、列宁那样对否定之否定规律的阐述作出过细的论证和发展，然而他运用否定之否定规律于中国革命实践，并在运用中有所发挥，是他对马克思主义辩证法贡献的一大特色；其所取得的实绩，超过了他的前辈马克思主义者。这是马克思主义前辈们曾经期待的吧！

二

马克思在包含着新世界观萌芽的“第一个文件”中指出：“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3]这实际上宣布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全部使命：即解释世界和改变世界的统一。毛泽东同志说：“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要能够精通它、应用它，精通的目的全在于应用。”[4]把理论与实践，“精通”与“应用”密切结合，统一起来。马克思和毛泽东从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观出发，各自针对当时一些理论与实际相脱离的流行倾向，分析论述的重心显然都在后者，就是在于“改变世界”，在于“应用”。毛泽东哲学思想中的“否定之否定”，正是着重体现了“改变世界”的革命精神，着重体现了“应用”的实践色彩。

一、关于革命历史进程中的否定之否定

否定之否定作为辩证法的一个基本规律，它的独特作用，在于揭示事物发展的基本趋向和真实的历史过程。恩格斯和列宁都把这种趋向和过程，描绘为发展的螺旋形式。列宁在阐述辩证法诸特点时，指出的首要特点，认为“发展似乎是重复以往的阶段。但那是另一种重复，是在更高基础上的重复（“否定的否定”），发展是按所谓螺旋式而不是按直线式进行的”。[5]列宁的论述表明，由重复性和上升性的结合形成的螺旋式发展，是否定之否定规律的基本特征。毛泽东同志在领导中国革命的实践中，用辩证法的宇宙观观察革命的命运，总结历史，分析现实，预察未来，断定“革命的道路，同世界上一切事物活动的道路一样，总是曲折的，不是笔直的。”他认为由曲折性和前进性相结合的波浪式发展，是事物发展、也是革命发展的普遍规律。毛泽东同志描绘的“波浪式”，同恩格斯、列宁描绘的“螺旋式”，在表述否定之否定规律的形态上，具有异曲同工之妙。

“否定之否定”作为毛泽东哲学思想的辩证法的组成部分，首先用作制订革命战略的理论基础。一九三八年五月，毛泽东同志发表《论持久战》一书，他从实际的国情出发，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辩证法指导伟大的抗日战争。毛泽东同志精细地分析了当年中日双方的战争条件和力量对比的情势，以其否定之否定的高瞻远瞩，既科学地预见到抗战必胜的前景，又实事求是地指明了抗战三阶段曲折前进的内在联系和必然过程，雄辩地驳斥了“亡国论”和“速胜论”的错误观点，确立了抗日持久战这一唯一正确的战略方针。这是运用“否定之否定”制定革命战略方针的一次光辉典范的历史性展示。

其次，在认识中国内战特点和革命战争方式上的运用。毛泽东同志根据十年土地革命战争的经验，总结了“围剿”和“反围剿”是中国内战主要的战争形式。国民党反动派对红军的“围剿”，红军展开的反“围剿”，由此反映到战斗上，出现敌攻我防和我攻敌防的战斗形式。由中国具体条件决定的战略持久战中，势必出现“围剿”和反“围剿”战略形式的长期反复，进攻和防御两种战斗形式的长期反复。然而这种形式的反复，并不是内容和水平停留在同一层次上的简单重复。“这里的规律，是‘围剿’和反‘围剿’的规律一次比一次大，情况一次比一次复杂，战斗一次比一次激烈。”[6]呈现螺旋形升级的趋势。

这种反复的长期性，是中国内战的特点。然而当时党内犯有“左”倾错误的人，不懂得这种形式长期反复的规律性，否认战斗形式上采取防御手段的必要性，试图径情直遂地直线进攻，有进无退，结果造成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毛泽东同志的战略战术，既反对只攻无防、有进无退的冒险主义，也反对只防不攻、只退不进的保守主义，而是指出：“革命和革命战争是进攻的，但是也有防御和后退——这种说法才是完全正确的。为了进攻而防御，为了前进而后退，为了向正面而向侧面，为了走直路而走弯路，是许多事物在发展过程中所不可避免的现象，何况军事运动。”[7]我军在长期敌强我弱的劣势条件下，依据毛泽东军事辩证法战略战术的指导，创造了游击战特别是运动战的作战方式。运动战以消灭敌人有生力量为目标，以壮大和发展我军力量为出发点，采取进攻和防御、前进和后退的有机结合。从土地革命战争起，经过抗日战争，一直到解放战争时期，运动战在我军作战方式上始终占有重要地位，发挥着我军在劣势条件下克敌制胜的威力。运动战，是否定之否定辩证法在适合中国国情的革命战争方式上的创造性运用。

第三，反映在对革命发展的规律性上的认识。一九四五年十月，抗战胜利后的中国，正处于两种命运、两个前途的抉择关头。毛泽东同志在完成党中央关于国共两党在重庆谈判的重托，回到延安作《关于重庆谈判》的报告中，全面分析了国内时局和国际形势，坚定地指出无论中国和世界，历史总趋势是光明的，同时又告诉全党和全国人民：“世界上没有直路，要准备走曲折的路。”概括了中国和世界的“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8]科学结论。对于人民革命事业所作的这种具有深远历史意义的战略性估计，是毛泽东同志从中国革命和世界进步的实际观察中，从历史前进的曲折行程中，掌握了历史过程的否定之否定而取得符合历史实际的辩证认识。因而到一九四九年八月，毛泽东同志在驳斥美国白皮书的评论中，进一步总结了中国一八四〇年鸦片战争以来的近代史和现代史，把一百多年内帝国主义侵略和压迫中华民族的反动行径和可耻下场，中国人民反侵略、反压迫的革命历史经验，上升为两条马克思主义的定律。一是帝国主义的逻辑：“捣乱，失败，再捣乱，再失败，直至灭亡——这就是帝国主义和世界上一切反动派对待人民事业的逻辑，他们决不会违背这个逻辑的。”这是一条马克思主义的定律。再就是人民的逻辑：“斗争，失败，再斗争，再失败，再斗争，直至胜利——这就是人民的逻辑，他们也是决不会违背这个逻辑的。”[9]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又一条定律。这两条历史定律，从一反一正的两方面，把人民革命事业的光明前途和曲折道路的概括，具体化并精确化了，鲜明地体现了“否定之否定”在人民革命历史发展中的作用，反映了人民革命事业沿螺旋式发展的普遍规律。

二、关于认识过程中的否定之否定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辩证法和认识论，本来就是统一的。毛泽东同志运用马克思主义辩证法指导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中，进一步论证了二者的统一性，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突出地表现在，他把辩证法的否定之否定，同人们的认识总过程结合起来。更确切地说，他富有独创性地揭示了人们认识过程的辩证法。

列宁曾对认识过程下过一个著名的论断，指出：“人的认识不是直线（也就是说，不是沿着直线进行的），而是无限地近似于一串圆圈、近似于螺旋的曲线。”[10]列宁把认识过程的辩证法，本质地揭示出来了，在认识领域，区分出了辩证法与形而上学的原则界限。然而认识过程的螺旋曲线，作为认识规律的更本质的揭示，还有待于深化。毛泽东同志出色地完成了这个“深化”的任务，这就是人所共知的毛泽东哲学思想中关于认识规律的三条著名公式。

首先是实践——认识——实践的无限循环。从认识运动的本原来说，实践是认识的源泉。实践又是认识的归宿。认识来自实践之后，必须回到实践中去，指导实践，并接受实践的检验，在实践中证实真理，纠正偏误，完善和发展认识。认识回到实践，在实践中接受考验，这时的实践又成为新的认识源泉。如此“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这种形式，循环往复以至无穷，而实践和认识之每一环循的内容，都比较地进到了高一级的程度。”毛泽东同志说：“这就是辩证唯物论的全部认识论”。[11]他在这里展示了人类认识的总过程，指明了人类的实践愈来愈深广，人类的认识越来越高级。实践无尽头，认识无止境，这是一个否定之否定的无限系列。

其次，是特殊——一般——特殊的无限往复。从认识运动的秩序来说，特殊是认识的起点。人们要具体地认识事物，总是要从一个具体的点，从一个特殊的事物开始。只有积累了认识的许多点和许多特殊事物之后，才能进入抽象概括的工作，抓住事物的共同本质而上升为一般。然后再以一般为指导，深入新的点和特殊事物的探索与研究。这就是我们经常采用的试点、蹲点、以点带面等工作方法的认识论根据。人类的认识，总是循着从特殊到一般，再从一般回到特殊的螺旋线往复地进行。“而每一次的循环（只要是严格地按照科学的方法）都可能使人类的认识提高一步，使人类的认识不断地深化。”[12]这个由特殊到一般，又由一般到特殊的认识循环运动，是从认识秩序的侧面体现出否定之否定的规律性来的。

第三，是群众——领导——群众的循环往复。从认识运动的主体来说，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认为，所谓认识，归根结底是群众的认识。一个比较正确的完整的认识，首先总是从实践着的群众中孕育、产生的，然后通过领导机关（群众认识的加工厂）将群众中分散的、无系统的意见集中、系统化，整理成系统的意见，再回到群众中坚持下去，在群众的实践中验证这些意见的正确性。“然后再从群众中集中起来，再到群众中坚持下去。如此无限循环，一次比一次地更正确、更生动、更丰富。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13]体现了党的群众路线和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结合与统一。

人类认识的循环运动，还可以有其它表现形式。如马克思阐明的认识运动由感性具体——抽象——思维具体的规律性，[14]也是认识过程否定之否定的重要侧面。毛泽东著作中提出的认识过程的上述三个方面，是随列宁之后，毛泽东同志对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新概括、新贡献，成为毛泽东哲学思想中认识论和辩证法相统一的光辉范例。

三、关于肯定与否定的辩证方法

肯定与否定，是否定之否定规律的基本范畴。随着肯定否定矛盾运动的发展，作为过程的否定之否定的本质趋势，必然会显示出来。因此，我们应该把肯定与否定的辩证关系，纳入否定之否定规律的范围内去考察。

在毛泽东哲学思想中，肯定与否定的辩证方法，涉及到两个基本问题。

第一个是肯定什么，否定什么。肯定的质和否定的质，在辩证唯物主义者看来，都有它客观的规定性，不是随随便便可以认定的。如果把不该肯定的质主观地加以肯定了，或者把不该否定的质武断地加以否定了，都会歪曲客观事物的真相，导致错误和失败。毛泽东同志过去经常告诫我们：“不应该肯定我们的一切，只应该肯定正确的东西；同时，也不应该否定我们的一切，只应该否定错误的东西。”[15]邓小平同志在评价毛泽东同志伟大的一生时，指出：“我们共产党人是彻底的唯物主义者，只能实事求是地肯定应当肯定的东西，否定应当否定的东西。”根据这个辩证唯物主义的原则，他对毛泽东同志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的一生，作出了功绩第一位、错误第二位的科学评价。实事求是地肯定与否定，是邓小平同志坚持和发展毛泽东哲学思想，唯物地阐明客观事物本来面目的一个重要论断，为正确地肯定与正确地否定，树立了客观标准。粉碎“四人帮”以后，遵循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精神，我们党在各条战线上全面实行拨乱反正，是实事求是的根本原则在肯定与否定关系上的鲜明体现，也是我们今后判断是非、肯定什么和否定什么的一项根本原则。

第二个是怎样肯定，怎样否定。客观事物往往是错综复杂的。在坚持实事求是地肯定与否定的前提下，紧接着就要对事物中肯定与否定的错综复杂的关系，进行分析，辩证地肯定，辩证地否定。一九三六年十二月，毛泽东同志在总结土地革命战争的历史经验时，为我们怎样肯定，怎样否定，作出了我国马克思主义者对复杂事物进行辩证分析的第一个范例。他站在战略高度，纵观战争全局，把土地革命战争到长征胜利划为三个阶段，即从井冈山时期到第四次反“围剿”胜利为一个阶段；第五次反“围剿”为又一个阶段；从长征到他作出总结为第三个阶段。这三个阶段，走的是一条正确（胜利）——错误（失败）——正确（胜利）的“之”字形道路。怎样分析“之”字形中肯定与否定的复杂状况呢？毛泽东同志指出：“第五次反‘围剿’时人们错误地否定了以前本来是正确的方针，我们今天又正确地否定了第五次反‘围剿’时人们的错误方针，复活了从前的正确方针。然而不是否定第五次反‘围剿’时的一切，也不是复活从前的一切。复活的是从前优良的东西，否定的是第五次反‘围剿’时错误的东西。”[16]这里通过对三个阶段中肯定与否定的辩证分析，把人们的认识提高到否定之否定的完善程度，准确而深刻地揭示了从土地革命战争到长征全过程的内在本质联系，避免了因正确和胜利而肯定一切，因错误和失败而否定一切的极端盲目性，实事求是地坚持了该肯定则肯定，该否定则否定，在肯定中有所否定，在否定中有所肯定的辩证分析法。从而始终坚定地站在唯物辩证法的正确立场上，把繁杂纷呈的土地革命战争和长征的历史过程，上升为历史科学，永远给人以善于辩证思维的深刻启示。

毛泽东同志一方面用肯定否定的典型分析示范，一方面总是经常教导大家：“对于任何问题应取分析态度”[17]，批评“我们许多同志缺乏分析的头脑，对于复杂事物，不愿作反复深入的分析研究，而爱作绝对肯定或绝对否定的简单结论。”[18]指出“不论是用肯定一切的观点或者否定一切的观点来看我们的工作，都是错误的。”[19]鼓励大家“提倡思索，学会分析事物的方法，养成分析的习惯。”[20]把肯定与否定的辩证思考与辩证分析，作为极其主要的思想方法加以提倡和推广，使肯定否定这对在黑格尔那里的思辩范畴，获得了现实的新鲜的活力，成为剖析事物的科学的应用武器，丰富了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的内容。

毛泽东哲学思想中对于“否定之否定”的运用和发挥，我上述所举的方面，所作的分析，是不全面、不深刻的。尽管如此，可是在答复有人对毛泽东哲学思想所谓“完全忽视”否定之否定规律这一无理指责上，我想不必再说其他什么了。

三

毛泽东同志在“否定之否定”方面所作理论和实践的贡献，如同他对整个马克思主义辩证法所作的贡献一样，是不可磨灭的。我们不应该借他晚年在“否定之否定”理论上的失误，而否定他在这方面的主要功绩；当然也不因为毛泽东同志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唯物辩证法的导师，而讳言他晚年在辩证法上确实存在过的某些失误。这里主要是指六十年代中期以后，他把对立统一规律在辩证法中的核心地位绝对化了，把辩证法的基本规律说成只有一个——对立统一规律，完全排斥了否定之否定规律，说否定之否定根本没有，从而同毛泽东哲学思想的科学体系发生了矛盾；对辩证法的解释，在理论上趋于简单化，在实践中由于离开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否定之否定”，带来了直线性和片面性，导致严重后果。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思想理论上的拨乱反正，也包括对毛泽东同志晚年关于否定之否定规律失误的消除，恢复并发展毛泽东哲学思想中关于否定之否定的原理。现在，学习、研究和应用否定之否定规律的空气逐渐浓厚起来了。

邓小平同志在十二大开幕词中总结党的历史经验时指出，十二大同八大时的情况有了很大的不同，“正如七大以前，民主革命二十多年的曲折发展，教育全党掌握了我国民主革命的规律一样，八大以后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二十多年的曲折发展也深刻地教育了全党。从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在经济、政治、文化等各方面的工作中恢复了正确的政策。并且研究新情况、新经验，制定了一系列新的正确政策。和八大的时候比较，现在我们党对我国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认识深刻得多了，经验丰富得多了，贯彻执行我们的正确方针的自觉性和坚定性大大加强了。”[21]这段关于我党八大以来历史经验的深刻概括和精辟论断，鲜明地体现了这段曲折历程的否定之否定，集中反映了我党进一步的成熟和完善。当然，从辩证法看来，这种成熟和完善，是永无止境的，正如我们社会的发展是否定之否定的无穷系列一样。我们既要充分估计我们已经踏上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里程，更要看到在现代化建设的螺旋形发展的阶梯上，我们已经走的步伐，还仅仅是开始。

（原载上海市哲学学会《纪念毛泽东诞辰九十周年（1893－1983）论文选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