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庆云：毛泽东的文化哲学与中国文化的现代化

毛泽东作为马克思主义文化哲学的重要代表人之一，对马克思主义文化哲学的发展、对整个中国文化哲学的发展和丰富，都作出了极其重要、伟大的贡献。他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和文化哲学的基本理论，结合中国文化发展的实际，对近代以来一切文化探索都必须回答的问题，即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的关系问题，进行了探索并作出了自己科学的回答。在这个探索过程中，他形成了一系列重要的文化哲学思想和观点。正是依赖于这些哲学思想和观点，才使中国新民主主义文化的创建成为可能，才使新民主主义文化向社会主义文化的转变以及社会主义新文化的建设有了科学的理论指导，也最终才使中国文化走向现代化成为可能。

一 毛泽东文化哲学思想的形成和发展

从历史发展的角度来看，毛泽东文化哲学思想的形成和发展大致经历了早期、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三个阶段。三个阶段的文化哲学思想有着不同的内容特征，但也有着内在联系的纽带而显示出继承性和延续性。

（一） 早期毛泽东文化哲学思想

毛泽东早期文化哲学思想是在近代以来中西文化冲突的背景下，经过曲折、复杂、激烈的主客观矛盾和斗争而形成，是一个不断建构的过程，同时也受到康有为、梁启超、严复、杨昌济等人关于中西文化观点的影响。毛泽东早期文化哲学思想，究其实质，是有关中西文化的比较思想。他既反对“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以期以传统儒家文化的重振和光大来抵制西方文化的冲击，从而挽救中国的保守势力，也反对彻底否定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主张以全盘西化来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重建的激进观点。他希望在中西文化的融合中，取西方文化之长，补中国文化之短，使中国文化最终得到重构。

毛泽东文化心理素质的最早积淀，是中国传统文化。四书五经、古典小说、近代改良文化等，都奠定了他最初的文化根基。1909年，他读了资产阶级早期改良主义者郑观应的《盛世危言》，这在他固有的传统文化心理中，添加了新的因素。这本书激起了毛泽东复学的愿望。之后，他读了更多的经书，对传统文化更为熟悉了解，加强了他的传统文化的建构。

对西方文化的初步直接接触，是在湘乡的东山高等小学堂。在那里，他以极大的热情阅读了《新民丛报》，对西方文化有了初步了解。还读了《世界英雄豪杰传》，对拿破仑、彼得大帝、林肯等人发生了强烈兴趣，认为中国也要有这样的人物。这时，西方文化的因素，已经明显地渗透到他的文化心理中，表明影响他的文化哲学思想形成的客观文化背景也已经发生了变化。1912年秋到1913年春，毛泽东在湖南省立图书馆自学期间，对西方文化第一次有了深入了解。通过读严译世界名著八种，以及一些希腊、罗马的古典文艺作品和世界地理、历史书籍，毛泽东对西方文化，特别是对反映西方民主思想和科学成就的西方文化有了较深入了解，使他的传统文化观念受到了猛烈冲击，西方文化在他头脑中的地位逐渐上升。同时，他还受到维新派领袖们如严复、康有为、梁启超等人的中西文化观点的影响。

从毛泽东进入湖南一师学习，特别是新文化运动开始以后，毛泽东的早期文化思想再一次发生了重大变化。在蜂拥而至的西方文化思潮面前，毛泽东通过比较，抛弃了改良主义，选择了马克思主义，从而使西方文化成为他文化思想的主干，中国传统文化受到激烈批判。但是，中国传统文化受到激烈批判的同时，并未被彻底抛弃，而是被融入所吸收的西方文化中，成为服务于他所主张的、改造过了的西方文化观念的东西。

由此看到，早期毛泽东文化哲学思想的形成，是一个逐步突破传统文化束缚的过程。最初的文化建构，形成了传统文化在头脑中的基础框架。辛亥革命后对西方文化的学习，以及接受维新派中西文化观点的影响，造成了他的文化架构的第一次重构。中西文化兼收并蓄，使他的文化架构上的诸要素发生了明显变化，传统文化在他头脑中的地位被大大削弱。新文化运动使他的文化架构再一次发生重构。西方文化成为他整个文化构架的主干，传统文化处于受批判的地位。但是，毛泽东并没有采取全盘西化的态度，而是把传统文化融入新吸收的西方文化中。他坚决反对“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观点，主张大力引进西方文化来改造中国传统文化。他肯定中国文化是在近代落后了，希望在中西文化的比较中，吸取西方文化的长处，来改造中国文化。

综上所述，毛泽东在他早期的读书治学和理论活动中，从中西文化的根本对立中，形成了批判地对待中西文化，力求把两者结合起来，强调研究国情和改造现实，特别是通过改造哲学和伦理学来改造现实的文化哲学思想。这个思想集中反映了他对于近代中西文化的哲学认识，这个认识并没有脱出新文化运动对中西文化认识的总体框架。

（二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的文化哲学思想

毛泽东经过对各种西方文化思潮的不断学习、比较、吸收和综合分析，最终选择了西方文化的精华——马克思主义，实现了世界观和文化思想的转变。这种选择和转变，给中国传统文化注入了崭新的内容，使中国传统文化有了进一步发展的良好的社会文化土壤，从而使其发展出现了历史性的转机，最终使其从困境中得以重振。而在同时，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国情相结合，同中国的传统文化相结合，从而使生长在西方的马克思主义在中华大地上生根、开花、结果，这也是毛泽东的独特创造和卓越贡献。

在西方文化给中国民众带来极大希望的同时，其高度发展所带来的贫富悬殊又使中国民众产生困惑甚至恐惧。尤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几个文化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却使人民遭受了巨大的灾难。这就给积极追求和向往西方文化的中国民众造成了相当大的心理影响。在迷惘和困惑之中，传来了俄国十月革命的消息。由于俄国建立的新生政权，既不同于西方的国家制度，又不同于中国的封建制度，所以便成为毛泽东等当时中国先进知识分子积极学习、宣传的国家制度。可以说，毛泽东选择和接受的马克思主义，已经是带有俄国特点的马克思主义。西方马克思主义传播到中国经过了俄国的中介。经过俄国改造和发展的马克思主义更适合中国的国情。俄国文化与中国文化在一些方面有着相同或相近之处。加之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依据经济发展来解释社会存在，这就较严复翻译的《天演论》中所宣传的变化、斗争、自强、自立等具有更大的理性说服力。而且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理论与青年毛泽东的“动”、“变”、“斗”的思想有共同之处。这些因素，都促使毛泽东很自然地实现了从进化论到唯物史观的转变。

“五四”之前的毛泽东，把文化作为改造社会的一种工具，期望通过文化革命来塑造新型国民，强调从改造观念、特别是从改造哲学和伦理学入手来改造社会。这时他视野中的文化还是一种带有抽象的、学理性的思想观念和浓重伦理道德色彩的文化。而当他接受马克思主义以后，他的思想便发生了转变，从文化革命转到政治革命方面，而把文化革命作为政治革命的先导或舆论准备，紧密为政治革命服务。

作为西方文化的马克思主义，只能给各个国家指出方向和遵循的基本原则，给予观察和分析问题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只是行动的指南，而不应视为教条。各个国家只有结合本国的具体实际来运用马克思主义，才能真正发挥出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作用。近代中国的社会历史条件既不同于西欧，也不同于俄国，中国革命所面临和要解决的实际问题并不能在现成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中找到答案。因此，1938年，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六届六中全会上第一次明确提出“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这一亟待解决的理论任务。他认为，每一个民族都有自己的民族风格和民族气派，而一个民族的民族风格和民族气派在本民族内具有广泛的认同性、交流性、易理解性和喜闻乐见性，这是一个民族生活方式的心理形式，是民族精神、气质、思维方式和情感方式的具体表现。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就是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同中国国情及民族文化传统交融结合起来，形成一种新的文化，并把它用具有中华民族特色的风格、气派和民族文化形式，用中国民众的通俗语言和熟悉的表达方式表达出来，就能使产生于西方的马克思主义更深入、更广泛、更全面地为中国民众所理解、接受和掌握，进而产生出巨大的精神力量和物质力量。

这个时期毛泽东的文化思想本质上是属于马克思主义思想文化范畴的，是马克思主义的一种独特的民族文化表现形式。它既是对传统文化体系的更新和超越，也是对西方近现代思想文化的更新和超越。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并不单指理论的民族化，而且也是指理论运用的民族化及其表现形式。毛泽东所运用的基本范畴、基本理论、基本方法、内在逻辑及整个思想体系，都是在马克思主义的框架内，有其内涵的规定性。他曾经指出，中国新文化是直接导源于西方近现代文化，特别是导源于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文化宝库。正如他在《辩证法唯物论提纲》中指出的：由于中国社会进化的落后，中国今日发展着的辩证法唯物论哲学思潮，不是从继承与改造自己哲学的遗产而来的，而是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学习而来的。

1940年，毛泽东发表《新民主主义论》，标志着他新民主主义理论思想的形成。在他的新民主主义理论中，他对于新民主主义文化与政治、经济的辩证关系的哲学思考、对于新民主主义文化的历史特点的哲学思考以及对于新民主主义文化革命的性质、任务、对象、动力、发展方向等一系列问题的哲学思考，形成了他自己独特的文化哲学思想，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文化哲学。

但是，这个时期，毛泽东的上述文化哲学思想，也并不很完善。他忽视了文化发展的相对独立性，以及文化形态演变的特有规律等。

（三）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毛泽东的文化哲学思想

新中国成立后不久，毛泽东强烈地感受到先进文化创造所迎来的从未有过的契机，并表露出实现文化飞跃的强烈愿望和坚定信心。在推进从新民主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转变的过程中，毛泽东对文化现状产生了不满焦虑之情。他看到了在文化现状与社会进步之间存在着明显的落差。革命胜利后，在政治上如何看待资产阶级，在经济上如何看待资本主义，在文化上如何看待自由主义，都是不能回避的问题。政治和经济政策的变化，必然要反映到文化选择上面来。在新民主主义文化建设时期，同资产阶级的文化意识结成的统一战线格局，也不可避免地要发生变化。而当上层建筑中的政权领域已经发生根本变化以后，文化的现实却是：在思想、文艺、教育、科学等文化意识形态领域，仍然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天下。知识分子的思想杂然纷呈，多数人是带着旧有时代的思想意识、价值观念和文化刻痕投入到新社会的。为此，毛泽东发出了感慨，感慨我们在文化界的进步力量还小，感慨文化队伍中的“人民解放军”太少了。

在这种背景下，对原有的文化进行改造就成了必然。正是在一场持续的文化改造过程中，由对新民主主义文化的实践和普及，就逐渐演变成为了对既有继承也有发展的社会主义文化的倡导和构想。这场文化改造，基本上实现了文化上的重新整合，马克思主义作为所有文化领域的指导思想，被明确地树立了起来。由此产生了两个鲜明的变化：一是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工具理性，作为分析社会的客观的方法论，在文化学术领域得到普及，阶级、阶级分析、阶级斗争、历史唯物主义、唯物论、唯心论、自然辩证法等基本概念被广泛地运用到文化学术领域中，人文学科研究和学校教育的内容，文学艺术创作的主题选择和人物塑造，社会风俗和人们的日常用语等等，都和以前有了迥然区别。二是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实现了对中国社会意识的整合，成为了整个国家的主流意识形态，成为了体现中华民族凝聚力的精神信仰。这两个鲜明的变化，使此前就提出和包含在新民主主义文化中的社会主义文化方向，在新中国成为了现实，成为了普遍的文化追求和文化实践。

社会主义时期的毛泽东特别注意探索社会主义文化发展的特殊规律，以适应社会主义建设的实际情况和发展需要。也就是在这场文化改造中，毛泽东在运用马克思主义批判旧文化的基础上，继承了中华民族在几千年的文明发展、斗争实践中积淀而成的文化传统的精华，并根据实践和时代发展的新要求，对之加以改造、更新和超越。最终在新民主主义文化的基础上，在新的层次上又对其进行整合，加以提炼概括出社会主义新文化。在这个历程中，形成了他社会主义时期关于文化问题的一系列哲学思想。

就社会主义新文化的主体性而言，毛泽东指出，首先，社会主义的文化应当是“中国共产党人所领导的共产主义的文化思想”[1]。在40年代初期，毛泽东就认为，“五四”运动以后，中国产生了完全崭新的文化生力军，这就是中国共产党人所领导的共产主义的文化思想，共产主义思想原则是决定社会主义文化内容的重要标志，这是中国的历史已经证明了的。因此，加强马克思主义的学习，加强共产主义思想的宣传，使人民群众树立共产主义的理想，是社会主义文化应当表达的内容和社会主义文化工作者的历史使命，同时也是社会主义文化自身发展和创新在社会主义轨道上进行的保障。其次，社会主义的文化必须为千千万万劳动人民，为这些国家的精华、国家的力量和国家的未来服务，这是社会主义文化的党性原则，也是社会主义文化的主体内容之一。

毛泽东把马克思主义所揭示的文化发展规律运用于中国实际，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 等方法论原则。新中国成立后，我国科学文化领域内受到左倾思想的影响，受到苏联在学术批评中某些粗暴作风的影响而产生了妨碍科学文化事业发展的教条主义、宗派主义和形式主义。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提出，体现了对立统一这个辩证法的根本规律。虽然最早是就戏曲的创作表演和历史研究而言，但无疑也是对教条主义、宗派主义和形式主义的一个抨击。它提倡在文学艺术工作和科学研究工作中有独立思考的自由，有辩论的自由，有创作和批评的自由，有发表自己的意见、坚持自己的意见和保留自己的意见的自由。它所提倡的是建立在科学基础之上的学术论争，学术批评和讨论应当是说理的和实事求是的。它在宏观方面创造一种自由讨论的环境和气氛，遵循以理服人的原则；在微观方面是政学分离，在学术问题上不应由当权者来作结论。

文化的民族性和时代性的关系问题也是文化发展中的一个重要问题。任何文化要发展进步，都必须正确解决文化的民族性和时代性的辩证关系。一方面，一个民族群体及其文化在发展中自然而然要形成自己民族的文化传统，也必然就使自己群体的文化具有民族文化的特征；另一方面，任何民族文化也要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发展，都不可避免地使自己的文化带上所处时代的特征。毛泽东指出，社会主义文化应是民族性和时代性的统一。社会主义的性质决定了无论在任何条件下，它都要表达所处时代的内容，而民族性就是这种表达的方式。离开了民族性的文化，不是具体的真实存在的文化；不表达时代特征的文化，必是僵死的没有活力的文化。

对于中西文化的结合，毛泽东运用辩证思维的方法，强调两点论，反对一点论；强调“中国的和外国的要有机地结合”[2]，即两种文化的双向生成、双向选择，反对单向地一方吃掉一方。中国的社会主义文化，“应该越搞越中国化，而不是越搞越洋化。这样争论就可以统一了。要反对教条主义，反对保守主义，这两个东西对中国都是不利的。学外国不等于一切照搬。向古人学习是为了现在的活人，向外国人学习是为了今天的中国人。”[3] 所以，毛泽东又提倡：“中国的和外国的，两边都要学好。半瓶醋是不行的，要使两个半瓶醋变成两个一瓶醋。”[4] 即通过中西文化的有机结合，使中国的社会主义文化达到高层次的中国化，最终形成适合中国特点的社会主义新文化。

毛泽东对社会主义文化进行的哲学思考和由此而形成的一系列文化哲学思想，对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社会主义新文化的形成和发展起到了极其重要的指导作用，也在更大程度、更深层次上发展和深化了马克思主义文化哲学。

二、毛泽东文化哲学思想对中国文化现代化的启迪

20世纪以来中国文化哲学的主题是中国向何处去、中国文化向何处去的问题，或谓古今中西问题。这是任何文化探索都必须回答的问题。“中体西用”和“全盘西化”论是两个比较盛行、影响颇大的观点，但因它们具有的中西对立、体用二元的思想而最终被文化发展的实践所摒弃。深入总结这两种文化观点的历史演变及其缺陷，就可以看出，最终是毛泽东以其科学的、紧密结合中国文化发展实际的文化哲学思想解决了中国文化发展的走向问题。

“中体西用”论和“全盘西化”论都是一种中西对立、体用二元的形而上学思维方式。毛泽东以其辩证综合的文化创新思想，对中学和西学中的“学”的内涵作出了新的发挥。中学和西学关系中的“学”，大多数人理解为学术、学问。到后来，“学”的含义被逐渐泛化，越来越接近“文化”本身的用法。因此，对“学”本身加以界定，是文化观念发展的要求，也是正确处理中学和西学关系的根本点和基础。1956年毛泽东在《同音乐工作者的谈话》中，对“学”作了广泛的发挥，为文化的融会创新提供了崭新的思路。他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指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和“全盘西化”论都是错误的，这二者对“学”的理解是欠妥的，“‘学’是指基本理论，这是中外一致的，不应该分中西。”[5] “艺术的基本原理有其共同性”[6]，“要向外国学习科学的原理。学了这些原理，要用来研究中国的东西。我们要西医学中医，道理也就是这样。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的一般道理都要学。水是怎么构成的，人是猿变的，世界各国都是相同的。”[7]“要把根本道理讲清楚：基本原理，西洋的也要学。”[8] 由此看来，毛泽东把“学”定义为基本的原理和原则。在他看来，“学”是观念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构成文化基础的部分即原理和原则的部分，观念文化就是由“学”（基本原理）和学的具体运用构成的。毛泽东对文化的“学”的概念定义，揭示了中学与西学相互借鉴、相互转化的依据。因为对于处理两个不同文化系统的关系，关键就是要清楚同一事物的本质、规律总是相对稳定的。因而无论是中学还是西学，只要是对事物本质的把握，在基本原理上就应该是相同的。既然一般原理中西是共同的，所以就可以而且应该学习西方先进的一般科学原理用来研究中国的问题。但这种共性在不同的民族文化中又可能表现出不同的独特的民族形式。这种由独特的民族形式所表现出来的差异仅仅是共性的个性表现，而并不是否定共性的普遍性。事实上，也正是这种共性或普遍性，才构成不同文化间彼此借鉴的基本依据。“学外国织帽子的方法，要织中国的帽子。”[9] 毛泽东的这句话，更是明确表达出了掌握共相的重要性。

文化创新思想是毛泽东对文化本质的唯物史观诠释的产物。如前所述，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根据唯物史观的基本观点，从经济、政治和文化的关系的角度，阐明了文化的本质，确认了文化在社会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和地位，揭示出文化产生、发展的基础是社会政治和经济。“一定的文化（当作观念形态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的反映，又给予伟大影响和作用于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而经济是基础，政治则是经济的集中的表现。这是我们对于文化和政治、经济的关系及政治和经济的关系的基本观点。那末，一定形态的政治和经济是首先决定那一定形态的文化的；然后，那一定形态的文化又才给予影响和作用于一定形态的政治和经济。”[10] 这一界定告诉我们：观念形态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的反映。首先是一定形态的政治和经济决定和制约一定形态的文化，然后那一定形态的文化才能反作用于一定形态的政治和经济。这个界定坚持了唯物主义，反对了唯心主义，坚持了辩证法，反对了形而上学，很好地体现了唯物史观和认识论的统一，从而成为毛泽东文化创新思想的基础。

毛泽东辩证综合的文化创新思想，其主要特点就是立足于本国的实际来吸收传统和外国的东西继而创造出自己的新东西。1940年他在《新民主主义论》中就已经提出了对传统文化和外来文化的批判继承、推陈出新的观点。他指出，中国在长期封建社会中，创造了灿烂的古代文化。清理古代文化的发展过程，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华，是发展民族新文化提高民族自信心的必要条件；但是“决不能无批判地兼收并蓄。必须将古代封建统治阶级的一切腐朽的东西和古代优秀的人民文化即多少带有民主性和革命性的东西区别开来。……必须尊重自己的历史，决不能割断历史。但是这种尊重，是给历史以一定的科学的地位，是尊重历史的辩证法的发展，而不是颂古非今，不是赞扬任何封建的毒素。”[11]“一切外国的东西，如同我们对于食物一样，必须经过自己的口腔咀嚼和胃肠运动，送进唾液胃液肠液，把它分解为精华和糟粕两部分，然后排泄其糟粕，吸收其精华，才能对我们的身体有益，决不能生吞活剥地毫无批判地吸收。……必须将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完全地恰当地统一起来，就是说，和民族的特点相结合，经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有用处，决不能主观地公式地应用它。……中国文化应有自己的形式，这就是民族形式。”[12] 1942年，他提出了“全面的历史的方法”即“古今中外法”，所谓“古今”就是历史的发展，所谓“中外”就是中国和外国，是己方和彼方。“古今中外法”就是弄清楚所研究的问题发生的一定时间和一定的空间，把问题当作一定历史过程去研究，这是文化研究中的一种辩证方法。1945年，在《论联合政府》中，他又指出：“对于外国文化，排外主义的方针是错误的，应当尽量吸收进步的外国文化，以为发展中国新文化的借镜；盲目搬用的方针也是错误的，应当以中国人民的实际需要为基础，批判地吸收外国文化。……对于中国古代文化，同样，既不是一概排斥，也不是盲目搬用，而是批判地接收它，以利于推进中国的新文化。”[13]

总之，用“古为今用”来解决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的矛盾，用“洋为中用”来解决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的矛盾，这就是毛泽东探索中国文化现代化的基本思路，也是他运用辩证综合的文化创新思想的理论成果。“古为今用”，不是“颂古非今”，不是引导人们向后看，而是要引导人们向前看。“古为今用”就是将本民族文化遗产中至今仍有积极意义的精华部分用来为现实服务。它是以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处理民族文化遗产的正确态度，表现了马克思主义者对历史的尊重和对现实的关注，是把中国传统文化引向现代化的桥梁。毛泽东认为，对于古人创造的文化遗产，不仅要联系当时的实际科学地分析它的历史价值，肯定它的历史地位，而且还要从今天的现实情况和需要出发，研究它们今天的价值和意义，使那些有价值的、有用的东西成为新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为当前的现实服务。因为继承和借鉴的目的就是创造新文化，而借鉴和吸收历史文化遗产中有益的成分，又是创造新文化的必要条件。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谈到文学艺术的创造与继承民族文化遗产时他说：“必须继承一切优秀的文学艺术遗产，批判地吸收其中一切有益的东西，作为我们从此时此地的人民生活中的文学艺术原料创造作品时候的借鉴。有这个借鉴和没有这个借鉴是不同的，这里有文野之分，粗细之分，高低之分，快慢之分。所以我们决不可拒绝继承和借鉴古人和外国人，哪怕是封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东西。”[14] 后来，他又总结说：“向古人学习是为了现在的活人，向外国人学习是为了今天的中国人。”[15] 1960年他再一次明确指出：“对中国的文化遗产，应当充分地利用，批判地利用。”[16]“洋为中用”，就是要以中国为中心，结合中国国情，实现中西文化的有机结合，而不是对西方文化的盲从。毛泽东在1942年曾经说过这样一段话：“研究中共党史，应该以中国做中心，把屁股坐在中国身上。世界的资本主义、社会主义，我们也必须研究，但是要和研究中共党史的关系弄清楚，就是要看你的屁股坐在哪一边，如果是完全坐在外国那边去就不是研究中共党史了。我们研究中国就要拿中国做中心，要坐在中国的身上研究世界的东西。……不研究中国的特点，而去搬外国的东西，就不能解决中国的问题。”[17] 1956年4月，他又指出：“一切民族、一切国家的长处都要学，政治、经济、科学、技术、文学、艺术的一切真正好的东西都要学。但是，必须有分析有批判地学，不能盲目地学，不能一切照抄，机械搬用。”[18] 8月，他再次强调：“应该是在中国的基础上面，吸取外国的东西。应该交配起来，有机地结合。……我们应该在中国自己的基础上，批判地吸收西洋有用的成分。”[19] “洋为中用”的最终目的，还是要把它改变成中国的，是为了要把中国的东西搞好。接受外国的长处，会使我们自己的东西有一个跃进。应该通过学习外国的长处，来整理中国的，创造出中国自己的、有独特的民族风格的东西。这样道理才能讲通，也才不会丧失民族信心。学习和借鉴外国的东西是一个由一般到特殊、寓一般于特殊之中的过程。普遍原则和中国实际相结合，是中西文化融合的必由之路。我们要学的是属于普遍真理的东西，并且学习一定要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如果外国的东西不能和中国的实际相结合，那就不能解决中国社会现实中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自然也就无法实现“洋为中用”的目的。

毛泽东作为20世纪中国的文化伟人，毕生致力于中国文化的发展和进步。他的一生，不但为中国的政治革命和经济革命而奋斗，而且也为中国的文化革命而奋斗。他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文化发展实际相结合，把握文化发展的规律，紧扣时代脉搏，积极创新，形成了独特的文化哲学思想，解决了文化发展中的中国与西方、传统与现代这两对矛盾，从而在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为中国文化的发展解决了走向问题，为中国文化的现代化开辟了道路。在文化日益成为一个国家综合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成为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要战略资源，成为一个民族屹立于世界优秀民族之林的基本保证的时代背景下，毛泽东的文化哲学思想，更凸显其重要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