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世骏 《资本的“文明化趋势”及其内在限制》

提  要：马克思对资本的“文明化趋势”作了充分肯定，认为资本作为创造剩余价值的价值内在地要求把变成文化的一部分，用人化的自然代替纯粹的自然，用历史地形成的需要代替。这里的“自然”既包括外部自然，即我们通常所说的“自然界”，也包括人的自然（human nature），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人性”。资本的文明化趋势是指在资本的驱动下，人化的自然越来越代替纯粹的自然，而人的“历史地形成的需要”越来越代替“自然的需要”。（第286页）同时对这种趋势的内在限制作了深刻分析，这启发我们去思考：二十世纪中期以后以社会的“消费主义化”，是否意味着资本在克服其文明化趋势的内在限制的同时，却可能隐藏着一种新形式的“野蛮化”趋势？市场经济是否只有与社会主义相结合，才不至于最终走向自我毁灭？

关键词：资本，文明化趋势，生产过剩，消费社会，真实需要和虚假需要

Title: Civilizing Tendencies of Capital and the Limits Latent within Them

马克思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写道：“在资本的简单概念中必然自在地包含着资本的文明化趋势等等，这种趋势并非像迄今为止的经济学著作中所说的那样，只表现为外部的结果。同样必须指出，在资本的简单概念中已经潜在地包含着以后才暴露出来的那些矛盾。”[1]在当代语境中理解和阐发马克思有关资本的文明化趋势及其内在限制的深刻分析，是资本哲学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

一．资本的“文明化趋势”

之所以说在资本的简单概念中已经必然自在地包含着资本的文明化趋势，是因为资本作为创造剩余价值的价值，它内在地要求把自然（nature）变成文化（culture）的一部分。这里的“自然”既包括外部自然，即我们通常所说的“自然界”，也包括人的自然（human nature），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人性”。资本的文明化趋势是指在资本的驱动下，人化的自然越来越代替纯粹的自然，而人的“历史地形成的需要”越来越代替“自然的需要”。（第286页）

资本创造剩余价值有两种形式：绝对剩余价值和相对剩余价值。绝对剩余价值通过剥削更多的劳动来产生，这意味着一方面扩大生产，另一方面在此同时不断扩大流通范围，不管是直接在资本主义国内扩大这个范围，还是在海外把更多的地点创造为生产地点。也就是说，仅仅从绝对剩余价值的生产的角度来说，资本就内在地包含着在不断扩大的范围内用以资本为基础的生产来代替前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的要求。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说，马克思说：“创造世界市场的趋势已经直接包含在资本的概念本身中。”（388页）

更能体现资本的文明化趋势的是资本的生产相对剩余价值的功能。相对剩余价值的生产的基础是提高和发展生产力，而不是单纯增加劳动力数量和劳动时间，而以此方式生产出来的产品要实现其交换价值，就必须在市场上找到满足其需要的购买者。换句话说，对生产绝对剩余价值来说重要的是扩大生产范围，对生产相对剩余价值来说重要的则是扩大消费范围。马克思把这种扩大消费范围的要求概括为这样三条：“第一，要求在量上扩大现有的消费；第二，要求把现有的消费推广到更大的范围来造成新的需要；第三，要求生产出新的需要，发现和缔造出新的使用价值。”（同上）资本的内在的文明化趋势，其基础就是资本的这种不断扩大消费范围的内在要求。

资本通过相对剩余价值生产而发挥的文明化趋势，可以从人和自然的关系、人和人的关系、人自身这三个方面来理解。

从人和自然的关系来说，资本内在地要求“探索整个自然界，以便发现物的新的有用属性”，要求“采用新的方式（人工的）加工自然物，以便赋予它们以新的使用价值。”（第389页）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与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根本区别就在于此：“只有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自然界才真正是人的对象，真正是有用物；它不再被认为是自为的力量；而对自然界的独立规律的理论认识本身不过表现为狡猾，其目的是使自然界（不管是作为消费品，还是作为生产资料）服从于人的需要。”（同上）

从人和他人的关系来说，为了扩大消费范围，资本也促使“普遍地交换各地不同气候条件下的产品和各种不同国家的产品”，（同上）使得社会成员不仅普遍地占有自然界，而且普遍地占有社会联系本身；不仅克服把自然神化的现象，而且克服民族界限和民族偏见。（第390页）

从人自身来说，为了扩大消费范围，资本内在地要求“发现、创造和满足由社会本身产生的新的需要。”（第389页）也就是说，资本不仅要通过自然的开发和社会的交往来满足人的既有的需要，而且要创造出人的新的需要来加以满足。资本之作为资本，其本质规定（或概念规定）是追求剩余价值；在生产剩余价值的过程中，劳动时间长、工作条件差、分工程度高等因素加剧了工人生活的片面化和单调化。但资本同时也具有提高人的全面性和完整性程度的趋势：要实现越来越多的剩余价值，就必须不断克服现有的消费限度，不仅增加对人们的现有需要的满足的量、增加满足其现有需要的人们的范围，而且在人们需要的现有种类之外增加新的种类。因此马克思写道：“培养社会的人的一切属性，并且把他作为具有尽可能丰富的属性和联系的人，因而具有尽可能广泛需要的人生产出来—把他作为尽可能完整的和全面的社会产品生产出来（因为要多方面享受，他就必须有享受的能力，因此他必须是具有高度文明的人）—，这同样是以资本为基础的生产的一个条件。”（同上）

总之，资本的内在逻辑决定了它一定要突破现有的生产能力和生产手段的限制，一定要突破现有的消费数量、消费范围和消费种类的限制。突破这些限制的过程，也就是文明进步的过程，也就是资本发挥其文明化作用的过程。在资本主义社会以前，文明也在进步着，但这种进步很难说是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自身的内在逻辑的产物。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基础上也可能出现超越现有的生产水平和消费水平的情况，但这种超越即使发生，也并不是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要求。如马克思所说，“过去一切工业阶级赖以生存的首要条件，却是原封不动地保持旧的生产方式”[2]而只有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来说，不断超越、尽可能快地超越现有的生产水平和消费水平，才是一种内在要求，或马克思所说的“概念规定”—正因为这样，才出现了《共产党宣言》所说的这种情况：“资产阶级争得自己的阶级统治地位还不到一百年，它所造成的生产力却比过去世世代代总共造成的生产力还要大，还要多。”[3]

二．资本的文明化趋势的内在限制

但马克思认为，由资本的概念规定或内在逻辑所决定的上述“文明化”趋势，是具有内在限制的。这种限制表现在两个方面。

一方面，资本的不断突破限制的概念规定并不等于资本在实际上完成了对这些界限的突破。用马克思的话来说，“决不能因为资本把每一个这样的界限都当作限制，因而在观念上超越它，所以就得出结论说，资本已在实际上克服了它”。（第390页）这是因为，“一切阻碍生产力、扩大需要、使生产多样化、利用和交换自然力量和精神力量的限制”“都是同资本的使命相矛盾的”（同上），而资本的生产就是在这样的矛盾中运动的—一旦这种矛盾解决，资本就不成其为资本。因此马克思说：“…这些矛盾不断地被克服，但又不断地产生出来。”（同上）

另一方面，资本的不断突破“限制”的概念规定不仅以“限制”的不断重新产生作为前提，而且内在地包含着自我否定的因素。如果只有限制的突破和限制的不断重新产生这一对矛盾，资本还是会不断地发挥其“伟大的文明作用”。（同上）。但马克思认为，问题不仅仅在此：“资本不可遏止地追求的普遍性，在资本本身的性质上遇到了限制，这些限制在资本发展到一定阶段时，会使人们认识到资本本身就是这种趋势的最大限制，因而驱使人们利用资本本身来消灭资本。”（同上）资本的本性是驱使雇佣劳动在必要劳动时间之外用剩余劳动时间创造剩余价值，也就是马克思所说的“资本把剩余劳动作为必要劳动的条件，把剩余价值作为对象化劳动即价值本身的界限。”（第404页）更具体些说，资本之所以对工人的必要劳动感兴趣，仅仅是因为工人在完成了必要劳动之后还会被迫进行剩余劳动；资本之所以对对象化劳动即价值感兴趣，仅仅是因为价值当中包含着一个叫做剩余价值的部分。这意味着资本的本性决定了它只讲“经济效益”、不讲“社会效益”—维持一家虽不盈利但对于社会或员工至关重要的企业，是有悖资本逻辑的；这也决定了资本的本性决定了它会在“具有无限度地提高生产力趋势的同时…使主要生产力，即人本身片面化，受到限制等等”（第406页）[4]。但这些都只是马克思所说的资本的文明化趋势“在资本本身的性质上遇到了限制”的方面之一，即从静态角度看到的资本的两重性。资本的文明化趋势的内在限制的更重要表现，是资本基于其概念规定而进行的不断运动中所体现出来的自相矛盾。

为了说明这一点，我们来看看马克思的这样一段话：

“…资本的一般趋势造成的结果就是…，资本忘记和不顾下列各点：

（1）必要劳动是活劳动能力的交换价值的界限；（2）剩余价值是剩余劳动和生产力发展的界限；（3）货币是生产的界限；（4）使用价值的生产受交换价值的限制。”（第397页）

说“必要劳动是活劳动能力的交换价值的界限”，是说“活劳动能力的交换价值”是由必要劳动决定的，因此随着生产力水平提高引起的必要劳动减少，“工人的交换能力由此降低了”（第406页）。说“剩余价值是剩余劳动和生产力发展的界限”，是说剩余劳动和生产力发展的目的是剩余价值，但资本驱使下出现的剩余劳动的增加和生产力的发展，恰恰会导致“相对剩余价值增加的比例比生产力要小得多，而且这个比例不断降低”。（同上）而“货币是生产的界限”、“使用价值的生产受交换价值的限制”，意思都是说产品只有当有可能在市场上转化为货币、实现其交换价值时，对它们的生产才有意义；而为了具有这种可能，这些产品必须不仅在一般意义上具有使用价值，而且在特定意义上具有使用价值，亦即找到确定的、现实的、不仅有相应需要而且有满足这种需要的能力的消费者：“现实的财富必须采取一定的、与自身不同的形式，即不是绝对和自身同一的形式，才能成为生产的对象。”（第396页）

重要的是：马克思不仅认为这些界限都是与“资本的本质的概念规定本身相一致的”（同上），而且也认为“忘记”和“不顾”这些界限也是与资本的概念规定相一致的：资本作为“力图超越自己界限的一种无限制的和无止境的欲望”（第297页），其“概念规定”决定了它要不断发展生产力，把生产力发展的任何现有界限当作必须克服的限制，而在资本主义所有制条件下—在交换价值和使用价值相对立、资本与劳动相对立、诸多个别资本相互对立的情况下—生产力的发展却意味着工人的贫困化趋势（第一个“忘记”的结果）、资本的平均利润率下降趋势（第二个“忘记”的结果）、全社会范围的生产过剩趋势（第三和第四个“忘记”的结果）。归根结底，“资本的发展程度越高，它就越是成为生产的界限，从而也越是成为消费的界限，至于使资本成为生产和交往的棘手的界限的其他矛盾就不用谈了。”（第397页）

三．资本的文明化趋势及其内在限制的当代意义

在资本的文明化趋势的上述几个内在限制中，最重要的是第三个，即全社会范围的生产过剩，因为前两个限制—包括资本为克服这两个限制而进行的努力—的表现和结果，就是作为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核心的生产过剩。在列举了上面几个“忘记”之后，马克思写道：“由此造成生产过剩，也就是使人突然想起以资本为基础的生产的所有这些必然要素；结果是：由于忘记这些必然要素而造成普遍的价值丧失。”（同上）把生产过剩作为资本文明化趋势的根本限制，我们就可以撇开有关无产阶级贫困化趋势和平均利润率下降趋势的许多争论，就可以把注意力集中于资本的自相矛盾性质的最典型形式，尤其是可以更好地理解马克思以后资本主义的发展形式、资本的文明化趋势及其内在限制的当代意义。

资本主义的发展是其内在矛盾运动的结果，尤其是资本寻找克服生产过剩这个顽症的药方的结果。马克思已经看到，信用制度和股票市场“就是建立在扩大和超越流通和交换领域的界限的必然性上的”。（第397页）在马克思以后，信用制度不仅被用来为扩大资本自身的生产性消费提供便利，而且被用来为普通消费者满足消费欲望提供便利。受到许多学者重视的信用卡，就是这样一种手段。如美国社会学家丹尼尔·贝尔所说：“从前，人必须靠着存钱才可购买。可信用卡让人当场立即兑现自己的欲求。”[5]在贝尔看来，造成对资本主义的伦理基础即新教伦理最严重伤害的武器，就是资本主义自己发明出来的直接信用制度和分期付款制度。贝尔紧接着说：“机器生产和大众消费造就了这种新制度，新欲望的不断产生、以及用以满足它们的新方法也促成了这一改变。”[6]也就是说，信用卡和分期付款制度仅仅是马克思以后资本主义“扩大和超越流通和交换领域的界限”的表现之一；马克思以后资本主义用来克服生产过剩限制的总的形式，是法国哲学家简·鲍德里亚尔所谓的“消费社会”。

在鲍德里亚尔看来，消费社会的特点是把体验和商品“审美化”或“文化化”（culturalized），一方面把文化符号当作消费品来销售，另一方面把消费品作为文化符号来享受。鲍德里亚尔以区别于传统百货商店的购物中心为例来说明这种状况：“在购物中心，文化中心成为购物中心组成部分。要是说文化在那里被‘出卖了贞操’，那是过分简单了。文化在那里被‘文化化’了。同时，商品（服装、杂货、饮食等等）也相继被文化化，因为它们被转化为娱乐和显示与众不同的东西，转化为奢华的玩意，转化为可消费物这个大筐子里的诸多要素之一。”[7]前面我们提到，马克思认为资本的文明化趋势的一个表现是“自然的需要”越来越代之以“历史地形成的需要”；在鲍德里亚尔所分析的现代消费社会中，资本的这种作用更具体地表现为“自然的需要”越来越代之以“文化地形成的需要”：“并非是不存在需要或不存在自然效用等等。重要的毋宁是，消费作为当代社会所特有的一个概念，不应该在那个层次上加以定义。因为需求等等是对所有社会适用的。从社会学的角度来说对我们重要的，使我们的时代打上消费时代印记的，恰恰是把这个原始的层次全面地重新组织为一个这样的符号系统，它显示自己为我们时代的从自然到文化的转化的特有方式之一，或许是唯一特有的方式。”[8]

在鲍德里亚尔看来，消费社会中人的需要不仅是“文化化的”，而且是制度化的：“…消费主义的人[l'homme-consommateur] 把享受当作一种义务；他把自己看作一项享受和满足的事业。幸福、爱、奉承人和被人奉承、显示魅力和被魅力吸引、参与、欣快、有活力，这些他都视为自己的责任。这就是通过增加交往和关系、通过强化使用符号和对象、通过对所有享受潜能加以系统开发来使生存最大化的原则。”[9] 并不是说人们根本不能逃避这种消费，而是说在消费社会中，一个人如果不尽力开发自己的潜能、动员自己的全部消费能力，“他就会被轻轻地、持续地提醒说，他没有权利不幸福”，“他就会冒甘于现状、离群索居的危险”。[10]

鲍德里亚尔的《消费社会》一书出版于1970年，从那以后，由于科学技术的进步、全球化的加强、“后现代”文化的成形、尤其是电子传媒和互联网的发展，人的需要的“文化化”、“符号化”和“虚拟化”，已经升级了无数个版本，但资本通过超越“自然需要”的限制来克服自身的限制，却依然符合马克思所说的资本概念的内在规定。当然，马克思的研究重点确实在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而不是消费方式；确切些说，资本主义就其自身而言确实只是一种生产方式而不是一种消费方式。但是，正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内在地要求用力一切手段来克服生产过剩、消费不足的问题，正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这种要求使得消费主义文化从一种特殊群体的文化现象变成全社会的普遍文化，从人们的行为方式变成社会的构成原则。可以这么说，消费主义文化，连同确定公民最低消费水平和增加政府公共开支的福利国家，参与有关工资的集体谈判或集体博弈的行业工会，帮助人们用明天甚至后天的钱来兑现当下的消费欲望的信用手段等等新制度新工具，被资本用来相当成功地克服其曾经被认为无法克服的生产过剩这个内在限制，成为资本主义制度自我调整的极为重要的组成部分。

当然，消费社会克服生产过剩的成功程度到底有多大，消费社会能否从根本上解决生产过剩的问题，消费社会理论对马克思主义的当代价值意味着什么，这些都是有待深入研究的问题。[11]但撇开这些问题不谈，我们仍然可以这么说：马克思有关资本的文明化趋势及其内在限制的辩证思考启发我们去思考这样一个问题：以消费社会为形式来克服其内在限制的资本的文明化趋势，是否恰恰蕴藏着这种文明化趋势的又一个内在限制—以社会的“消费主义化”为形式出现的资本的“文明化”作用，是否有可能掩盖着资本的“野蛮化”作用？

在这里，有必要提到丹尼尔·贝尔在谈论资本主义文化矛盾时引用的亚里士多德做出的一个概念区分：需求和欲求。贝尔写道：“在资产阶级社会里，心理的‘需求’取代了生理的‘需求’，成为寻求满足的基础。…用亚里士多德的话来说，欲求已经取代了需求—所谓欲求在本质上就是漫无限度和无法满足的。”[12]与此类似的是法兰克福学派第一代人物赫尔伯特·马尔库塞在“真实的需要”和“虚假的需要”之间所做的区别：“我们可以把真实的需要与虚假的需要加以区别。为了特定的社会利益而从外部强加在个人身上的那些需要，使艰辛、侵略、痛苦和非正义永恒化的需要，是‘虚假的’需要。”[13]而真实的需要则符合这样的标准：“最充分地利用人类现有的物质资源和智力资源，使个人和所有个人得到最充分的发展”。[14]在马尔库塞看来（其实贝尔也持同样的观点），“现行的大多数需要，诸如休息、娱乐、按广告宣传来处世和消费、爱和恨别人之所爱和所恨，都属于虚假的需要这一范畴之列。”[15]显然，如果马尔库塞和贝尔的诊断是正确的话，那么，资本与消费主义文化的结合虽然为资本的生产过剩的痼疾找到了一个药方，但这剂药方对于人类的危害程度与它所要治疗的疾病相比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当贝尔所说的“欲求”和马尔库塞所说的“虚假的需要”被资本持续地产生出来并系统地加以满足，用来满足这种漫无限度的需要的自然资源终将枯竭，而用这种类型的“历史地形成的需要”来代替“自然的需要”的人类，就不能不离自己的本性越来越远。

但“真实”和“虚假”的区分既是一个最没有争议的区分，也是一个最有争议的区分。说它是一个最没有争议的区分，是因为即使要否定这个区分，我们也会一不小心就使用诸如“‘真实’与‘虚假’的区分是虚假的”这样的说法。但到底什么是“真实”与“虚假”的区分，一提到这个问题，意见分歧就接踵而来。马尔库塞承认，归根到底，什么是真实需要、什么是虚假需要，这个问题只能由当事人自己来回答。但他强调，这句话只能在“归根到底”的意义上才有意义，因为，“只要他们仍处于不能自治的状态，只要他们接受灌输和操纵（直到成为他们的本能），他们对这一问题的回答就不能认识是他们自己的。”[16]马尔库塞尽管紧接着说“没有任何法庭能正当地自认有权来决定哪些需要应该发展和满足”，但他显然认为，只有那些拒绝了灌输、幸免于操纵的人们，才有可能对需要的真假作出区别。但人们可以进一步提出这样的疑问：什么才算是“真正”拒绝了灌输、“真正”幸免于操纵？“真实需要”和“虚假需要”之间区别本身的“真”“假”界限又在哪里？

应该承认，在我们这个所谓“后形而上学”时代，这些有关“真”“假”界限和其他类似界限的原先不成问题的问题，现在都成了令人头疼的问题。但是，“真”“假”区分标准难以确定，不等于“真”“假”界限不再成立。前面我们提到，即使要否定“真”“假”区别，我们也会一不小心就使用诸如“‘真’‘假’区分是假的”这样的说法。日常语言的这种现象表明，资本驱动之下的人的需要的“文化化”、“符号化”和“虚拟化”，毕竟是有限度的；营销商可以告诉你具有无数种原先你不知道的需要，学者们可以论证说需要的高低真伪只是个人意见，但在数千年文化积淀基础上、在几百年现代生活条件下，毕竟有一些关于什么是真正合乎人性的生活方式—包括生产方式和消费方式—的观念是无法轻易否定的。马克思之所以在世纪之交西方媒体几次有关思想家的投票排名中都名列前茅，从一个侧面说明了这个道理。马克思主义所表达的人类良知，是资本的文明化趋势的否定之否定，是利用资本的文明化趋势而抵制其野蛮化危险的观念基础。在当代语境中理解马克思有关资本文明化趋势及其内在限制的论述，我们是否还可以这样说：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结合非但不是市场经济的另类，而且可以说是市场经济获得持续生命的转机：恰恰是社会主义，才有希望去抑制市场经济内部那颗终将导致其自我毁灭的火种；“资本”只有不成为“主义”，才可能真正克服其文明化趋势的内在限制。

                               2006年夏于苏州河畔清水湾

注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