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韦伯认为宗教改革后的新教伦理在西方社会的合理化进程中具有基础性作用，它导致了整个西方文化的合理化，并促生了资本主义精神，最终资本主义经济和现代国家应运而生。但是，由于这种合理化是建立在“目的-手段”合理性的基础之上，其结果必然同时也是社会的“不合理化”。
关键词：合理化；新教伦理；科层制；“目的-手段”合理性
中图分类号: B5 文献标识码:A
马克斯·韦伯是二十世纪上半叶德国最著名的学者和思想家之一，也是社会学发展史上的重要里程碑。他的著作经过美国著名社会学家帕森斯的大量译介并“帕森斯化”后首先在英语学界产生重大影响，尔后德国学者又开始了“脱美国化”的研究和探讨，重新解读、诠释韦伯，以至曾经在全世界范围内出现过空前的“韦伯热”。韦伯的著作甚丰，思想体系庞大，在这其中，合理化理论始终是贯穿他整个研究的一个基本的线索。
同马克思一样，马克斯·韦伯也企图摆脱历史哲学抽象的、形而上的思想前提，以一种规范的、经验的社会学的研究方法来思考资本主义的历史命运，不同的是，他得出的结论和马克思迥异（正因为如此，韦伯也被称为“资产阶级的马克思”）。在他看来，现代国家是西方理性主义在社会历史发展中的必然结果，资本主义社会中以经济和现代国家机制为核心的生产关系不仅没有束缚和阻碍生产力，反而使生产力得到了前所未有的解放和提升，因而资本主义的现代化也就是西方社会的合理化进程，具体来说，这一历史过程表现为：世界观的合理化（新教伦理）→文化的合理化（资本主义精神）→社会的合理化（科层制），当然，韦伯也承认，这一过程也不是教条的和绝对的，而只是一个基本的脉络，“只是试图阐明宗教力量在我们这—仍在发展着的世俗近代文化之网的形成过程中，在无数不同的历史因素的复杂的相互影响中所发挥的作用。”[1]
一
韦伯首先区分了不同类型的社会行为，他说：“如同任何行为一样，社会行为也可以由下列情况来决定：①目的合乎理性的，即通过对外界事物的情况和其他人的举止的期待，并利用这种期待作为‘条件’或者作为‘手段’，以期实现自己合乎理性所争取和考虑的作为成果的目的；②价值合乎理性的，即通过有意识地对一个特定的举止的──伦理的、美学的、宗教的或作任何其他阐释的──无条件的固有价值的纯粹信仰，不管是否取得成就；③情绪的，尤其是感情的，即由现时的情绪或感情状况；④传统的，由约定俗成的习惯。”[2]在这其中，前两种社会行为是合理性的，后两者是非理性的。韦伯认为，理性主义原则的确立和实施是“现代精神”和“现代社会”的基本标志，西方社会的现代化就是一个全面趋向理性化、合理化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世界观的合理化，即宗教形而上学世界观的魔力的丧失是以理性主义为基础的“现代精神”的根本前提。
在传统社会，世界观主要是由宗教来提供支撑的。韦伯较系统的研究了世界三大文化传统中的宗教，即中国的（儒教，道教），印度的（佛教，印度教），以及古代的犹太教。所有的宗教都有一个根本特点，就是关注来世，强调对彼岸世界的神的信仰以实现对现世的拯救，但是，韦伯认为，不同宗教的结构、内容各不相同，其对当世和现实社会行为的关注和评价也各不一样，因而不同的宗教世界观具有不同的合理化潜力。为此，他提出了两个标准：第一个方面是看在它们的合理化阶段摆脱巫术的程度。摆脱巫术的控制，意味着世界观中神秘、甚至荒谬的魔力的消失，韦伯肯定了作为经验知识的科学以及工具化的技术在这一过程中所扮演的重要作用，但他更强调宗教因素的作用，他说：“宗教发展中的这种伟大历史过程——把魔力(magic)从世界中排除出去，在这里达到了它的逻辑结局；这个过程从古希伯来预言家们开始，而后与希腊人的科学思想相融合，把所有以魔法的手段来追求拯救的做法都当作迷信和罪恶加以摈弃。真正的清教徒甚至在坟墓前也拒绝举行宗教仪式，埋葬至亲好友时也免去挽歌及其它仪式，以便杜绝迷信、杜绝靠魔法的力量或行圣事的力量来赢得拯救这种想法”[3]韦伯之所以更关注宗教的作用，是因为在他看来，经验的并最终采用数学的方法来解释世界的科学必须建立在现实是有“意义”的基础之上，这就是说，最根本的前提还是宗教的现实伦理价值，这亦是第二个方面的标准——神与世界的关系以及相应的世界本身的伦理关系体系的统一程度。宗教如果要对世界观发挥强有力的指导作用，必须要经过一个世俗化和“常规化”的过程，特别是要转化为世俗的伦理，将彼岸的、抽象的教义变为现世的、指导日常社会生活的道德信条，他说：“这种对世俗活动的道德辩护是宗教改革最重要的后果之一，路德在其中起了特别重要的作用，这些都是毋庸置疑的，甚至可以说是老生常谈。”[4]根据这两个标准，韦伯认为，强调人根据神谕来统治世界的犹太教（基督教）的世界观具有很高的合理化的潜力，而以逃循世界为目标的印度教和以消极适应世界的儒教的合理化潜力较低。特别是经过宗教改革后的清教，其合理化潜力更高。
二
宗教的合理化是世界观的合理化的基础，同时又是文化的合理化的基本前提。按照韦伯的理解，宗教改革后的清教，不仅通过消除、过滤巫术和迷信的思维重构了世界的图像，而且肯定了现实生活的意义，更为重要的是接受了通过理性的思索来摆脱自然状态的现代性意识，当然，在清教徒看来，这一切只不过是为了通过世俗生活的成功来光耀上帝而最终达到“获救”的目的。“圣徒的生活完全是为了一个超验的结局，即获得拯救。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他在现世的生活是彻底理性化的，完全受增添上帝的荣耀这个目的的支配。‘一切都为上帝的荣耀’这句格言从来没有这样严格地奉行过。只有一种靠永恒的思想所指引的生活，才能达到对自然状态的克服。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被同时代的清教徒接了过来，从伦理角度重新加以解释。”[5]清教的伦理价值肯定了通过理性的方式思考现世的经验世界的意义，这为探索自然规则的经验科学的发展开辟了道路，特别是经过十八世纪的启蒙运动以后，科学成为了西方文化走向合理化的一个最重要的维度，当然，韦伯同时也强调了自主的艺术和依据宗教进行原则指导的伦理学在文化合理化中的意义（现代艺术从传统的伦理和宗教关系中解脱出来，不再承担宗教、政治和道德教化的功能，演变成为表达个人主观性的文化形式；现代道德和法律则脱离了传统亚里士多德式的德性伦理学背景，脱离了传统形而上学真、善、美的精神母体，成为专门处理规范和价值的特殊领域）。正是在这样的文化合理化的环境下，具有独特气质的资本主义精神形成了。
在这其中，韦伯特别关注新教禁欲主义的影响和作用。禁欲主义认可并且鼓励通过从事职业劳动来获取物质财富，因为这样的方式象征着上帝的赐福，而这种行为也具有荣耀上帝的意义；另一方面，禁欲主义强烈谴责那种把追求财富本身当作生活目的的行为。更为重要的是，在禁欲主义看来，有条不紊而且持之以恒的从事某种职业是体现禁欲精神的最高形式，同时也能充分证明信仰的坚定和纯真。这样一来，一方面，劳动被视为了一种“天职”，勤奋的劳动是上帝之所希望的生活目的，同时也是获得神的恩宠的重要手段，只要忠实的从事劳动，即使工资很低也不去计较，也必须尽心尽职，如此，上帝就会很欣慰；另一方面，拥有资本的雇主的经营活动也被解释为一种“天职”而具有合法的形式，因而，只要在形式上正确的界限之内，只要有良好的道德品行以及能合理的使用财富，任何人都可以根据自己的意愿去追求金钱，而且也应该如此，因为这是增加上帝的荣耀的一项必需的义务。所以可以说，清教为资本和劳动的合理组织和运行提供了价值观上的重要的支撑。
三
同马克思相类似，韦伯把资本主义经济和现代国家相分离的历史进程，即资本主义社会和国家体系的形成以及其后的发展描述为社会的现代化。与此相适应，合理性的文化作为现代意识也不断渗透到资本主义经济和现代国家的生成和发展过程中，这样，在资本主义企业和现代国家机制中就形成了一种独特的组织模式，这就是说，韦伯所说的社会合理化，实质上就是指资本主义这种独特的组织模式。具体来讲，这种组织模式就是科层制。
在传统社会，基本的组织方式是家长制或者世袭制，而科层制则是衡量西方社会现代化的一个决定性的标准，因为它代表了能够满足现代社会复杂的有秩序的经济需要的最合理的和最有效的方式，标志着传统权威向法理权威的转换。所谓“科层制”，意指技术最优的行政工具，“在技术上对于达到最高执行水平具有最完美的调适性”，其基本特征是:准确性、迅捷性、明确性、连续性、严肃性、统一性、对文书的精通、严密的服从关系、减少摩擦、节约费用。科层制是扩展人的能力的“人的机械”,它能够像一台机器那样灵活运转，增加了人在逐渐复杂的社会中达到其目的的可能性，故而科层制又与科学技术密切相关：一方面可以说，科层制建立在现代科学技术的基础之上；另一方面，也正是由于科层制对效率和利益的追求刺激了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所以，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的导论中总结说：“资本主义的独特的近代西方形态一直受到各种技术可能性的发展的强烈影响。其理智性在今天从根本上依赖于最为重要的技术因素的可靠性。然而这在根本上意味着它依赖于现代科学，特别是以数学和精确的理性实验为基础的自然科学的特点。另一方面，这些科学的和以这些科学为基础的技术的发展又在其实际经济应用中从资本主义利益那里获得重要的刺激。”[6]当然，除资本主义经济组织形式外，韦伯还强调了行政管理结构和法律结构在社会合理化中的重要性。在韦伯看来，这两者同样是以“科层化”的方式组织起来的，主要体现为一种“官僚精神”，“官僚精神”又具体表现为：(1)世俗理性主义；(2)传统主义；(3)官职荣誉；(4)消解终极价值。按科层制组织起来的法律体系和行政管理机构要求官员履行公务时公正、审慎，不带任何个人偏见和情绪、情感，不管社会地位身份等级的差别，对一切人实行同一的法规。至于资本主义国家和经济的关系，韦伯强调了资本主义经济的基础性，但也必须通过一种可靠的法律体系和按章行事的行政管理制度来加以保障。
科层制这种组织模式又是与合理的劳动组织和在此基础之上的正确、精密的计算密切相关的，因此，韦伯一开始就把社会合理化与目的合理性联系起来，西方现代化的本质就是一切行为都以单纯的目的—工具的合理性为取向。这种合理性具有明确的行动目标，有对达到目标的最有效手段的精确计算以及对行动可能伴随的结果的清醒意识。它是关于不同事实之间的因果关系判断，它指涉着事实，是依据手段及程序的可计算性做出的判断，是一种客观的合理性，不涉及任何价值、伦理的特征以及内容本身的合理性，因而仅仅是“形式的”合理性。“形式的合理性”体现着工业革命和科学技术为代表的现代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基本特征。现代资本主义经济本质上就是这种形式的合理性,它并非仅仅提供需求的满足，相反，需求及其主体都只是满足经济活动合理化要求的必要手段和要素，其目的在于经济活动本身的合理化，而经济活动的形式合理性体现为在技术上可能且被实际运用的定量计算或账目清算的程度。只有在形式合理性的行为方式和思维方式支配下，才会产生形式法、世俗经验伦理学与责任伦理学；才会产生出按工具理性化的程序办事的官员组成的国家官僚机器、合理的可计算的民事关系和以利润为取向的自由劳动，以及正确描绘贷方和借方关系的复式簿记和以其为基础的劳资关系、自由劳动组织等；也才会由此形成充分利用科学技术的实用性的现代社会的企业活动、生活方式等。
四
韦伯认为，目的合理性和价值合理性都是合理化的社会行为，前者考虑的是合理的选择达到目的最有效的手段和工具，后者则从文化价值的角度出发，主要关注的是行动时是否履行某种宗教、道德或者政治信念上的责任和义务。真正合理化的社会应该把两者有机统一在一起，任何一方都不可偏废，然而，科层制强调的仅仅是目的合理性，也就是说，西方社会的现代化过程主要表现为“目的—手段”合理性行为的不断扩大化，现代西方社会的本质特征就是一切行为都单纯以“目的—手段”的合理性为取向，因此，西方社会的合理化过程同时也是一个“价值合理性”不断没落的过程，目的合理性越来越广泛的膨胀同时也意味着社会的“不合理化”，这主要表现为意义的迷失和自由的沦丧。
本来，资本主义精神的兴起和发展与宗教价值观特别是新教禁欲主义伦理关系密切，可以说，后者为前者提供了强大的“意义”层面的支撑。但是，随着世界的不断“祛魅”，传统宗教世界观的“绝对意义”和“崇高价值”越来越被淡化，建立在“目的—手段”合理性基础之上的各门科学技术取得了长足进步，其在文化、价值、生活等各个社会领域的全面扩展破坏了宗教道德作为意义统一性的整合原则，各门具体的学科体系都无法承担起从整体上解释世界、提供最高意义的任务。合理化关注的仅仅是“目的—手段”的合理性，现代化作为西方社会的合理化进程，也仅仅是“目的—手段”的合理化，因此，合理化的社会本身变得没有了意义。在当今资本主义社会，劳动已经完全丧失了天职的意义，清贫、艰辛而又勤奋的劳动再也不被理解为对上帝的虔诚和获得上帝恩宠的方式，劳动彻底没有了以前所承载的宗教伦理上的意义，而沦落为谋生的手段。同样如此，追求财富再也不是为了荣耀上帝、救赎自身，而是一种纯粹的生活目的。对此，韦伯评价说：“当竭尽天职已不再与精神的和文化的最高价值发生直接联系的时候，或者，从另一方面说，当天职观念已转化为经济冲动，从而也就不再感受到了的时候，一般地讲，个人也就根本不会再试图找什么理由为之辩护了。在其获得最高发展的地力——美国，财富的追求已被剥除了其原有的宗教和伦理涵义，而趋于和纯粹世俗的情欲相关联，事实上这正是使其常常具有体育竞争之特征的原因所在。”[7]
科层制强调技术优先，一切行动和决定，无论是制定政策还是行政管理，都必须以实现组织的目标和满足组织的需要为先决条件，它要求摒弃个人的因素，抑制个人的价值需要和意愿，以追求一种彻底的“非人格化”，个人只能通过自身的努力来帮助组织实现利益的最大化，以此换取薪金和职位晋升的机会，唯有如此，科层制组织才能实现高效率化。在当今资本主义社会，不论经济、政治还是文化生活领域都是按科层制的模式组织起来的，“目的—手段”合理性支配着整个资本主义经济和行政管理的运作，通过这种方式，人类不仅创造出前所未有的控制和治理自然的能力，而且把复杂的现代社会管理得如同一部运转有序、有条不紊的机器，各种效率普遍提高，物质财富大幅度增长，生活节奏空前加快。但是与此同时，这种科层制的模式也不断渗透到个人的私人领域，成为支配和决定个人的意识、价值观念和行为方式的力量，“这种经济秩序现在却深受机器生产的技术和经济条件的制约。今天这些条件正以不可抗拒的力量决定着降生于这一机制之中的每一个人的生活，而且不仅仅是那些直接参与经济获利的人的生活。”[8]可以说，科层制的建立在技术最优化原则基础之上的高效率是以牺牲人的自由和需要为代价的，在科层制这部大机器中，个人只是其中某个部位上的小零件，屈从于整个系统的目标和需要，以自然法为基础的古典自由主义的传统变得毫无意义。按科层制组织起来的整个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就如同一个巨大的“铁笼子”，在这其中的人已经丧失了个体自决意义上的真正的自由，没有了反思和批判，只是一个“没有灵魂的专家”，没有思想的纵欲者。
参考文献
[1][3][4][5][6][7][8] 马克斯·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M].于晓,陈维刚等译.北京:三联书店,1987. 67, 79-80, 60, 90,13-14,142-143,142.
[2] 马克斯·韦伯.经济与社会(上卷)[M].林荣远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56.
Weber’s Logical Progress of Theory of Rationalization
ZHENG Xiao-song
(
Abstract: The Protestant ethic through Reformation of Religion, Weber think, has played a basic role in the progress of rationalization of west society, which brought about the rationalization of west culture, and urged the spirit of capitalism, so that the economy of capitalism and modern country came into being. However, the result of rationalization is also the “irrational” society because it is based on the rationality of “aim-means”.
Key Words: Rationalization; The Protestant ethic; Bureaucracy; The rationality of “aim-mean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