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雪魁 《古典经济学：“影缩的市民社会”及其当代意义——从恩格斯对马克思的一个误..

[摘要]每一时代的经济学都是它的时代的“影缩的市民社会”，历史的变迁并不能够抹杀古典经济学这个“影缩的市民社会”在当代的重要意义。这是因为，马克思从“影缩的市民社会”通达“本真的市民社会”的经济哲学研究方法表明，在当下，无论是让马克思主义哲学走出困境还是走出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困境，这些理论难题大都可以在“影缩的市民社会”这一分析框架内得到化解。

[关键词]古典政治经济学；影缩的市民社会；当代意义

古典经济学对马克思的哲学研究曾经产生过极为重要的影响，这笔历史遗产对于当今哲学特别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还具有价值吗？或者说，还具有什么样的价值？本文试图对这一问题给出解答，而问题解答的过程，可以首先从恩格斯对马克思的一个误解说起。

一

恩格斯在《卡尔·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一文中对马克思的哲学研究方法作过经典解读，其基本思路是：他首先指出了马克思科学哲学观的形成过程。他说：“黑格尔的思维方式不同于所有其他哲学家的地方，就是他的思维方式有巨大的历史感作基础。”而“这个划时代的历史观是新唯物主义观点的直接理论前提，单单由于这种历史观，也就为逻辑方法提供了一个出发点。”随后恩格斯指出，要想把黑格尔的这种历史观科学地加以发展和运用，就必须“摆脱它的唯心主义外壳”，将其合理“内核剥出来”，而马克思是“唯一能担当起这样一件工作的人”。[1]在这里，“这样一件工作”可简化地概括为：黑格尔的历史观+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笔者）。最后恩格斯认为，在完成这一工作之后，“马克思对于政治经济学的批判就是以这个方法作基础的”。

问题的关键可能就出在这里。如果在这里我们没有误解恩格斯的话，那么一定是恩格斯误解了马克思。因为，恩格斯在这里的评说出现了无意识的逻辑混乱，这就是：马克思不是首先发现了历史唯物主义这一科学哲学观，然后再将之运用于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而是相反，马克思是在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历程中才发现了历史唯物主义，或者至少说，历史唯物主义的发现过程是在马克思的哲学和经济学双重语境的研究中形成的。指出这一点的重要意义在于，它在哲学方法论上澄清了一个误解:马克思是在用哲学反注经济学，而不是在经济学研究中探索科学的哲学世界观。这正是马克思明确反对的一种经济哲学研究方法。而这样的错误认识在前苏联学者中也时有表现，拉宾就曾坚信，马克思在“克罗茨纳赫”时期就“已经开始自觉地运用历史唯物主义”[2]，莫洛索夫则直接表示，历史唯物主义的创立发生在马克思“开始认真研究政治经济学以前”[3]。虽然“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来研究马克思……是一个绝对的前提条件”[4]，但是，我们不能“从后往前看历史，不要从马克思主义知识的高度而到过去的事情中去寻找理想的萌芽”，而是“应该从社会的真正发展出发去注意哲学思想的演变”。[5]

而这种“社会的真正发展”只有在它的时代的经济学中方能得到最完整、最鲜活地表达，马克思的哲学研究恰好体现了这一点。众所周知，马克思的哲学方法论在《资本论》中得到了完整地呈现，它被公认为“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用一个公式来描述就是：具体——抽象——具体。就马克思哲学历程而言，大体来说，这里的第一个“具体”所指，即古典政治经济学；“抽象”所指，即历史唯物主义；第二个“具体”所指，即理论反思后的资本主义现实社会。这一公式基本上概括了马克思的整个哲学研究历程：古典经济学——历史唯物主义——资产阶级市民社会。

问题是，马克思的哲学研究为什么要以古典经济学为起点呢？这是因为，马克思探寻科学哲学观的曲折历程使他认识到，哲学研究必须从“现实的市民社会”出发，而古典经济学正是一个“影缩的市民社会”，对市民社会的批判自然要从批判古典经济学开始。因而，马克思通往科学哲学观的道路，是一条通过研究“影缩的市民社会”通达“现实的市民社会”的哲学批判道路。事实上，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已经认识到这个“影缩的市民社会”的重要哲学意义，他写道：“我的研究得出这样一个结果：法的关系正像国家的形式一样，既不能从它们本身来理解，也不能从所谓人类精神的一般发展来理解，相反，它根源于物质的生活关系，这种物质的生活关系的总和，黑格尔按照十八世纪的英国人和法国人的先例，称之为‘市民社会’，而对市民社会的解剖应该到政治经济学中去寻求。”[6]

由此，我们至少可以得到两点启发：首先，马克思的哲学研究是一种典型的从经济学到哲学的“经济哲学”研究路径。看不到这一点，可能会带来两个后果，一方面是曲解马克思的哲学研究方法，进而曲解马克思哲学话语转换的历史逻辑，另一方面，曲解一种方法论的结果，很可就是背弃这种方法论。其次，马克思的哲学研究方法本身就暗含了一个重要事实，即在马克思的哲学研究中，古典经济学是其中心视界，因而离开古典经济学这个“影缩的市民社会”，我们就不可能真正理解马克思的哲学历程。

二

那么，古典经济学何以能够被称为“影缩的市民社会”呢？答案也许就隐含在恩格斯的如下科学表述中：“对政治经济学的批判，即使按照已经得到的方法，也可以采用两种方式：按照历史或者按照逻辑。既然在历史上也像在它的文献的反映上一样，整个说来，发展也是从最简单的关系进到比较复杂的关系，那么，政治经济学文献的历史发展就提供了批判所能遵循的自然线索，而且，整个说来，经济范畴出现的顺序同它们在逻辑发展中的顺序也是一样的。这种形式看来有好处，就是比较明确，因为这正是跟随着现实的发展，但是实际上这种形式至多只是比较通俗而已。”[7]

恩格斯的这段话至少内含了如下三层蕴意。

第一层蕴意是，哲学研究必须面向历史现实，但哲学不同于其他社会学科的地方就在于，它经常采取“从思想中开始思想”这种形式，言外之意，哲学必须与现实对话，但这里的“现实”不是“物质的”现实，而是恩格斯所说的现实在“文献上的反映”。也就是说，社会现实记载于文本之中，文本承载着现实，哲学与现实的对话，经常采取哲学与文本对话的方式。诚然，这里的文本所指应该相当广泛，其中也必包括经济学文本。

第二层蕴意是，恩格斯强调了经济学文献的重要性，他的意思是，一部政治经济学文献，就是一个社会经济现实的鲜活反映；一部政治经济学说史，就是一幅生动的社会历史画卷。进而言之，哲学对现实的批判，最好的办法是批判承载着这一社会现实的政治经济学，因为它为我们“提供了批判所能遵循的自然线索”。事实上，早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中，恩格斯就生动地表达了其上述思想：“距离我们时代越近的经济学家越不老实。时代每前进一步，要把政治经济学保持在时代的水平上，诡辩术也必须提高一步。”因而“我们所要批判的经济学家离我们的时代越近，我们对他们的判决就越严厉。”[8]在这里，恩格斯再次明确表达了这样的思想：经济学随时代而发展，哲学要发挥其批判功能，最好的办法就是批判它的时代的经济学。

第三层蕴意是，一种新哲学观的形成和发展，仅仅有哲学与哲学的对话是不够的，因为这样的对话，无非是从一种思辨到另一种思辨的逻辑推演。青年马克思深陷人本主义逻辑的泥淖，一度欲拔不能，而直到他把目光转向现实，特别是转向经济学研究之后，方得以脱身。这在逻辑上已说明，马克思从唯心史观到唯物史观的转变，正确的逻辑推演应该是从经济学到哲学，而不是相反。这就是：“社会变迁和政治变革的终极原因，不应当在人们的头脑中，在人们对永恒的真理和正义的日益增进的认识中去寻找，而应当在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变更中去寻找；不应当在关于时代的哲学中去寻找，而应当在有关的时代的经济学中去寻找。”[9]当代的马克思主义者似乎已忘却了恩格斯的告诫，这不是说他们不关注现实，而是说他们很少懂得通过经济学批判来关注现实。

如果说恩格斯的论断从理论上回答了古典市民社会与古典经济学（影缩的市民社会）之间的关系，黑格尔则在其创立市民社会理论的过程中，从实践上印证了这一关系。著名社会理论家查尔斯·泰勒曾对黑格尔的“市民社会”概念作过如下评价：黑格尔及其论者们“所援引的并不是那个使用了数个世纪的、与‘政治社会’具有相同含义的古老概念，而是体现在黑格尔哲学中的一个比较性概念。此一意义上的市民社会与国家相对，并部分独立于国家。它包括了那些不能与国家相混淆或不能为国家所淹没的社会生活领域。”[10]在这里，政治社会与市民社会的相分离，从某种意义上，可以理解为国家政治生活领域与市民经济生活领域的相分离。而黑格尔的这种分离思想，其实在古典经济学中已早有表达，其核心是经济自由主义，即市民的经济活动只需要“看不见的手”来指引，而无须国家行政之手来干预。

事实上，黑格尔的市民社会理论正是他对古典经济学影射出来的社会问题的长期思考的产物，甚至部分地是他对古典经济学研究的一个直接结果。在《法哲学原理》中，黑格尔对古典经济学有一段经典评述：“这是在现代世界基础上所产生的若干门科学的一门。它的发展是很有趣的，可以从中见到思想(见斯密，萨伊，李嘉图)是怎样从最初摆在它面前的无数个别事实中，找出事物简单的原理，即找出在事物中发生作用并调节着事物的原智。”[11]这一方面说明，黑格尔对古典经济学的认识已达到相当高的水平，卢卡奇甚至评价说，黑格尔是他的时代“唯一曾把英国古典经济学与哲学问题、辩证法问题联系在一起”的德国思想家。[12]另一方面，这也说明，黑格尔当时已经从古典经济学这个“原智”中汲取了不少的哲学营养，市民社会理论算是其中最典型的代表。

对于黑格尔在古典经济学（影缩的市民社会）研究基础上获得的这一理论成果，马克思并不赞同，这引导他不得不返回到这个“影缩的市民社会”之中，去寻找批判黑格尔的根据。这标志着马克思进一步从黑格尔的思辨哲学中走了出来，开始转向对现实的市民社会的研究。另一方面，这也表明，他已经意识到，“对市民社会的解剖应该到政治经济学中去寻求”。这是因为，马克思认识到古典经济学的本质就是对资产阶级市民社会的“承认、记录、接受和美化”[13]，在他看来，这正是政治经济学作为一门“科学”的耻辱。它忠实地记录了资产阶级市民社会的现实，但它不仅不去批判这一现实，反而承认、接受和美化这一现实。他曾经据此对李斯特经济学提出过批判：李斯特的问题出在不了解“像经济学这样一门科学的发展，是同社会的现实运动联系在一起的”，资产阶级经济学的“实际出发点”就是资产阶级的“市民社会”，所以“对这个社会的各个不同发展阶段可以在经济学中准确地加以探讨”。[14]

三位哲学巨匠对古典经济学的认知逻辑，集中说明了同一个道理，这就是：经济学就是决定社会生活最重要的事实，每一时代的经济学都是它的时代的“影缩的市民社会”，古典经济学当然也不例外。

三

显然，历史的变迁并不能够抹杀古典经济学这个“影缩的市民社会”在当代的重要意义，这是因为：历史前进的脚步不但没能减少马克思主义哲学所面临的挑战，反而使其面临的挑战更多更尖锐了，而这样的挑战，一部分可能源于马克思主义哲学自身，更重要的则来自后人研究范式的僵化和由此带来的创新步伐的停滞不前。因而，无论是让马克思主义哲学走出困境还是走出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困境，都需要哲学研究路径的创新。如何创新呢？以笔者之见，马克思从“影缩的市民社会”通达“现实的市民社会”的经济哲学批判方法，其本身就为我们指明了方向，当前我们所面临的许多理论难题，也都可以在“影缩的市民社会”这一分析框架内得到化解。

卡尔·波普尔在《开放社会及其敌人》一书中曾提出过这样一个颇具挑战色彩的问题：“当马克思主义者发现自己的理论受到攻击时，他们就常常撤退至这一立场，即马克思主义主要的不是一种理论，而是一种方法。”但是在他看来，马克思的方法不是“一种完全有成效的方法”，而是“一种贫乏的方法”。[15]毫无疑问，波普尔分析的前半部分是正确的。恩格斯早就告诫说：“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义，而是方法。它提供的不是现实的教条，而是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和供这种研究使用的方法。”[16]卢卡奇就是通过这种“方法论辩护”来批驳马克思主义的批判者的，他曾说过如下名言：“正统的马克思主义并不意味着无批判地接受马克思研究的结果。它不是对这个或那个论点的‘信仰’，也不是对某本‘圣’书的注解。恰恰相反，马克思主义问题中的正统仅仅是指方法。”[17]然而，波普尔得出的结论显然是完全错误的，马克思的方法决不贫乏，它不但完全有效，而且它也是马克思主义永葆青春的生命力所在。

如此以来，我们就不能不扪心自问：波普尔为何敢如此信口雌黄？马克思的方法是我们反驳马克思主义攻奸者的最后武器，如果连马克思的方法也被否定了，我们也就真的要缴械投降了。在此意义上，马克思主义继承者的“罪孽”，不在于他们维护马克思主义的信念和热情，而在于他们看到了马克思主义活的灵魂——经济哲学研究的批判方法，却不去用这种方法去研究现实的经济社会。换言之，他们不再去批判地研究他们时代的经济学。而一旦背弃了马克思哲学方法，即便我们无意去背叛马克思，实际上我们已经地丢掉了马克思的灵魂。马克思主义在它的继承人那里失去了批判力，波普尔妄批马克思的勇气，或许正来源于此。

柯林斯则从另一视角指出，当代马克思主义哲学家越来越学院化的倾向，实际上已经背弃了马克思的经济哲学研究传统。他在《哲学的社会学——全球的学术变迁理论》一书中写道：“哲学的领域是包罗万象的领域，它关心的是最利益攸关的问题……非学院的哲学家不会把基础问题的领域解释为是不同的本体论领域，而是喜欢将其具体化；形而上学被其他学科……的实质性内容所取代。马克思年轻时从学术研究转向政治报刊和政治宣传，他的道路从黑格尔哲学转向政治经济学的时候，就已经预示出来了。当马克思认为他在颠倒黑格尔的体系的时候，他其实是在颠倒这样的一种典型的观念，即学院哲学的自主与非学院知识分子的世俗方向之间的分工。同样的事一个世纪之前也发生过，当时亚当·斯密写作了道德情感的著作，同时还担任格拉斯格的哲学主席，但当他作为一位公爵的随从接触到大陆学术圈子以后，转而关心起大众的经济问题。”[18]

这样的评价是非常有启发意义的。哲学应该面向现实，哲学家的也应该走出学院化研究的套路，实现学术研究的“世俗化”转向。这样的转化，在亚当·斯密和马克思那里均是通过对经济学的研究来实现的。而今天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工作者，似乎已背弃了马克思从经济学的视角来研究哲学的方法。于是，面对“经济学帝国主义”的扩张和诸多急迫的社会现实问题，当代哲学家出现了“集体失语”，其原因之一，恰恰就在于哲学对经济学过于冷漠。更重要的是，当哲学不能与它同时代的经济学对话的时候，它真的容易陷入空洞。因为它哭喊着要紧跟时代，批判现实，却不知道一个社会的现实百态承载于它的时代的经济学中，一旦它找不到离现实最近的对话体，它自然会失语。

另一个至今很少有人提及，但却客观存在的理论问题是，自从学界提出“回到马克思”的口号以来，在经由经济学语境“回到马克思”过程中，我们仅是解读马克思本人的经济学－哲学文本，而不对古典经济学进行“去马克思化”的解读。这样，我们对古典经济学的认知逻辑也就不自觉地被镶嵌在马克思的认知逻辑之中。而马克思的认知逻辑是否完全正确与合理，则不是一个不证自明的命题，而是一个有待确证的命题。因而，被马克思化了的古典经济学，就有必要在马克思经济学—哲学语境之外，重新加以解读。这种重新解读的过程，就是通过“影缩的市民社会”再认识“现实的市民社会”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我们有可能发现很多被遮蔽的理论疑点，而揭示和解决这些疑点的过程，无疑又是一个理论创新的过程。遗憾的是，既然这一问题本身还未引起学界注意，自然就很少有人去做上述创新工作，这恰恰从另一方面说明了重新研究古典经济学，重新认识这个“影缩的市民社会”，意义重大。

从现实层面看，对古典经济学这个“影缩的市民社会”的关注，其理论旨趣不在于回归过去，而在于直面当下，并指向未来。当今，随着全球化进程不断加快，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也随之在全球蔓延，人类正在阔步迈进一个布满物化逻辑的现实世界。在这里，正如马克思早已预言的那样，资本图腾和市场逻辑统治着一切，异化成为现代人类无法逃脱的命运。西方文明所标识的现代性，正是在此背景下得到了反面的经典注释，后现代性对现代性“雪崩式的”解构逻辑，也由此迸发。于是，正如德里达所说，我们不得不生活在一个“夹缝年代”。世人不禁要问，人类究竟能否走出现代性的阴霾？后现代对现代性的无情解构又是否合法？

这的确是人类发展的一个“历史之谜”。而不能不指出的是，这一“历史之谜”正是古典经济学留给后人的一个“歌德巴赫猜想”，其核心就是人类能否摆脱这样一个“康德式二律背反”：经济价值和非经济的社会价值的背离。这就是那个被后人称为“李嘉图问题”的著名古典经济学命题。

马克思哲学的生命力就在于，其全部经济学和哲学命题都是在为上述问题寻找一种历史解答。国内有学者深刻地指出：“经济增长和人道主义、经济价值和非经济的社会价值之间的二律背反，成为古典经济学留给未来的历史之谜。马克思主义恰恰是作为这一历史之谜的解答而产生的。”[19]在对这一“历史之谜”的解答中，通过资产阶级经济学的辩护逻辑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批判逻辑二者之间的激烈碰撞，马克思成功地描绘了一幅相当精彩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现象学画像”，其著名的异化理论和拜物教学说等，就是在此基础上生成的。然而，在我们生活的这个日渐物化的世界里，马克思不是离我们太远，而是太近，他昔日痛斥资本主义的批判之剑，直指当下我们生活的社会现实。难怪有学者如此慨叹：“马克早已作古，而他的思想幽灵却像那朵早已化蝶的花魂回来寻找从前的故事。”[20]

就当代中国而言，马克思所描绘的种种“市场经济现象学画面”，诸如商品拜物教、资本拜物教、货币拜物教、劳资矛盾、贫富差距，等等，在今天的中国正在上演。这不能不令人默默自问，我们不是早已宣布跨越了那个痛苦的“卡夫丁峡谷”了吗？早已被马克思无情地批判了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现象学”为什么会在今天的社会主义中国重演？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为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提供了完美的辩护，社会主义学者为此又应该如何寻找理论解答？在经济学家对这些现象以沉默视之的时候，马克思主义哲学家是否应该继承马克思的批判传统给出批判性的回应？这是当代中国所面临的时代大课题，哲学家尤其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对此理应不能失语。而对这些问题的理性回应，则需要我们与古典经济学重新对话，因为古典经济学以一种历史再现的形式不可思议地承载着解释当代中国经济社会现实画卷的答案。因而，这种对话本身就是与当代中国经济社会现实的对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