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庆云报告题目：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及其母体文化
马克思主义自创立以来，它的发展过程，实质就是一个世界化与民族化相统一的进程。由于马克思主义集中地反映了时代的本质特点，适应了时代发展的需要，便很快超越了其创立时期的特定地域和民族界限，在世界范围内得到广泛的传播。在它的这一世界化进程中，各国的马克思主义者把它与本民族、本国家的文化传统和社会现实相结合，从而使马克思主义不断地民族化。
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诞生于西方的思想文化理论,要在中国大地上扎根生长并开花结果,就必须要与中国的文化相融合，才能成为中华民族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这种融合是马克思主义得以中国化的十分重要的基础。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与中国的传统文化、实际情况相结合，诞生了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等一系列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我这里，仅以中国传统文化在毛泽东思想的形成过程中，以二者的相互交融历程为例，从历史发展进程和理论成果的表现形式这两个角度，来揭示中国传统文化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母体文化（或文化土壤），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影响。
（一）从历史发展进程来看
毛泽东作为一个土生土长的中国人，中国历史悠久的丰厚传统文化是他最先接受的东西，是他生存和成长的思想土壤。他从待人行事，到治国救民、观世立言，都深受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在如何批判继承中国历史文化遗产，提高民族自信心，创造民族新文化方面，毛泽东作出了卓越的贡献。他的目的非常明确：用民族传统中的思想和财富来丰富马克思主义，使其成为进行革命转变的最强有力的动力，而不是用什么披着马克思主义外衣的新教条主义去取代中国传统文化。
这里，我把毛泽东一生的文化心路历程大致划分为以下六个阶段来进行分析，来揭示中国传统文化在毛泽东思想的形成过程中是如何发挥作用，或者说是如何影响其思想的形成的。
（1）少年时代接受传统蒙学教育时期。从8岁入私塾到1910年16岁进东山小学之前，毛泽东阅读和接受的全部是传统儒家经典和中国古典小说。从读《三字经》等童蒙读物开始，以后又精读了《论语》、《孟子》、《公羊春秋》、《左传》、《史记》和《纲鉴类纂》等经史典籍，初步熟悉和接受了儒家的正统观念。当时儒家圣贤人物在毛泽东心目中的地位是很高的。
（2）从1910年进湘乡东山小学到1920年期间。毛泽东在这一时期已经能够将中西文化相融合的思想自觉地运用到自己的学习上和对中国传统文化发展问题的思考中去。在中学西学的学习上，他认为，进行中西文化的比较研究，目的在于“外观世界之潮流，内审自身之缺陷。他主张要先下一番功夫研究透中国“这个地盘”的情形（包括社会现实和文化传统），然后等有机会出国时就可以运用国学知识与西方社会进行比较研究。而如果不先深刻地研究中国本土的情形，把这层绝对必需的工夫留在留洋回来后做，则“因人事及生活的关系，恐怕有些困难。”基于这种深刻的认识，毛泽东在五四时期并没有选择出国门到欧美及日本寻求救国的良方，而是投入了对中国社会现实的研究以及现实的斗争实践当中。这一选择，对毛泽东毕生的文化性格都有着极为重要的影响。正是因为毛泽东的这一选择，才使他的思想和实践始终牢牢地扎根在中国文化的土壤上。
这一时期的毛泽东并没有因处在对传统文化的激烈批判的氛围中而陷入民族文化虚无主义和悲观主义，而是从一开始就坚定了对中国传统文化发展前景的不容置疑的自信心。这种理性化的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自豪感和对中国文化未来前景的自信心，伴随了毛泽东的一生。
（3）从1921年到1936年，是毛泽东在实践中探索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相融合的内在机制的重要历史时期。毛泽东在接受马克思主义以后，他的世界观发生了很大的转变，历史唯物主义的社会历史观和思想方法论成了他批判总结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观和方法论的基础。这时正统儒家的思想传统，在毛泽东心目中已经失掉了权威地位，但这并不意味着毛泽东对传统文化的全盘抛弃。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毛泽东从一开始就尝试着将马克思主义同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有机地结合起来，在批判继承中国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实现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
在这一时期的实践探索中，毛泽东非常重视中国革命实践的历史文化背景和文化传统对中国民众心态的影响。1926年他在广州农讲所时曾经谈到，洪秀全当年起兵时，就是因为反对孔教提倡天主教，这是不迎合中国民众心理的，因而被曾国藩利用这点扑灭了他。这里，毛泽东表达了一种思想意识，就是在中国进行革命实践，一定要注意到传统文化对民众心理的影响，即便是某种不具有积极意义的文化传统，也不能不顾实际，盲目地否定和抛弃。在一些特定的时期，甚至还要在某种程度上借助于传统来迎合深深积淀着传统文化的民众心理，以便更好地发动民众投身革命事业。
（4）从1937年到解放前夕，是毛泽东在理论上科学总结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相融合的历史经验教训时期。毛泽东的一系列著作不仅从哲学上系统阐述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文化传统相融合的方法论原则，而且把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提到了党的思想路线的高度，这表明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融合在毛泽东身上已经达到了相当成熟的境界。
立足于唯物史观的方法论，毛泽东一方面继承新文化运动精神，坚决否定了“主张尊孔读经、提倡旧礼教旧思想、反对新文化新思想”的反动文化取向；另一方面，又明确批判了全盘西化的文化主张，强调“所谓‘全盘西化’的主张，乃是一种错误的观点。在
（5）从解放初到1956年“八大”前后，是毛泽东在新的社会历史条件下，围绕着中国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问题，在实践和理论上探索、总结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系列重要问题的历史时期。
这一时期，毛泽东对现代中国的种种文化思潮，包括以梁漱溟为代表的新儒学思潮进行了激烈的批判。但是，从方法论原则来看，他的基本文化取向、文化观念并没有根本性的变化，他所坚持的中国社会主义文化发展方向并没有割断同传统文化的历史联系。他始终强调，现代中国社会主义的文化建设，不能割断同民族文化精神的内在联系。他同时还提出了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必须具有鲜明的“民族形式和民族风格”，必须立足于本民族自身的思想原则，指出“我们要熟悉外国的东西，读外国书。但是并不等于中国人要完全照外国办法办事，并不等于中国人写东西要象翻译的一样。中国人还是要以自己的东西为主。”并提出要研究民族文化自身发展的独特规律。
（6）1957年以后，即毛泽东的晚年时期，这是传统文化对毛泽东的影响重新逐步扩大的历史时期。这一时期毛泽东与传统文化的关系最为复杂。从毛泽东自身的思想意识来看，传统文化在他深层心理结构中的积淀依然很深，其核心的价值观念、思维方式甚至还表现出一种向其青年时代的文化心态复归的倾向，并由此导致了种种理论和实践的失误。而在外在言辞上，晚年毛泽东的确有时对儒家文化、对孔孟思想有激烈的不恭表现。就传统文化这一复杂思想体系而言，晚年毛泽东否定儒家正统思想，但对儒家之外的诸子学说（如墨家、法家等），以及儒学异端却又时常有很高的评价。
晚年毛泽东文化观念上的一个变革就是他对于古代文化优良传统的具体内容的认同有了新的变化，即不再是正统儒家的思想，而是更多地反映了社会中下层利益的思想传统，如儒学内部的异端思想、墨家的思想，以及在他看来具有相对进步意义的法家思想，成了他心目中优良传统的化身。
从对毛泽东一生的文化心路历程的考察，可以得出：毛泽东是一个自觉、不自觉双重意义上的传统文化的承继者，他一生各个时期的思想都蕴涵了深深的传统文化的底蕴。他对于传统文化的变革，终究是一种民族文化的自我变革与发展。
（二）从理论的表现形式来看
从理论的表现形式来看，中国民族风格与气派成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独特形式。
首先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经世致用的学术品格铸成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中国气质。一个典型的例子，“实事求是”。
中国传统文化经世致用的学术品格早在春秋战国时代诸子百家的言行和著作中就已经体现出来。孔子就主张求学要“不耻下问”（《论语·公冶长》），提出“三人行，必有我师”（《论语·述而》），和“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论语·为政》）至汉代，许多文学家、史学家、科学家和哲学家，他们在治学思想和方法上也都坚持“经世致用”的学风。他们在社会科学研究和自然科学研究上取得的丰硕成果，是和他们在治学思想和方法上的“求实”精神分不开的。到了明末清初，这种在学风上重视“求实”的优秀传统又得以发扬光大。这一时期涌现的一批早期启蒙学者们，都提倡和重视“经世致用”的学风。
从词源上考察，“实事求是”一语，源出于东汉班固所著《汉书·河间献王传》。班固称汉景帝之子河间献王刘德：“修学好古，实事求是”。刘德热衷于搜集“古文先秦旧书”，得到不少“经传说记”的真本。班固赞扬他在古书搜集中的求实精神。唐代学者颜师古对此作注时，把“实事求是”注释为“务得事实，每求真是也”。颜注中所谓“务得事实”，是指刘德搜集古籍，务必考证翔实；“每求真是”，意思是力求得到真本(正本)。近代梁启超在京师大学堂的章程中也提出：“本学堂以实事求是为主”。可见，这里所说的“实事求是”，是指做学问时一种求实的治学态度，代表了中国传统文化经世致用的学术品格。
毛泽东深受这种求实学风的影响，在中国革命的长期斗争实践中，他对“实事求是”这一成语作了根本的改造，赋予全新的涵义。他说：“‘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我们要从国内外、省内外、县内外、区内外的实际情况出发，从其中引出其固有的而不是臆造的规律性，即找出周围事变的内部联系，作为我们行动的向导。”毛泽东对实事求是这一科学的界定，使它由学风问题上升到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高度，成为用中国语言对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最简明而准确的概括，从而铸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独特的中国气质。
其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鲜明的中国民族语言风格。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代表人毛泽东、邓小平等，在中国革命实践中创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时，深深地受到了中国传统文化民族语言特色的熏陶，在阐述他们的理论观点时，善于从传统文化典籍中吸取有益的养料，创造性地运用成语、典故、俗语等有生命力的东西，借鉴了许多大众化、通俗化的语言表达方法和技巧，形成自己独特的语言风格，体现出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也正是因为具有了民族语言的特色，才使得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能广泛地被广大群众所接受、理解和吸收，也才能够真正用来指导中国社会的建设。
曹泳鑫研究员点评：选题很有意义。判断选题是否有意义的三个标准：是否有学术渊源；是否有继续研究的延伸空间；是否有现实意义。从历史进程来看，中国现当代社会及文化发生的深刻变迁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有着很紧密的联系。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母体文化就是中国本土文化，如能就其中历史与价值之间的张力的关系做进一步挖掘，找准研究入口，继续研究下去很有意义。
本报告仅以毛泽东个人和毛泽东思想与中国传统文化的联系为例证，做了详细考证，对其互动、影响其革命观做了详细考证，在我看到的材料中是比较好、比较翔实的。
今后，如能就母体文化的发展再做进一步研究，就能发掘出很多新的东西，因此，研究空间很大，也很前沿，对理解中国社会和文化的变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当代发展都具有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