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佑福 《在伦理基础与意识形态之间：也谈<感动中国>》

自2003年春首次亮相以来，中央电视台《感动中国》“年度人物评选”活动已经连续举办了五届（2002－2006年度）。每年年初进行的盛大的颁奖典礼是历次评选活动的高潮。典礼以其庄重肃穆、深婉动人引来社会各界好评，媒体誉之为“中国人的一部年度精神史诗”。《感动中国》无疑是成功的。它的成功得益于多方面的因素，也有多方面的表现。

《感动中国》最初只是作为《东方时空·东方之子》的特别节目来制作的。它的特点是，在国内媒体中首次以“感动中国”为主题进行跨行业、跨领域的综合性人物评选。2003年2月14日，《感动中国2002年度人物评选》在中央电视台一套黄金时间播出之后，得到平民百姓的热情回应和中央领导人的高度评价，中宣部新闻局要求把“感动中国”作为一个品牌持续地坚持下去。

坚持下来的状况如何，也许通过一些数字就能得到很好的说明。从公众关注和参与的情况看，据统计，2003年累计有几千万名电视观众收看了《感动中国》人物评选活动的颁奖晚会，而2005年春《感动中国》颁奖典礼当天的收视率就超过6000万；2004年度感动中国人物评选在不到半个月的时间里收到投票90余万张，而2006年度人物评选时，组委会共收到全国观众的有效选票增至200万张。

从媒体和社会资源的整合程度看，首先，中央电视台充分发挥其强大的社会动员能力，逐年扩大和调整推选委员会的范围，广泛邀请专家学者、社会精英参加推选，其中包括国家统计局副局长邱晓华、外交部发言人、新闻司副司长章启月等政府官员，中国人民大学校长纪宝成、中国农业大学校长陈章良等教育界名流，金庸、冯骥才、王蒙等文化名人，敬一丹、白岩松、水均益等主持人，《感动中国》自身评选出的濮存昕、刘姝威等“感动”人物，以及近年通过大众传媒一举成名的文化人士易中天、于丹等。其次，从“2003年度人物评选”起，中央电视台不仅在内部突破了单一栏目或部门力量单薄的局限，实现了全台相关栏目和部门之间的全面互动，如《东方时空》、《新闻会客厅》、《面对面》、《新闻联播》、央视国际网站和《中国电视报》都围绕“感动中国”的主题紧密配合，同时还指定了30家地方合作媒体（2005年扩展为40余家），组成“感动联盟”，携手打造“感动中国”品牌。这些地方媒体不仅积极参与评选, 而且以《感动中国》为模本进行仿效和复制, 即以“感动”为主题评选各区域年度人物，产生了广泛的“和声效应”。

此外，值得一提的是，自第二届即“2003年度人物评选”开始，《感动中国》颁奖典礼便由商家冠名播出，迄今依次为“中华轿车杯”、“大众汽车杯”、“全球通杯”、“中国联通杯”。据知情人士称，“2004年度人物评选”时，单一节目广告标的金额就已达到了1450 万元。如果将伴随《感动中国年度人物评选》而来的一系列文化活动考虑在内，“感动中国”俨然已成为一项不可小觑的文化产业。比如，在不到两年时间里，关于洪战辉的书籍出版了6本，其中《中国男孩洪战辉》发行250多万册，而分别以田世国、丁晓兵、李学生（2005年度的候选人）为原型的影视作品《温暖》、《我的左手》、《草根英雄》等已相继公映或开拍。[①]

俗话说，名满天下，谤亦随之。《感动中国》在取得巨大成功、赢得好评如潮的同时，也遭到了一些质疑。除去那些将《感动中国》看作是纯粹意识形态运作因而一概予以否定的过激言论外，我们会发现，这些质疑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在内部对《感动中国》“年度人物评选”细节上的批评，一类是从外部对《感动中国》现象的反思。前者主要的着眼点是考量“年度人物”的取舍是否得当，并由此延伸到“感动”内涵的界定以及评选的公信度等方面的问题，后者则体现了“感动”之余的某种尴尬和无奈，并比较深入地触及到了一些“感动中国人物”背景中透出来的民族生活的艰辛。

央视国际网站公开发布的“年度人物” 定义，“感动中国”的标准和“推选”的办法分别是：（1）“我们对‘年度人物’的定义是：人物事件发生在本年度，或者人物在本年度引起社会广泛关注。”（2）“推选人物须具备以下一种或几种特点：为推动社会进步、时代发展做出杰出贡献，获得重大荣誉并引起社会广泛关注；在各行各业具有杰出贡献或重大表现，国家级重大项目主要贡献者；爱岗敬业，在平凡的岗位上做出了不平凡的事迹；以个人的力量，为社会公平正义、人类生存环境作出突出贡献；个人的经历或行为，代表了社会发展方向、社会价值观取向及时代精神；个人在生活、家庭、情感上的表现特别感人，体现中国传统美德和良好社会风尚。”（3）“‘感动中国年度人物’推选办法：请推委推选出认为合适的候选人物，并写明推举理由以及他们的事迹材料；组委会搜集了一些人物资料，作为组委会的推荐人选，推委可以在组委会搜集的推荐人选中投票，推举出认为合适的候选人物，并填写推举理由；组委会将根据推委会的推选情况，再经公众投票和最终评议，确定‘十大人物’。” [②]

对《感动中国》“年度人物评选”细节上的批评涵盖了以上三个方面。一些网评认为，像巴金、季羡林、成龙、霍英东等早已家喻户晓的人物本不应该入选“年度人物”，因为他们给予国人的感动远远超出了当选的年度。更多的批评来自对“感动”内涵的质疑。网民的议论大多从自己的观感出发，而不是从央视的“推选标准”出发。一个很普遍的疑问是，如果只是做了“应当做”的事，是否应当列入“感动中国”的范围。比如，对于入选“感动中国”的郑培民、梁雨润、任长霞、牛玉儒、孙必干、杨业功等政府和军队的领导干部，很多网评认为，他们的事迹确实值得表彰，但主要的宣传对象应当是党的干部队伍而不是普通公众，尤其不应该着力渲染平民百姓对官员职务行为的感恩情绪。另一个很普遍的疑问是，如果“感动”更多的是来自事情或事件本身，而不是人物个人的人格魅力，是否应当以个人的名义入选“感动中国”。比如，对于“神六”航天员费俊龙、聂海胜，“千手观音”的领舞者邰丽华等人，很多网评认为，他们不过是那之所以“感动中国”的事情本身的一个象征，就人格力量而言并非是在他们身后的人们所不可替代的。

对评选公信度的质疑突出地表现于白芳礼老人两度（2004、2005）落选“感动中国”的事情上。网上对白芳礼老人最常见的介绍是：“这位平凡的老人，在生命的最后19年，省吃俭用、顶风冒雨奔波在街头，用蹬三轮车积攒的近35万元钱，资助了近300名贫困学生，而他的私有财产账单上是一个零。”一生蹬车56年，支教19年，74岁起向大中小学和贫困学生捐款，如果按每蹬1公里三轮车收5角钱计算，他所奉献的是相当于绕地球赤道18周的奔波劳累。老人于2005年9月去世以后，其事迹在全国范围内为人熟知，入选“感动中国”的民间呼声非常高，推选委员会的推选词是“驮在车轱辘上的丰碑”。因此，当老人再度落选时，亦即在《感动中国》“2005年度人物评选”颁奖典礼的第二天，网上就出现了一片尖锐的声音：“是感动中国还是感动CCTV？”“感动中国已经成为十足的政治秀”。《白芳礼，你凭什么感动中国》、《感动了中国人民却感动不了央视》等措辞激烈的网评广为流布，在为白芳礼老人委屈、惋惜的同时，也把矛头含蓄而尖锐地指向了其他获奖人，尤其是评选程序：大众虽然以多种形式进行了评选投票，但起决定性作用的并不是“公众投票”，而是评委会的“最终评议”。[③]

随着各种批评在细节上的展开，对《感动中国》现象的批判性反思也进入了公众视野。其中，特别醒目的是，2005年12月22日，郭松民在新华网发表了一篇题为《感动中国人物评选还缺点啥》的评论。评论一经发表，立即引起诸多媒体的关注。2006年2月10日网易论坛以之为反方观点进行网络投票——“感动中国，感动你了吗”，并由此引发了一场历时一年有余（目前看到的最后回帖时间是2007年3月3日），长达75页，回帖3260条的大讨论。[④]在郭松民看来，在“感动中国2005年度人物”中，“不乏和厄运作殊死搏斗并战而胜之的人，不乏大智大勇、恪尽职守为国争光的人，也不乏燃烧自己温暖他人的人”，但缺乏“为克服社会权利的贫困而不懈努力的人”。他所说的“社会权利的贫困”，主要是指“公民的工作权、医疗权、住房权、迁徙权、教育权等社会权利的不足或获得渠道的缺乏”，并且认为“公民的权利就是政府的义务”。2006年1月8日，著名学者何怀宏也在《新京报》上撰文，以一种比较温和与持重的方式表达了类似的观点：“‘感动不要泛滥，行动才是关键。’感动固然有启动之功，但更重要的是坚韧前行，而这就需要一种巨大的责任感。责任比感动更长久。所以，在‘感动中国’之外，我们还需要提倡一个‘责任中国’：从每个负责任的公民到‘责任政府’。”[⑤]

此后，“责任中国”和“行动中国”成了网络评论中的热门字眼。也由此，更多的人将目光转向了一些“感动中国年度人物”背景中透显出来的时代的艰辛。比如，面对梁雨润和任长霞，许多网评在高度肯定他们自身的人格和业绩的同时，追问为什么非得他们到任，那些沉冤十几年的案子才能得到了结；面对徐本禹、丛飞和李春燕，许多网民在感动于他们的无私奉献之余，也不禁追问，在媒体聚焦之外，处于类似的教育或医疗困境中的人还有多少。更多的评论是围绕洪战辉展开的，《学习洪战辉有何用》、《洪战辉“感动中国”后的悲怆》等报道都在网上引发了长篇讨论。其中，颇具代表性的观点有：“不理解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社会保障体系太落后，让一个未成年的孩子去承担如此巨大的社会责任。在泛滥的感动之余，我觉得这是所有中国人的耻辱”；“总会有很多人、很多事让我们感动，但伴随感动的有时是一种不可名状的残酷和悲怆。那些动人心魄的人和事既让我们看到坚守道德的可贵，更让我们看到了坚守道德的巨大代价”。[⑥]这样一些感慨在一些讨论中被逐渐强化，甚至发展为对《感动中国》栏目的彻底否定——“感动中国应该叫停”。[⑦]

以上种种就是我们目前所大致了解的“感动中国”现象。关键的问题是，在《感动中国》巨大的成功效应和众多的质疑声音之间，究竟应当怎样来看待这整件事情呢？无疑，我们首先不能采取一种简单化的态度，即在单纯肯定或否定的立场上作一种非此即彼的选择，甚至不能将“质疑”和 “成功”看作是绝对对立的两极。因为，对“人物评选”细节上的批评不正是以一种更高要求的方式承认了《感动中国》这个栏目本身的意义吗？同样，“行动中国”和“责任中国”等提法作为“感动中国”有益而必要的补充，不也正是《感动中国》在“感动”中国之后的积极方面的体现吗？也就是说，“众多的质疑声音”的存在不正表明“感动中国人物评选”这件事是如此的深入人心吗？并且，只要批评是真诚而严肃的，不都将实际地促进和改善“感动中国”这一事情本身吗？

反过来，在“巨大的成功效应”背后并不是没有危险在，以至于有网民发出这样一种善意的提醒——《感动中国》能“感动”我们多久？[⑧]一个朴素而真实的道理是，过去的“成功”并非就是未来的保证。年度评选的“公意”性质或评选本身与时代精神尤其是民族生存经验的契合程度，进入《感动中国》年度系列的事迹本身的真实性和人物今后行为的一贯性是否能够经得起时间的检验，“感动中国”这一“精神品牌”在多大程度上可以被泛化推广甚至商业化运作等等，诸如此类的问题都是制约和考验《感动中国》的重要因素。

当然，我想我们不必要为未来《感动中国》的存在过于担心，因为作为“年度的”评选活动，自然会一年一度地继续进行。我们甚至不必要实际上也无法为未来《感动中国》的品质担心，因为偌大中国自然不缺乏真正能够“感动中国”的素材，所需要的只是新闻工作者们的识见和辛劳。那么，当我们面对进而谈论“感动中国”时，真正需要也能够做的是什么呢？我想是，感受而后理解。

很多人认为，《感动中国》相对于一般“典型报道”而言的最大特点，也是它获得成功的重要因素，是用感性的方式、用朴实的细节来表达和展示震撼人心的人格力量。许多批评也同样从“真实性”上着手比较和考证人物之高下，似乎事实意义上的“真实”比人格的力量即其“真理性”更重要。《感动中国》作为“年度人物”评选而不是文艺作品，真实性自然是基本的要求，但真实却不是令人感动的理由。并且一般典型报道的“失真”也恰恰不在于缺乏细节，而在于缺乏真正打动人心的力量。因此，倘若只是专注于所谓“感动中国年度人物”的真实性，可能一开始就错失了感受“感动”的机会。“感受”感动，就是只就人物形象所展示出来的那份震撼我们心灵的人格力量来亲近它，接受它的洗礼和滋养。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们完全可以把《感动中国》的一系列人物形象当作是一些文艺作品来经验和品判，也就是说，只从其“真理性”而不从其“真实性”上去亲近这些人物，在心里与他们在一起。

如果说我们毕竟不能将《感动中国》仅仅当作一系列艺术作品来看待的话，那么，我们便超出了感受的范围而要求一种理解。如果说感受是从事实中汲取生命的意义的话，那么，理解则需要将意义活动本身还原为现实生活中的事件。理解《感动中国》，也就是理解《感动中国》作为今日中国的一个生活事件意味着什么。

毕竟，我们不能容忍央视“制造”一个年度人物来“感动”我们，为什么？难道仅仅是因为他（她）不真实？难道仅仅是因为这样一来就违背了新闻“真实性”的规则？同样，我们也不能容忍央视拿一些尽管真实却并不感人的人物来充数。也就是说，我们对《感动中国》有着“事实性”和“真理性”的双重要求。并且，对组创人员而言，这也是他们对节目自身所提出的要求。因此，我们有希望，至少是有理由期盼通过《感动中国》来感受我们自身时代与民族生活的“事实性”和“真理性”。而当央视和受众分别带着这双重要求推出和接受《感动中国》时，这本身就是今日中国的一个生活事件。这至少意味着从根本上盘点和重建我们民族生活之伦理基础的一种努力和一个契机。就此而言，我们应当高度评价《感动中国》的伟大抱负。因为，当我们在《感动中国》的引领中感受我们自身生活的“事实性”和“真理性”时，也就在这感受中重塑着我们的民族生活本身。

不过，令很多人无法释怀的是事情的另一个方面：央视难道不是主流意识形态的宣传阵地吗？《感动中国》的“感动”难道就没有粉饰或掩盖社会现实的嫌疑？我想，这种担忧有其历史上的渊源，但多半产生于对所谓“ 意识形态”性质的误解：以为“意识形态”仅仅是虚假意识，以为“意识形态”能够完全掩盖生活基础，以为掩盖社会现实是“主流意识形态”的天然取向。

实际上，意识形态从来都不是完全虚假的东西，而恰恰与现实基础之间有着内在的关联。因此，意识形态也从来就不能完全掩盖社会现实，所谓意识形态批判，其本义就是经由意识形态的剖析来通达和崭露基础本身。更重要的是，意识形态作为现实基础的观念形态，常常具有理念或理想的性质，因而似乎有些不切实际，但却是在高于实际的意义上的不切实际。正是这一点，蕴含着意识形态工作的严肃性，列宁和葛兰西都曾经在这一方向上高度强调争取意识形态领导权的重要意义。宣传不就是争取意识形态的领导权吗？而宣传要产生积极的效果，亦即意识形态领导权的实际取得，则不仅取决于意识形态对生活基础的“忠实”，更取决于它对生活基础的“超出”，亦即作为基础自身的理想或其内在的、自由的必然性而存在。

因此，我们不必讳言《感动中国》的意识形态性质。相反，如果我们一定要对《感动中国》有所批评有所言说的话，正应当就其揭示民族生活理想的意识形态使命来要求它，促进它。由此，我们可以说，《感动中国》的正当位置就在民族生活的伦理基础和意识形态之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