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路径有两条，即党的理论化路径和学术化路径，二者内涵不同、创立者不同、具体指向不同及成果形态和功能不同。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是一个具体的历史的动态发展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党的理论化路径和学术化路径的关系在不同时期有不同表现。这种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路径解析是相对的，这种解析有助于完整准确地把握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内涵，有助于全面地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理论研究和实践，有助于拓宽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研究的理论视野，加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理论自觉，有助于正确地认识和处理马克思主义哲学内部学术和政治的关系。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党的理论化路径；学术化路径
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问题是当前我国面临的一个重大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对此，理论界探讨和研究较多的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提出和内涵、必要性和可能性、进程和规律、形态和方法，较少涉及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路径或虽有涉及但也不够全面和系统，诸多论者都只是关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党的理论化路径，把通过党的理论化路径而生成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党的理论形态当作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全部理论成就，从而忽略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学术化路径及通过学术化路径而生成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学术形态。笔者试图以党的理论化路径和学术化路径全面概括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路径，并分析二者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进程中的双向互动关系，凸显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学术化路径及通过学术化路径而生成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学术形态，阐明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作此路径解析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一、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有两条路径：党的理论化路径和学术化路径
（一）何谓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路径
一般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基本涵义为：通俗化、民族化、具体化。通俗化是指用通俗易懂的语言文字、喜闻乐见的形式表达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范畴和原理，让哲学从哲学家的书斋里走出来，成为广大人民群众的革命和建设的思想武器；民族化是指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批判继承中国的优秀传统文化和哲学遗产，赋予马克思主义哲学以中国精神；具体化是指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对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经验进行哲学的概括和提炼，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化为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世界观和方法论，进而在这种哲学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指导下化作指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思想路线和工作路线、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这是根据毛泽东在1938年10月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首次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概念。他说：“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因此，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使之在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待解决的问题，——代之以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性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1](p.543)
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这三个基本涵义不是孤立的，而是彼此相融的，是一个问题的不同侧面。问题在于，这三个基本涵义分别地同时地表现在两个层面，即实践层面和理论层面，实践层面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是理论层面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前提和基础，理论层面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是实践层面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概括和总结，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形态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实践经验的理论提升，也就是说，实践层面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是通过理论提升上升为理论层面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理论提升的具体过程包括方向、环节、机制、步骤、方法等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路径。然而，这只是路径的一个涵义。所谓路径，还有另一个涵义，就是道路、途径，就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而言，是指马克思主义哲学通过哪一条道路、什么样的途径实现中国化的，作为本文主题的“路径”就是理论层面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道路和途径。
从哲学解释学的视角来看，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是中国诠释者在中国以解决中国的实践问题和理论问题为目的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解、运用、丰富和发展，而中国诠释者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创立者，具体指执政权威即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和中央领导集体、党的理论工作者、广大哲学理论工作者。
依据内涵、创立者、具体指向及成果形态和功能的不同，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路径可区分为党的理论化路径和学术化路径。
（二）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党的理论化路径
所谓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党的理论化路径，一方面，是指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党中央领导集体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研究中国的现状和历史，形成指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理论、路线、方针和政策，以解决中国革命和建设过程中的实践问题和理论问题；另一方面，是指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党中央领导集体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总结、概括、提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经验，提升为指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理论、路线、方针和政策，并以之进一步解决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问题和理论问题。
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党的理论化路径的创立者只能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党中央领导集体。这是因为，通过党的理论化路径完成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既是一个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直接转化为中国革命和建设实践的纲领、路线、方针和政策的过程，又是一个把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经验不断理论提升、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过程，这种恢宏、复杂的社会实践，只有动员全中国、全社会的力量，才可能进行，而有能力、有力量动员全中国、全社会力量的只有中国的政治权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中共中央领导集体。不仅如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中共中央领导集体，除了要有强大的物质力量以外，还要有强大的精神力量，这种强大的精神力量来自于马克思主义哲学，来自于唯物辩证的方法论和唯物辩证的历史观，来自于唯物辩证的方法论和唯物辩证的历史观的科学性和革命性，而共产党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科学性和革命性的人格化身，中国广大人民群众正是因为相信这个人格化身才接受马克思主义哲学，从这个意义上说，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党的理论化路径的创立者也只能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党中央领导集体。这一点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初期表现得尤其明显。
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党的理论化路径直接指向现实，以理论的现实化为直接目的，突出的是必须走向“定在”的实践理性，具有极强的具体的现实指向性。这种理论的现实化以指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理论、路线、方针和政策为中介，即不论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还是中国革命和建设实践经验的理论提升，都要化为能够解决中国革命和建设面临的实践问题和理论问题的理论、路线、方针和政策。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党的理论化路径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相对而言，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党的理论化路径中对中国革命和建设实践经验的理论提升方面往往具有更强的现实指向性，因为它的理论成果是有中国特色、打上了中国烙印的马克思主义哲学。
通过党的理论化路径而生成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理论成果——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不是独立的理论形态，它内蕴于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包括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如毛泽东哲学思想、邓小平哲学思想。这种哲学思想通过化为指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理论、路线、方针和政策，成为亿万中国人的实践指引，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党的理论形态。
（三）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学术化路径
所谓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学术化路径，是指党的理论工作者、广大哲学工作者，一方面通过改造、吸收中国传统哲学的精华和一切有价值的东西，另一方面通过对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经验的总结、概括和提升以及对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最新成果的总结与概括，在学科体系、结构内容和概念范畴等理论研究方面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从而建构体系化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态。
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学术化路径的创立者是党的理论工作者和广大哲学工作者，后者即以哲学为职业的哲学界的专家、学者，这里的哲学不仅包括马克思主义哲学，而且包括中国哲学。当然，党的理论工作者本身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专家、学者。同时，党的理论工作者确实又不同于普通的哲学界的专家、学者，他们的哲学理论工作直接而且必须为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提供服务，就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党的理论形态而言，就是为其形成和诞生准备理论基础，为其作为意识形态的巩固和发展作出科学合理的注释和阐扬，他们的哲学理论工作具有现实目的性和与时俱进性。但是，他们的哲学理论工作绝不是为了谋生的工作，而是为了理想的工作。这样的党的理论工作者，如李达、艾思奇、李大钊等。
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学术化路径的实质就在于党的理论工作者、广大哲学工作者运用学术规范和学术语言进行学术交往，而学术交往的必要前提就是个性化的学术观点的存在，因此，允许不同学术观点存在并争论、推崇学术权威、追求学术民主和自由的学术环境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学术化路径的内在要求，而且，只有经过良好学术训练、具有较高哲学素养的党的理论工作者和哲学工作者才能成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学术化路径的创立者。
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学术化路径的主旨是立足于实践对中国传统哲学批判、改造并汲取其精华，将中国传统哲学的精华融入马克思主义哲学，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学术化路径经历的是一个包含双向运动的过程：一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哲学化运动；二是中国哲学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化运动。哲学的本质在于反思，这一双向运动的过程本身就是一个反思的过程，也就是说，反思是这一双向运动的内容和功能，具体表现在两个层面：一是对中国传统哲学文化的深层反思；二是对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党的理论形态的科学性、合理性、合法性的反思。反思的出发点是中国的实践着的现实问题，也即中国实践的时代性和世界性；反思的根本指导思想和原则是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反思的结果形态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学术形态，它以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学科体系的建构和确立为标志。
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学术化路径的成就取决于现实的实践主题、马克思主义哲学文本的理解和中国传统哲学的解读，而现实实践和中国传统哲学文化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语境”，现实的实践主题在根本上规定着人们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文本的理解视界，随着实践主题的变化马克思主义哲学获得不同的存在形态，如在革命时期发展的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阶级斗争学说，而在和平建设时期则更应挖掘的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人学思想与发展理论，马克思主义哲学界提出的实践哲学、文化哲学、历史哲学和生活哲学等就是后者的具体表现。
二、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党的理论化路径和学术化路径的辩证统一关系
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是一个具体的历史的动态发展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党的理论化路径和学术化路径的关系在不同时期有不同表现，解读这种关系的钥匙在于中国社会历史实践及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主客体要素的不断变化。笔者试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过程分为四个时期，以再现其党的理论化路径和学术化路径辩证统一的运动历程。
第一个时期，1919－1927年，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处于中国共产党传播、宣传并选择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启蒙阶段，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党的理论化路径和学术化路径合二为一。
这一时期，传播和宣传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也即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创立者是五四运动中涌现出来的学人志士，他们都是文化精英、进步知识分子，也都是较早入党的甚至就在第一批党员之列，他们有可能身兼二任，既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党的理论化路径的创立者，又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学术化路径的创立者。
作为党的创始人和1921－1927年间大革命时期的党的主要领导人，李大钊、陈独秀、瞿秋白等都是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传播者、宣传者和研究者，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启蒙者和开拓者。陈独秀是这一时期影响最大的马克思主义宣传家。瞿秋白第一个在中国比较全面地传播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1923年和1924年，先后出版了《社会哲学概论》、《现代社会学》、《社会科学概论》三部著作。早在1921年以前，李大钊就先后发表《法俄革命之比较观》、《庶民的胜利》和《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新纪元》、《我的马克思主义观》、《再论问题与主义》等几十篇文章宣传马克思主义。在探索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道路上，他率先从历史观和文化观视角解读马克思主义哲学。李大钊说：“马克思的唯物史观有二要点：其一是关于人类文化的经验的说明，其二即社会组织进化论。”[2](p.242)他认为，大同世界是既有个性解放又有大同团结的新组织，要实现社会主义与人道主义相统一的大同社会理想，必须通过阶级斗争，建立无产阶级专政。李大钊的这一解读已经是把中国的传统社会理想同现代的马克思主义融合并赋予其崭新含义的解读。正如现代哲学家冯契指出：“李大钊讲唯物史观，丝毫没有教条气息，而是一种面向现实、切近人生的革命学说。正因为如此，他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获得了一个富于生机的开端，显出了强大的生命力。”[3](p.343)
第二个时期，1928年－1957年，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从自发走向自觉，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党的理论化路径和学术化路径的区分已经开始显现，并呈现出不同的状态和趋势。
这一时期的中国社会历史实践，主要是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以及日本帝国主义长期的革命斗争，在困境中求生存、求发展和教条主义的惨痛教训使得中国共产党人认识到必须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客观规律具有铁的必然性，是不可触逆的，认识和把握中国的实际情况、中国社会和中国革命战争的客观规律是社会实践的主题。这时的中国共产党人，迫切需要一种能够为他们的实践提供指导的哲学理论。以斯大林为代表的俄国共产党人在20世纪30年代建立的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体系突出强调世界的物质性以及物质世界的运动性和运动规律的客观性、可知性，恰好可以满足中国共产党人的这种需要。这样，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在这个时期就主要表现为苏联哲学为中介的中国化，当时翻译出版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著作和毛泽东对这些著作的研读情况以及斯大林的哲学著作《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最初作为《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第4章第2节发表）对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的影响就很能说明这一问题。①
这一时期，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党的理论化路径的成果是形成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毛泽东哲学思想。从内容上看，以中国的实际情况为对象，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具体革命实践的结合，解决了中国的实际问题，所体现的哲学思想路线是实事求是，它以理论的独创性、系统性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并达到了理论化、体系化的高度。从形式上看，毛泽东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过程中，辩证地汲取了中国传统哲学的精华，汲取了中国历史上优秀的哲学思想，对中国古代哲学遗产在理论内容上作了发扬，并且常常借用中国古代文化典籍和民间成语故事，以及神话、寓言、俗语等来阐明深刻的哲理，这既是喜闻乐见的，又表现了民族风格和民族气派。毛泽东哲学思想的集中体现是毛泽东的《实践论》和《矛盾论》，以强调实践在认识中的作用以及认识矛盾特殊性的重要意义为特征的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是它的基本形态，它的基本精神是实事求是。
这一时期，李达、艾思奇、张岱年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学术化路径的有代表性的创立者对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学术形态的建构作出了突出贡献，较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第一个时期前进了一大步，找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学术化路径的方法和方向。
李达是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之一，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长期担
1934年11月—1935年10月，艾思奇将24篇讲稿以“哲学讲话”为总题陆续地发表于《读书生活》杂志，1936年1月“哲学讲话”汇编成书，同年4月出第四版时，改名为《大众哲学》。在这部书中，艾思奇明确而深刻地阐述了哲学并不神秘的观点，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体论、认识论、辩证法思想作了通俗而系统的讲解，关于认识论，尤其有理论创见。该书以其大众化、通俗化特点而在当时广泛流传，不少人称它为“救命的书”，开辟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通俗化方面作出了独特贡献。
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学术化路径的探索中，张岱年的主要贡献在于他尝试建构“综合创新”的哲学体系。基于对中国传统哲学的体悟、对近代西方哲学的研读和马克思主义唯物论和辩证法的理解和接受，张岱年于20世纪30年代提出了“文化综合创新”说。他认为，中国哲学今后的一条新路，即将唯物论与逻辑分析方法以及孔子的仁学相结合以建立一种综合的哲学。1936年，张岱年发表《哲学上一个可能的综合》一文，明确提出，“今后哲学之一个新路，当是将唯物、理想、解析，综合于一”，“此所说综合，实际上乃是以唯物论为基础而吸收理想与解析，以建立一种广大深微的唯物论”。[5](p.262)这就是说，“将唯物、理想、解析，综合于一”是张岱年建构新哲学体系的总纲，而这一哲学体系的特点是综合创新的，它融“三流”于一体，即以新唯物论即马克思主义哲学为基础，与中国传统哲学的朴素唯物论和朴素辩证法相结合，汲取中国传统的道德观和人生哲学的精华，使用西方近代哲学的逻辑分析方法，使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传统哲学和西方近代哲学的逻辑分析方法融为一体。但在这一哲学体系中，马克思主义哲学和中国传统哲学是创立者，西方哲学的逻辑分析方法仅仅是一种工具和手段，因此，这一哲学体系的实质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1937年撰写的《中国哲学大纲》、1942－1948年间撰写的《天人五论》阐述了综合创新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的主要内容，其中包括唯物论、辩证法、知识论、人生论、伦理学等多个方面，对建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体系，作了初步尝试，这种尝试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学术化路径指明了前进的方向，提供了有益的经验和方法论借鉴，是这一时期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学术化路径的最高成就。
第三个时期，1958—1978年，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遭遇挫则，一定程度上表现出唯意志论倾向，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党的理论化路径和学术化路径在曲折中延展。
1957年以后，中国社会历史实践开始了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曲折发展。毛泽东带领中国共产党发动了一场又一场的政治运动，直至发动“文化大革命”，由于受到政治运动的干扰，经济建设步履维艰，时起时落。革命压倒了建设。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党的理论形态主要体现为毛泽东晚年的哲学思想，其特征之一是夸大人的主观能动性作用，有唯意志论倾向。在这种社会实践背景下，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学术化路径的探索也被迫中断了刚刚开始的正确方向，如张岱年在1950年代中期以后的近30年就失去了创造“综合创新”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的学术研究条件。尽管这样，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还是取得了一定的进步，毛泽东晚年哲学思想也不乏对调查研究、实事求是思想的重视和强调；一些党的理论工作者、广大哲学工作者也表达了富有创见的思想，如高清海在1950年代就提出反思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哲学教科书体系。
第四个时期，1978年至今。“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大讨论开启了中国改革开放滚滚向前的车轮，也迎来了思想解放、理论创新的春天，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步入了一个新阶段，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党的理论化路径和学术化路径不仅分明地各司其职而且互促互动。
这一时期，改革开放，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由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实践推动着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步入新阶段，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百花齐放，多角度、多层面、多视域，各有侧重、互相补充，兼容并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不论是党的理论化路径还是学术化路径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理论高度。
通过党的理论化路径而生成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党的理论形态是邓小平哲学思想、“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蕴含的哲学思想。邓小平哲学思想是在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的条件下，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和当代中国社会现实的创造性整合，是毛泽东哲学思想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继承和发展，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新阶段，它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第二次飞跃。从内容上看，邓小平哲学思想实现了从革命到发展的主题转换；重新确立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并增添了新的内容；在“实践标准”的基础上提出“生产力标准”和“三个有利于标准”，在认识论和价值论上作出了新的理论突破；创造性地将唯物辩证法运用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的一系列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的分析与判断；将生产力理论置于唯物史观的核心地位，创造性地解答了社会主义本质等一系列重大理论问题。从形式上看，邓小平哲学思想虽然没有一般哲学理论的思辨色彩，但自始至终都融贯着民族性与时代性、中国传统智慧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精髓，它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华民族的文化传统和中国社会现实更高程度、更加内在的有机结合，它标志着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新高度。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共中央领导集体和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第四代中央领导集体对我国现代化建设和党的建设的现实状况进行了大量深入的调查研究，对世界各国政党兴衰成败的经验教训进行了深刻的分析总结，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等，其中所蕴含的哲学思想开创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新境界。
这一时期，党的理论工作者和广大哲学工作者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从学术反思的角度进行了再认识、再思考、再探索，即继承、弘扬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历史上的成功之处，又正视、克服它在历史上的局限之点，提出了构建中国化和个性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的新课题，以体现新的时代精神和民族精神。这是这一时期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学术化路径的主要内容，其突出成果是“智慧说”体系。
中国哲学史家和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冯契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文化传统相结合，形成互补共生，渗入中国文化的肌体，才能在中国真正地久生久长，创造出体系化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他说：“我是从马克思主义走过来的，我个人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已经和中国传统结合了，因此不能越过它（指两者的结合），而只能经过它，才能前进，照我想，马克思主义再不会是变相的经学，真正要搞理论，需要自开生面，说自己的话。”[6](p.100)他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他在20世纪80年代完成的《智慧说三篇》——《认识世界和认识自己》、《逻辑思维的辩证法》、《人的自由和真善美》，建构了一个中国化和个性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 “智慧说不同于流行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它有自己的哲学观和宗旨，有自己的范畴和体系，有体现作者人格的鲜明个性，它在许多方面有自己独到的见解。它是马克思主义的，又是地地道道的中国的。我们有理由把它视为当代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或当代中国哲学的新形态。”“是专业哲学家建构的第一个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逻辑体系。”[7]冯契的智慧说是近30年间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最具代表性的体系建构，也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在新时期创造性发展的一个具体体现。
三、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路径解析的意义
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路径解析是相对的。实际上，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具体过程中二者是一个过程的两个方面，是相互渗透、相互促进的，辩证具体地统一于中国的社会历史实践。历史证明，在救亡图存的危难时期，在科学与民主的思想启蒙时期，中国进步知识分子都不可能置身事外搞学术，不可能脱离民族生存的现实而单纯地走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学术化路径。党的理论工作者和广大哲学工作者能够并可以积极参与党的理论化路径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党的理论形态的形成和发展做出自己的贡献，通过党的理论化路径而生成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党的理论形态也包含着通过学术化路径而生成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学术形态的某些内容。毛泽东哲学思想首先是和主要是党的理论形态，但同时毛泽东的《矛盾论》和《实践论》也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学术形态的光辉典范党的理论化路径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为学术化路径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提供思维方向、思想方法、实践经验和社会环境，推动着学术化路径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繁荣而健康地发展。作为通过党的理论化路径而生成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成果，毛泽东哲学思想的集中体现《矛盾论》和《实践论》，开启了从本体论和认识论的角度探索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思维模式，直到今天，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界的诸多理论论争，如物质一元论和实践一元论、构建当代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态的体系与方法等，都具有重大的启迪作用。
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路径解析的意义在于：
第一，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路径解析有助于全面地把握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内涵。通过这种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路径解析，把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分为通过党的理论化路径而生成的党的理论形态和通过学术化路径而生成的学术形态，从新的视角看问题，就会得出符合实际的结论：不仅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离不开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传播，而且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传播本来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一个具体环节和内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是一个多方面工作构成的系统工程，它是由党的理论工作者和广大哲学工作者以多种方式参与的，这里绝不仅仅是党的领袖人物的工作专区。
第二，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路径解析有助于全面地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党的理论化路径是成功的，形成了毛泽东哲学思想、邓小平哲学思想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蕴含的哲学思想等成果，不仅成功地回答和解决了如何实现中化民族的独立和解放，如何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的一系列根本问题，而且还初步回答了如何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一系列根本问题。相对而言，虽然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学术化路径也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不同时期取得了一定意义的成就，但还十分滞后，很难说，它已经实现了一次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如哲学教科书体系改革从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呼吁并努力了20多年，但是，通过学术化路径而生成的新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态和新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体系仍然在孕育之中。然而，不仅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学术化路径是滞后的，而且，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的结合还是初步的，还需要不断深化和探索，同时，客观实际日新月异，国际国内形势正在发生着新的变化，新形势、新情况、新问题、新实践，要求不断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社会实践新的结合，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党的理论化路径仍然任重道远。因此，如何使马克思主义哲学融入中国哲学与文化，从而根植于中国独特的文化土壤，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和中国哲学的现代化，建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当代中国体系形态，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党的理论化路径的进程，成为党的理论工作者和广大哲学工作者应该自觉承担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学术化路径的历史使命。
第三，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路径解析有助于拓宽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研究的理论视野，加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理论自觉。理论的自觉就是要反思，全面地反思。不仅要深入研究毛泽东哲学思想、邓小平哲学思想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及科学发展观蕴含的哲学思想等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党的理论形态的标志性成果，探讨和明确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前进方向，而且，要全面总结作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党的理论形态形成和发展基础的党的理论工作者和广大哲学工作者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理论贡献，不仅要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问题研究的聚焦点锁定在中国的具体实践，而且要把诸如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理论根据、曲折历程、现实问题、未来走向等这些极其重要的问题纳入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研究的理论视野，加强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方法论自觉。
第四，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路径解析有助于正确地处理马克思主义哲学内部学术和政治的关系。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区分为党的理论化路径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和学术化路径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不是为了分裂二者，而是为了整合二者，摆正二者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具体进程中的位置。一方面，政治为学术提供环境，但不能代替学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党的理论化路径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学术化路径提供思维方向、思想方法、实践经验和社会环境，不能用政治的权威性和政治原则不适当地干预正常的学术研究和学术争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党的理论化路径应该把学术化路径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学术形态视为思想仓库和发源地，学术形态越有成就，思想资源就越丰富，从而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党的理论化路径及党的理论形态的生成就越具有广阔的选择空间；另一方面，学术不是价值中立的，学术服务于政治，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学术化路径应有明确而强烈的问题意识，有预设和前瞻的能力，充分发挥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践反思和批判功能。如艾思奇在《认识客观规律，鼓足革命干劲》中及时地从哲学高度对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特别是“大跃进”运动中出现的主观主义、唯意志论等错误思想进行了分析与批评，论述了客观规律与主观能动性、迷信与科学、人民群众力量的无限和有限等的辩证关系问题，提出“既要深信人民群众力量的无穷无尽，又要注意到人民群众力量的有穷有尽方面”、“冲天的干劲一定要与实事求是的精神结合起来”等重要观点。需要指出的是，虽然哲学都具有反思的本性和功能，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党的理论化路径也会自我反思，但由于它担负着为革命和建设的实践提供世界观和方法论并进而化为路线、方针、政策的历史任务，而且，这种任务总是当下的，迫切的，也就是说，他除了担当理论的功能，还担当意识形态的政治的功能，因此，反思、充实、丰富和完善的工作更多地必须由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学术化路径来担当。
①参见安启念：《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参考文献]
[1]毛泽东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2]李大钊文集(第3卷) [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9．
[3]冯契文集(第7卷) [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
[4]李达文集(第1卷) [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
[5]张岱年全集(第1卷) [M]．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96．
[6]冯契文集(第1卷) [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
[7]许全兴．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新突破——读冯契的“智慧说”[J]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5，(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