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晓松 《郑晓松副研究员任职演讲及吴晓江副研究员的点评》

作者:发布时间:2009-05-13浏览次数:176

各位老师,非常高兴有这样一个机会把自己的科研情况向大家作一个汇报,这两个星期,我通过写这个讲稿,也把自己以前的科研进行了系统化的梳理。我是05年七月博士毕业后进我们哲学所的,同年9月评上助理研究员。0711月评上副研究员。博士到现在,我主要从事技术哲学方面的研究,这其中,思考的一个中心问题是“技术的合理性问题”,前后发表的一系列论文比如《技术原罪》、《从技术滥用到技术合理化》、《文化哲学视域中的技术》等等,还有博士论文《技术与合理化:哈贝马斯技术哲学研究》应该说都与这个中心问题相关联。当然也承认,研究这一问题可能最初并不是出自一个理性的学术规划,而只是一个科研的潜意识行为。今天,我讲的题目是《技术合理性的哲学语境》,也算是对过去的一个回顾总结吧。

一、问题的缘起。众所周知,在当今这样一个“技术时代”,技术、社会已经高度一体化,技术带给人类社会的好处勿庸置疑,无需赘述;而消极后果也是很明显的,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生态危机;二是人的“沉沦”,用雅斯贝斯在《时代的精神状况》(王德峰译,上译文97版)中的话说就是“在机器眼前的人只专注于直接的目标,无暇也无兴趣去整个地思考生活”;第三个消极方面是导致了社会的技术化,社会的技术化主要有两个层面的含义:一是形上层面的古典主义的那种“技术与实践”严格区分没有了,社会实践被技术意识所消解,二是形而下层面的,激进的技术自主论者如埃吕尔就认为,当今社会中所有的一切都出自于技术,为技术而存在,政治、经济、伦理等社会因素都从属于技术发展的逻辑和目标,被动地接受技术的规则和方式。关于如何解决技术给人类社会带来的负面影响,通行的有三种看法:一是以罗马俱乐部为代表的悲观派,在他们看来,技术是万恶之源,唯一解决的办法是限制甚至停止发展科学技术;二是乐观派,乐观派思潮的鼻祖是F培根,在当代的主要理论代表有:卡恩的“大过渡理论”、丹尼斯·贝尔的“后工业社会”理论、奈斯比特的“信息社会”理论、托夫勒的“第三次浪潮”理论等等。他们认为,科学技术是万能的,科技的进步和革命可以最终妥善解决各种问题和矛盾。第三种是技术中立说,这种观点认为,技术本身无所谓好坏,与人类价值无关,它只是一种工具而已,当今社会技术所导致的全球性问题是人类不恰当地使用技术的结果,这种观念非常有市场,特别在社会公众中。

讨论技术的积极影响和消极后果,从技术哲学上讲,本质上是涉及到技术的合理性问题。从另一层面讲正如科学的划界和科学的合理性是科学哲学的基本问题一样,从哲学层面讨论技术的合理性,同样是技术哲学这门学科一个很重要的原则性问题。但是,仅仅象以上三种观点从社会和伦理的角度是还无法体现哲学的视角。要引入哲学的维度,逻辑上首先要摒弃技术工具论和技术价值中立说,我认为,技术与生俱来就有一种潜在的危害性,我们今天所面临的全球性问题实质上是技术内在的类似于原罪性质的潜在危害性的外化表现形式而已。汽车污染空气,并不是我们不恰当的使用了汽车,无论多么高明的车手多么正确的驾驶汽车,只要它是以燃油为动力,那总会产生污染,这就意味着,污染空气这个危害性内在于燃油车这项工艺技术之中。技术具有内在危害性,这一点在古希腊神话中就有暗示,普罗米修斯从奥林波斯山盗来了火带给人间,但因此被宙斯锁在高在索的悬崖上,每天被鹰啄食。这个故事告诉我们:宙斯之所以要严惩普罗米修斯,除了“火”具有宗教上的神圣性外,还有另一个层面的喻义,就是火作为人类先古历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技术发明,它既可以帮助早期人类照亮黑夜、驱赶猛兽和烤熟食物,但同是它也会灼伤皮肤、引起森林大火以至危害人类本身。因此,宙斯还担心人类能否玩转得“火”这种技术,会不会玩火自焚,所以他要处罚盗火者普罗米修斯。可见,自有技术发明起,人类的先哲就意识到技术的内在危害性,这也是为什么远古时代的技术都具有一定的神秘性、人类对技术有一种恐惧感的原因:在人类早期,掌握了某种技术的人往往最终成为巫师甚至部落的领袖。在欧洲,这种观念一直到中世纪都有很深的影响,在古代中国,“技”和“术”关联在一起,可能也有这方面的原因,比如在中国技术史上一个很重要的技术活动——炼丹术和炼金术,既是一种技术工艺,更具有宗教神秘色彩。对此,莱斯在《自然的控制》(岳长龄译,重庆出版社93版)一书中明确指出:“在某些文化中冶金活动的一定过程,比如熔炼操作,要求人的祭献。在欧洲直到中世纪末,新矿的开采总是伴有宗教仪式。……各种金属工具的发明和创造总是带有巫术和神祗的色彩,而其创造者也常被当作巫术师。”但是,随着文艺复兴,特别是近代科学革命之后,通过启蒙运动,科学开始成为西方文化的主向度;作为对近代科学知识的社会运用,第一次工业革命取得了空前成功,极大的改变了人类社会的面貌;19世纪(以内燃机、发电机、电动机等电气设备的发明为主要标志)的第二次技术革命和20世纪下半叶以来(以信息技术和生物技术为核心)的第三次技术革命,使人类掌握和控制技术的能力空前提高,但同时也遗忘了技术的内在危害性和神秘性,更不要提对技术的恐惧感。

二、关于技术和合理性这两个概念。“什么是技术”这是一个非常复杂很难说清楚的问题。维基百科在“技术”词条中的第一句话就是“不论何种文化,技术都是个很难懂的词”,从《不列颠百科全局》到各个学者的论述,关于技术的定义非常之多,不胜枚举。但是概括起来,主要有三种视角:一是知识论的视角,即技术作为对科学的社会运用,它是一种知识或者知识体系;二是工具主义的视角,技术仅仅是改变或控制对象的工具和手段;三是技术活动论,即技术是人类一种有目的的活动。应当说,这三种视角都有其合理性,但严格来讲它们都不是关于技术本质的哲学思考。在这方面,海德格尔无疑是最具开创性的。海德格尔对技术的讨论主要集中于《技术的追问》。在该文中,海德格尔首先批评了关于技术的工具论和行动观两种流行的观念,在他看来,这两种观念充其量只是正确的解释而不是真实的解释,因为它们只是局限于“与物符合”的知识论,即仍然局限在主客二分的主体哲学框架中理解技术,紧接着,他从亚里士多德的四因说入手,以祭祀用的银盘为例,指出,技术的本质发生于把四种招致方式(即四种原因)先行地统摄在一起的“产出”过程之中,而“产出”就是“从遮蔽状态而来进入无蔽状态中而带出”,即在遮蔽者的解蔽也就是在真理的澄明过程中,产出才发生。所以他说:“技术是一种解蔽方式。技术乃是在解蔽和无蔽状态的发生领域中,即真理的发生领域中成其本质的。”(海德格尔选集下,932)现代技术也是一种解蔽,只不过是促逼的解蔽,即把自然当作持存物去摆置和订造,海德格尔用“座架”一词来概括现代技术的这些本质。海德格尔的论述晦涩难懂,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即对技术本质的哲学思考,必须回到事情的本来状态,和真理问题联系起来理解。基于海德格尔的这些思想,我的看法是,技术是人类特有的在世方式,所谓的“在世”,是指与自然、社会、他人以及宗教、伦理和文化等形而上的东西发生关联,技术的哲学本质产生于这些多维关系的意义域中。所以,技术完全不同于技术制造物,尽管技术制造物是这些关系的物质形态的中介物,但它本身并不对这些关系的意义域的产生决定性的作用,它只是其物质载体而已,因而也就无涉于技术的本质。比如,我们不能说:无线通信技术就是手机。只有当我们用手机同远方的亲人通话时,以手机为中介的无线通信技术才得以呈现出来。

合理性主要是一个社会学层面的范畴,它强调的是某种既定的社会行为具有明确的理智要求和指向,这种行为完全排除了情绪化因素的影响和约定俗成的习惯的支配。从学理上讲,马克斯韦伯是明确提出合理性概念并系统论述资本主义社会合理化的第一人,在《经济与社会》上卷中,他提出了两种合理性的社会行为:一是目的合乎理性;二是价值合乎理性,伦理的、美学的、宗教的甚至其它不管实际功效的纯粹信仰,都属于价值合理性。韦伯实现了合理性概念的去“黑格尔化”,完全立足于社会学的角度理解和诠释合理性,他甚至把人类的宗教信仰、艺术审美和伦理观念都社会学化了。在韦伯的合理性理论的基础上,哈贝马斯提出了“交往合理性”概念,他说:“交往合理性概念包含三个层面:第一认识主体与事件的或事实的世界的关系;第二,在一个行为社会世界中,处于互动中的实践主体与其他主体的关系;第三,一个成熟而痛苦的主体(费尔巴哈意义上的)与其自身的内在本质、自身的主体性、他者的主体性的关系。”(陈学明主编,通向理解之路:哈贝马斯论交往)他还进一步指出,根源于生活世界的言语是实现交往合理性的唯一途径。韦伯和哈贝马斯的合理性理论为我们理解技术的合理性提供了重要的思想资源。

三、技术合理性的基本模型。

从上面两节的分析不难看出,仅仅从社会学层面把技术当作一种目的合理性来理解是不够的,一种技术行为的发生,并不仅仅与物、人和社会发生关系,还可能与一些形而上的抽象精神观念比如宗教信条、伦理规范等相关联,因而相应地也要从这些角度评价其合理性。基于此,我们可以根据技术行为与不同层次的对象发生关系的特有方式建构起技术合理性的基本模型,如下图所示:

 

 

 

 

 

 

 

 


  

 

 

 

 

 

 

第一层面也就是最里面一层(A)是“启示的合理性”:体现的是与宗教、巫术等神秘东西的关系,在古代技术特别是人类早期的技术活动中,表现得非常明显,而在当代,已经慢慢消退了,但依然存在着,只有当技术活动直接与宗教信条相冲突时才会反衬出来;紧接着是第二个层面(B)的合理性是“价值的合理性”,体现的是与抽象的精神观念(如文化、历史和伦理等)之间的关系;第三层(C)是商谈的合理性”,体现的是与他人打交道的关系,这一层面的合理性在今天“大技术”与工程活动中非常明显,一项大的技术或者工程的顺利实施,是各个不同技术分工之间相互沟通、相互协作的结果;第四层(D)是“现实的合理性”,体现的是与社会系统的各个现实层面比如经济、政治等等的关系;第五层(E)也就是最外面一层是“工具的合理性”,体现的是与物打交道的方式。人类的技术发展到今天,靠里层的合理性不断逐级减弱甚至呈隐性状态,而最外的则越来越明显和强势。

四、不同历史时期的技术只有不同的合理性维度。通常认为,古代技术上溯石器时代,下至18世纪中期的近代工业革命。在古代社会,技术是人们在日常生活中积累的一种前理论的经验性技能,没有科学理论的支撑,不包含对科学知识的运用,直接和个体的生活体验、经验直观联系在一起。在古代技术活动中,人并不是仅仅把自然当作现成的、固定的物,而更多的是作为一种交往着的对象,因而技术活动在古人那里,往往和艺术、宗教联系在一起,因而具有一定的神秘性。乔治·巴萨拉在《技术发展简史》(周光发译,复旦出版社)指出:“罗盘最初是以神物的面目出现的,或者说它是一种天然磁石制成的、能预卜凶吉的器具。”所以,古代技术主要侧重于“启示的合理性”和“价值的合理性”;现代意义上的技术正式进入人类历史以18世纪末开始的工业革命为起点,下迄20世纪30年代。现代技术是对近代科学成果的应用,很大程度上是物化了的科学知识,现代技术本质上是人类控制自然的工具,它完全按照实验室里筹划好了的方案与对象物打交道,这就意味着,在现代技术活动中,人与物之间的关系完全是按既定的、控制好了的模式进行的,而属于个体的独特的东西在此过程中完全失去了意义,因而剔除了个体经验和神秘色彩,所以,现代技术主要侧重于“工具的合理性”;当代技术的是指20世纪40年代开始的以计算机信息技术和生物技术为核心的高新技术群体。当代技术已经成为社会的基本生活方式。人们的日常衣、食、住、行、交通、通讯、健康甚至政治、经济和文化,都深深打上了技术的烙印。当代技术把现代技术的控制本性推向极致,它不仅是对自然物的控制,而且还实现了对社会的控制;除了控制性外,当代技术还具有完全不同于现代技术的特点:一是自主性,技术的自主性就是技术的发展最终依赖技术自身内在逻辑和自主功能,而并不取决于新的科学知识的出现,政治、经济、伦理等因素对技术的影响甚微;二是科学技术化的趋势越来越明显,在近代,科学与技术之间还有着明显的鸿沟,技术仅仅是对已有科学知识的一种社会运用,但是在当代却完全不同了,科学和技术已经高度一体化了,科学研究越来越依赖甚至取决于仪器、工具等技术手段;三是全球化,严格来讲,现代技术只是欧美人的专利,在欧洲和美国之外难觅踪迹,但是当代技术却超越了不同民族、国家、宗教和文化价值观念,成为一个全球性的现象。所有国家都进入到了技术体系之中,都能创造、接受、分享和发展技术。更重要的是,跨国之间的技术合作越来越多,最典型的比如国际空间站、人类基因组图的绘制等等。从当代技术的这些特点不难理解,在当今社会,技术不仅指涉着自然物,而且与社会系统有着密切的关系,此外,由于当代技术的协作性和全球化的特点,它还涉及到不同技术分工之间的协作和不同文化中的交流,所以,当代技术不仅侧重于“工具的合理性”和“现实的合理性”,还具有商谈合理性的维度。

五、从哲学语境理解技术合理性的现实意义。

1、尽管从哲学语境讨论技术的合理性并不能具体解决技术所导致的问题,但可以更全面、更深入地理解和评价当代技术,并保持对技术扩张特别是技术滥用的批判张力;

2、为我们合理地评价、规范当代技术的一些最新成果比如干细胞技术、克隆技术等提供一个理论上的参照系,这就意味着,尽管干细胞技术、克隆技术对治疗疾病等有很大的帮助,但这仅仅是工具和现实层面的合理性,它必须还要符合伦理和宗教上的合理性;

3、可以为我们正确对待古代技术比如中医提供一些启发。“中医是否科学”的问题一直受到科技哲学及相关学科甚至社会公众的关注,其实这个问题的提出本身就有问题,主要就是立足于知识论,对科学与技术不加区分。中医不符合近代科学的基本规范,比如,它不进行科学实验、没有定量分析和数学上的演算,这是不证自明的,但作为古代技术,它在价值、文化甚至实际的功效即工具性方面,具有合理性同样是不容置疑的。

谢谢大家。

 

【吴晓江副研究员的点评】  该演讲题目很有理论意义,抓到了当前技术哲学发展的一个前沿性问题,即技术进步的评价标准应当是什么?技术创新的价值目标是什么?这对于如何使科学家、工程师更自觉地担负起防止技术滥用的社会责任,如何完善技术的社会规范和技术研发应用的政策和法规,具有现实意义。所谓技术合理性,就是要合科学之理,合生态环境之理,合人类社会进步之理。技术追求的效率和速度的价值目标如何与技术人性化、安全性、经济性的价值目标相协调,全球化时代技术的通用化、标准化如何与技术的地域化、个性化相协调,技术评估以及工程评估中涉及经济、生态、法律、伦理、文化、政治、民族政策、宗教政策等诸方面的不同评价如何相协调,这些关系到技术合理性基本问题的研究在演讲中似乎不够突出、鲜明,甚至缺位。该演讲如果能选择若干典型个案加以实证性的分析研究,也许能更充实地、更有新意地表述技术合理性理论观点。既面向国外文献理论,又面向国内现实问题,也许是当前发展中国特色技术哲学不可忽略的“两面观”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