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元 《李元副研究员的任职演讲及王才勇研究员的点评》

“五月风暴”的哲学遗产

1968年5月至6月，法国巴黎爆发了大规模的学生运动，并引发法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工人罢工。“五月风暴”的影响波及德国、意大利、波兰、美国、拉美，其在哲学、政治、法律、文化等领域的精神遗产渗透整个西方国家。由于“五月风暴”中显示的复杂人性及其社会问题，它已化繁为简成为法国的一种历史符号，法国人甚至直接称其为“68”或“68年5月”。在法国，社会各界至今对其褒贬不一。2008年出版了三本书，它们分别是《忘记68》（Forget 68,Daniel Cohn-Bendit ,2008）、《反对68的思想》(la Pensée anti-68，Serge Audier,2008)，《不属于任何人的事件》（Unévénement qui n’ aqqartient à personne,Jean-Pierre le Goff,2008 ）。“五月风暴”的精神遗产究竟何在？究竟谁有资格继承1968年五月的精神遗产？

目前法国哲学界开展的理论与方法论革命，始终以对人的历史命运及其文化的讨论为中心，显示出法国理论界对“五月风暴”与人的本性及其生存状态的高度重视。中国理论界对“五月风暴”遗产的哲学思考，依托哲学范畴及对21世纪现代科技社会中价值生存方式选择原则的创新，对社会文化制度施加影响。

一、问题缘起

“五月风暴”导致的文化相对主义，至今仍是法国社会的严重问题。相对主义的出现伴随反对客观主义和理性主义传统认识论的两大问题：一是认识主体与认识客体的关系；二是认识主体与其他认识主体的关系。相对主义既反对认识客体对于认识主体的决定作用；又反对认识主体之间存在的某种程度共识。它具有两个基本特征：1、提倡人、我的不同，鼓励排它态度；2、不鼓励价值交流，甚至主张极端的集权化思想。相对主义摧毁了绝对性的观念，最终也使它本身走向毁灭。

文化相对主义的深刻思想根源在于经济自由主义至上的自由主义。简单回顾一下20世纪的自由主义者代表，从伯林（Isaiah Berlin）划分“积极与消极的” 两种自由观，哈耶克（Friedrich A. Hayek）保障人自由的“自然秩序”、诺齐克（Robert Nozick）对古典自由主义的恢复到罗尔斯（John Rawls）对自由与正义的论述，这些自由主义的代表，试图用一种貌似历史主义的观点挽救自由主义，但是论证的结局都以其内在逻辑的矛盾而告终。罗尔斯《正义论》（1971年）到《政治的自由主义》（1993年）的修正，说明了其解决方案本身所遭受到的自由主义内部的强烈反对。约翰·格雷（John Gray）的《后自由主义》（1993）更是宣告了自由主义的不幸。  

对于20世纪法国国家权力的扩张和福利国家的膨胀等现象而言，自由主义者选择了一种貌似历史主义的观点挽救自由主义中的普遍主义原则。但是就历史主义观点本身而言，自由也绝不是在任何条件下都将具有文化优越感。在某种特殊时期，自由很可能让位于其他更重要的机制，而不是历史中无条件的最高原则。即使自由主义者认为自由度大小与社会发展水平成正比，但也很难反过来说，自由度越大越有利于社会进步与发展。因此，个人主义和文化相对主义的恶果之一便是把自由狭隘地理解为思辨哲学的先验原则，最终也使这种先验自由走向解体。这几乎成为所有自由主义的必然宿命。

归根结底，这是由于自由主义没有处理好以下三个哲学基本问题：一是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的关系问题，这是一个涉及普遍性与特殊性、个人与社会的群己关系问题；二是看待个人与社会关系在于个人具体的生存状态和生存处境，个体主义和文化相对主义并非关于自由的先验原则，“五月风暴”正是在一个特殊历史时刻撕裂了自由主义的缺陷和弊端；三是虽然自由主义对个体自由提供了现代法律原则和制度规范，但是这些原则无法对知识之外的、涉及人类生存价值、个体人生意义、全球化中价值生存方式领域的价值冲突问题提供审慎的价值选择原则。

二、三种 “反抗”（Revolt）形式

从安东尼·吉登斯（Anthony Giddens）的“解放政治”向“生活政治”（1991年）的过渡中，对当代社会日常生活方式的审慎反抗，使“反抗”与“暴力”成为后现代主义革命时代中一个极具人本主义价值的核心问题。纵观人类历史和政治实践，非审慎的态度可以粗略地划分为三种基本类型（之所以说是粗略，源于反抗类型并非具有绝对性），其中无一幸免地遭到暴力的滥用，即原始的反抗、形而上学的反抗与历史的反抗。

所谓原始的反抗，就是指杀戮，这种反抗形式通常与恐怖主义相联系。反思现代科技社会异化现象而引发的暴力冲突，是最为血腥和恐怖的反抗形式以结束一个生命个体换取另一个生命个体的消亡，因此它也最原始，其结局必然是个体生命与现代社会同归于尽的绝对否定。已成为国际社会普遍谴责的反社会行为。

所谓形而上的反抗，指的是人反抗自己的异化命运，其矛头直指技术本身，将其视为恶的源头，但它最终陷入否定一切的绝对否定之中。原因在于，形而上学的反抗与原始的反抗和虚无主义直接相关，根源于对传统本体论（Ontology）及其思维方式的拒绝。虚无主义多与权力意志、法律和政治意识形态相关，可以分为政治虚无主义和历史虚无主义。政治虚无主义可以追溯到19世纪为推翻沙皇俄国的专制统治的革命运动。从现代革命的标准看，当时的革命多数是以劣质炸弹为工具的恐怖主义行动；历史虚无主义则否定革命、告别革命，认为革命在历史中没有积极意义。放弃对世界绝对必然性的追逐，对现代科技作形而上的虚无处理，根本上是一种怀疑主义的价值观，结果使本体论走向解体的同时，自身也走向毁灭。

历史的反抗指的是价值意义上的反抗，认为历史价值绝对有效，为达目的不择手段，最终使人类对自身生存境遇的反抗成为你死我活的暴力而失去自由的本真之意。进入历史的反抗，一旦从纯粹心灵的反抗进入现实社会历史实践领域，价值对立、冲突就不可避免，非审慎的反抗就会产生单纯暴力和反社会的终极破坏力量，国家恐怖主义就是例证。权力如果不加以限制就会滥用，就使得绝对否定力量与国家机器结合而制造出杀戮的借口。

 “五月风暴”之所以拨动我们心绪，在于一种历史中 “审慎的反抗”原则。审慎的反抗，意味着拒绝非人化、拒绝形而上的否定。这种反抗精神包含和谐应有的妥协与合作之意，提醒从人的基本生存状况开始，变通人类自身的生活环境，使自然与人获得和谐共存，不同价值观得以差异性共存。

“审慎的反抗”态度在否定历史不义的同时也包含了肯定的因素，是否定与肯定之间的平衡，这种平衡超越了虚无主义与相对主义，使其不至于坠入二元对立思维方式的窠臼，目的在于人类共同体自身和谐适度的共存。审慎的反抗具有以下两个特点：

审慎的反抗是人本主义价值生存方式的现实根据。反抗是人的价值生存方式，是人生的意义，具有人本主义的超越精神。人对意义的体会蕴涵在每一个人的现实生活之中，人如何与宇宙同心，就是要在现实生活世界中超越个体生命的局限。

选择什么手段才能够在真正意义上维护原初意义上的自由与正义？现代社会反对以极端的价值观和乌托邦的形式主义之名、以谋求“绝对自由”之名所进行的一切非理性的破坏行为和暴力滥用。尽管全球范围内仍然存在以社会政治意识形态操纵的“阶级”划分为名，使杀戮合法化和以任何政党或领袖独裁的名义对生命构成威胁甚至是破坏的行为，但在反抗的行为和反抗的思想中存在人类“共同性”的价值，即具有普遍意义的价值。人类面临共同的现代生存危险最终会使人们走到一起，致力于爱而不是相互排斥的价值观。这种和谐何以可能？人类的生存需要彼此支撑，离开了人类的互助性，只能沉溺于专制或奴役之中。因此人类对异化状态的理性自觉不仅体现在被压迫者反抗自身遭受压迫时的个体反抗，也包括自身没有受到压迫的人对于他者遭受压迫时感同身受的共同反抗，这是人本主义精神中具有互助性的类价值。反抗的目的在于捍卫人类始终应该捍卫的精神价值，例如人类的爱、人格的完整性、人类的正义、人类的尊严等。出发点是要他人“接受”而不是缘起于“怨恨”，最终归宿是使自己的人格被他人接受而不是征服另一种人格。中国的鲁迅先生也说过类似的名言，谣言是非在杀死别人的同时通常的结果都是同归于尽的。反抗原则恪守“拒绝屈辱而不要求屈辱他人”，使人成为“人”自身。它是创造的逻辑，是成为真正的、和谐的“人”的根本动力。具有价值生存方式原则的反抗真义正在于此。

审慎的反抗是既能对生活说“不”也能对生活说“是”的人类特殊思维能力。反抗是对虚无主义和滥用暴力的对抗。如果生理上的自杀消灭其肉体，那么哲学上的自杀则虚无其精神，它就像鸦片一样属于慢性自杀。它认为现实世界是荒谬和虚幻的，只有寄托来世，将肉身和生命的意义眅依天国，才能得以脱离苦海。这种精神状态在实践上表现为：看破红尘、无所作为、逃遁生活、消极避世。法国著名戏剧《卡利古拉》（Albert Camus,1944）中以古罗马暴君卡利古拉的命运为题材揭示了滥用暴力的以恶抗恶，其形而上的反抗最终必然超越自由的界限，而归于虚无主义的窠臼。卡利古拉遵循虚无主义的逻辑，装扮成命运，像疯子一样对周围的人滥用暴虐、任意杀戮。他的臣民最终揭竿而起，反抗自己的荒谬命运而不再胆小、慑于权势、安于现状，他们为了自由和生存幸福，与荒谬的社会、历史和政治进行反抗。

基于“审慎的反抗”态度，反抗需要反思暴力，目标直指三个：（1）对待人的非人化；（2）造成人生存条件非公正的先验性；（3）政治思维方式。具体来说：

第一、避免对待人的非人化暴力。对待人的非人化或法西斯主义是一种不尊重生命的暴力。反抗激励生命而非消耗和否定生命的暴力滥用，帮助人们摆脱现状而不是苟且偷生地逆来顺受。反抗首先意味着对自己身上某种东西认为“值得……”价值的认可和自信。因此它同时是具有肯定和否定意涵在内的反抗；反抗是对他人或自己的超越，而不是出于单方面地对他人的完全否定。反抗不是征服，而是要人接受。反抗原则上仅限于拒绝屈辱，而并不要求屈辱他人。只要其人格得到尊重，它甚至愿意尝受痛苦；反抗超越了塞勒所谓的一方绝对压倒另一方的“怨恨”或“征服”。反抗为走出神的世界的人们提供了价值判断和行动准则，使狂热中的人们摆脱盲目、虚无和孤独的个体角色而成为“日常生活的革命”基础。

第二、避免将生存状态做形而上学的非公正话语暴力。对这个先验性思维方式的检讨，马克思早在《的意志意识形态》中就对德国先验性思辨哲学进行过论述。后现代哲学家福柯进一步对话语的先验形式与权利关系进行过深入分析。在我们生活的“后现代主义革命”时代，每一个尊重个人认同的找寻及个体命运定位的私人体验，都变成了一种对待非公正的形而上学先验性的主要颠覆性力量。对非公正话语暴力的拒绝需要恢复马克思主义的感性原则，用个体生活处境作为一种向非公正生存条件挑战的新方式。其目标就是要用生活方式本身作为反抗形而上学的一种手段，而不是把生活中具有普遍性的东西视为先验性原则顶礼膜拜。

第三、避免政治思维中暴力的思维方式。暴力是对现实只会说“不”的虚无主义思维方式。暴力一旦在历史过程中出现就可能走向暴力滥用，暴力滥用的巨大颠覆力量源于“恨”而不是“爱”，源于占有和剥夺对方的强烈欲望，这就有可能导致无度的暴行和罪恶，最终由“反抗”出发却走向了反抗的反面，即“滥用暴力”。暴力滥用在推翻敌人的同时推翻自身。他们打着反对不合理的旗号进入历史之中，但是随即高呼历史毫无意义。无意义的历史就是虚无，虚无的结果是要么制造一个上帝，以牺牲现实的人为代价；要么把人塑造为上帝，拥有对他人的生杀予夺的绝对暴力。

三、反抗者

 “五月风暴”的历史证明：反抗的目的并非要完成对外部世界的掠夺和对他者的“征服”，而是坚持反抗中肯定的否定。反抗是有界限的，坚持和谐适度的审慎反抗原则，才能为“人”自身的权利和内在的“价值完整”而抗争。避免历史中非审慎的反抗而走向人本主义的反面，关键在于反抗者。

反抗者是既说“不”又说“是”的人。康德在《历史理性批判文集》中曾经指出：“没有这种非社会性的而且是其本身确实是并不可爱的性质……人类的全部才智就会在一种美满的和谐、安逸与互亲互爱的阿迦底亚式的牧歌生活之中，永远被埋没在它们的胚胎里。人类若是也像他们所畜牧的羊群那样温顺，就难以为自己的生存创造出比自己的家畜所具有的更大的价值来了；他们便会填补不起来造化作为有理性的大自然为他们的目的而留下的空白。”“让我们感谢大自然之有这种不合群性，有这种竞相猜忌的虚荣心，有这种贪得无厌的占有欲和统治欲吧！没有这些东西，人道之中的全部优越的自然秉赋就会永远沉睡而得不到发展。”康德哲学对于启蒙运动、对于自然法学派思想的批判正是因为他看到了大自然是人类理性发展的手段而不是理性本身，而是人类在社会中的对抗性，即人的社会化倾向和孤立化倾向的对抗意义。反抗者的标志首先在于反抗同时具有否定意义的肯定前提，反抗是向人的荒谬生存方式说“不”，但是反抗者之所以能说“不”，意味着他已经说了“是”，这就赋予反抗以肯定意义。因此反抗者是否定和肯定的结合，绝非片面强调任何一方，这里加缪蕴含了“适度”原则的界限。没有任何一种命运是对人生命的惩罚，它们都是人的不同生存状态。对生活说“是”就是赋予世界以意义。

反抗者是人本真存在方式的体现。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经典作家们看来，生存危机是产生革命的基本原因。因为人们在生存问题上陷入绝境、当人们活不下去时，必将爆发出变革社会的巨大力量。正是革命表现出人对于历史中的不义与压迫的拒绝。反抗者是勇敢面对压迫、改变命运追求自由的被压迫者们，是对人的生存状况中不公正或非正义提出否定的人，强调否定绝非将否定的内涵趋于绝对化[①]。反抗并不是盲目的，它意味着界限。个体的反抗回到现实存在的“我”本身，回到和谐本身，才能有“我们”的存在。这决定了人类价值存在方式及其价值选择的原则所在。人类历史和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归根结底是人类自身追求全面自由发展的结果。历史的不断进步使人类对于自身本性的认识不断深化。人与动物在基因上的区别并不多，人类真正区别于其他物种的意义在于和谐的价值生存方式。走出人类困境的出路在于和谐适度精神的实践，是勇敢面对生存状况中非人限制，保全人类的“共存”而不是“共亡”的价值追求。

四、超越“五月风暴”

科学与哲学对世界所进行的一切试验和思考日益显示出和谐适度的意义：事物间要得其平衡，方可产生新的事物。辩证唯物主义原理告诉我们：事物之间的矛盾运动是事物的发展规律，同一性与斗争性是矛盾的两种根本属性，但同一性与斗争性对于事物发展的推动作用是结合在一起实现的，如果事物间缺乏具有多样化同一性的和谐，事物仍旧无法获得进步。古代中国的《国语·郑语》记录了公元前806年至770年之间的史伯与郑公论“和同”的论述：“夫和实生物，同则不继。以他平他谓之和，故能丰长而物归之”，即不同事物相互聚合并得其平衡，故而能产生新的事物。现代法国哲学家也表达出相似的观点：“量子论、相对论、测不准关系，都说明了世界的特点，其规模只有适中时才是可确定的现实。”[②]如何理解和谐适度，成为深入理解事物普遍联系和永恒发展的契机。“五月风暴”纷繁复杂的生存实践问题需要理论进一步深入：脱离和谐意义的生存状态，人的自由是否可能？

和谐的当代内涵离不开平衡、节制或适度，即科技与人文、世界与人生、社会与个人、个体与自我的全面和谐发展。和谐适度可以分为两个层面，一个是理念层面的，指的是一种精神追求、价值选择和奋斗目标，这种思维方向的代表人有柏拉图、康德以及新康德主义的弗莱堡学派等；另一个是操作层面的，指的是具体系统，例如机器运转、城市交通、心理状态、数学等式的，是经济系统的和谐、生态系统的、多极化的国际政治格局等系统的和谐适度，以帕森斯、涂尔干、韦伯和帕累托为代表的社会学功能派便属于此类。作为理念层面的和谐，它不能也不应该用亚里士多德为代表的传统形而上学下定义的研究方法提问，即“和谐适度是什么？”这只会使这个新的实践问题再次陷入传统形而上学的窠臼。“是什么”的提问方式仍旧没有摆脱亚里士多德为代表的传统哲学思维方式，因此解决途径也必然脱离不开传统形而上学的思维框架。对于“是什么”的理解既不是固定的也不是先验的，对人类生命的实践而言它永远是敞开的和动态变化的，因此我们更多地要追问“如何”的问题，即“和谐适度如何可能？”。提问方式的复杂性要求我们反思研究方法本身。现象学方法指出，暂时搁置矛盾对立的双方，“回到事情本身”，重新了解斗争性及其同一性之间的那个限度，是探索现代科技社会中人的本真存在方式不可缺少的一课。第一次世界大战使欧洲文明走入歧途的深刻原因正在于德意志意识形态对于文化多样化的同一性限度的误判，即“不了解或者完全不承认与人的本性密不可分的那个限度”[③]。

限度是和谐的第一价值。辩证唯物主义揭示出理论走向绝对不仅是无效的而且是暴力的。绝对的理论必然使其越过了合理的界限而使自身失去意义。“历史的辩证法并非永远在探讨捉摸不定的价值，它始终围绕着限度而展开”[④]。因此，社会主义制度中的市场经济如何走出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发展中的价值选择误区，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更为深入地去理解限度这个问题。限度是和谐的第一价值。限度就是明白、节制和进退有度。现代科技社会中人类的生存前提首先是需要明白人自身的限度，使人类行为有所节制；需要明白社会主义制度和市场经济体制之间的限度；需要明白作为理念意义的和谐精神与具体系统和谐的限度；需要人类在科技与文明、自然与历史、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个体与他人之间的不同生存状态中知晓进退。明白限度，就是要深入了解矛盾的斗争性，使同一性有的放矢，有条不紊。

审慎的适度原则是和谐价值的实现方式。审慎的适度原则，它一方面是哲学意义的生活态度，体现于自我对待他人、集体、社会科学与自然的德性伦理，另一方面它是一种体现伦理价值的思维方式。作为一种生活态度，早在古希腊，“适度”就是一个与伦理学的自律和节制原则相关的概念。例如，柏拉图在《国家篇》中把“适度”称为“自律之在”（Kreitto Hautou）或者“节制”(Sophrosyne)[⑤]。作为辩证思维方式的审慎适度原则并非矛盾的反面，适度诞生于矛盾，也只有通过矛盾的斗争性才能生存。“‘绝对’是无法达到之物……历史于是不再是崇拜的对象，而仅仅成为一种机会，审慎的反抗会使这个机会产生出丰硕的果实。”[⑥]和谐是中国传统文化精髓，是在纷繁复杂的矛盾中的求得变通的生存智慧，是对不同生存方式下矛盾具体条件和具体性质、主要方面和次要方面的平衡点。继承“五月风暴”的哲学遗产，必须思考在世界范围内的和谐问题，即如何探索一条适合每个国家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如何处理社会主义制度与市场经济的矛盾体现出对于社会主义本质及其属性的理解程度；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如何处理发展与稳定的关系。因此，适度原则就成为处理政治与哲学动态变化关系的理论根据。

尊重不同的生存状态是价值本身的意义所在。价值的意义在逻辑知识之外，无法用理性与非理性的概念的逻辑论证来证明。以人为本，尊重人的价值是现代社会的基本价值。它包括三个层面的基本含义：其一，人是多元价值的根基性价值；其二，人在多元价值选择间具有的价值优先性；其三，在多元社会中多元价值之间通过人达成共识。彼此兼容的具体价值认识者之间如何在行动上达成共识？这就是基于平等对话基础之上的现实生活本身。因此，伦理实践自身又包含着可进一步拓展的两个基本方面：希圣希贤和民主。希圣希贤意义上的伦理实践,强调个体的内在品格修养应当以这些基本价值精神为核心；民主制度意义上的伦理实践强调的则是平等对话、协商基础之上的多数决定制这一制度实践样式。《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关于“自主个人”和“真实集体”[⑦]互为前提的论述，《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有关人类历史从“人的依赖关系”经过“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到“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生产能力成为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⑧]的论述，都揭示了全球范围内人自由而全面发展的客观条件和历史趋势。人类历史和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归根结底是人类自身追求全面自由发展。现代科技的不断进步和改良使人类对于自身本性的认识不断深化。以人为本，尊重人的价值是现代社会的基本价值。它包括三个层面的基本含义：其一，人是多元价值的根基性价值；其二，人在多元价值选择间具有价值优先性；其三，在多元社会中多元价值之间通过人达成共识。彼此兼容的具体价值认识者之间如何在行动上达成共识？这就是基于平等对话基础之上的现实生活本身。因此，伦理实践自身又包含着可进一步拓展的两个基本方面：希圣希贤和民主。希圣希贤意义上的伦理实践,强调个体的内在品格修养应当以这些基本价值精神为核心；民主制度意义上的伦理实践强调的则是平等对话、协商基础之上的多数决定制这一制度实践样式。《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关于“自主个人”和“真实集体”[⑨]互为前提的论述，《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有关人类历史从“人的依赖关系”经过“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到“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生产能力成为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⑩]的论述，都揭示了全球范围内人自由而全面发展的客观条件和历史趋势。人类历史和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归根结底是人类自身追求全面自由发展。现代科技的不断进步和改良使人类对于自身本性的认识不断深化。

对日常生活本身的不同领会，实际地制约着人类在现代性中的处境和潜在的未来中进行的价值选择。从马克思感性活动的原则出发思考生活，哲学的创作题材应该来自人类自身及其生活遭受的苦辣酸甜。身处纷繁复杂的现代科技时代，哲学工作者更需要在既被虚无主义吸引又从内在反对虚无主义的思维方式的矛盾性中展开创新研究。这种创新研究不是对作为历史目的的最后的人、纯粹的人作先验思辨式的沉思，而应是对人的感性存在如何在异化中实现自身和扬弃自身的内在过程进行现象学式的描述，即描述在现代科技社会的现实中，人的对象性的本质力量和在其中不断生成的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实际的对抗及其必然消解的历史过程。现代科技社会中的和谐适度原则就为这样的过程提供了思维方式创新与超越的切入点。人类要在21世纪的世界共存下去，这不仅是与他者的共存，也是与自然、与现代科技的共存，这种共存的复杂状态需要我们具有开放变通的哲学思维方式，在差异中萌发共识，在和谐中追求创新。人类和谐价值理念下的生存境遇向我们再次展现出适度和谐原则对生命发展的重要意义，让生命尽可能获取自由的发展动力与可能。“五月风暴”的哲学遗产正是为人类走出21世纪现代科技社会生存困境提供了危机处理的方案。

 [王才勇研究员点评]对巴黎“五月风暴”这样一场影响深远的社会运动进行哲学反思是欧洲知识界近几年出现的一个新动向，该文对此项研究的切入不仅在国内属首创，而且还意味深远地融入了当今中国特有的意识形态视域。全文带有当今中国问题意识地提出了“审慎的反抗”和“超越五月风暴”的命题，清醒地体现了当今中国人文学者的时代使命。在对“五月风暴”的分析中如能更全面和到位地剖析这场运动的源起和意义，并进而就现代社会中的自由与反抗等问题展开深一层面的研讨，或许能使全文的学理支撑更加坚固，厚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