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锡蓉《当代中国价值观取向与核心价值体系建设》

内容提要：改革开放30年，中国人的价值观已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表现出传统价值得到激活、西方价值合理植入、主流价值观导向彰显的新取向，这些新取向是推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的良好条件。但核心价值体系建设是一个长时期努力、多方位着力的重大工程，需要全社会人员添砖加瓦。本文从核心价值体系建设的路径方面提出几个转化，即由内而外、由传统而当代、由规范到自觉等，通过这些转化，使核心价值体系深入社会心理，成为人们的自觉意识和自愿行为。

关键词：价值观  主流价值  核心价值  转化

当代中国价值观取向

中国改革开放30年，取得的巨大成就有目共睹。不可否认，这些成就的取得，“精神因素”作为内在推动力功不可没。而“精神因素”在作为推动力的同时，其自身也在不断提升和进步，并成为中国发展的成果和表征。作为精神因素的价值观，在30年的改革开放进程中，与作为物质因素的社会存在一起互动相长，如今，呈现出如下几方面取向：

第一，传统价值获得新的活力，在价值观的构建中发挥重要作用。每一次改革运动，几乎都首先伴随着对传统文化的冲击，包括对传统价值的否认。如西方启蒙运动以“天赋人权”口号反对传统的“君权神授”观点，以“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来否定贵族的等级特权，以“砸烂一切可耻的东西”来反对传统的制度和习俗；100多年前，尼采以一声断喝——“上帝死了”——震撼了欧洲，为破旧立新，他主张“重新估定一切价值”，从而成为后现代反对传统理性主义的开端；中国的新文化运动则以“打倒孔家店”、“欢迎德先生、赛先生”口号开启了反帝反封的五四革命运动；1980年代中国又以对传统文化的反思和批判助推了思想解放，促进了改革开放。正应了“矫枉过正”这句成语，可能必须“过正”，才能“矫枉”。但“矫枉”以后，随着改革或革命进程的深入，随着新价值的重建，传统价值又会得到重估，会在新价值的建构中获得重生的机会，重生不是重复，而是融进新价值中得以更新和发展。传统之所以成为传统，就在于它的能够传承，否则就只能是历史。

30年来，中国的传统价值在经受批判中得到选择，在肯定中得到更新。如今，我们看到：中国传统文化注重现世生活这一特征，在改革开放中得到了回归。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物质贫乏不是社会主义，精神空虚也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不仅要使人民物质生活丰富，而且要使人民精神生活充实。”[i][i]对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追求的正当性，开放和恢复了蕴藏在民众心理中的这种渴望和欲望，释放了这种追求的巨大能量。共同富裕，人的生存权、发展权，维权，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民族精神，文化凝聚力、文化生产力和文化软实力等新的文化价值观，迅速得到广大民众的广泛认同，使他们在世俗欲望根深柢固的同时，精神追求也如日中升。在精神追求中，我们发现，一部分传统价值已经融进了当今的价值观，如荣辱观里包括尚荣、知耻、修身等内容；诚信观上强调至诚、信用、践行等价值；互信、尊重、和平在安全观上得以体现；人本、感性、尺度在幸福观上得到肯定；还有财富观上的聚富、守财、创造等准则。这些传统价值观不仅融入到新的价值规范中，成为民众价值观的体现，也成为人们共同遵守的标准。同时，我们还看到，一些传统价值理念，也出现在政府的官方文件中，成为了当代中国社会发展和文化价值取向，如以人为本、小康社会、和谐社会、可持续发展、生态文明等等。我们还看到，80年代的“矫枉过正”后，有过一段时间的文化热，即对传统文化的评估和讨论，讨论的结果，是90年代后期兴起一直持续到现在的“国学热”。十年来，国学热已经从知识分子走向了普通百姓，国学院、国学“老板班”、国学公务员培训、国学俱乐部等，反映出国学不再限于“精英”而成为大众消费的精神食粮。从国学的传播方式来看，从大学校园走向了大众传媒，世纪讲坛、东方讲坛、报刊专版、普及读物，等等。一些大学老师也从三尺讲台走向了广阔的媒介，易中天、于丹、钱文忠等成为讲授传统文化的学界明星。而且，如前所说，一些传统价值理念进入到我们党和政府制定的正式文件以及企业校园的规章制度中，可以说是从体制外走向了体制内。同时，传统价值还走向了国外，孔子学院在世界许多国家兴办，全球祭孔活动的开展，都成为中华传统文化自信地面向世界的标志。传统价值成为了我们在开展文化外宣中的重要内容，成为中国软力量的有力体现。上述这些现象，说明中国人更为理性地看待文化、看待传统，并在发展中不断整合传统价值观，使之具有当代价值并继续在传承中发挥精神动力的作用。

第二，西方价值合理植入，增补与充实着中国的价值观。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开展，改革开放政策的实行，以及我国加入世贸组织并完成过渡期，西方的文化和思想、理论和价值与经济因素一起涌入国门。不可否认，伴随着经济全球化浪潮，进入中国的外来文化不免鱼龙混杂，良莠并进。但总的来说，外来文化进入中国有着相当积极的意义，尤其是对于那些适应市场经济的价值观念和价值标准，如平等观念、效率观念、竞争意识、代价和风险意识等，这些观念和意识逐步充实到中国人原有的和新生的价值观里，成为社会发展和人的发展的内在推动力。特别是随着我们改革开放的深入，进入到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的新的发展阶段，西方那些诸如重视生活质量，重视生态平衡，重视个性化，重视才能发挥的价值观，以及与之相应的生活方式和非功利的社会参与等等，都给中国人以深刻的思想影响和行为浸润，成为人们价值观的新内涵。我们看到，西方传入的一些观念和价值，既是对中国传统价值观的超越，也直接而深刻地影响了改革开放后人们的精神生活，有力地推动了中国价值观的更新和进步。这些观念包括人权、法治、治理、公平、正义、公民社会、全球伦理等等，这些观念有些是过去被忽视的，有的是过去被当作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受到批判的，这些观念由于深刻地体现着自由、平等、和谐、正义等人类社会的核心价值，当然地被处于发展进步的中国所接受。我们也看到，在如今我们的发展观中，有持续、协调、科学等核心内容；民主观中有透明、参与、监督等规定；分配观上强调公平、实效、伦理的原则；消费观则提倡理性、健康、自主等观念；就业观以计划、市场、和谐相统一；宗教观则表现为现代、多元、内化的方向。[ii][ii]这些价值观念中，不难看到我们对外来文化价值的汲取。我们还看到，即使是像一些诸如个人主义、功利主义、自由主义和理性主义这样一些颇受争议的观念，在改革开放初期，甚至一定程度上在今天，对于冲破长期在计划经济和命令经济下形成的僵化的集体观念、封闭的生活态度也有积极的作用。改革以来，中国在开放包容中不断接纳西方价值观中的先进因子，逐步形成了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价值观。

第三，主流价值导向作用突显，引向核心价值体系建设。当代中国社会制度性质决定了我们的主流意识形态是社会主义的，其指导思想是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因此，当代中国的主流价值观，仍然是社会主义的价值在我们社会中占据主导地位，并在社会的各个领域发挥着重要的引导作用。但是，我们的社会毕竟不断在发生变化，要适应变化了的新形势，我们的主流价值观也同时进行着调整。首先，主流价值观与一元价值观区别开来。过去人们容易把主流价值观当作一元价值观，而“一元价值观”是“一统”的、“单一”的、“纯粹”的、“绝对”的等类观念，这种一元的价值观又总是与各种各样的封闭观念联系在一起。由于漫长的封建专制主义统治，一元价值观对人们的思想，特别是对思想界的影响是很深的，其表现就是所谓“正统观念”、“经典意识”、“思想定于一尊”等等。在现代中国社会，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民主法治的发展，一元价值观向多元价值观转变。价值观的多元化一方面是对原有价值观内容的拓展、深化和丰富，使价值评价标准更为全面，可以对人和事物进行多层次、多角度的评价。另一方面，价值多元化也并不排斥主流价值的存在和发挥主导作用。所以，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社会转型出现的“四个多样化”（经济成分和经济利益多样化；社会生活方式多样化；社会组织形式多样化；就业岗位和就业方式多样化）与社会成员分层化，出现了价值观多元化倾向。但多元化并不意味着平均化，社会主义主流价值观仍占主导，是由于我们社会的社会主义性质和党的领导，以及舆论导向、教育目标等方面的主导地位所决定的。其次，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以真理标准大讨论为开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排除来自“左”和右两方面的干扰，在社会转型背景下，对主流意识形态进行了一系列重要调整。如从以阶级斗争为核心到以和谐社会为核心，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从批判唯生产力论到发展是第一要务，从以物质文明为主的“四个现代化”到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等等。30年来，党的指导思想和意识形态都有了一系列的理论创新，发生了巨大变化。但变化的产生不是后者否定或取代前者，而是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前提下，在继承前一阶段的主流意识形态情况下对其进行重新诠释，并根据其精神实质突出新的重点、引入新的理念，创造出新的主流意识形态，这样，即体现一脉相承，又体现与时俱进的特色。

于是，我们看到，在新的主流价值观的引导下，人们的价值取向愈来愈向主流价值观认同，尤其在我们经受的一系列事件中，如奥运会、抗震救灾、抵制藏独台独等，我们看到了爱国主义、集体主义在民众身上的体现，看到了自立自强、互助友爱等主流精神的发扬。我们也看到，近些年来流行并大受热捧的军旅题材如《激情燃烧的岁月》、《亮剑》、《士兵突击》等，以其理想主义、英雄主义、追求崇高的精神得到众人的青睐。我们也看到，“十佳人物”、“感动中国人物”，“道德模范人物、”道德模范巡讲”等评选讲演活动掀起了新一轮的榜样热，激起大众无限的同情心和向心力。我们还看到，上述事件和人物引发了巨量网民自发的讨论，而学界、媒体、党的组织、教育工作者及时跟进，并主动起到引导作用。经过这样互动产生的对主流价值的认同，就不再是强加的东西而成为人们的自愿选择、自主实践的东西，它可以具有更持久的生命力。

近些年，有一系列的调查可以印证上述对当代中国价值取向的论定。2007年对北京市民道德价值取向状况的调查报告得出结论：“市民已基本树立了正确的社会公德观，积极进取、注重自我价值实现的职业道德观念已经形成，市民家庭伦理道德观由传统向现代转变。”[iii][iii]青年作为社会变革的“晴雨表”，他们的思想行为、价值观念的演变，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整个社会现代化进程的步伐。有文章分析改革开放以来青年价值观的三个阶段，认为经历了彷徨迷茫，有过执着追求，到第三阶段，即20世纪90年代至今，“主体意识增强促进当代青年思想意识不断走向成熟，他们生活结构日趋合理，生活时间日趋有序，生活内容日趋丰富，生活空间日趋扩展，社会参与意识、责任感、自主自立自强自爱自尊意识、法治意识、竞争意识、公平意识、效率观念、求知欲望、开拓精神等现代化的行为标准和价值取向更加突出地表现出来。”[iv][iv]教育部重点课题攻关项目《当代中国人精神生活调查研究》（首席专家为时任华东师范大学哲学教授的童世骏博士）课题组于2005年夏季在全国范围内做了抽样调查，其中有对改革开放的精神效应的调查，主要从人们对现在生活的感受和评价、对过去生活的记忆和理解、对未来生活的期待和信心、人们的信仰和价值观状况等四个方面展开，调查的数据极其繁复，却总体说明了中国人精神生活包括价值观的主流取向这一事实。[v][v]

当然，对上述价值观取向的概括，并不意味着我们在价值观方面已经没有问题，且不说多样化价值在共存期间对上述价值取向有着影响甚至冲突，即使是这些价值观取向内部也有矛盾和差异，需要我们不断注意调整和引导的。比如在肯定人们世俗追求的合理性和正当性同时，如果不对这种追求加以引导、提炼和升华，就很有可能走向庸俗、自利或不求进取；又如，外来文化在带来积极进取、竞争创新等价值观的同时，也容易形成极端利己主义、物欲泛滥，个人主义、拜金主义、绝对功利主义的价值观；再如，在主流价值观为主导过程中，如果处理不好政治灌输和价值培养之间的关系，主流价值与多元价值的关系，以及宣传教育与思想工作关系等，仍然会要么使主流价值成为一元价值而僵化，要么使主流价值流于形式而发挥不了导向作用。又如，我们在肯定正面取向的同时，不可忽视仍有反例的存在，这些都是需要直面并加以克服的。

为此，一方面，我们要看到当代中国价值观取向所体现的传统价值现代化，西方价值中国化，主导价值明确化，推动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建设，同时，也要看到要巩固和发展既是中国的，又是当代的，也是健康的价值观的艰巨性和复杂性。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在主流价值观基础上的提炼和升华，代表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价值的主导方向，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体系，将进一步增强中国民众建设社会主义的精神动力，同时也将促进人和社会的进步与发展。因此，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当代中国的重要任务之一，而路径探讨则是重中之重。

建设核心价值体系要注意几个转化

十七大指出，要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国民教育和精神文明建设全过程，转化为人民的自觉追求。就是说，要通过宣传和教育，使之成为人们的主观意识、成为人们的知识积累和行为习惯。在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过程中，我们应注意如下几个转化：
    一是理论转化为德性。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一套理论体系，它来自于人们的社会生活实践的提炼，并对人们的生活实践的形式和经历有着导向作用。但是，理论体系归根到底不是停留在文本中，它只有内化成为人们头脑中的自觉意识，并在生活中体现出来，才是有效的，有用的。理论到实践，还需要有一个中间环节，那就是内化，把理论内化成人们心理的自觉意识。著名哲学家冯契先生曾提出“化理论为德性”的思想，揭示了理论与德性的内在联系及其转化之路。在冯契那里，理论是相对德性而言的，它主要包含两个方面，一是伦理道德规范方面的知识，二是对世界观和人生观的真理性认识。[vi][vi]理论相当于传统哲学中的“道”，它是共性的，而德性则指主体内在的道德信念、道德意向等驱动向善的品质，它是个性的。“化理论为德性”，“那就意味着理论不仅是武器、工具，而且本身具有内在价值，体现了人格，表现了个性。”[vii][vii]因此，“化理论为德性”，即是“凝道以成德，显性以弘道”[viii][viii]的过程，即把理论所体现的共同精神转化为个体认同的主观精神，同时个体的主观精神又表达着理论的共同精神这样一个过程。理论化为德性的过程是一个学习和体验的过程，而体现品德弘扬理论的过程又是理论实践的过程。以此来看核心价值体系，就是要把这一理论体系内化到人们的思想中，形成人们自觉奉行的价值观。

由于价值观与人的态度、信念与情感紧密相连，并且价值观是由情感直接推动的，因此，价值观与道德规范、或者客观责任所必然具有的外在强制性在性质上完全不同，它必须满足主体的需要和进入主体的自我意识当中。主体需要是说这种价值符合广大人们的心理需要和社会需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基本内容，无论是指导思想、共同理想，还是民族和时代精神、荣辱观，都是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理论的体现，是与广大人民对真善美的追求相一致的。因此说，它符合人们的心理需要和社会需要。而主体的自我意识则是指主体能够对这种价值自觉认同，这是价值观念形成和实践的主观条件。由于价值具有稳定性和持久性的特征，对人们履行客观责任更是一种主观内在的保障，表现人心内部的监督和省察。由于这一特征，使它生成之后，就成为强大的内在推动力，并且表现出强烈的自律性。我们说，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又不直接等同于社会心理，它来源于生活、却高于生活；来自群众，还要引导群众。因此，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不能只停留在理论建设层面，仅仅满足于理论化的成果形态，而是应当促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从理论形态向人们心理形态转化，成为广大社会成员的心理认同、自觉意识，让每个人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之内把自己的追求、梦想、向往激发出来，调动出来，汇成一股积极向上的力量。只有当一个人或一个群体在生活实践过程当中，不仅正确地掌握了价值理论，而且通过自我意识内化到自身，这种价值才能成为一个人或群体公认并践行的标准。

二是认识转化为意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建立，给人们确立了一套全社会所应当奉行的价值，包括价值理想、价值准则、价值规范、价值标准等方面的知识，它告诉人们什么是我们当代中国社会所强调的主导价值观、人们应当怎样认识和行动，什么价值是应当受到社会所鼓励，什么价值应当受到社会的约束，等等，从而以这样的主导价值体系引领多样化的价值观念，引领社会全体成员的价值行为。在贯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时，对人们进行这种体系的知识教育，加深对核心价值的认识必不可少。但是，将价值认识转化为价值意识更为重要。因为“价值意识”不仅在与价值知识的区别而言，而且是就人们一定社会意识的内容实质和本性而言的。正如马克思、恩格斯所说，对于各种意识，正确的、符合实际的观察方法，“是从现实的、有生命的个人本身出发，把意识仅仅看作是他们的意识”。[ix][ix]现实的人是社会的人，他们的任何意识都必然同社会有关。在这个意义上说来，人的一切意识都属于社会意识，价值意识当然也不例外。

我们知道，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首先是一种制度对社会成员行为的规范，同时，社会主义制度的贯彻，又是以整个社会群体的规则意识和自律意识为前提的。要具备对社会主义制度的规则意识和自律意识，首先需要有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的高度认同，即社会成员要具有社会主义的价值意识。也就是说，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要成为社会群体成员共有的价值心理和价值观念，它包括认知、情感、意志、观念等各个方面的总和。价值的接受和认同，需要理性的思考，需要知识的学习，同时也需要情感的支持，建立在健康心态基础之上的、积极的情感将推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有效发挥。为此，尊重民众的情感要求和注意对其心态疏导，是核心价值体系转化为意识的一个重要途径。

开展学习教育，将价值认识内化为价值意识尤为重要。首先要学习，要充分认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重大理论价值和对实践的指导意义，增强学习的自觉性、主动性，围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基本内容，运用各种手段开展学习教育，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广大群众所感知、所认同、所接受。同时，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一旦建立，又要通过社会上层建筑的力量，通过家庭和学校教育、社会舆论、利益机制、社会约束等措施，有目的地进行传递和灌输，以把人们的认知和行动纳入到主导价值体系许可的范围之内，维护社会的稳定和可持续发展。这些知识和措施都非常有助于养成或转化成人们的行动和习惯。但是，知识还不等于意识，知识是外在的灌输，意识是内在的发动；知识可能被遗忘，意识和习惯有其惯性和延续性；知识有很强的普遍性及共通性，意识或习惯则总是会表现出很强的特殊性和差异性。尤其重要的是，人的行为与意识的关联度比与能力和知识的关联度更大。有位西方学者曾对这两个关系做过一个东西方学者的比较，他说：“在西方，哲学就象数学或植物学一样，是知识的一个简单分支，哲学家是一个‘先生’，通常是一个教授，他在他的课程当中研究某种学说，但他一回到自己家中，就完全像他的公证人或牙医一样的生活，他所传授的学说对于他生活中的行为没有丝毫影响。如果在东方也存在一些哲学教授，则东方的一个哲学家乃是一个根据其学说而生活的精神师傅，身边围着一群意欲仿效他生活的学生。他的学说从来就不是单纯的智力好奇，它必须通过自己的实现才有价值。”[x][x]中国古代做学问，从来就不把知识与意识相割裂，而是主张转识成智，这一点，应当成为我们今天践行核心价值体系的有利资源。

三是规范转化为自觉行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的理论规则，是一种约束性规范。但是，规范要被绝大多数的人所遵从，首先要被人所知，知是为了行，行才能更好地知。中国一向有“知行相须”、“知行合一”、“知行并进”的传统，行是知的出发点和归宿，但行一定是知后的自觉之行。

把规范转化成行为，首先应当有一部分人成为自觉践行的典范，这些典范为人们起着示范作用、引导作用。综观历史，无论在哪个时代，都有这么一批人成为核心价值观或体系的忠实践行者，他们以自己的行动实际地证明核心价值体系的现实性、可行性和普遍性，从而促使核心价值体系在最大程度上进入生活、进入群众、进入社会。在现实社会当中，人们更多地是从那些具有自觉行为的典范那里汲取价值观念，并塑造着自己的价值取向。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代表先进生产力、先进文化和最广大人民利益的先进价值体系，因此，应该首先在社会先进分子的价值实践中得到充分的体现。共产党是先进性的代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首先要靠千千万万高素质的党员来践行，尤其是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应当率先垂范，“讲党性、重品行、作表率”。只有当这些人都真正树立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并且随时将之体现在他们的工作学习生活中，民众才有可能由衷地接受这些作为客观规范的价值体系并转化为作为主观能动的价值体系。对群众来说，领导是示范群体；对未成年人来说，成年人是示范群体；对学生来说，老师是示范群体。各个示范群体率先示范，便会如同滚雪球一样，使社会的全体成员凝聚于核心价值体系周围。

同时，还要运用榜样的力量进行示范宣传，榜样不一定产生在示范群体中，但榜样能对人们起到示范和引导作用，因为他们承载着或实现着精神价值和神圣价值，是普通人群中超拔出来的模范，他们的出现，能够激起人们对其精神和行为的崇敬和效仿。因此，用榜样的先进事迹和崇高精神，对各个群体进行有效动员和主动引导，使人们学有榜样、赶有方向，更加生动形象地理解和把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本质特征，更加自觉地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内在要求。

四是传统转化为现代。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过程中，需要立足于中国文化，有效地提炼和发扬传统文化中的合理因素、优良资源。比如传统的修养方式，在历史的传承过程中有精华也有糟粕，对其进行批判地继承、创造性的使用是非常必要的。修养哲学在强调道德、价值内化方面，在强调个人的价值在社会中的实现方面，在追求个人整体的发展方面等，都可以成为我们今天建设核心价值体系的资源。但是，我们也看到，在传统的修养中，没有当代人的一些价值观念，如基本人权、独立人格、平等自由、民主和社会公正等意识等等，而且有些传统价值观念与当代价值观相冲突，这就需要我们在现实中重新审视并注意添加新的内涵，扬弃或转化一些与当代价值不符合的传统价值观念。我们还需重视发掘传统学说的历史性，有的学说在后来的继承者那里变了形，或变了性，比如儒家的发展到后来强调心性论往往只关注终极问题，忽视了具体的时代要求，在处理形上与形下问题时，往往关注前者而忽略后者，包括近代的学者主张宗教救国，以心性开外王等，都出现了与时代精神的脱节，不能解决当代中国的问题。为此，我们需要从当代中国社会的现实生活和实际需要出发，对传统价值观进行批判性的改造和创造性的转化。

不仅传统的修养方式可以成为今天建设核心价值体系的精神资源，中国共产党人在长期革命战争年代所形成的自力更生、艰苦奋斗、舍己为人等优良传统，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形成的以为人民服务为核心、以集体主义为原则的社会主义道德价值体系，以及我国改革开放、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精神文明建设，等等，都是我们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资源和动力，并成为核心价值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中国大众提供了一个文化认同，这就是人的生命价值追求和社会价值追求相统一。它既强调社会价值，即以马克思主义指导的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的实现；又强调在这个社会中的个人价值，即具有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并实践社会主义道德观的人。同时，在强调个人和社会价值的同一性时，并不排斥个体价值、多元价值的存在，而是主张在“和而不同”、“和谐和平”、“和衷共济”理念的指导下，差异共存，协调发展。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结构，是一个行为规范，是一个共同理想，是一个奋斗目标，是一个价值追求和标准。我们相信，经过不懈的探讨和实践、努力和追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一定会深深地融入中国人的精神生活，并成为执政党的执政理念和社会进步的根本精神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