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世骏 《当代我国社会价值观状况的背景分析》

当代我国社会价值观状况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变化本身的一个重要部分，同时也需要从这种变化的其他各个方面出发进行解释。本文从社会现实、文化资源和思维方式三个方面来解释当前我国社会价值观状况的一些特征。

一

当代我国价值观状况的现实背景

当代我国社会价值观状况的现实背景包括三个方面：现代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1．当代我国社会的时代特点：现代性

当代中国社会是一个“现代”社会，具有现代社会的一些典型特征。从价值观研究的角度来说，现代社会的最大特点是理性化和世俗化。马克思说“一切神圣的东西都被亵渎了”[i]，恩格斯说“一切都必须在理性的法庭面前为自己的存在作辩护或者放弃存在的权利”[ii]，说的是资产阶级的情况；而毛泽东说“对任何事情都要问一个为什么”[iii]，则是对共产党人提出的要求。从精神实质来说，这些话是从不同角度反映了现代社会的思想状况的一个共同特征，那就是，一个思想，包括占统治地位的思想，要让人接受，必须提出之所以要让人接受的理由；必须让人们觉得这种理由是站得住脚的。在现代社会，已经没有任何思想是具有与生俱来、一劳永逸的支配人心的理由了。说某个观点“符合”某个学说，不再是论证这个观点的正当性的决定性论据；说某个观点居然“违反”某个学说，也不再是驳斥这个观点的错误的决定性论据，除非主张这个观点的人自称是服膺那个学说的，因此可能犯了一个自相矛盾的逻辑错误。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不仅因为任何学说，哪怕是公认的权威学说，它的具体内容和实际含义也是有待诠释的；而且因为，任何学说本身都不再被看作是“神圣的东西”，都要在“理性的法庭面前为自己的存在作辩护”，都可能被人们“问一个为什么”。

在这种情况下，原先比较容易统一思想的许多传统价值观念，如西方的基督教体系和中国的儒家体系，不那么被人们普遍接受；曾经被认为具有神圣地位的现代的世俗的学说如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思想，在加速现代化的当代中国社会也不再那么容易统一思想。中共十六届四中全会说“党的执政地位既不是与生俱来的，也不是一劳永逸的，”这种“不是一劳永逸”的特点同样适用于对党的指导思想的有效性和权威性的理解。

现代性包括技术、制度和文化等不同层面，或者说包括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等不同领域，而这些层面之间、这些领域之间的复杂关系，也是当前意识形态工作必须重视的现实背景。从改革开放初期的“四个现代化”到2007年10月召开的十七大提出的“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现代化国家”的目标，既体现了国人对“现代性”之理解的发展，也体现了现代化的历史进程本身的展开。从20世纪下半叶到21世纪初期所发生的这个过程，给人以似曾相识之感。从19世纪下半叶的洋务运动经过世纪末的戊戌变法、20世纪初的辛亥革命一直到五四运动乃至20世纪三十年代，也曾经发生过类似的过程。社会史和社会思想史的这种重复性表明，现代化是一个总体推进、局部曲折并且远未完成的过程，其中各个层面或领域之间经常会出现不同步、不协调的复杂情况。最近几年来国内有关所谓“经济人”假设之正当性的争论，有关“自由”和“平等”如何协调、“公平”和“效率”何者优先的争论，有关改革的难点和重点的争论，甚至关于改革的对错功过的争论，加上国际上有关“人权”与“主权”关系的争论等等，一定程度上也可以看作是这种复杂情况的一个表现。

中国进入现代社会虽然比较迟，但由于发展的不平衡性，由于经济全球化的影响，也由于信息传播网络化的影响，一方面还存在着不同地区、不同人群在物质生活、社会生活和精神生活等各方面的巨大差异，但另一方面也存在着同样的文化产品被不同地区的人们和不同人群的人们所消费，而同一地区、同一群体的人们却过着不同形态和层次的精神生活的情况。

当代我国社会的制度特点：社会主义。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总纲第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制度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根本制度。禁止任何组织或者个人破坏社会主义制度。”这是我们思考当代中国社会的社会价值问题的又一个必要前提。这个前提要求我们重视意识形态工作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的联系，与中国革命史的联系，与当代世界的社会主义思潮的联系，以及与国内外敌对势力的意识形态对立。

我们实行的社会主义制度的指导思想是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因此既不同于封建主义、资本主义和其他非社会主义的思想，也不同于空想社会主义和其他各种类型的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的许多具体结论随着时代的发展不再有效，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也遭遇了严重的挫折，但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无疑仍然是当代中国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的核心内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仍然是中国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精神来源。

我们实行的社会主义制度是1921年以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革命斗争的成果，在1949年以后又经历了五十多年的社会主义建设历程。党的领导方式要不断与时俱进，社会主义道路上的深刻教训要认真吸取，但共产党的领导地位，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历史传统，包括从李大钊的“民彝”论到胡锦涛的“以人为本”的中国共产党的思想传统，也应该是当代中国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的核心内容。

同时，我们也要重视我们的主流意识形态与当代世界的社会主义运动史的现实联系。国外的、尤其是现代化程度比较高的国家的社会主义者，当然是在非常不同的传统和现实的基础上追求社会主义理想的，但是在全球化的条件下，中国的社会主义事业与世界其他地区的社会主义事业具有很大程度的“同时代性”，因此世界其他地区的社会主义者、新左派、新马克思主义者、后马克思主义者等等对社会主义的理解，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对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关系的思考，可以给我们以重要的启发。尤其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西方左翼思想家参与甚至在一定程度上主导的有关消极自由与积极自由的关系、形式平等与实质平等的关系、抽象团结与具体团结的关系的讨论，对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法治国家和市民社会等自由主义建制相结合的必要性和可能性的讨论，都应该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理论资源。

在中国坚持社会主义道路，意味着我们将在各个领域与国内外敌对势力进行长期斗争，而在所有领域的斗争中，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将是最为复杂的。国际领域的意识形态之争和国家利益之争相互交错，这对于既是第三世界经济大国、又是社会主义政治大国的中国来说，局面更加复杂；国内思想领域的“和而不同”与国际思想领域的“和而不同”的含义不同，但两者在内容和空间上都难以划清界线；言论自由和行动自由的限度不同，但如何分别把握两者间的界限和它们各自的分寸，在法治条件下、在信息化社会里，并非易事；“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的概念应该说仍然有效，但如何在目前形势下把这两个概念用于意识形态领域，难度更大。更重要的是，我们对社会主义及其对立面—资本主义和形形色色的自由主义、保守主义—的理解也经历过并还将继续经历变化和调整，如何克服“左”和右两个倾向、防止闭关自守和放松警惕两种危险，是当前意识形态工作的最大挑战。

不管怎么样，社会主义不仅是我们宝贵的政治资源，而且是我们宝贵的思想资源。世界上大多数国家都不实行社会主义制度，但世界各国有许多政党以“社会主义党”（社会党）命名，却几乎没有政党以“资本主义党”命名，这个事实从一个侧面表明，在一般人们心中，资本主义尽管或许无法避免，但很难成为奋斗的目标、追求的价值和未来的理想。国际左翼学者的一个基本共识，是社会主义理想对于批判资本主义现实来说是不可缺少的。[iv]在中国，社会主义理想在中国人民求得民族解放、促进社会正义、争取对人类做出更大贡献方面，也起了无可替代的作用。建国以后的我国的社会主义道路确实充满了艰难险阻，目前的社会主义事业也仍然面临着重重挑战，但理论和历史两方面的论证都告诉我们，在中国抛弃社会主义的思想传统既不可能，也不可欲。

3．当代中国社会的经济特点：市场经济

我们一方面要承认社会主义制度是我国的根本制度，另一方面要看到我们目前仍然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阶段在经济上的显著特点是从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转型。这个转型表现在思想领域，“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的极左思想被彻底抛弃，“精神原子弹”、“灵魂深处闹革命”这样的把精神的重要性夸大到荒谬地步的语汇被放进语言博物馆，并且“致富不是罪过”被自觉不自觉地理解为“致富光荣”，后者还几乎成了改革开放以来的时代精神的典型表述。

当然，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无产阶级革命精神一直是改革开放以来全社会宣传工作的主调，但这种宣传的社会背景与改革开放以前已经发生了重大转变。毛泽东的名言“人是要有一点精神的”，邓小平和江泽民后来重提了好几次。但是，毛泽东说这句话的时候是1956年，那时离“解放军吃饭是盐水加一点酸菜”虽已有七年，但毛泽东仍然大力提倡“酸菜里出政治”。邓小平重提“人是要有一点精神的”这句话的时候是1980年，但在1978年，他在肯定精神鼓励是必要的同时，特地强调“物质鼓励也不能缺少。……对发明创造者要给奖金，对有特殊贡献的也要给奖金。搞科学研究出了重大成果的人，除了对他的发明给予奖励外，还可以提高他的工资级别。” [v]江泽民在1996年着重强调“人是要有一点精神的”，但就在1992年的中共十四大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已经被正式确立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战略目标，而市场经济的特点，就是充分发挥马克思所说的资本的“文明化”作用，[vi]而资本的这种文明化作用恰恰是在追逐剩余价值的过程中实现的，很大程度上也就是在把生产者和经营者的物质利益与他们的经济活动密切相关的过程中实现的。这种情况已经与“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大公无私”等中国共产党人的经典理念形成了重大反差。

市场经济不仅在生产和经营领域承认物质利益原则的正当性，而且在消费领域提供了消费主义文化滋生的可能性甚至某种程度的必要性。市场经济的建设过程，也就是从短缺经济到过剩经济、从卖方市场到买方市场的转化过程；刺激消费、扩大需求已经成为当前经济发展的当务之急。科学技术的发展使人们对物质资料的消费需求不断突破原先的界限，现代传播技术的发展更是开拓出一个无限的消费领域，那就是仅以人们的想象力的限度为限度的消费各种各样符号和映像的领域。与此同时，市场经济不仅提出了对消费的需要，而且创造了分期付款、信用制度之类的刺激消费的工具。在这种情况下，消费主义既成了市场经济一定程度发展的文化条件，也成为市场经济健康发展的文化障碍。消费主义在国外学者针对西方社会所分析的“资本主义文化矛盾”[vii]中占重要地位，现在看来，很大程度上它也可以看作是市场经济条件下具有相当普遍意义的文化现象，在中国这样一个实行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国家也应该引起高度重视。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文化产品的生产和消费，而不仅仅是物质产品的生产和消费，在我国经济生活中的比重越来越大。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生产，一个重要特点是对非必需品的生产在整个生产中的比例越来越大。中国尽管从总体上仍然属于发展中国家，但我国的居民家庭恩格尔系数也从1978年分别为57.5%和67.7％，下降到2006年分别为35.6%，43%，也就是说家庭支出中用于购买食品的开支比例已经从高于一半下降到远远低于一半。换句话说，即使在我国，生产的对象也已经越来越是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所说的“享受资料”和“发展资料”而不仅仅是“生存资料”。[viii]显然，在这种“享受资料”和“发展资料”中，文化产品，负载着符号价值、由消费者通过文化活动来解读、评价和体验符号背后之意义的产品，占据越来越重要的比重。从考察我国价值观状况的角度来看，这种情况既提供了从偏重“物质主义价值”向偏重“非物质主义价值”转换的机会，[ix]也蕴藏着文化资源严重消耗取代物质资源严重消耗、文化环境严重污染取代自然环境严重污染的危险。[x]

当然，在市场经济的背景下谈论价值观问题，人们更容易关注的还是伴随着市场经济转型过程而出现的大量腐败行为和丑恶现象。但我们要看到，市场经济不等于全部社会生活，市场经济也并不是不要法制的经济，因此，假如我们划清经济行为和非经济行为的界限，假如我们为合法的经济行为制定严格的规范，假如我们对违法乱纪现象不仅严惩不贷，而且防微杜渐，那么，没有这些丑恶现象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完全可以设想的。但问题在于，市场经济当中的有些因素，其本身谈不上低俗、甚至腐朽，而可以说是市场经济中的不可缺少成分，由市场经济对投资动机的必要性而预设的物质利益原则，由市场经济对于刺激消费的必要性而引发的消费主义文化，随着市场化改革从物质生产领域向精神生产领域推进而加重文化消费市场的鱼龙混杂现象等等，是市场经济在价值观领域对我们提出的主要挑战。

二

当代我国价值观状况的文化背景

价值观状况是广义的文化领域的组成部分，因此，当代文化背景也可以说是当代我国价值观状况的直接背景。大致来说，当代我国价值观状况的文化背景包括三个方面：传统文化、外来文化和主流意识形态。

1．传统文化：“内在”与“超越”

恩格斯说“在一切意识形态领域内传统都是一种巨大的保守力量”，[xi]这不仅提醒我们在考察当代中国社会的价值观状况的时候充分注意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而且提醒我们要自觉运用传统的资源来建构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价值观。虽然经历了近代以来的社会和文化的剧烈变化，传统文化依然是思考当代价值观问题的现实起点。

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各兄弟民族在形成中华民族的丰富多彩的文化传统中都做出了自己的贡献。如何在当代中国价值观建设中体现中华民族大家庭的特点，发挥各民族优秀文化传统的作用，还需要做更多的研究。汉民族确实是我国多民族大家庭中人数最多的一员，但无论从充分利用多元文化资源的角度，还是从捍卫各兄弟民族团结和维护国家的政治统一的角度，我们都不宜仅仅把历来主要流传于汉民族当中的某个或某些学派或思想体系当作官方认可的文化传统。

按照西方的标准，中国（尤其是汉族）的大多数人口都不属于某个有组织的宗教。学术界通常把中国传统文化分为“精英文化”和“民众文化”，在“精英文化”即儒、释、道三家中，又以儒家为主流。尽管有这种或那种区分，尽管对最有影响的中国传统文化是儒学还是道教有不同看法，但认为中国传统文化总体上是一种注重现世生活的文化，却是一个相当普遍的共识。儒家追求成“圣”、道家追求成“仙”、佛教禅宗追求成“佛”，都不要求否定现实生活。用哲学术语来说，这些传统都属于所谓“内在超越”的传统，而区别于西方宗教的“外在超越”传统。与精英文化相比，中国传统的民间信仰一方面似乎更“超越”—充满着大量“怪力乱神”成分，另一方面又似乎更“内在”—在民间信仰体系中，更多地追求福禄寿禧等世俗价值。

我们不仅有古代传统，而且有近代传统。自八十年代以来，我国学术界对近代以来、尤其是五四以来的思想文化成果显示了极大的兴趣，出版了大量有关的研究论著和资料汇编，除了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以外的许多近代中国思潮，尤其是自由主义思潮和文化保守主义思潮，受到了许多人们的重视，并且可以说在改革开放以后的中国思想文化争论（如1980年代的“文化热”、1990年代的“人文精神讨论”、“自由主义和新左派之争”）中得到一定程度的复活和更新。

从九十年代后期以来，我国民众在世俗欲望根深蒂固的同时，精神追求也可以说方兴未艾。精神追求未必都与传统文化有关，但对许多人来说传统文化确实是满足精神需求的主要资源。从这个角度来看，近几年来所谓“国学热”和“宗教复兴”现象，值得我们高度关注。“国学热”从知识分子走向普通百姓，从大学校园走向大众传媒，从黄仁宇、南怀瑾走向易中天、于丹，从传统媒介走向网络媒介，很大程度上也可以说从体制外走向体制内、从影响国内文化政策到影响对外文化政策。“宗教复兴”不那么明显，争议更大一些，但引起这种说法的现象毕竟还是值得重视的。那么根据我们在2005年夏天进行的全国范围内调查，有31.4%的被访者说自己相信某种宗教。从样本比例向中国总人口比例推算，可以得出中国具有宗教信仰的人口约3亿的结论。[xii]这个结论经国内媒体向外界透露以后，引起了广泛的关注。[xiii]这样的结论当然是有争议的，因为下这个结论的人所理解的“有宗教信仰”与被访者所理解的“有宗教信仰”各自的意义是什么、它们之间有没有区别、这种区别意味着什么等等，都需要作进一步澄清。但不管怎么样，“31.4%”这个数字即使不能作为问题的答案，也至少提出了进一步研究的问题。

对于社会价值观建设来说，一个非常重要的任务是在改造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发扬传统文化的积极作用。我国改革开放的巨大成功的一个原因，是它恢复了蕴藏在民众心理中的这种世俗追求的正当性，释放了这种追求的巨大能量。同时我们也要注意到，如何引导、提炼和升华这种世俗追求，是社会主义价值观建构的最重要任务之一。之所以要改造传统文化，是因为实际发生作用的传统文化，“内在性”有余而“超越性”不足，“人性”有余而“神性”不足，“实用”有余而“理性”不足，“特殊性”有余而“普遍性”不足，因而很难通过“人神关系”来提高人际关系中的理想性和原则性。孔子说“获罪于天，无所祷也”，但对于像前黑龙江政协主席韩桂芝那样每次拿了赃款以后就去烧香拜佛的贪官来说，“天”、“菩萨”都成了可以收买、可以花钱消灾的更高一级的贪官。从某种意义上说，有必要做出一种类似于“宗教改革”的努力，以提高人们的日常信仰的精神性、超越性、普遍性和合理性，为合乎法律、合乎道德、合乎人类进步理想的世俗活动和人际关系提供超越的依据和动机。

2．外来思想：“物质主义”和“后物质主义”

在我们这个经济全球化的时代，不仅大众文化，而且精英思想和理论，哪怕其内容是反市场、反全球化的，也可以经过一番运作迅速成为全球市场上的走俏商品。我国在2001年年底正式加入世贸组织，在2006年年底完成了5年过渡期。这不仅意味着中国经济已经成为全球经济的重要的、密不可分的组织部分，而且意味着文化和思想、理论可以更加方便地进出国门。加入世贸组织，意味着国外大量消费品、营销模式和服务类型进入中国市场，而这些在一定程度上都可以看作西方价值观念、尤其是消费主义文化的媒介。与此同时，国外金融服务的进入，则意味着消费主义的催化剂--刺激消费的信用工具—会发生更有力的作用。这在某种程度上加剧了刺激消费的经济需要和避免消费主义的文化价值之间的矛盾。当然，外来文化的引进有非常积极的作用。即使是一些比较有争议的观念，如个人主义、功利主义等等，至少在改革开放的初期，甚至一定程度上在今天，对于冲破计划经济和命令经济时代形成的僵化的集体观念、封闭的生活态度，也有积极作用，只要这些价值观念的作用被限制在社会公德和法律规范的限度之内的话。尤其值得肯定的是在20世纪60年代以来影响越来越大的所谓“后物质主义”的价值观念，如重视生活质量，重视生态平衡，重视个性化的生活方式和非功利的社会参与等等思想，这些思想无论在西方，还是在中国，都有相当积极的意义。已正式进入我国官方文件的那些观念，如“可持续发展”，“生态文明”，“社会和谐”等等，它们的提出和论证，与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的思想领域的改革开放有密切联系。但是，思想文化的国际交流和国际贸易也带来一些明显的消极情况，而这些情况常常因为有了西方这样一个榜样或出处，因为有了“多元主义”或“后现代主义”等学理名称，就很容易被看作是带上了一件“先进文化”的外衣，并因此而具有了一些道德上的优越感。

3．主流意识形态：“与时俱进”和“一脉相承”

改革开放以来主流意识形态的与时俱进的起点是真理标准大讨论。从那以后，我们党本着“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精神，排除来自“左”和右的两方面干扰，在全新的条件下—在全社会加速现代化、思想文化领域空前多样化的背景下—对主流意识形态进行了一系列重要调整。假如我们把“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目标与“共产党人的哲学是斗争哲学”的主张相比较，把“发展是第一要务”的主张与对“唯生产力论”的批判相比较，把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与以物质文明为主的“四个现代化”的纲领相比较，我们就可以清楚地看到，从文革结束至今，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

但这些变化并不是一夜之间突然发生的。从毛泽东思想到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几个重要阶段之间既显示出重要的不同，也保持着重要的联系。最重要的联系，表现在主流意识形态的上述调整始终没有离开我们党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的根本原则，并没有离开党要时刻保持与人民群众血肉联系、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拯救中国和发展中国等基本认识。在坚持这些原则和基本认识的基础上，主流意识形态的逐步调整基本上采取这样的方式：后一阶段的主流意识形态对前一阶段的主流意识形态进行重新诠释、根据前一阶段的主流意识形态的精神实质而不是其字面意思来突出新的重点、引入新的理念。这样的方式既体现了我们党在领导社会主义改革和建设过程中的思想认识有一个逐步提高和深化的过程，体现了我们党对实际工作的领导者和思想领域的主导者这双重角色的关系的处理有一个探索和调整的过程，也体现了我们党为统一全党和全国人民的思想有一个耐心细致的说服和引导过程。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主流意识形态这个发展过程表明，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具有高度的实践性，它不仅需要坚实的实践基础，而且具有重大的实践后果，因此，理论创新方面的高度政治责任感，要求恰当地把握理论创新的政治空间。一方面，要充分利用现有的政治空间，在维护团结稳定的前提下推进理论创新；另一方面，要充分发挥理论的引领功能和开拓作用，用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指导改革开放在更大范围内、更深层次上的推进，而这种推进又会进一步为理论创新提供更大的政治空间。在九十年代初以来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中，逐步形成了知识界与决策层之间的良性互动，逐步建立起理论研究、理论教育和理论宣传之间的分工格局，也逐步积累了如何处理敏感问题上的意见分歧、如何处理政治问题和学术问题之间的复杂关系、如何运用内部研讨和内部刊物等多种形式、如何使知识界内部的理论界、思想界、学术界各尽其力、各用其长的工作经验。

同时我们也要看到，这个过程也为我们在价值观领域的工作提出了有待解决的一些问题。

首先是历史和价值的关系问题。正如有学者提出的，中国传统文化是一种“史官文化”，历史叙述不仅起着道德教化的作用，而且有类似于宗教救赎的意义。但出于政治稳定的考虑，我们对于中国近现代历史的叙述还有许多薄弱环节、甚至还有不少空白。在湖南宁乡的刘少奇同志纪念馆中，刘少奇在失去自由的时刻说，“好在历史是人民写的”[xiv]几个大字非常醒目地写在最后一馆的墙壁上，但恰恰是这个纪念馆，对刘少奇同志在文革期间所遭受的迫害、对他遭受迫害的过程和原因，一字不提，留下一个巨大的历史空白。不远处的毛泽东同志故乡韶山，向人展示的也是一个按照中国小农的口味神化了的形象，而缺少对毛泽东同志之所以伟大、他的后期错误之所以严重的认真介绍和分析，因此同样也留下了不小的历史空白。在一定程度上，这样的空白正由网上、地摊上可以轻易搞到的传记、回忆录和研究专著所填补，而这些书籍无论不仅从政治上而且从学术上都存在着不少问题。

第二是政治和价值的关系问题。价值观问题的关键在于人们的心悦诚服，而不在于舆论一律，但另一方面，自上而下的政治教育和思想教育又是必不可少的。哪怕是许多西欧国家，也一直把“政治教育”当作“公民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德国战后的非纳粹化进程中，在欧洲统一过程中，政治教育发挥了重要作用。对于有尊师重教传统的我国来说，自上而下的政治教育和思想教育的可行性和必要性都是比较明显的。但是，我们必须重视“教育”和“学习”、“政治”和“道德”、“政治教育”和“思想教育”之间的复杂关系。很容易脱离公民自愿学习的有组织教育活动、曾经而且将来也很可能受非道德现象连累的政治行为，以及原则上只涉及人们的一部分思想即只涉及人们的公共角色和社会身份的政治教育，对于改善我国社会价值观状况，作用是相当有限的。这里特别要强调把“政治教育”与“思想教育”作适当区分的必要性。与只涉及人们的公共角色和社会身份的“政治教育”不同，“思想教育”的内容则可以是超越政治的精神价值、超越特定公共角色和社会身份的人生意义。当然，私人生活和公共生活、普遍价值和政治价值，是不可能截然分开的；低级趣味的人不可能是合格的共产党员。但我们并不能反过来说只有共产党员才可能品味高尚、精神充实。在宣传和教育过程中把私人生活和公共生活、普遍价值和政治价值适当分开，有助于防止恒久的精神价值受多变的政治因素的太大影响，防止因为与政治有关的负面记忆和负面评价而产生对精神价值的不敬和不信。

第三，民众和价值的关系问题。说到底，价值、信仰是既不能强制的，也不能购买的，如荀子所说“口可劫而使默云，形可劫而使屈伸，心不可劫而使易意，是之则受，非之则辞。”[xv]因此，在共产党领导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改善我国的社会价值状况，特别要注意提高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创造性，把加强组织领导和鼓励群众参与结合起来。极左时期的阶级斗争和群众运动对我国社会价值状况造成了严重伤害，在避免类似悲剧重演的同时，我们要防止把涉及千家万户、男女老少的价值观问题片面地当作老百姓心目中只与“领导”有关的政治问题来处理，也要防止“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在消费主义时代被曲解为把人民当作消费者对待，而不是当作公民和生产者、创造者来对待。在价值观教育中统一地提出一些宣传口号是必要的，但要允许甚至鼓励各地方、各行业把这些口号与自己的具体情况相结合，用自己的语言来表达对正面价值和高尚价值的追求。甚至可以动员人民群众来参与对社会主义基本价值和核心价值的讨论。在公开讨论中，人们不大可能把“好吃懒做”、“男盗女娼”作为社会主义基本价值和核心价值的内容提出来；尽管不同地区、不同行业、不同文化背景和教育程度的人会提出不同的建议，但这些建议一般来说都是正面的、值得提倡的“好东西”；尽管这些“好东西”从理论上来说有一个排序的问题，有一个如何解决彼此间可能的冲突的问题，但对人民群众来说，重要的不是这些理论问题，而是生活中如何让真善美战胜假恶丑的问题。从连续多年的“感动中国”人物评选、电视剧《士兵突击》引发的巨量网民自发讨论等现象来看，我们党在价值观领域发挥引领作用的一个重要途径，是创造条件使民众觉得社会主义基本价值或核心价值不仅是“好东西”，而且是“自己的东西”，是经过自己自由思考、自觉主张、自主实践的东西。

三

当代我国价值观状况的认知背景

根据一般的看法，价值问题与评价活动较近，离认知活动较远。但在笔者看来，价值问题不仅与人们对是非善恶的评价活动有关，而且与人们对自己在进行评价的时候所使用的那些概念、范畴的涵义，对这些概念范畴之间的联系和区别等等的认识有密切关系。要恰当地理解当前我国的价值观状况，有必要清楚地作出以下几个范畴区分。

批判精神、宽容态度与虚无主义

在现代化进程导致价值世俗化、观念多样化的背景下，最容易滋生出价值虚无主义的现象，如“躲避崇高”的表白，“渴望堕落”的形象和“我是流氓我怕谁”的心态。价值虚无主义可以说是前面所说的“一切神圣的东西都被亵渎了”这个趋势的延伸，它不仅在“现代性”的名义下亵渎宗教的神圣的东西，而且在“批判现代性”的名义下亵渎一些世俗的神圣的东西。当代中国的虚无主义思想不仅有现代社会的普遍根源，而且有民族传统的特殊土壤。相对来说，以“内在超越”为主要传统的中国文化比以“外在超越”为主要传统的西方文化更信赖人的自觉性、自主性，但真正实现这种自觉性、自主性的毕竟是少数而不是多数；中国传统文化确实不容易像西方传统文化那样会因为“上帝之死”而引发出“急性的”虚无主义危机，但那在很大程度上可能正是因为对许多中国人来说，虚无主义本来就是在其精神世界中的一种慢性疾病。与现代性相联系的“批判精神”，与后现代性相联系的“多元主义”，本来都容易滋生虚无主义。在中国，这两样东西很容易与貌似宽容态度的无是无非、无可无不可的心态相结合，甚至与鲁迅所批判的“做戏的虚无党”的传统相结合，使道德虚无主义有更大的市场。现代化进程为人类带来了影响自然和影响自身的越来越强大的物质力量，在这种情况下，虚无主义以及由此导致的不负责任态度，值得人们高度警惕。

个人的道德意识和社会的道德风气

要把个人的道德意识问题和社会的道德风气问题区别开来，进而把针对个人道德意识问题的措施和针对社会道德风气的措施区分开来。在讨论社会主义荣辱观的时候人们常常把“辱”和“耻”这两个概念相提并论，但实际上，忽视这两者之间的区别，往往意味着忽视个人道德意识问题和社会的道德风气问题之间的区别。同样与“荣”相对立，“辱”和“耻”之间是有重要区别的。尽管耻和辱通常是互训的[xvi]，但是，“忍辱负重”之“辱”与“鲜廉寡耻”之“耻”不完全一样。韩信的“胯下之辱”不等于“胯下之耻”；司马迁所受宫刑之辱，不等于宫刑之耻。可以这么说：“辱”更多地是外在的东西，“耻”更多地是内在的东西。两者都涉及主体不愿意的东西，但“辱”表示的是不愿意承受的事情，而“耻”则表示主体不愿意做的事情。如果我受到侮辱的时候却没有勇气和能力反抗的话，我就不仅感到“辱”，而且也感到“耻”。司马迁说“耻辱者，勇之决也”[xvii]，就是说因辱而耻，就会奋起反抗。但有没有可能遭受侮辱但并不引以为耻呢？韩信遭受胯下之辱却并没有引以为耻，可能反而因克制了匹夫之勇而感到自豪；《红岩》中华子良一直遭受侮辱却并没有引以为耻，因为对他来说装扮疯子是从事光荣的革命工作。通常所说的“内疚”、“自责”，可以是罪感，也可以是耻感，也可以是辱感。美国哲学家乔治·米德认为道德人格的成长是对他人角色的内化。道德人格的成长过程就是从对他人角色的虚拟承当一直到“理想的角色承当”（ideal role-taking），[xviii]或者说是从对现实他人的角色承当最后发展到对理想他人的角色承当。这两种角色承当之间有重要的区别：现实他人的视角导致的是辱感，理想他人的视角导致的是耻感。对于我国社会价值观状况的改善来说，非常重要的一个任务是把社会道德风气的改善和个人道德意识的提高结合起来。从党和政府来说，比较能够直接施加影响的是社会的道德风气，而不是个人的道德意识，因而要把更大注意力放在制定和落实具体的公共政策、设计和组织具体的社会活动上，放在与“笑贫不笑娼”的丑陋风气作斗争上。

2．道德理性和道德情感

就个人的道德意识来说，还有一个道德理性与道德情感的区别问题。现代道德情境的一个特点是人们经常会碰到这种情况：对某件事情，一个人虽以为非，但不以为耻；虽遭羞辱，但不以为耻。这里存在着三类不同问题：是非问题、荣辱问题和荣耻问题，它们分别对应于是非之知、荣辱之觉和羞恶之心。是非问题是一个价值标准问题，它是社会的标准，也可以经过学习而成为个人的价值标准。在个人的道德理性上解决了是非问题，不等于在社会的道德风气上解决了荣辱问题，也不等于在个人的道德情感上解决了荣耻问题。个人的是非之知与羞恶之心不对应，是一个在现代社会有相当普遍性的道德心理现象。虚无主义者否定是非之知，但可能有荣辱之觉，可能有羞恶之心。虚无主义者在理论上否定是非之别，但不等于他在实践中一定是一个无耻之徒。鲁迅所痛斥的“做戏的虚无党”[xix]的特点，则是有荣辱之觉（不然他就不做戏了），可能也有是非之知（一个成熟人格通常都有是非之知），却没有羞恶之心。最糟糕的是“不做戏的虚无党”，他既没有羞恶之心，也没有荣辱之觉，虽然可能有是非之知。道德教育的最高的目标是培养羞恶之心，其前提是有是非之知和荣辱之觉。是非之知的教育、荣辱之觉的感染不等于羞恶之心的培育，但对羞恶之心的培育有重要作用。对于成熟人格来说，是非之知通常不是问题，但现代社会中有许多道德难题、道德两难，还是需要从理性的角度加以澄清的。从社会的角度来说，最重要的是加强荣辱之觉的感染，使得全社会都形成以合乎道德为荣、以不合道德为辱的社会风气。

3．行为原因和行为理由

从道德理性的角度来说，我们要重视“原因”和“理由”这两个哲学范畴之间的区别，把一个人的行为的“原因”和这个人的行为的“理由”区分开来。说起当前的腐败现象，说起某某涉案人员，人们常常能找出许多因素来解释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变化，从腐朽的文化传统到不良的社会风气，从经济的转型到价值的嬗变，从市场的诱惑到坏人的榜样，从制度不严到监管不力，等等，等等。但所有这些因素，都只是人们从旁观者的角度来说明为什么会出现群体腐败和个体蜕变的原因，而不应该是这些当事人自己用来解释自己的行为的理由，也不应该是我们每个人在反省自己行为的时候随时准备拿出来为自己的实际的或可能的过错进行辩护的理由。“原因”和“理由”都是古人所说的“所以然之故”，但这是两种很不相同的“故”。当我们用原因来解释的时候，我们是把所要解释其行为的那个人看作是客观因果链条当中的一环，比方说有了社会风气不良的前因，就有了个人腐败变质的后果，就好像有了感冒病毒的传染，就有了感冒发热的病症。这样的解释也有道理：社会风气不良确实会使比较多的意志不坚定的人比较容易走上腐败堕落的道路，而看到这一点，有助于我们重视从改善社会风气的角度来抵制腐败。但毕竟，人作为有理性有意志的行动主体，是有选择能力的，也是有选择责任的。同样的社会风气之下，并不是人人都做了同样的选择。在反腐败斗争中，我们特别要强调腐败的原因不等于腐败的理由；特别要强调，腐败虽然有原因，但腐败没有理由：在道德领域，真正构成我们行动依据的是理由而不是原因；即使对腐败分子来说，只重原因而不重理由的想法也是贬低了他们的人格。

4．“真诚”与“无耻”

从道德情感的角度来说，我们要重视“真诚”与“无耻”之间的概念区分。在日常语言中，“真诚”和“无耻”一为褒义词，一为贬义词，两者的区别应该说非常清楚。但两者的含义有一个共同之处：都意味着去除外部的遮掩和文饰，直截了当地表达自己的欲望和思想。我们之所以通常都把“真诚”当作一种正面的价值，是因为我们所说的“真诚”，是以人的内心有一个内在的真实的自我作为前提的。但当一个人的内心世界塞满了不健康的、丑恶的东西的时候，他实际上已经失去了“绝假纯真、最初一念之本心”[xx]。在这种情况下，他已经无法“真诚”了；在这种情况下，他如果不加掩饰，就只可能“无耻”了。从这个角度来看，“两面人”现象还有一些正面意义。一个已经变质、因而无法真诚的人，他之所以要掩饰自己、言行不一，是因为他还有所顾忌，甚至可以说还有可能在伪装下做一些好事。这至少表明这个人所在的社会环境，还没有坏到让他无所顾忌的地步。当然，这样的伪装会妨碍人们尽早识破其真相、及时阻止其危害，但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假如坏人都无所顾忌、都肆无忌惮，这个社会也就离黑社会不远了。前面所说的鲁迅抨击的“做戏的虚无党”固然可恶，但有时候，我们要警惕的不仅是做戏的虚无党，而且是不屑于做戏的虚无党。

5．“违规操作”和“解放思想”

从道德实践来说，我们要重视“违规操作”与“解放思想”之间的概念区别。以不久前在上海发生的“社保基金”案为例。这个案件除了涉案人中饱私囊违反法纪之外，主要是一起“违规操作”案件。应该承认，许多领域的改革，最初是以“违规操作”的形式拉开序幕、打开局面的；在改革开放初期，“解放思想”或多或少意味着“违规操作”。1978年冬天，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的18位农民关于土地承包的合同之所以要在绝密的悲壮的气氛中签署，就是因为签署这份合同是一次天大的违规操作。但这同时也意味着了不起的思想解放。没有“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我国的改革开放就不会取得那么辉煌的成就。但我们要看到，改革开放到了今天，“违规操作”的合法性已经完全不同于往日了：不仅大量不合理的旧规则已经代之以比较合理的新规则，而且，即使有的规则仍然不合理，目前阶段的改革也应该采取通过正常程序修改规则的形式，而不是采取在具体事例上违反规则的形式。在特定事例上违反某条规则往往是会有好处的，但在这条规则上打开了缺口、损害了这条规则的严肃性，它对全局所带来的害处往往要大得多。更不用说，我们由此而逐步养成的违规操作的习惯、不尊重规则的习惯，对建设现代文明来说具有极大的危害。反思将近三十年的改革开放事业，我们不仅要重视在取得伟大成就的同时所付出的资源、环境、人际关系、文化传承等方面的代价，而且要重视我们为取得这些成就而在不同程度上养成的把“违规操作”等同于“解放思想”的代价。从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治国家的角度来说，最后一种代价可能是最大的一种代价。“解放思想”就是古人所说的“解蔽”。当违规操作也因为一个大蔽的时候，恰恰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要求我们摈弃不违规就办不成事情的思想框框，以遵纪守法和照章办事为荣，以违法乱纪和违规操作为耻。

对当代我国社会价值观状况进行背景分析，是为了在树立目标的时候既不脱离实际，也不屈从于现实；在实现目标的时候既充分地用好积极的文化资源，又恰当地应对消极的文化包袱；在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时候既更有针对性，又更有预见性。同时，上述分析也表明，改善我国社会的价值观状况，使那些符合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符合人类文明进步方向、符合真善美和“自由人联合体”的美好理想的价值在中国社会发挥更大理想，需要我们在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各方面作综合的协同的努力。

                                    2007年年末于苏州河畔清水湾

刊于《中国社会价值观变迁30年（1978-2008）》，潘维、廉思主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9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