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正统经济学对确定性的寻求
文艺复兴以降，自然科学所做的一切可用一句话来概括：追求确定性。这种局面直至二十世纪初叶并没有发生根本改观。而自亚当·斯密创立现代经济学始，以“李嘉图恶习”为标志，主流经济学便走上了自然科学化的道路，寻求确定性也就成为其始终如一的学科目标。这种局面，即便是在二十世纪经典自然科学确定性的围墙被推倒之后，迄今仍然没有发生根本转变。
经济学自然科学化的诉求，使其不可能不把对确定性的寻求作为主要目标。这就是为什么在经济学发展早期，如果有谁敢不承认“萨伊定律”就要“受到嘲笑”一样[6]，而在今天，如果那位经济学者不精通数学建模，就会自愧学养不足。在此背景下，主流经济学界难免不被如下信念所笼罩：仿佛经济学知识是确定的。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近代以来，休谟原本是不确定性理论的奠基者，然而他的怀疑论命题竟然被经济学者用来求证经济学知识之确定性的论据。众所周知，经济学通往自然科学化的道路是通过与伦理学相分离而开启的，而经济学界普遍认为，休谟是经济学价值无涉命题的理论肇始者。休谟在《人性论》中严格区分了“是什么”与“应当是什么”这两个命题，“是什么”的问题指称的是确定的事实，“应当是什么”的问题指称的是价值判断[7]，而从逻辑学角度讲，从“是什么”不可能过渡到“应当是什么”，因为，这种过渡存在两个不可逾越的逻辑鸿沟：在空间上，我们无法从有限跳跃到无限，即从实际观察到的有限事例（特称判断）跳跃到涉及无穷对象的全称结论（全称判断）；在时间上，我们不能从过去和现在跳跃到未来，即从过去和现在的经验跳跃到对未来的预测。
休谟这个原本属于怀疑主义的经验论命题，伴随着二十世纪逻辑实证主义和科学哲学向经济学的渗透[8]，最终被演绎幻化为一种绝对的事实与价值二分法的形而上学。而休谟命题“从无害的区分到形而上学的二元论的关键转换”[9]，恰好为经济学去价值判断化提供了有力的立论依据。在某些经济学家看来，人类认识能力既然不能跨越这两个逻辑鸿沟，学术上的分工就应该让经济学留在此岸世界，摆脱烦人的价值判断，集中精力探索科学的经济规律，而把彼岸世界交给哲学或其他社会科学来研究，以便为人类寻觅一个精神家园。据此，老凯恩斯刻意把经济学分为三类：自然科学意义上的实证科学、伦理学意义上的规范科学和政策艺术(手段)。[10]从此学术界便有了实证经济学和规范经济学的分野。这一观念最终被浓缩定格为一个经济学价值无涉命题：“经济学涉及的是可以确定的事实；伦理学涉及的是估价与义务。这两个领域风马牛不相及。”[11]经济学试图从伦理学中独立出来，这是经济学纯化和自然科学化并最终自立门户的第一步，这其中所蕴含的正是主流经济学对确定性知识的寻求。
然而，经济学作为“研究人类日常商业行为的一门学问”[12]，即便把伦理等非理性因素排除在经济学研究的视界之外，它仍然无法摆脱其他大量不确定性因素的纠缠——效用的心理性、偏好的开放性、理性的有限性、信息的不完备性、要素的异质性、货币的非中性等。这就带来了一个基本问题：人类日常商业行为究竟在多大程度上能够成为科学研究的对象？换言之，科学经济学如何面对其影响范围和重要性都远远超出人们想象的不确定性问题？科学哲学家亨普尔和奥本海姆对经典自然科学解决此类问题的方法作了研究和总结，他们发现经典科学的解释有一个共同的逻辑结构，即“假定－推理模式”或“科学解释的覆盖率模式”。[13]该模式认为，所有科学解释都是按照“如果……那么……”这一命题结构展开的，“如果……”部分界定了命题成立的初始条件，它通过界定初始或边界条件的方式把无法处理的不确定性因素排除在研究者的视界之外；“那么……”部分则是由初始条件演绎而来的一般结果，它确保通过正确的逻辑演绎获得确定性的定律。
这一经典自然科学处理不确定性问题的方法，很快便成为了新古典经济学方法论的基石。它通过完备知识、完备信息、完全理性、完全竞争、货币中性、制度中性、价值中立、零交易费用、稳定偏好序、企业同质性、资本同质性、劳动同质性、产品同质性、“其他条件不变”等各种假设，首先为经济理论的建构塑造一个按照研究者的目标易于处理的确定性经济环境，尔后再以“经济人最优化”为逻辑大前提演绎出一系列“确定性”的经济学命题。长期以来，新古典主流经济学家就是在一个没有不确定性的完全竞争世界里从事理论建构活动的，并最终形成了经济学研究的一些基准理论模型——“五个不相关定理”：阿罗―德布鲁一般均衡定理、莫迪格利安尼―米勒（MM）定理、科斯定理、卢卡斯货币中性定理和贝克尔－斯蒂格勒（BS）定理。阿罗―德布鲁一般均衡定理描述了一个经济体制与经济效益不相关的完全竞争市场；MM定理描述了一个金融工具（体制）与经济效益不相关的完全金融市场；科斯定理描述了一个零交易费用情况下法定产权的初始安排与经济效益不相关的完全产权市场；卢卡斯的货币中性定理描述了一个长期条件下货币政策同经济效益（增长）不相关的完全货币制度；BS定理描述了一个执法体制（除法庭外）与执法效率不相关的完全司法制度。[14]上述五个基准定理实际上是为我们描绘了一个根本不存在不确定性的理想经济世界。
的确，这个没有不确定性的经济世界为理论建构提供了可操作性，并使得获取确定性的经济学知识成为可能。但也因此，新古典主流经济学削弱或牺牲了其对经济现实的解释和预测能力，并招致广泛批评。甚至在主流经济学阵营内部也有越来越多的学者无法容忍把“人类日常商业行为”作为研究对象的经济学，对人们最常见的经济现象却视若无睹：如果没有交易费用，企业何以存在？如果市场是完全竞争的，利润来自何方？如果人的理性是完备的，要企业家干什么？如果信息是完全的，机会主义何以如此普遍？如果一切都是确定的，经济制度和组织发挥什么作用？总之，如果我们生活在一个没有不确定性的经济世界，经济学还有存在的理由吗？也许这就是熊彼特作如下断言的理由：“客观而言，确定性即使肯定存在，也必须承认不确定性。”[15]因为，人们越来越认识到，如果不存在不确定性，所有这些问题都将无从解释。
有鉴于此，主流经济学发现自己陷入了一个二律背反，一方面，追求研究范式的自然科学化和经济学知识的确定性，是它区别于非主流经济学的主要标志，也是它引以为傲的根本根由；另一方面，它在不确定性面前所表现出来的苍白无力，则使其不得不反过来检视这种科学研究范式和确定性知识自身的合法性问题。这就是弗兰克·奈特得出来的结论：经济学作为“唯一有可能成为一门精确学科的社会科学”，“它享有科学的殊荣，但也必定具有科学的局限性。”[16]
因此，问题的关键不在于穷追这样一个老套的问题：经济学到底是不是一门科学？[17]而恰如弗朗西斯·培根所言：“我们如果以确定开始，就会以疑惑结束，如果以疑惑开始，并且耐心地解决疑惑，就会以确定结束。”[18]这正是现代混沌科学所揭示的基本内涵：只有从不确定性出发才能发现确定性。令人颇为不解的是，在自然科学进入不确定性时代已近百年的情势下，主流经济学却依然固守于经典自然科学确定性的围城而不能自解，显然，它正在以一种反自然科学的方式追求着自身的自然科学化。因此，主流经济学必须走出经典自然科学确定性的围城，寻求新自然科学不确定性思维方法的支持。为此，我们有必要首先走进一门新的学科：混沌科学。
二、混沌与不确定性
对于混沌科学的意义，詹姆斯·格莱克有过一个经典评价：“混沌开始之处，经典科学就终止了。”[19]这意思是说，混沌作为继相对论和量子力学问世之后二十世纪物理学的第三次革命，它所揭示的混沌与和谐、有序与无序、确定性与随机性相统一的新自然科学观，改变了人们观察世界的方式，从而向我们展示了一幅新世界观图景——不确定性世界观：初始条件敏感性、反馈性、创生性、非理性、自相似性。
初始条件敏感性——混沌生成不确定性的方式之一
尽管早在20世纪初，庞加莱就在其《科学与方法》一书中预言了混沌科学的诞生，但是，只有到了20世纪70年代气象学家洛仑兹出人意料地在计算机帮助下发现混沌之后，这门科学才真正实现飞跃发展。这其中，最著名的“混沌计算机实验”就是由洛吉斯蒂方程而来，
反馈性——混沌生成不确定性的方式之二。
洛吉斯蒂方程又被称为“迭代方程”，它通过奇特的“数学实验”给我们描绘了系统通往混沌的历程及其所具有的反馈性特征。假如前述方程代表的是一个人口增长模型（我们把种群x表示成0与1之间的一个分数，0表示绝种，1代表可以设想的最大种群；a代表控制参量，取值可大可小。），而所谓“迭代”，即是指从初始人口X（t0）开始，计算出新的人口X（t1），把这个新人口带入方程的右边，用以计算出下一次的新人口X（t+1），再把后者带入方程右边，如此继续下去，以至无穷。这个迭代过程表明，反馈性是混沌态的一个基本特征，混沌正是在无穷延绵的反馈链中产生的，换言之，“进化是具有反馈的混沌”[20]。反馈性意味着游戏本身就包括了改变游戏规则的方法，世界乃是一个自我改变规则的循环建构的反馈性游戏运动——不但主体生活世界在不断地自我建构，客观物理世界也在不断地自我建构；同时，主体生活世界不断地建构客观物理世界，而被建构的客观物理世界反过来又影响主体生活世界的建构。这样一来，反馈性不仅拓宽了科学认识主体的存在空间，而且增加了认识主体之行为空间的多元性和拓扑性，并使得认识主体的感觉空间更具立体性，直觉空间更具潜能性。反馈性所带来的认识主体存在空间、行为空间、感觉空间和直觉空间的结构变化，标志着整个人类科学认识运动的进步和发展。[21]
创生性——混沌生成不确定性的方式之三。
恩格斯曾说过：“自然界不是存在着，而是生成着和消逝着。”[22]这句话深刻地揭示出物质世界具有创生性的本质特征。与牛顿世界根本不同，混沌世界是一个充满不确定性的创造性世界。在牛顿世界中，物质只是完全盲目地服从外力的惰性实体，宇宙只不过是一个被调整好的精确时钟；按照拉普拉斯的说法，世界是一个必然性的链条，事物从一种状态按照铁的必然性过渡到下一状态，因而根据某一时刻的初始状态可以预言今后的一切事件，它们的全部未来都被决定了。显然，在这样的世界里，确定性本身已为人类活动扫清一切障碍，“上帝已经降低到给宇宙之书翻页的档案保密员的简单角色”（普里高津语）[23]，更谈不上物质和主体的创造性作用。
早在《博士论文》时期，马克思就曾指出：“在必然性中生活，是不幸的事，但是在必然性中生活并不是一种必然性。通向自由的道路到处都开放着，这种道路很多，它们是便捷易行的。因此，谢天谢地，在生活中谁也不会被束缚住，而对必然性本身加以限制倒是许可的。”[24]混沌科学通过揭示世界的深层本质，完全颠覆了牛顿世界的本体论特征，从而科学地证实了马克思的断言。在整个20世纪，量子力学完全改变了人们关于物质的原始概念，混沌科学则揭示出世界的不确定性本质，从而把物质从决定论的枷锁中彻底释放出来，这使得物质“自然界有可能表现出发明性和创造性”[25]，为新奇事物涌现创造了空间。
非理性/价值理性——混沌生成不确定性的方式之四。
根源于柏拉图传统，文艺复兴以降，人们普遍认为：倘若科学是理性的，那么它就是确定性的；理性提供普遍性，而普遍性又提供确定性，这就是牛顿力学为后人树立的经典科学观。由此，经典科学通过弃绝非理性或者价值理性的方式，树立了工具理性在科学研究中至高无上的地位，理性被视为用来使每个人相信某个观点是确定而可靠的唯一手段；这种诉诸理性寻求确定性的极端方式，不但消灭了事物运动的自由空间，而且使得经典科学家们“不自觉地放弃了对自己的科学提出根本问题的自由”[26]。自大卫·休谟以来，理性履行此项承诺的能力受到根本质疑，在他看来，理性只不过是情感的奴隶；哥德尔不完全定理则认为，全部的真实性不可能包含在一个有限的系统中，除非增加系统以外的公理，否则系统的真实性将无法从其自身获取合法性证明。这意味着：其一，数论真理在数论中无法得到定义，真实性与可证性不是一回事，因而，形式主义数学观与获得正确的具有经验有效性的命题知识，没有必然联系。其二，科学工具理性的作用有其自身的极限性，为了弥补工具理性的缺陷，应该承认价值理性/非理性在科学研究、特别是科学革命中应有的作用。
混沌科学为以上两个论点提出了新论据。首先，我们从一个确定性的数学方程——洛吉斯蒂方程——中发现的却是混沌行为，这说明，“数学终究只是人类生活中很特别的一个侧面”，因而通过数学方程（数理逻辑）求解方式搜寻确定性知识的古老梦想，有可能会破灭。其次，可预测性一直都是一门成熟科学的标准，然而，混沌科学表明不确定性才是世界的本质，而在一个不确定性世界中，虽然我们不能否认秩序存在，但一个混沌过程确实是无法作长期预测的。混沌揭示了科学工具理性不得不面对的困境。不仅如此，混沌理论还以自然科学的身份站在审视工具理性的最前沿，从而承担起了拯救价值理性的任务，它在不摒弃和贬低理性的前提下，不但为价值理性提供了存在的理由，而且为价值理性发挥作用拓宽了空间，从而使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相互交织，共同构成了人类认识活动的工具。混沌科学证实，库恩把科学家们描述成“价值共同体”——不完全的工具理主义者，这不是偶然的。
自相似性——混沌通过不确定性自发生成秩序的机制。
混沌不仅向我们揭示了复杂系统的不确定性的本质，而且发现了复杂系统具有混沌与和谐、无序与有序、随机性和确定性相统一的特征。费根鲍姆发现相邻两次分形对应的参数之差的比值惊人地趋于一个常数，这就是著名的费根鲍姆普适常数[27]。这一常数揭示了如下关系，即洛吉斯蒂方程分形行为是按照一个预先确定的规律性现象进行的，分形谱和混沌带具有无穷镶嵌的几何结构，并且同一行为在越来越小的尺度上重复出现。也就是说，如果我们用放大镜放大混沌带某数值之后的任何一部分，系统都会呈现出与该取值之前几乎完全一样的分形结构。学术界把这种规律性混沌分形行为称为“自相似性”：系统的每一个部分都有一个相似的结构，并且部分与整体相关，即小局部展示的是大整体的结构。自相似性原理为我们从不确定性中发现确定性提供了认识和方法论依据。一方面，科学认识总是从不确定性中寻求确定性，这时，寻求确定性是人类认识发展的根本目的；另一方面，不确定性永远限制着人们对现实世界的完全解释，这时，不确定性则是人类认识发展的原初动力。
混沌通过揭示世界的不确定性本质来坦诚地面对不确定性，并为人类在不确定性的世界中寻求确定性，提供了科学认识的光明前景。这不但使得“日常生活的对象变成了正当的研究对象”[28]，从而突破了经典自然科学认识活动的固有界限，混沌也因而超越了自然科学领域，进入很多不同的学科和专业——物理学、生物学、生态学、经济学、地质学、人类学、语言学和书法艺术，等等。在这里，我们特别关注的是混沌所揭示的不确定性世界观对于经济理论的革命性意义。
三、不确定性与经济学认识论
混沌科学揭开了科学不确定性的神秘面纱。它对于我们思考不确定性在经济学中的生成方式，进而发掘不确定性的经济学认识论意义，提供了重要启示。
启示之一，不确定性－初始条件敏感性原理——对经济学“假定不相关性命题”的再反思
1953年，为反击对新古典研究范式批判的新浪潮，弗里德曼发表了著名经济学方法论论文——“实证经济学方法论”。其核心论点可概括为两个基本命题：（1）“与一个假说有效性的唯一相关的检验是其预测与经验的比较”；（2）“理论越有意义，其假定就越不现实。”[29]基于前者标明的观点，后者的意思是说，经济学假定不但与经济理论的有效性和真理性没有必然关系，而且要想获得确定性的经济学知识，假定越抽象、越不现实越好。这个论点后来被马克·布劳格概括为弗里德曼“假定不相关性命题”(The Irrelevance-assumptions Thesis)。[30]此论点一经出炉便引发了一场持续半个世纪之久的大论战，史称“假定之战”。[31]这次科学巨人之间的较量虽然最终无果而终，但对于主流经济学来说这确是一桩输不起的学术公案。
主流经济学究竟能否赢得这场公案呢？混沌科学似乎给出了否定的回答。这一次，主流经济学面临的敌手不再是反对经济学自然科学化的非主流经济学和其他社会学，而是它所一贯奉若楷模的自然科学——相对论和量子力学，特别是混沌科学。混沌科学所揭示的初始条件敏感性原理，向经济学“假定不相关性命题”提出了它所面临的不确定性问题的严峻挑战。虽然经济学假定方法有其内在合理性，这恰如弗里德曼本人所言，“科学的基本假设，其外表可能是靠不住的，但其中有发现、解释或组织论据的路径，这些论据能揭开表面上无条理的、形形色色的现象，显示出更根本、相对更简单的结构。”[32]但是，如果据此断定经济学假定与经济理论之有效性的检验无关，这不但与经济学说史不符，也有悖于自然科学的最新发展。初始条件敏感性原理说明，任何一个复杂系统（非线性系统）的稳定和有序性对初始环境都有着极强的依赖性；经济系统是一个典型的复杂性系统，而对这样一个系统的研究，如果忽视理论对假定的敏感性，理论模型的实用性和有效性将不可避免地受到质疑。
这启示我们，在运用“假定－演绎”方法建构经济理论时，起码应该注意两点：其一，研究者对其推理过程所赖以展开的诸假定条件，特别是这些假定条件在哪些方面偏离现实经济生活，偏离的程度有多大，以及将结论运用于实际情况时必须有针对性地进行哪些修正等，必须十分清楚。其二，研究者有责任将理论成立的前提条件和理论适用范围告知世人，特别是理论的实际运用者，以保证推理结果的应用者不会对此产生误解。然而，正如弗兰克·奈特指出的，实际情况经常是：“在那些提出经济学原理的理论经济学家的头脑中，甚至没有明确的假设，他们及其成果的应用者自然也不会牢记所谓经济学原理中，到底有哪些不切实际的假设，他们生搬硬套经济学原理，将其运用于不同的情况中，并根据这些原理得出极为扭曲的、完全不可靠的结论。如此明显站不住脚的、错误百出的演绎，自然会导致经济学本身失去可信性。” 这说明，在理论假定的认知方面，主流经济学在观念上已远远落后于自然科学的最新发展.
启示之二，不确定性－反馈性原理——对“经济学事实”的再解释
长期以来，主流经济学对“经济学事实”的理解一直受逻辑经验主义的影响。逻辑经验主义作为第一个成熟的科学哲学流派，它首先基于牛顿物理学的研究模式和思维方法，在拒斥形而上学和严格区分分析命题和综合命题的基础上，赋予观察事实以纯客观的性质和优先地位。受此观点的影响，经济学中的事实经常被认为与经典自然科学中的事实具有相同或相似的客观属性，这意味着，经济事实在经济学建模、证伪和选择理论时应该而且可以发挥“判决性”作用。然而，在具体实践中，由于理论模型与经济事实之间频繁地表现出相背离的性质，经济理论经常会面临被经济事实证伪的危险，这迫使主流经济学家又不得不采取“免疫策略”，不惜用拒绝经济事实的办法为其经济理论辩护。这样，主流经济学在“经济学事实”问题上就不可避免地走向逻辑自反，陷入两难境地。
根本原因在于，经济学界对整个二十世纪新自然科学革命和科学哲学的新发展缺乏应有的了解，以至在自然科学研究进入混沌时代已近百年的情势下，仍然不能摆脱经典自然科学的决定论思维和旧科学哲学观的影响。继量子力学的“海森伯格不确定性原理”揭示出“观测渗透”之后，混沌科学的“反馈－不确定性”原理再次表明，受“交互作用”的影响，科学事实的纯客观属性已被弱化，科学事实在理论甄别和选择中的作用也大大降低。总之，科学事实由“硬”变“软”了。哈耶克在《经济学中的事实》一文中指出：将历史事实视为是明确给定的，而不是进行精心选择的结果，这只是一种幻想的结果，“这种幻想是由于我们相信自己能够根据其在时空上的等同，用物质的言词对历史事实进行定义。但是，这样来定义的事实——恰恰不是一个历史事件。”[33]用康德的话来说就是，经济学家一直未能正确区分经济学事实是“被给予的对象”还是“被思维的对象”[34]
显然，作为“被思维的对象”的“经济学事实”，是被经济主体选择、建构甚至刻意歪曲的反馈性结果，相比之下，它较之自然科学事实具有更多的非客观性和不确定性。也正因为此，当代科学哲学的语境实在论者认为：科学理论不再是命题的集合，而是模仿世界内在机制的模型集合；科学的话语不再是关于真实世界的话语，而是关于模型世界的话语；理论模型与世界之间的关系，是一种动态的相似性、境遇性关系，而不再是固定的符合性、再现性关系。在这里，确定性虽然依旧是科学研究追求的最终目标，但它不再是科学研究的逻辑起点，真正的逻辑起点应该是不确定性。如果我们能够基于此种新科学哲学观来评判经济理论，主流经济学不但不会在“经济学事实”问题上陷入两难，而且能够在现代自然科学（混沌理论和量子力学等）意义上凸现自己的科学属性，同时，还将受益于新自然科学的不确定性思维，进而实现自身的突破性发展。
启示之三，不确定性－创生性原理——对市场自组织性质的再解释
自《国富论》发表以来，西方经济学家对市场经济自组织性质的研究，已持续了两个多世纪之久。在此二百多年间，主流经济学一直努力在完全竞争条件下通过寻求方程组均衡解的办法来求证市场经济的自组织性质——市场的自发性、有效性、均衡性、和谐性和优越性，从而为自由市场经济勾画了一个理想主义图景：自由的经济市场不仅是经济富裕的源泉，政治民主的源泉，而且是个人道德和社会美德的源泉。[35]这俨然就是一幅用数学模型构架起来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和谐社会图式”。在这里，自由市场就像是一个被调整好的精确时钟。这种对自由市场自发秩序的构造，与其说是一种科学的理论证明，还不如说是主流经济学家对自由市场坚定信念的内心表白。问题是，这样一个新古典世界，不是一个能够让人们在其中感受生命活力的创生性世界，而是一个人们不得不受现有理论及其证明者压制的静寂世界。在这样的世界里，价格反映了所有信息，理性预期把持着未来，自由竞争消除了不确定性。这种被动的、预设的“确定性解释范式”至少导致了两个严重后果。
首先，反映在理论上，这种范式根本无法解释市场秩序结构的自组织性质，从而也就无法解释市场的“有效性、均衡性、和谐性和优越性”。根据“不确定－创造性原理”，确定性分析与人类实践自身的丰富性不相容，与个体生态的多样性也不相协调。一个缺乏不确定性的市场不是一个有效的市场。因而，作为诠释市场自发扩展秩序的“元理论”[36]，经济学应该“建立在一个潜在、不连续和不确定性的环境基础上”，如实地把自由市场经济解释成为一个“发现和利用不确定性的过程”。[37]这是因为，创生性是自由市场的真正内核，不确定性则是市场创生性的源泉。主流经济学以放逐不确定性的极端方式来求证市场经济的自组织性质，乃至整个资本主义制度的和谐性，这无异于是在以确定性之诉求来泯灭市场之不确定性的本性，从而把人们对自由市场经济的认知逻辑拖入“确定性的陷阱”；不仅如此，很多人还把拒绝主流经济学求解市场经济过程的不现实性，作为拒斥市场经济的一个主要理由。
其次，反映在实践上，在当今世界，正是由于人们不懂得不确定性本身就是自由市场经济的组成部分和内在特质，一些新兴市场经济体仍然存有倒退至“通往奴役之路”的潜在危险。其典型表现之一，就是通过夸大市场的不确定性——贫富差距、地区差距、不均衡性等——来否定市场不确定性的创造性功能，进而制造了大量以批评西方主流经济学为靶子实则是反市场经济的种种论调，无形之中助长了重新恢复经济集权的危险。这些人不晓得，“自由市场经济的自然特性虽然能使之具有创新能力，但却要付出代价。自由的代价就是不确定性。”[38]这正是混沌科学对创造力与不确定性辩证关系的深刻揭示。在混沌理论看来，不确定性不仅是导致很多问题的根源，同时它也成为市场经济社会保持自由状态的必要因素和持续创新的源头。主流经济学的“确定性世界”没有说明市场经济的这些本质特征，因而误导了人们的认识和实践。
启示之四，不确定性－价值理性原理——对经济学与伦理学关系的再解释
长期以来，除了把价值无涉作为实证经济学优越于规范经济学的借口之外[39]，主流经济学家似乎从来就不曾对经济学坚持价值中立的理由，给出过令人满意的解释。倒是致力于运用现代博弈论阐释经济学与伦理论关系的道德哲学家高德（Gauthier），给出了一个明确的回答：新古典经济学世界是一个没有不确定性的完全竞争世界，而一个确定性的完全竞争世界就是一个“道德荒芜特区”（moral-free zone），在这个“道德特区”中，根本不会存在“道德约束的任何地位”。[40]换言之，在新古典世界中，研究者已经通过逻辑预设——不存在不确定性——的形式一劳永逸地解决了所有伦理道德问题，因而，它没有必要再诉诸道德，也没有收入再分配、效率估价、价值评判等社会正义问题留待解决。高德为新古典经济学“伦理无涉谜团”提供的解释，可谓入木三分，由此主流经济学企图通过放逐不确定性的办法拒斥价值判断的意图，清晰可辨。
相比之下，哈耶克的看法更为犀利，他斥责那些企图以消除市场不确定性的方式达至社会正义的学者，实际上根本不懂得不确定性之存在本身，恰恰就是自由市场充满人性和道义的真实体现。哈耶克曾对罗尔斯正义理论提出严厉批判：“罗尔斯的世界永远不会文明化：对由运气而带来的差异的压抑，会遏制许多发现新机会的可能性。在这样一个世界里，我们会被阻止去获得这样一些信号，而作为我们生活条件的千变万化的结果，单是这些信号就可以告诉我们每一个人为了维持生产的周转——或假如可能的话，增加生产——我们必须做些什么。”[41]在哈耶克看来，罗尔斯的道德建构主义在根本上否认了不确定性的作用，而在一个没有不确定性的世界中是不可能有正义可言的。撇开独断论成分，以哈耶克的批判来关照新古典主流经济学对待市场不确定性的认识态度和处理方法，其弊端有过之而无不及。
然而，无论是高德的解释还是哈耶克的批判，都还没有揭示出价值理性，即价值判断、伦理道德等非理性因素，作用于人类经济选择活动的具体方式及其内在机制。混沌科学的“不确定性－价值理性原理”起码在两个方面有助于我们拓宽思维：其一，它启示我们，经济学唯理性主义对经济伦理起源问题的逃避和不成功的预定论解释，突现了纯粹经济理性自身的弱点；但是，工具理性存在的种种缺陷并不能成为我们拒绝理性说明、甚至企图以意识形态替代实证经济研究的理由；而真正科学的态度是，对工具理性的界域性有一个十分清醒的认知，进而不再把工具理性无法企及的任务交由它来完成，譬如以理性选择来解释道德起源等。因而，其二，我们完全可以在尊重工具理性的前提下，而不是以喧宾夺主的方式，来发挥价值理性这一人类认识工具应有的经济解释功能，从而使非理性解释配合理性模型，共同承担起探索复杂的人类经济交往秩序结构的艰巨任务。
混沌科学已经向我昭示了在自然科学领域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摒弃前嫌，携手并进的前景；作为社会科学的经济学，更不应纠缠于经济学与伦理学之间业已存在的偏见和固执，而是应该积极寻求合作的希望。在此层面上，混沌科学的经济学意义更为深远而重要，这是因为，它开启我们重新思考下属问题的新视角：经济学的确定性、科学性诉求必须以坚持伦理无涉原则为逻辑前提吗？割裂经济学与伦理学的关系是否就标志着经济学更科学了呢？混沌科学对非理性因素的承认和宽容表明，新自然科学观不但不再以“牛顿－笛卡尔主义”自居，而且以混沌科学推崇的不确定性思维为标志，自然科学对休谟怀疑主义也已经表现出来某种认同感，因而，就连一贯交恶结怨甚深的独断论和怀疑论，也开始谋和了。这实在是自然科学在发展中不断自我反思、自我认知的必然结果。对此，经济学界当深思，主流经济学界尤其应当。
启示之五，不确定性－自相似性原理——对“理性经济人”范式的再认识
从混沌视角看，就像自然科学研究一样，经济学研究所面临的最大挑战同样来自“不确定性约束”。主流经济学处理这个约束的方式，就是假定人是理性或者是完全理性的，由此形成了新古典经济学研究的核心范式——理性经济人方法。经济人方法之所以能够坦然面对“不确定性约束”，原因就在于：其一，它是从可能世界出发的；因之，其二，这种方法能够确保获得确定性的经济学知识。但是，这个产生于可能世界的确定性知识如何能够解释现实世界中的经济问题呢？这个由“可能世界”向“现实世界”的“转化问题”一直困扰着主流经济学家。在哲学史上，这个问题以康德的“先天综合判断如何可能”这一《纯粹理性批判》的总问题而闻名，由此，足见其在人类思想史上的重要地位。
康德基于牛顿物理学确定性思维范式解决不确定性问题的方法，当然不可能成功。只有到了二十世纪初期，混沌科学的兴起特别是由其奠基的不确定性世界观，才为我们科学阐释上述“转化问题”提供了一个正确的思维方向和方法。一方面，自相似性原理为我们揭示了隐藏在混沌和无序背后的有序结构，因而混沌不是混乱，不确定性不代表无秩序可寻。质言之，不确定性约束不应成为我们怀疑和拒绝确定性知识的理由，面对经济学研究中不断涌现的历史主义、主观主义、怀疑主义和非理性主义思潮，这一点对于正确认识主流经济学的研究方法尤为重要。
另一方面，混沌理论的不确定性世界观，既颠覆了科学研究的确定性思维范式——科学方法论上的“牛顿革命”，又颠覆了康德的先验哲学思维范式——哲学认识论上的“哥白尼革命”。这种颠覆使得传统科学的“化繁为简－以简释繁”的“分解－还原论”研究方法受到质疑。回顾主流经济学的发展历程，它先是实现了自身在方法上的“牛顿革命”，即坚持从确定性出发以寻求确定性的经济学知识，比如，理性经济人假定方法；此后又追随康德的先验哲学路线，实现了经济学认识论上的“哥白尼革命”，即从先验论的角度思考经济学由于其自身的非现实化而招致的批评，比如，对“五个不相关定理”（参阅本章第一节）的辩护逻辑。混沌理论对上述观念的颠覆，再次将理性经济人假定方法推向变革的边缘，这种变革的紧迫性，从学术界强烈要求建立“真实世界的经济学”的呼声中，可见一斑。
四、结论
二十世纪以来自然科学发展的最新图景告诉我们，以大科学观——它专注于不确定性在人类生活中的作用——的形成为标志，人类已经进入一个大科学时代。而大科学观替代经典科学观——它把寻求确定性作为科学的首要目标——成为人们认知世界的方式，这标志着，继“牛顿革命”和“哥白尼革命”之后，人类思维方式发生了第三次大变革——不确定性世界观的形成。遗憾的是，经济学自身却很少以这种大科学观的宏伟视界来审视自己，以至它还困守在牛顿力学确定性的围墙之内，仍在梦想成为经典物理学意义上的科学。这未免有些过分了。
[1][15]约瑟夫·熊彼特：《发展》，载《南大商学评论》，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5（6）。
[2][36]哈耶克：《致命的自负——社会主义的谬误》，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第178、111页。
[3]特伦斯·W·哈奇森：《经济学的发展与革命》，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第70 页。
[4]西尼尔：《政治经济学大纲》，商务印书馆，1977年，第78页。
[5]Jevons, W. S. (1871), The Theory of Political Economy,
[6]盖伊·劳思：《经济学与混沌》，载理查德·H·戴等著：《混沌经济学》，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6，第9页。
[7]大卫·休谟：《人性论》，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第509－510页。
[8]Carnap, Rudolf, The Unity of Science,
[9]希拉里·普特南：《事实与价值二分法的崩溃》，北京：东方出版社，2006，第12页
[10]Keynes, J. N. The Scope and Method of Political Economics,
[11]莱昂内尔·罗宾斯：《经济科学的性质和意义》，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第120 页。
[12]Marshall, A. N. 1920. Principle,
[13]Hempel, C. G. and Oppenheim, P. 1948. ‘Studies in the Logic of Explanation’, Philosophy of Science, April, pp.135－175.
[14]参见许成钢、田国强、林毅夫和杨小凯的相关论文，载于王小卫、宋澄宇编：《经济学方法——十一位经济学家的观点》，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6。
[16][33]Frank H. Knight. Risk, uncertainty, and Profit.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71, pp.3、10－11.
[17]Why Economics is not yet a Science, edited by Alfred S. Eichner,
[18]转引自亨利·N·波拉克：《不确定的科学与不确定的世界》，上海：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05，第205页。
[19][26]詹姆斯·格莱克：《混沌：开创新科学》，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0，第4、38页。
[20]转引自阿瑟：《经济中的正反馈》，载《经济社会体制比较》，1998（6）。
[21]参阅郭贵春：《后现代科学实在论》，北京：知识出版社，1995，第202－209页。
[2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第267页
[23][26][28]转引自郑春顺：《混沌与和谐——现实世界的创造》，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第450、452、85页。
[2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第26页。
[27]参阅张彦、林德宏：《系统自组织概论》，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90，第116页。
创造》，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第85页。
[29]Friedman, M. Essays of Positive Economics,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1953, p.914.
[30]Mark Blaug. The Methodology of Economics,
[31]陶永谊：《旷日持久的论战——经济学的方法论之争》，西安：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2，第114页。
[32]马克·布劳格：《经济学方法论的新趋势》，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0，第324页。
[33]哈耶克：《个人主义与经济秩序》，北京：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89，第71页。
[34]康德：《纯粹理性批判》，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25页。
[35]米歇尔·鲍曼：《道德的市场》，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第10－12、585－602页。
[37] Kirzner, I.M. 1992. The Meaning of Market Process, pp.1－54.
[38]埃德加·E·彼德斯：《复杂性、风险与金融市场》，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第5页。
[39]劳伦斯·A·博览：《批判的经济学方法论》，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0，第289页。
[40]Gauthier, D. Moral by Agreement,
[41]Hayek，F. A., The Fatal Conceit: the Errors of Socialism,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8, p.7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