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研究所青年研讨班简报（第1期）

哲学研究所青年研讨班简报

（第1期）

上海社会科学院哲学所青年研讨班                                   2009年10月27日

报告人：张雪魁

报告题目：经济哲学研究在中国：近况与问题

主持人：计海庆

评论人：姜佑福、陈祥勤

第一部分：报告摘要

报告结合国外经济哲学研究的新进展，从六个方面对国内经济哲学研究的最新进展及其存在问题进行了分析。摘要如下：

一是关于“何谓经济哲学”的问题。报告认为，目前，学术界对“经济哲学”这一概念存在四种不同的理解：经济学的哲学（philosophy of economics）、哲学的经济学（economics of philosophy）、经济的哲学（philosophy of economic）、经济哲学（economic philosophy）。报告认为，应该保留的经济哲学是“philosophy of economics”，考虑到马克思所开创的“哲学的经济学批判”的研究路径所具有的独特价值，报告赞同存在“economics of philosophy”。对于其他两个概念——“philosophy of economic”和“economic philosophy”——则不应在经济哲学这门学科中存在。迄今为止，我国经济哲学界对经济哲学的研究对象，这一最根本的问题仍未能达成统一认识，因而，严格说来，我们对“什么是经济哲学”仍然处于一知半解状态。这种对经济哲学研究对象因而对其学科性质的混乱认识，是导致目前我国经济哲学研究陷入种种误区和困惑的深层原因。

二是关于经济学的假设与有效性问题。报告认为，目前，经济学的前提假设已成为经济哲学研究的经典问题域。在这里，有三类问题需要研究：现代经济学中究竟潜伏着那些基本假设？如何对其进行分类？其有效性如何？首先是假设的辨识。目前被辨识揭示出来的经济学的前提假设主要有：稀缺性假设、自利性假设、理性假设、不确定性假设、连续性假设和历史局限性假设等。其次是假设的分类。鉴于前提和假设对于辨别经济理论类型具有指标性意义，因此，学者们区分了不同的经济学假设类型：可检验的经验假设和无需检验的自明假设、有经验内容的综合性假设和没有经验内容的分析性假设、基本假设和辅助假设，内核假设和外围假设，等等。最后是假设的检验。

三是关于经济学的认识论问题。报告认为，在长一个时期内，经济学认识论研究主要是围绕两个传统问题展开的，一个是经济学理论的有效性的判定标准问题，一个是经济学的学科性质问题。近期，人们对这两个传统问题有了新的认识和提法，就是将它们具体化为经济学知识的性质和适用边界问题，即经济学知识的限度问题。这种新趋向使得原本抽象的经济学认识论研究更切近现实和实践意义，因而引起了广泛的关注。

四是关于经济学的方法论问题。报告认为，正是由于看到了传统科学哲学在经济学方法论研究中所发挥的消极作用，当代经济学方法论研究更多地带有对经典科学哲学进行反思的倾向：通过对西方经济学的“思想实验”方法的研究，揭示作为社会科学的经济学与自然科学在研究方法上的根本区别，指出自然科学方法在经济学中运用的限度及其引发的学科困境；通过对科学哲学与西方经济学方法论内在关系的研究，揭示科学哲学对实证经济学方法论的深刻影响，进而透过经典科学哲学特别是逻辑实证主义自身受到的挑战，进一步剖析以此为基础的经济学研究方法所必然面临的困境；等等。

五是关于经济学的本体论问题。报告指出，经济学本体论研究已成为西方经济哲学界研究的一个热门课题。这种“本体论转向”正在推动现代经济哲学研究转向一个全新的问题域：经济世界的生存论和存在论意义需要深刻地被揭示，进而以此为基础的经济学方法论、认识论、价值观研究也需要在一个全新的基底上被重新考察。这种问题域的转换说明，西方经济哲学研究在近代西方哲学的问题域——认识论和方法论——中徘徊了半个多世纪之后，开始走向现代哲学的问题域——本体论问题，亦即海德格尔所谓的“存在”的意义问题，特别是作为“人之在”的“此在”的意义问题。应当说，国内学界对上述“本体论转向”已有所认识，相关研究也在展开。但总体而言，自觉提出并研究经济学本体论问题的学者并不多，这是一个亟待拓展的研究领域。

六是关于经济学的意识形态斗争问题。报告指出，在当代中国，经济学的意识形态斗争表现为两个方面：在学术领域，表现为“价值有涉”和“价值无涉”的对立。在教学领域，对经济学教育是意识形态的教育还是分析工具的教育产生了巨大分歧。在今天的中国，关于经济学与伦理学能否和应否相分离的问题，已经演化成一场经济学的意识形态斗争，即关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的价值观分野。

第二部分：评论与回应

本次报告由姜佑福和陈祥勤作为评论人。针对张雪魁报告中的“经济哲学”=“经济学的哲学”的观点，两位评论人提出了不同的看法。陈祥勤认为，经济哲学可以理解为“哲学文本与经济学文本的相互阐释”，把经济哲学定义为“经济学的哲学”会把“商品拜物教”、“货币拜物教”、“资本拜物教”、“异化劳动”等马克思的经济哲学命题排除在经济哲学的研究对象之外。姜佑福认为，讨论经济哲学的性质应该引入一个历史的维度，经济哲学中的“经济”由其特定的历史内涵，简言之：经济=市民社会；与此相应，经济哲学实质上是可以理解为对市民社会的批判，而市民社会是现代性的基本标识，因而：经济哲学=现代性批判。

针对陈祥勤的问题，张雪魁做了回应：把经济哲学理解为“哲学文本与经济学文本的相互阐释”，这个解释明确把经济哲学的研究对象定义为“经济学文本”而不是无边无际的“经济”，是一种不错的表达。马克思的“商品拜物教”、“货币拜物教”、“资本拜物教”、“异化劳动”等命题，是在批判政治经济学的基础上得出来的，在这里，先行的工作是对“政治经济学”的批判而不是对“经济”的直观批判，因而把经济哲学定义为“经济学的哲学”不会排斥对马克思的基本经济哲学命题的研究。

对于姜佑福的问题，张雪魁的回应是：“经济=市民社会”，而“古典政治经济学=影缩的市民社会”，因而：对市民社会的批判=古典政治经济学批判，这与“经济学的哲学”这个定义是一致的。事实上马克思和恩格斯曾经明确指出过，对市民社会的哲学批判最好的办法就是批判政治经济学，“关于市民社会的秘密要到政治经济学中去寻找”，说的正是这个意思。第二，至于“经济哲学=现代性批判”，由于现代经济学是标识现代性的最大的话语体系，因而对现代性的批判同样可以而且最有效的方式法就是通过批判现代经济学来达到。这些都与“经济学的哲学”这个定义不相矛盾。

针对张雪魁的回应，姜佑福进一步提出了自己的看法：第一，关于“经济哲学”的定位问题，他认为对于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都可以有“思辨的”或“形而上学的”-“批判的”或“分析的”××哲学之分，前者更接近哲学，相当于区域存在论，后者更接近科学，是所谓学科的认识论和方法论。第二，关于今天哲学之于具体科学的地位，海德格尔在《哲学的终结和思的任务》一文中有一个很重要的观点，即今天哲学已经终结或完成在各门具体的学科之中了。因此，“思辨的”或“形而上学的”部门哲学往往是没落了（像在自然科学领域，“科学哲学”已经完全取代了“自然哲学”），即使像在历史学、经济学等学科中，还有“思辨的”××哲学存在，其情形也常常是遭人诟病的。这大概是张雪魁强调研究“经济学哲学”的“经济学”基础的内在原因。

在评论中，陈祥勤还提出一个“原始经验”的概念。他认为，经济哲学研究、特别是经济学本体论研究中，“原始经验”是一个有用的概念，经济学在今天面临的困境实际上与它脱离人们生活的“原始经验”有着密切的关系。

第三部分：探索与争鸣

在自由讨论阶段和会后的网上交流中，同仁们继续围绕以下三个问题进行了探索和争鸣：

1、关于何谓经济哲学的争论——经济的哲学，经济学的哲学，还是经济-经济学的哲学？

在这个问题上，赵剑认为，“经济学的哲学”和“经济的哲学”是共存而不是排斥的关系。张雪魁认同这种解释，但同时指出，“共存”的东西未必就是“同等重要”的东西，国内经济哲学界似乎对“经济学的哲学”研究很是缺乏兴趣，以至于“经济的哲学”淹没了“经济学的哲学”，这是舍本求末。韦海波引用了一种关于“经济哲学”的定义："philosophy of economics is the branch of philosophy which studies philosophical issues relating to economics. It can also be defined as the branch of economics which studies its own foundations…"这个定义肯定了“经济学的哲学”这个概念，经济哲学作为一门相对立的二级学科，既可以是哲学的一个分支，也可以是经济学的一个分支。

鉴于对“何谓经济哲学”这个问题，大家争论很大，张雪魁对为什么应该把“经济哲学”定义为“经济学的哲学”作了进一步的解释：任何一门学科要想取得门户自立，它都必须明确自己的研究对象；任何一门学科要想形成相对统一的研究规范，它都必须对它的研究对象的范围有所限制。没有明确的研究对象，或者研究对象毫无边界，这会妨碍这门学科的健康发展，堵塞学术交流，造成学科建设的支离破碎和学术研究的离散化。

在关于“何谓经济哲学”的争论中，石永泽还指出，绝对确定性的“经济哲学”概念也许本身就不存在，张雪魁本人一直在讲不确定性，自己却在追求一个确定性的“经济哲学”概念，这似乎与他对不确定性的坚持自相矛盾。

2、关于经济学本体论的争论——“存在”、“生成”对于经济学本体论研究有何意义？

张雪魁运用存在主义的“存在”概念来分析经济世界的本体论意义，即存在论意义，并运用200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埃德蒙德·费尔普斯的“生成（becoming）＞存在（being）＞本质（essence）”这一哲学公式来引征经济世界的本体论意义，引发一些争论。赵剑提醒说，在晚期柏拉图那里，“存在”包括“生成”，因而说“生成”〉“存在”是值得商榷的。他还指出：在本体论方向上对经济（学）哲学的讨论，可以通过对经济事实的现象学描述来加以澄清。经济事实具有三种可能的指称、含义和对象性/非对象性状况。其一，它指的是一系列经验性事实，即通常意义上此时此地的Dasein。在名称上，经济事实是同一个；但在对象性层面上，它无从获得一个统一的对象性；在意义层面上，它是多义的。在此基础上建立的科学，需要求助于假设、约定和归纳，是一种实证性研究方向的事实科学。与此相关的经济（学）哲学仍旧遵循这一方向。其二，它指的是一系列本质。根据胡塞尔，本质的获得需要一系列统一的对象性作为前提。事实仍然是同一事实，但在本质直观中，对事实的“意向”已经发生了变异。它意向的不再是经验意义上的复数的对象性，而是单一的对象性——“本质”。可以说，变异了的意向构成了新的“对象性”，而且是真正严格意义上的对象性。这种对象性要求和第一种情况中的对象性要求是冲突的。在此意义上，本质研究既不适合于经济学，也不适合经济（学）哲学。其三，它指的是某种存在论事实（此处只联系我们一直讨论的海氏存在论，我把其他存在论放入第一种情况中）。这种存在论事实的一个显著特征是非对象性或绽出性，但是通常的经济事实却围绕对象性构筑其实质。需求只有通过对象来满足，对象只有被制造出来并在主体之间进行交换，才可能形成通常所谓的经济事实。一旦将这种对象化方式置换为“非对象化方式”，那么我们所达到的不再是经济事实，而是另外一种东西，即“去存在”。这两者之间存在着不可还原的距离，很难用“奠基”一词轻易带过。总的来说，在第一种情况下探讨或构筑经济事实的本体论基础，较为切近经济（学）哲学的本质；而在其他两种情况下，经济（学）哲学的提法要么不是很恰当，要么只能承担一种外围批判的功能。

姜佑福对赵剑的上述分析提出了质疑：难道在胡塞尔那里，“区域本体论”或关于质料本质的本质科学和事实科学之间是毫无联系的吗？或没有任何联系的可能性吗？难道“事实科学”不是从与之相关联的“区域本体论”获得最基本的概念基础吗？因此，所谓“只有事实问题”的“经济学”和“将事实撇在一边”的“经济哲学”之间的对立，是否是由于将“区域本体论”（关于某种质料形式的本质科学）和“事实科学”作了完全绝缘的抽象分离的产物？

韦海波认为，张雪魁的论文关于经济学本体论的部分，呈现出这样两种研究路向：其一，侧重于对经济学研究中的本体论预设或承诺的反思；其二，侧重于对“经济”现象的本体论诠释。这两种路向也不是截然分开的，在此意义上，他基本赞同张雪魁的回应中所提出的等式：“经济的本体论=经济学的本体论=经济哲学所要研究的本体论”。他还指出，把胡塞尔的本体论引入经济学本体论的讨论可能存在问题，离开胡塞尔的先验现象学构架使用其“区域本体论”和“本质科学”之说，进而界定一个具体学科的性质有时会比较麻烦——这中间的跳跃有些大。实际上，“形式本体论”和“质料（区域）本体论”是胡塞尔现象学的内部分工，它们分别探讨的是先验意识中的意识活动及意向对象之先验本质。该区分并非现象学之外的“学科”区分。经济哲学所研究的东西，若未经过现象学的“洗礼”，难以和这种“区域本体论”挂上钩。

接下来，围绕现象学本体论与经济学本体论的关系，同仁们展开了热烈的后续讨论，特别是在争鸣过程中，碰撞出许多思想火花。最后大家认为，围绕现象学本体论和现象学方法展开进一步的探讨，并把现象学本体论和现象学方法与经济学本体论和方法论研究结合起来，考虑这两个领域结合的可能性。这就形成了一个跨学科研究的新学术生长点。

在关于经济学本体论的讨论中，针对西方经济哲学家运用“实体”概念来解释经济学中的本体论问题，赵司空提出了“实体”与“本体”的关系问题，她对“实体”问题能否代表“本体”问题提出了疑问。

3、关于马克思经济学方法论的争论——“历史”与“逻辑”的一致性，还是“历史”与“逻辑”的异质性？

在报告的经济学方法论部分，张雪魁认为，在马克思经济学方法论研究中，可能存在的一个最大的问题可能就是对“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误读，即将马克思的经济学方法论黑格尔化，这一点值得高度重视。张雪魁认为，马克思强调的是“历史与逻辑的异质性”而不是“历史与逻辑的一致性”，历史发展中偶然性、不确定性不能被淹没在“历史与逻辑一致性”这个抽象的哲学公式中。

对此，姜佑福提出了不同的看法：如果执着于“历史”与“逻辑”的对立，无论是以“历史”反对“逻辑”，还是以“逻辑”反对“历史”，那么都是还没有摆脱“唯心”与“唯物”、“主观”与“客观”二元对立的（黑格尔也称之为形而上学的）哲学立场，而无论是“绝对唯心主义”（黑格尔）或“历史唯物主义”（马克思）都是以扬弃这种二元对立为前提的。马克思与黑格尔的差别不是“历史”与“逻辑”的差别，不是“唯物”与“唯心”的对立，而是“历史-逻辑”（主观-客观）A和“历史-逻辑”（主观-客观）B之间的差别。

张雪魁的回应是：第一，历史与逻辑的异质性≠历史与逻辑的对立，相反，“异质说”恰恰是以承认历史与逻辑的统一性（一致性）为前提的。因而，“异质说”既不主张“用历史反对逻辑”，也不主张“用逻辑本反对历史”，而是主张历史与逻辑具有一致的方面，也具有异质的方面。马克思的许多文本表明，他所重视的是历史与逻辑“异质性”的方面，这一点，在马克思的“博士论文时期”就已经有所凸现，他赞同伊壁鸠鲁的“原子偏斜说”就是对德谟克利特所谓的“必然性”的一种抗拒；在给俄国《祖国纪事》杂志编辑部的信中，马克思反对把《资本论》对西欧资本主义研究的结果，抽象为“一般历史哲学公式”，去剪裁非欧社会特别是东方社会；等等。这些都说明，马克思对“异质性”、“偶然性”、“不确定性”有着极为深刻的认知。

同仁们认为，对于这个复杂而具有重要现实意义的理论问题，有必要展开进一步的讨论，并在适时召开专题研讨会，将讨论引向深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