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22-24日，我所何锡蓉、俞宣孟、王才勇、余治平研究员应德国耶拿大学哲学系邀请，参加了由他们举办的“普遍主义与文化多样性”国际学术会议，来自中国、德国、印度、墨西哥及台湾地区的学者参加了会议。耶拿大学哲学系的研究生、中国留学生也列席了会议。我所俞宣孟研究员作了大会主旨发言，副所长何锡蓉、王才勇、余治平研究员分别作大会发言。这是今年2月份我院与耶拿大学以及哲学所与耶拿大学哲学系签署合作与交流协议的实施项目之一。
耶拿大学是当今德国黑格尔研究的重镇之一。与会专家、学者关于普遍主义与文化多样性的讨论经常不得不回到黑格尔哲学。黑格尔究竟是不是一个普遍主义者？如果是，那么外来文化的接受在他的体系里又发挥了怎样的作用呢？这些问题成为这次会议的一大讨论热点。有学者指出，实际上，黑格尔的著作里从来就没有使用过“普遍主义”这一词汇。在权利哲学中，黑格尔批评过那种用一个一般定义来否定发生于“市民具体生活”中的差异性的宇宙主义（或世界主义）做法，因为这很容易导致对形式多样性的遗忘与忽略。但也有学者指出，哲学的普遍主义与重估多元文化价值的企图在黑格尔的体系里应该是并存的。试图用一般定义来取代个别形式的特殊性，这就是黑格尔式的普遍主义。也有学者认为，黑格尔哲学也受到东方主义的影响，为了更好地理解东方主义的哲学价值，黑格尔秘密地使用了一种比较的方法，而比较又可以看作是他关于异同所做的进一步判断。神秘主义术语在他思想体系里的发展实际上恰好展示了他在西方与东方传统之间所做的比较。对神秘主义的接受正构成黑格尔普遍主义哲学试图结合通往普遍主义开放与多元文价值认知的一个成功范例。
整个会议就什么是普遍主义、我们要为普遍主义辩护吗、普遍主义有哪些局限性、非欧的哲学系统是普遍主义的吗及如何才能克服普遍主义等热点问题展开了充分而热烈的讨论。即便是具有正宗盎克鲁—撒克逊血统的西方学者也对普遍主义思想方法持一种质疑、批判的态度，他们并不愿意被欧洲之外的世界指责为普遍主义的典型代表，而更愿意把普遍的话题严格限制在知识论的范围展开，尽量避免将之宽泛地运用到民族、文化、政治领域里。有学者指出，虽然柏拉图的著作里还没有发现“普遍”的字眼，但普遍主义却千真万确地构成了西方人的哲学传统。西方现代哲学夸大追求普遍知识的方法和态度并把它扩大到对待普遍知识以外的一切领域，这才产生了普遍主义的问题。普遍知识不是一切知识之谓，也不是普遍接受的知识，而是具有普遍必然性的知识。但这种知识显然又是一种有局限的知识，从普遍知识衍生出来的普遍主义是很成问题的，它是目前反思和批判西方传统哲学的重要议题和靶子。而挣脱普遍主义的束缚则是解放思想、走向生命自觉的内在要求。在西方传统哲学的框架内批评普遍主义容易陷入相对主义甚至虚无主义的泥潭。而站在普遍主义和相对主义对峙之外的中国传统哲学似乎能够为克服普遍主义提供了一种他者样本。
长期以来，关于全球化的争论一直被人们理解为普遍主义理论与文明传统保存之间所涵盖的内在紧张在现实世界的延续。有学者指出，作为今日全球化的一个客观结果，包括欧洲各国在内的几乎所有文化传统、哲学传统、政治传统和宗教传统实际上都面临着严峻的挑战，而不仅仅发生在殖民地区、发展中国家和落后民族。亚洲如中国、拉美如墨西哥的人民在全球化声浪中纷纷强调自己的文化特殊性应该受到尊重和保护，这是文化自主性的表现，无疑是对欧洲普遍主义的一种反抗。在全球化问题上，反争论也是一种争论，因为它们喜欢是相反的甚至反专制的东西。多数学者都主张，无论是欧洲的文化，还是非欧洲的其他文化，一旦跌入某种普遍主义的话语霸权，最终都将走向死亡。在我们的多元生活世界里，总存在着许多跨越鸿沟的结构和内容。文化的多样性总愿意以相反的方式表现出来，因为他者文化终归是他者文化。有学者提出了一种扎根于本土文化差异性而能够又对之实行有效超越的“跨越鸿沟的普遍主义”（Überlappungsuniveralismus）。它应该是一种经验的、现象的而与“现代普遍主义”相对立的普遍主义。而一种定位于“跨越鸿沟的普遍主义”的跨文化（inter-kulturell）正在寻求尽量避免走向两个极端，即或者是一个单一的、排他的绝对的普遍主义，或者是一个激烈的、没有关联的相对主义。在“跨越鸿沟的普遍主义”的开端，为了跨文化沟通的需要，每一种文化都应该具备一种指向后现代、不与现实相混淆的“谦逊”（Bescheidenheit）素质。跨文化哲学的定位目标无非是关于普遍主义的进一步重建，即发现它的新的相关性和新的内容方案。
当今世界愈演愈烈的文化相互渗透已经将不同国家、地区与民族之间的交流与沟通问题推向了学术前沿。于是，“跨文化”或“文化间性”便理所当然地成为这次会议的又一热门话题。有学者提出，中文语境里，迄今为止“Inter”通过“跨文化”一词而只具有一个相对接近、比较满意的翻译。但在日文里，作为介词，它虽并不难翻译，却必须取决于它应该究竟且如何承担起的哲学蕴意。“Inter”概念对于跨文化哲学而言，具有本质的意义，因为只有通过它，各种文化、哲学之间才能实现相互理解。“跨文化”一定不同于“多元文化”、“超越文化”或“比较哲学”。然而，对于欧洲语言和其他语言来说，现在最要紧的并不追寻“Inter”概念是什么的问题，而是充分考虑他者思想方式是什么的问题。有学者主张，跨文化的哲学定位始终拒绝任何一个人类中心主义的绝对化思维和完全理性化的普遍主义。一种走向普遍主义研究的跨文化哲学才真正是一种现象描述的、一种在原初意义上的现实性。也有学者指出，一种文化真正具有活性的特质已不再孤立地只经由其单纯的构成要素而获得呈现，毋宁存在于这些要素引发的反响或作用中，这就是一种文化遭遇另一种文化时所表现出来的间性特质。对中西文化问题的论说要真正触及其间活的现实就必须紧扣两者的间性关联，唯有居于这种关联的东西才能够标识各自真正的实际。文化研究始终离不开间性思维，尤其是有关两种文化交互作用的论说更要建基于对文化间性特质的切入，否则，所建构的论说就会脱离所述对象的真正实际，而成为单纯满足于认知旨趣的知识游戏。
因为参加这次会议的主要是中德两国的学者，关于普遍主义的讨论不时被渗透进中国元素与中国视野。中国社会价值观念的变迁、儒家传统文化的历史及其在当今中国的影响之类的问题都能激起西方学者们的广泛兴趣。有学者指出，当今中国的主流价值无疑是社会主义价值体系，它在每一个社会构成元素中都在发挥着重要作用。但多元价值又往往反映着人类价值的多样性，它能够使整个社会充满活力。改革开放后的中国社会出现了四种多元化，即经济竞争与经济利益的多元化、社会生活风格的多元化、社会组织形式的多元化、地位与就业的多元化。而这又恰恰导致了包括市场经济价值、传统价值、西方价值在内的价值多元化。时至今日，中国社会的价值趋向呈现出三大特征，一是传统价值日趋活跃，二是西方价值被理性地转换了过来，三是主流价值的方向越来越明显。也有学者围绕儒家的恕道而展开话题，在追溯孔子“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观念来源的同时，一一剖析康德、尼采、莱维纳斯对“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普遍有效性的质疑与批判。而如果当恕道陷入征服他者的话语霸权的时候，只能说明你还没有真正想到别人的心里面去，只能表示你与别人之间还保持着一定的距离或隔膜，亦即我行恕的工夫还不到家，仍然必须下力气去真正了解别人的心思、愿望与想法。
也有学者就传媒文化的多元化问题及“先验媒体”的流行话题展开讨论。有学者通过对电影《直至世界尽头》（Until the End of the World, Wim Wenders, 1991）的分析研究，揭示出所有普遍主义的有限性，因而主张先验媒体问题实际上暗含着传媒技术决定我们走向世界及我们的世界的基本路径。媒体普遍有效性的要求是值得怀疑的。但媒体理论中的普遍主义只是一个概念性的前提，对它的批评并不必然导致文化相对主义。
开幕式上，耶拿大学校长克劳斯·迪克（Klaus Dicke）教授致欢迎词，他特别向客人们介绍了耶拿大学500多年浓郁的文化脉络和产生过席勒、费希特、黑格尔等哲学大家的辉煌历史及崇尚理性王国与自由王国的精神传统，并特别强调了耶拿大学与上海社会科学院、与华东师范大学签订合作备忘录的深刻意义。这次会议上，哲学所与耶拿大学共同商定，2010年夏季或秋季将在中国上海举办一次主题为“黑格尔与孔子”的国际学术会议，以推进双方的密切交流和深入合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