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伦·朗基诺（Helen Longino）于1973年获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哲学博士学位，2005年到至今担任斯坦福大学哲学教授，2008开始担任斯坦福大学哲学系系主任职务；主要从事科学哲学、知识论和女性研究，是国际知名的科学哲学家；代表作有《作为社会知识的科学：科学探索中的价值与客观性》（1990年）和《知识的命运》（2002年）。我于2007年7月到2008年7月在斯坦福大学进行学术访问期间，与朗基诺教授就科学知识、语境论、实在论与经验主义的问题进行了多次讨论。在讨论的过程中，我深有体会地感到，她的语境经验主义的观点代表了后历史主义科学哲学的一个重要的发展方向，有必要关注。为了让国内学术界能够直观地了解与把握她的语境经验主义的基本观点，我在多次讨论的基础上整理了这篇访谈，以飨读者。
成：海伦·朗基诺教授，您好！非常感谢您在百忙中多次邀请我在如此美丽的斯坦福大学一起喝咖啡并讨论我们共同关注的一些敏感的当代科学哲学问题，使我们进一步加深了对彼此学术研究工作的了解。我对您的语境经验主义的观点很感兴趣，您能够详细地谈一下您的观点的起源及其基础或前提吗？.
海伦： 我很愿意也很高兴与中国学者进行学术交流。就您提出的问题而言，从我个人的知识背景来说，我发现，有三种思路是有说服力的：其一，用来支持理论假设的证据，不足以充分地确定这些假设（我自己在1979年发表的“证据与假设”这篇论文中，分析了确证的问题，后来，我在阅读皮埃尔·迪昂（Pierre Duhem）的著作时，支持了我的分析）；其二， 科学判断通常反映了超越证据的考虑（库恩（Kuhn）、费耶阿本德（ Feyerabend）以及对特殊研究项目的分析）；其三，科学家仍然把经验证据看成是作出判断的最终依据。语境经验主义能把职业科学家（practicing scientist）的这种经验主义态度与依赖于语境的因素（用我的词汇来说，是“背景假设”）结合起来，确定证据的相关性。我之所以提出了语境经验主义，是因为我看到，对确证问题的传统分析，比如，由卡尔·亨普尔（Carl Hempel）提供的阐述，不可能适用于最有趣的科学推理。它适用于归纳关系，但不适用于这种情形的假设：这个假设包含的术语涉及到在描述证据时不包括的那些实体与关系。上述三个方面的第三点使我放弃了经验主义，与库恩观点和费耶阿本德观点的缺点相结合的第二点，使我信奉语境论。
成：您在《作为社会知识的科学：科学探索中价值与客观性》一书中把价值区分为两种类型：一是构成价值（ constitutive values）；二是语境价值（contextual values）。当我们考虑时观察负载理论和科学家自己的信念时，我们如何能够真正地在这两类价值之间作出区分呢？ 您的语境经验主义的主要观点是什么呢？
海伦：我建议，把这种区分作为一种分析的区分，以便搞清楚关于科学究竟是价值无涉的，即，价值中立的，还是负载有价值的，这两种观点之间的争论。（既然真理也是一种价值，这种争论就不可能只是关于价值本身的争论。）在科学论证中，价值可分类为不同的构成功能或语境功能。构成价值有助于确定相关证据、不同类型的证据的相对权重、假设的相对似真性，等等。语境价值与我们会如何运用科学探索的结果、我们想要什么类型的知识等相关。它们不是内在于推理过程的。然而，这种区分不可能是绝对的区分，而且，区分本身是依赖于语境的。《作为社会知识的科学》一书的主要论点之一是，可分类为语境的价值通常在科学判断中起到了构成价值的作用。我试图用案例研究来证明这一论点。
成：在哲学史上，经验主义有着悠久的历史。我们能够说，在最近的60年内，科学哲学的主要论题之一正是对各种不同的经验主义进行批判性的评价。我试图把这些经验主义大体上划分为四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源于休谟（Hume）的朴素经验主义（Naïve Empiricism）；第二个阶段是源于穆勒（Mill）的现象主义（ Phenomenalism）；第三个阶段是源于卡尔纳普（Carnap）的逻辑经验主义（ Logical Empiricism）；第四个阶段是范·弗拉森（van Fraassen）的建构经验主义（Constructive Empiricism）或当代新经验主义（Contemporary New Empiricism）。我认为，您的经验主义应该属于最后一个阶段。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您的语境经验主义与其它的经验主义，特别是范·弗拉森的建构主义有什么区别呢？如果您的观点不是建构经验主义，那么，它是什么呢？
海伦：我同意我的经验主义属于最后一个阶段。范·弗拉森的建构经验主义和我的语境经验主义都把经验主义看成是一种认识论，即，关于信念和理论的可接受性基础的理论，而不是一种意义理论。但是，在范·弗拉森的经验主义致使他走向反科学实在论的地方，我的经验主义致使我走向了多元论（pluralism）和暂时性（ provisionality）。我承认，在对作为一种形而上学论题的科学实在论进行的所有论证中，没有一种论证是有说服力的。但是，我更感兴趣的问题是，思考我们能够对从特殊研究项目中得出的经验结论说些什么。（我认为，科学哲学的作用是提供各种探究模型，以使普通百姓理解和在有限的程度上评价根据科学方法所提出的结果。）建构经验主义强调经验的适当性，与真理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语境经验主义确实对经验适当性相当于什么进行了一定的探索，而且，强调把暂时性、偏爱性（partiality）和多元性（plurality）作为经验上确证的假设和理论的典型特征。语境经验主义与平常的实在论或阿瑟·法因（Arthur Fine）的自然本体论态度（Natural Ontological Attitude）是相容的。
成： 您能更详细地说明，如果站在语境经验主义的立场上，那么，我们应该如何理解真理的意义？
海伦：让我从我思考真理的简要说明开始我的回答。我把真理看成是在语义成功的概念或关系家族中的真理。这个家族的其它成员包括相似性（similarity）、类似性（resemblance）、 同构（isomorphism）、同态（homomorphism）、近似等概念。 我在《知识的命运》一书中提出的“确证”概念，包括了所有这样的语义成功的概念。当然，一旦我们把像相似性和类似性之类的不太绝对的概念包括到语义成功的术语的范畴中，那么，相对化的条款也一定随之而出现。相似性、类似性和同态在某些方面和在某种程度上是有效的。成功存在于与所要求的方面和程度相符合的模型或表征当中，也就是说，是相对于预定的方面和程度而言的。不管是一种表征、一个理论，还是一个模型，确实位于与其预期的目标相符合（即使当所谈到的方面和程度是能胜任的时）的这样一种关系当中，这是一个与我们关于问题的信念无关的论题。的确，不管我们的表征是否像所希望的那样符合其预期的目标，人们都能够把对科学知识的探索描述成是寻找确定性。
这种理解是如何与语境经验主义联系起来的呢？我追随许多其他哲学家的观点，断言我们并不寻找不合格的真理。如果我们的确如此的话，那么，我们只寻找最最容易的真理。我们从事科学研究是为了回答特殊的问题，我们希望的答案会使我们以可靠的和可信的方式与世界进行相互作用。因此，我们寻找特殊类型的真理：比如，自由落体的机制与轨道运动的机制，特性及其功能的提出，等等。这些问题导致了关于研究的空间结构的假设和关于在这个空间中研究关系的适当方法的假设。这些提供了进行研究的部分语境，即，数据在其中获得了支持特殊假设的证据地位的部分语境。
成：波义德（Boyd）认为，后实证主义的科学哲学向着三个方向发展：第一，向着更精致的经验主义方向发展（例如，范·弗拉森，1980）；第二，向着社会建构论的方向发展（例如，库恩，1970）；第三向着科学实在论的方向发展（例如，普特南， 1972,
海伦：我承认，我的思想与这三个方向的每个方向都有某些同共之处，但是不与任何一个方向完全一致。就语境经验主义和社会建构论而言，两者都认为，非经验的考虑在理论选择过程中是有影响的。库恩的看法取决于他关于意义和观察负载理论的论证。[ 可是，应该记得，他不承认社会建构论者利用了他的观点。]与库恩不同，语境经验主义坚持认为，观察术语具有独立于它们所运用的理论的意义。然而，独立于背景假设，它们就没有任何理论价值，更确切地说，它们的证据的重要性取决于背景假设。这些假设（能够把构成价值与语境价值结合起来）决定了观察和实验结果的证据的相关性，也使某些观察结果比另一些观察结果更突出。
然而，我所强调的社会性，不仅指出，某些背景假设起源于进行科学研究的社会语境，而且坚持认为，构成科学探索的认知过程的这种社会的（也就是，交互式的）特征。在《知识的命运》一书中，我建议，把我的观点叫做“批判的语境经验主义（critical contextual empiricism），来强调批判的主间性（critical intersubjectivity）或交互作用（interaction）在我的图像中所起的作用。与更极端的社会建构论所不同，（批判的）语境经验主义不接受科学判断一定会受到外在因素控制的观点。相反，语境经验主义坚持认为，在假定这些因素发挥了潜在影响的前提下，对知识或认识的可接受性的一种说明，必须包括避免这些因素所推翻的相关方面。我提出，批判的交互作用是不陷入求助于先验标准或先验实在的唯一方式。在《作为社会知识的科学》一书之后，我也论证了这样的观点：科学共同体为了使他们之间的批评讨论成为有效的，他们一定要满足某些结构要求（ structural requirements）。
成：批判的交互作用的重要性意味着，您强调了，在科学家获得他们的结果时，科学修辞学所起的作用吗？如果是这样的，您如何理解知识的本性？知识是世界的知识呢？，还是世界的模型的知识呢？
海伦：这是一个重大的问题。我确实认为，把批判推理式的交互作用合并起来作为科学方法论的关键因素，使科学修辞学变得重要起来，但是，科学修辞学的许多学生不一定会想到这个方面。作为哲学家，当我们质问，在一个科学共同体中，推理式的交互作用是否满足批判的语境经验主义的条件时，令人感兴趣的共同体的特征之一，当然是可以用来达成共识的修辞方法。这些方法包含了敏感的强制性的或情感的要求吗？这种修辞致使偏见发挥了作用吗？公众交谈的标准（相互尊敬，不滥用语言）是确定的吗？当然，在科学中，修辞和假设（在语境经验主义的部分语境中）是价值的矢量。但是，批判的交互作用是揭示与消除特殊价值，而不是加强它们。这就是为什么我认为，批判的交互作用对于辩护来说是必要的，通常被公认为是知识观的一部分的原因所在。
至于您的第二个问题，我说，我们在研究中寻找的知识是世界的知识。然而，我们通常认识的世界，是在某种理论中模型化了的世界。对我来说，这意味着，我们的知识是部分的和带有视角的。之所以说知识是部分的，是因为一个模型选择了某些方面的现象，并没有表征所有的现象。如果作为一个模型，它表征了所有的现象，那么，从定性的角度考虑，它是完全一样的。之所以说知识是带有视角的，是因为现象的这些方面的选择不是随机的，而是根据某种观点、某种视角进行的。然而，这种模型是一种工具，通过这种工具寻找对世界的认知。有时，我认为，科学理解是一个模型的知识，即，模型的元素、元素间的相互关系、动力学等的知识。但是，我没有把这种想法发展的更远。
成：就科学实在论的论证而言，我认为，从20世纪60年代90年代共有三种论证方式：塞拉斯的科学印象的论证（scientific image argument）；“无奇迹”论证（“no miracles” argument）（例如，斯马特，1963；普特南，1975；波义德，1983）；以及哈金的操作论证（manipulation argument ）。不幸的是，这些论证都没有为科学实在论提供一种有力的论证。大多科学实在论已经意识到，如果我们仅仅沿着传统的思想路线进行论证，将是没有任何希望的。当前，他们试图为科学实在论寻找新的出路。其中，一个很重要的方向是语境实在论（ contextual realism）。这种观点的代表性人物是中国的科学哲学
海伦：我愿意更多地了解关于语境实在论的观点。不过，就相对主义而言，我不认为语境论与经验主义一定会使我们面对有疑问的相对主义。有疑问的相对主义是指，说“怎么都行”（ “anything goes”），除了个人的偏好之外，对认识的可接受性没有任何制约。语境经验主义确实提供了某些限制：一旦一个人确定了假设和分类，那么，就限制了那些已测量的量和已观察到的特性是可接受的。而且，还能对假设和分类提供某些附加限制。因为为了提出一个唯一正确的说明来理解所有的现象，这些限制不可能在独立于语境的观察中完全被排除掉，换句话说，排除这些限制总是不可能的。这就是多元论者走向多元论的原因所在。可以并存着多种多样的说明，有些说明不可能绝对地优越于另一些说明，对于特定的认知目的或实践目标来说，每一个说明都是有用的。
成：如果您认为，并存着多种说明，那么，您如何阐释，在科学史上，为什么科学家在一个特定的阶段只承认一种理论？
海伦：我不认为，在科学史上的任何一个特定阶段只有一种理论。有时，科学史是以这种方式写成的，但是，许多时期是并存着多种理论。有时，这些理论处于活跃的竞争当中，而有时，它们在不同的语境中起作用。在19世纪的欧洲物理学中，积极追求基本物理要素的粒子（原子）理论和能量理论。这些理论彼此是竞争对手。在20世纪，光子和电子被认为既是粒子又是波。后来的物理哲学家罗伯·克利弗顿（Rob Clifton）认为，在多元论者的物理学中，这些理论不再是竞争对手，而是二者择一。在某些语境中，光子和电子一定被模型化为粒子，在另一种语境，被模型化为波。哲学家保罗·泰勒（Paul Teller）认为类似于液体力学的东西：有时，液体最好被模型化为粒子的集合，有时被模型化为波。在生物学中，能够从以基因为中心的观点、从心理学的观点或从生态学的观点，提出有机体的模型。这方面的例子有很多。最近在我与过去的两位同事沃特斯（C.K. Waters）和凯勒特（S. Kellert）合作主编的一本书中，提供了当代多元性的其它事例。相信用这种或那种不同的方式理解一种特定现象的那些人可能认为，只有一种理解方式是正确的。有些哲学家也这样认为。我与我的同事都觉得，这反映出，坚持根本没有经验依据的一元论的形而上学立场，是无根据的。当然，希望拥有一种说明，可能有具体的理由，但是，所希望的理由不是信念的理由。这种多元论的态度可能在原则上推广到对在不同文化语境中产生的自然现象的科学理解。证明这种想法是很困难的，但不是不可能的。
成：当然，在语境经验主义与语境实在论之间的异同有必要进行更深入与题解详尽的研究。有趣的是，我们都坚持认为，应该从语境论的视角出发来理解当代科学。现在，我想进一步了解，您认为，语境分析作为一种方法论，它的典型特征是什么呢？
海伦：这是一个有趣而困难的问题。就我的情形而言，我只所以采纳语境方法论，是因为我注意到，形式关系（formal relations）不可能获得/表达观察数据与假设（这些假设不完全是对数据报告的概括）之间的确定关系。只要人们认为，辩护性推理与逻辑相符合，在推理的过程中，它就会比单纯的数据报告和假设陈述包括了更多的东西，但是，在这一点上，所面临的一种挑战是，在一个语境的许多不确定的要素中，如何辨别哪些要素对人们感兴趣的现象（比如说，某种推理）产生了影响。我用一种相当特定的方法论，试图确定我所研究的特殊现象与什么语境相关。我希望我们能够进一步深入地讨论这种挑战。
原载《自然辩证法研究》2009年第8期（本文是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入选项目和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基地重大项目“量子测量解释研究”的阶段性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