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世骏 《赋予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以鲜明的民族特色》

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普遍理论必须在特殊现实之中找到具体意义，作为一种社会理想必须在当下现实中找到实现手段，作为一种思想体系，则必须在民族传统中找到文化土壤。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仅意味着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理论放到中国社会现实中加以运用、检验和发展，也不仅意味着把科学社会主义的理想实现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之中，而且意味着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文化传统结合起来，使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1]

一

马克思说过十九世纪的社会革命不能从过去，而只能从未来汲取自己的诗情，[2]但他和恩格斯一样，并不总是从消极方面来谈论思想文化传统在现代社会的历史作用，而在很大程度上也承认，他们共同创立的革命学说也可以从不同民族的独特文化传统中得到支持。马克思曾这样谈论英国和法国的唯物主义哲学与科学社会主义之间的契合：“并不需要多大的聪明就可以看出，关于人性本善和人们智力平等，关于经验、习惯、教育的万能，关于外部环境对人的影响，关于工业的重大意义，关于享乐的合理性等等的唯物主义学说，同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有着必然的联系。”[3]恩格斯更是热情洋溢地肯定科学社会主义与德国的思辨传统和古典哲学之间的密切联系，认为德国工人“属于欧洲最有理论修养的民族，他们保持了德国那些所谓‘有教养的人’几乎完全丧失了的理论感。如果不是先有德国哲学，特别是黑格尔哲学，那么德国科学社会主义，即过去从来没有过的唯一科学的社会主义，就决不可能像现在这样深入他们的血肉。”[4]英法唯物主义和德国古典哲学之间存在着极大差别，但马克思恩格斯看到，这两种哲学传统可以从不同角度为他们所创立的科学社会主义提供支持。这两个例子对我们理解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文化传统之间的关系，有重要启发。

马克思主义从西方传入中国，理论体系的文化支撑问题自然就更加突出了。毛泽东很早就意识到，来自中国以外的思想和理论要在中国发挥作用，必须与中国本土的文化传统结合起来。在1926年在广州第六届农民运动讲习所讲课时，毛泽东就从指导思想是否符合中国人心理的角度来总结太平天国起义的失败教训。[5]在1938年1月，毛泽东与到访延安的梁漱溟有过六次长谈，其中两次甚至通宵达旦。毛泽东在批评梁漱溟忽视中国社会和中国问题的一般性的同时，对这位新儒家学者关于中国社会和中国文化的特殊性的观点，表示了相当的兴趣。[6]同年10月，与王明在1932年提出“为中共更加布尔塞维克化而斗争”的口号几乎是针锋相对的，毛泽东在六届六中全会上明确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主张，强调要赋予马克思主义以“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与中国气派”。[7]将近七十年之后，胡锦涛同志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指出要“不断赋予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鲜明的实践特色、民族特色、时代特色”，并在2008年年底召开的纪念十一届三种全会三十周年大会上再次强调，把赋予当代马克思主义以鲜明的民族特色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建设的核心任务之一。

二

赋予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以鲜明的民族特色，意味着要用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传统来诠释、表述、丰富乃至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毛泽东在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主张的时候，就提出要“学习我们的历史遗产，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给以批判的总结”，要继承“从孔夫子到孙中山”“这一份珍贵的遗产”。[8]充分发挥这份遗产的建设性作用，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的重要任务。

在祖国文化的珍贵遗产中，“实事求是”的精神无疑是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从小就深受湖湘求实学风熏陶的毛泽东，在延安时期把“实事求是”的古训从古人的“务得事实，每求真是也”的理解提升到辩证唯物主义的高度：“‘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9]邓小平晚年视察南方时说过去打仗、现在搞建设、搞改革，都是靠“毛主席讲的实事求是”，并强调“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10]客观事实和人类实践都在变化、发展着，因此，实事求是的精神内在地要求我们解放思想、与时俱进。正如江泽民同志所指出的，“我们一定要适应实践的发展，以实践来检验一切，自觉地把思想认识从那些不合时宜的观念、做法和体制的束缚中解放出来，从对马克思主义的错误的和教条式的理解中解放出来，从主观主义和形而上学的桎梏中解放出来。”[11]这实际上是在新的时代条件下把“实事求是”的朴素真理与“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结合起来了。[12]

在祖国文化的珍贵遗产中，辩证思维也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毛泽东在其主要论述知行统一、实事求是的著作《实践论》中，就已经几次引用古人有关“失败者成功之母”，“吃一堑长一智”等辩证哲理。在其主要论述辩证法思想的著作《矛盾论》中，毛泽东更是频繁引用古人“知彼知己，百战不殆”、“兼听则明，偏信则暗”、“相反相成”、祸福相倚等辩证思想。在其他著作中，毛泽东也不仅引用“一分为二”、“一阴一阳之谓道”、“将欲取之，必先予之”这样的古语，而且创造出“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等具有鲜明民族特色的语言，来阐述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思维方法。这个辩证思维传统的最新结晶，是胡锦涛同志在总结改革开放伟大成就时阐述的“十个结合”；这“十个结合”同时也可以看作在新形势新条件下把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与中国古代的“和而不同”、“过犹不及”等传统智慧结合起来的具体体现。

三

    赋予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以鲜明的民族特色，不仅要求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内容中体现中华民族的传统智慧，而且要求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研究者和实践者把中华文化也当作自己的精神家园，并且为丰富、美化这个精神家园做出自己的贡献。

共产党人理所当然是国际主义者，但“国际主义者的共产党员，是否可以同时又是一个爱国主义者呢？”对这个问题，毛泽东做了明确回答：“我们认为不但是可以的，而且是应该的。”[13]“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主张与“共产党员应在民族战争中表现其高度的积极性”的要求同时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提出，这决非偶然。在毛泽东代表中国共产党人在1938年10月明确提出这两个命题不久，国民党于1939年3月决定在当年五月举行所谓“国民精神总动员”。中共领导人在清楚地看到国民党此举所包含的防共意图的同时，明确表示要支持、运用和发展其中积极的东西。在1939年4月先后两次向全党发表的指示中，中共中央明确表示赞成“对国家尽其至忠，对民族行其大孝”这样的口号，同时又对它做了一番马克思主义的解释：“…一个真正的孝子慈孙，必然是对国家民族尽忠尽职的人。这里唯一的标准，是忠于大多数与孝于大多数，而不是仅仅忠于少数与孝于少数，违背了大多数人的利益，就不是真正的忠孝，而是忠孝的叛逆。对于仁义也是一样，有益于大多数人的思想行为谓之仁，处理关系于大多数人利益的事务而得其当谓之义。”[14]

对国家民族尽忠尽职，历来是中国共产党的根本要求。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期，邓小平在为他的一本英文文集作序时，重申他坚信毛泽东关于共产党人既是国际主义者也是爱国主义者的观点，并深情地说“我是中国人民的儿子，我深情地爱着我的祖国和人民”。[15]自十六大以来，中共党章明确指出“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16]在党的十七大开幕式上，全体代表起立向已故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和革命先烈默哀致敬；去年国庆节清晨，中央领导集体与五千多名各界代表一起，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篮…。这些都表明，为国家和民族竭忠尽孝的民族心理，与当代中国共产党人的政治理想是有机统一的；作为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团结奋进的不竭动力的中华文化，也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者的最温馨的精神家园。

    精神世界的家园，就像物质世界的家园一样，是要靠一代又一代的人们的辛勤劳动来建设和美化的。赋予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以鲜明的民族特色的过程，同时也是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全面认识祖国传统文化，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使之与当代社会相适应、与现代文明相协调的过程。

本文经编辑作较大修改后以“赋予马克思主义鲜明的民族特色”为题刊于《人民日报》2009年2月24日。

注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