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锡蓉《“中道”思想与中国发展——新中国60年发展道路的哲学思考》

【摘  要】本文认为，在我们今天论述中国模式或中国经验的时候，切不可脱离了前30年的探索。所谓中国模式、中国经验或者中国道路应该是一个过程而不只是一个结果，它所内含的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艰苦探索与初步形成。形成中国模式或中国经验有多方面的原因，改革开放、市场经济确实为中国发展道路提供了重要的现实经验和资源，但是，中国的传统哲学和思维方式在形成中国发展模式中同样起到不可忽视的作用。本文着重就中国哲学的“中道”思想来看中国在发展道路上的探索和体现，以期为总结60年以及未来的中国发展提供一点哲学视角的思考。

【关键词】发展道路；中国经验；中道思想

一，为什么是60年而不仅指30年

“中国模式”、“中国经验”、“中国道路”这些术语在报刊杂志上出现的频率非常之高，基本上都是对中国改革开放30年的概括和总结，虽然这些概念及其内涵尚不十分明确，但总体上大家都在运用这些术语并尽力丰富其内涵。

这些术语固然可以反映30年改革开放后的中国发展特征，但我认为其并不足以包含中国发展道路的全部内容，也没有对建国60年的发展有个正确评价。甚至有人完全割裂两个30年，认为前三十年是失败，后三十年是成功。或者，也有走向另一极端，用肯定前30年来批评后30年的问题。这种判断是不客观、不实事求是的。确切地说，中国道路或中国经验包含了新中国建立以来60年的探索、发展与初步形成全过程。主要理由是：

第一，从我们国家的领导人和领导集体来看，他们大多是建国的功臣，是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设计者和实践者。尤其是第一代和第二代领导人，他们中的许多人经历了从革命战争时期到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跨越，也经历了前30年到后30年的延续，他们对中国发展道路的认识与实践、经验与教训都是新中国后30年改革开放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第二，从发展目标看，60年来一脉相承。新中国1949年成立，正值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在世界范围内兴起现代化理论，而对现代化的理解就是工业化，就是向西方工业文明国家看齐。实现现代化也是中华民族百多年来孜孜追求的梦想和目标，但从新中国建立之始，对现代化的追求始终是与社会主义道路连在一起的。实现现代化和实现社会主义化，是新中国道路的两大目标，前者是为了国家的独立富强，后者是为了彻底解放工人阶级和劳苦大众。新中国成立前夕的1949年3月，党的七届二中全会首次提出了社会主义建设阶段的总目标，这就是工业化和社会主义化，即把中国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由新民主主义社会发展到社会主义社会。此后，在1949年6月的《论人民民主专政》以及在1953年的12月的《为动员一切力量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斗争——关于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学习和宣传提纲》的报告中，毛泽东多次提到这个目标。这是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央第一代领导人对中国发展道路的设计，工业化与社会主义化并重。1978年实行改革开放，第二代领导人邓小平指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制定的方针，第一条是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第二条是搞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建设。”[i]“我们搞的四个现代化有个名字，就是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ii]四项基本原则的首条就是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在邓小平时代，我们对什么是社会主义和如何建设社会主义有了明确的认识，对在中国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目标也有了清晰和具体的方法和步骤。一直到今天，积极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仍旧是我们不断追求和继续完善的基本目标。

第三，从社会的基本矛盾看，仍然表现为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与落后的生产力之间的矛盾。20世纪50年代初经历了社会主义改造运动后，1956年中共八大决议明确指出：“中国的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已经基本解决，提出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1957年，毛泽东发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提出为了解决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既相适应又相矛盾的状况，必须推动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并探讨了中国社会主义工业化的道路问题。虽然后来走了弯路，出现了“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并一度把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看作社会主要矛盾，因而“以阶级斗争为纲”。但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拨乱反正，重新把“人们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确立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邓小平提出“发展是硬道理”，强调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提出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三步走”发展战略，都是基于对社会基本矛盾的认识和为中国发展的贡献。对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正确判断，直至今日，始终是指导我们搞建设、谋发展的科学论断。十七大报告也明确指出，我国当前还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的基本矛盾仍然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解决这一矛盾，还得靠我们不断地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不断地提高人民的物质和精神文化水平。

第四，从发展手段和方法来看，统筹兼顾一直是历代领导人强调的基本方法。1957年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中就正式提出了统筹兼顾，对于提出此方法的出发点，他说：“这里所说的统筹兼顾，是指对于六亿人口的统筹兼顾。我们作计划、办事、想问题，都要从我国有六亿人口这一点出发，千万不要忘记这一点。”[iii]这是以人为本，以中国人口众多的国情来考虑的，因此提出在粮食问题、灾荒问题、就业问题、教育问题、知识分子问题、各种爱国力量的统一战线问题、少数民族问题等等，都要统筹兼顾。统筹兼顾是哲学思维方法，因为从唯物辩证法的角度上看，世界上的事物都是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的。要从联系中把握事物的关系就要有一个动态平衡的意识，做一件事，要考虑它与其他事物的联系，要考虑后果，要争取达到最好的效果。正是在统筹兼顾方针下，后来提出若干个“并举”（如发展农业与发展工业并举、中央积极性与地方积极性并举、大型项目与中小型项目并举），或称“两条腿走路”都是这种方法的具体体现。如今我们已进入新世纪新阶段，有了较快和较好的发展，但我们同时也面临巨大的压力，发展遇到的问题和矛盾的两难特征日益显著，统筹兼顾依然是我们解决矛盾的根本方法。十七大报告明确提出，科学发展观的根本方法是就统筹兼顾。统筹的内容包括城乡发展、区域发展、经济社会发展、人与自然和谐发展、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统筹中央和地方关系，统筹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局部利益和整体利益、当前利益和长远利益，统筹兼顾的目的就是统览与筹划大局，协调各方面的问题，使各方面协调发展、健康发展。

第五，从中国社会的主流价值观看，既体现了一脉相承，又体现与时俱进的特色。60年来，社会主义主流价值观始终在中国社会占主导地位。一方面，社会主义性质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舆论导向，以及教育目标等主导地位决定了我们社会主义主流价值观；另一方面，主流价值观也随着形势的变化、社会的转型而不断调整，60年来，有从对人民内部矛盾的认识到以阶级斗争为纲再到和谐社会为中心，有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转变，有从“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到“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发展是第一要务”，有从以物质文明为主的四个现代化到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等等，我们在意识形态、在主流价值观方面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这些变化不是否定式或代替式的突变或巨变，而是后一阶段在继承前一阶段的主流意识下对其进行重新理解和诠释，根据时代特点注入新的因素，突出新的重点，引入新的理念，创造出新的适应社会发展和人民需要的主流价值观。因此，尽管我们党在60年的探索中走过这样那样的弯路，但因为我们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坚持党制定的建设社会主义的大政方针，并在坎坷挫折中汲取教训，调整变化，终能始终沿着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前行。

第六，从中华民族的文化脉络看，中国的建设模式与传统文化的影响始终有着密切的联系。中国追求现代化，固然离不开西方的刺激和作用，会受到西方文化和发展方式的影响，但归根到底现代化是来自于中国发展自己的内在要求。历史证明，不论是外来文化进入中国成功的范例，还是中国在现代化发展过程中成功的理论与实践，一定可以从中看到中国固有的思想文化所产生的作用。“中国经验”、“中国道路”也不例外，它一定与中国自身的“学问”和“学术”有关联，与我们身处其中的现实世界有关联。而中国哲学关于寻求“中道”的思维方式，不仅引导了我们向着既定的目标前行，而且能够为我们在面临新问题时不断进行调整与纠偏。

二，中国经验或中国模式反映了中国寻求“中道”的思维特点

提出“中国模式”、“中国经验”或“中国道路”这些概念，是试图摸索和总结中国自己的发展道路，找出这种发展方式里潜藏着的深厚文化底蕴和区别于别的发展类型的独特性。目前，对于中国模式等概念特点的研究和形成这种模式原因的研究都不够充分和深入，而弄清这些问题，无论是对于中国要充实完善这个模式以图进一步更好发展，还是对其他国家的试图借鉴都是十分需要并具有重要意义的。

关于中国模式或中国道路的特征，目前的阐释大致有：

一是指相对于计划模式的市场模式；二是指相对于“华盛顿共识”的“北京共识”模式；三是指相对于普世说法的与中国国情相适应的独特模式；四是指在以计划经济为代表的国家主义和以市场经济为代表的自由主义之间，选择一种中间道路，即第三条道路模式。上述说法虽阐释的角度不同，有的从经济模式上，有的从政治倾向上，也有的比较角度看问题，但其内涵都差不多：在时间上都是以1978年的改革开放为划界标准，将前后30年分割开来；在参照标准上都是以西方市场经济为对照，来分析中国模式的特殊性；在价值评价上都有可取和可商榷的因素，值得我们在讨论总结中国模式时予以关注。

据提出“北京共识”的美国《时代》杂志前任编辑、中国清华大学兼职教授乔舒亚·库珀·雷默对中国模式的描述，此模式的核心是指一个国家按照自身的特点进行发展，创新和试验是中国模式的灵魂，这种模式强调解决问题因事而异，灵活应对，不求统一标准。这种模式不仅关注经济发展，同样注重社会变化，也涉及政治、生活质量和全球力量平衡等诸多方面，体现了一种寻求公正与高质量增长的发展思路。又据2008年12月人民论坛杂志社联合人民网、人民论坛网等进行的专题调查，74.55％的受调查者认可“中国模式”，他们认可的“中国模式”的六大关键词是：改革、开放、发展、渐进、试验、稳定。参加调查的人对中国模式的认可主要三个特点：强有力的政府主导，以渐进式改革为主的发展战略，对内改革与对外开放同时进行。其中，认为最大的特点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在政府的主导下，才使得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具有了社会主义国家现代化转型的特色。这也是“中国模式”有别于“美国模式”、“日本模式”的最大区别。[iv]

笔者今年初参加了在越南召开的国际会议，学者们对自由市场经济模式进行了反思，认为其弊病主要在于缺乏监管而带来许多危险，比如强势者形成垄断，弱势的个人和群体缺乏基本保障，在供大于求情况下对生产者带来的高风险，以及恶性竞争引起社会的不公平，社会分化或造成社会排斥，对政治民主过程的干扰，等等，而目前美国银行、保险公司和制造业公司的大规模垮台显示了美国放任自流式资本主义的缺陷，同时，也有学者对德国式的社会市场经济开展了讨论，认为这种模式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弥补自由市场经济的弊病，但这样的模式也有自己的问题。德国的社会市场经济的模式曾经非常成功，从20世纪50－70年代，“繁荣一切”成为现实。由于人口增长和全员就业，建立起高税收和高福利体制，在提供经济效益的同时满足了社会公正。但是，当第一次石油危机后经济增长减速，失业增加，出生率减少，老年人增加，东德统一到西德，再加上全球化经济的影响，德国的社会市场经济模式也受到极大挑战，如高福利使国家和企业负担过重；无业者由于有了经济保障而高枕无忧，不思进取；高税收使企业和工作者不堪重负、怨声载道；高税收还使工资附加成本过高，劳动力成本昂贵，大量产品在全球化大潮中失去竞争力，乃至经济安全受到威胁。一些学者对中国模式表示了赞赏，认为中国在这方面做得比较好，其改革的成功关键在于把握了两种经济的协调。即有放手让市场去调节的因素，也有关键时刻国家进行调控的手段，把政府与市场有机的结合了起来。

综上所述，目前学界对中国模式的概括，在时间指向主要是改革开放以来的30年，在内容上重要指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结合。笔者认为，对中国模式特点的这些描述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和可取性，他们看到了改革开放后对前30年在思想观念、经济方式以及公有制模式方面的变化和进步。但是，这种描述没有顾及到30年后今天的结果实际上包括从前30以来的不懈追求，以及不断调适和纠偏过程而得来的。而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结合，尽管我们可以从运作方式上找到许多成功的因素，但就其深层次的思维方式的原因，笔者认为，中国传统的“中道”哲学思维在中国60年的发展道路过程中起着重要作用。主要表现为：

在领导力量上，一方面坚持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同时也注意发挥人民更大作用，用融合中国传统价值观和时代精神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来保障人们同心同德参与社会主义建设。

在社会制度上，既坚持走马克思关于社会主义的道路，又根据中国特色提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60年来，我们坚持在不偏离社会主义方向的前提下，对社会主义的实质不断地加深认识，从社会主义到初级阶段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对我国社会主义定位越来越明确，目标越来越务实，从而形成了符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方略。

经济制度上，实行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发展战略，把社会主义所有制（包括公有制、集体所有制和私人所有制）同自由市场相结合，即采用混合经济形式，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60年来，我们经历了盲目追求‘一大二公’、‘纯而又纯’的公有制，到坚持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毫不动摇地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的同时，又毫不动摇地支持、鼓励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

分配方式上，一方面鼓励部分人先富，又强调缩小过大的收入差距，防止两极分化，最终要达到共同富裕。

在体制上，既注重市场化，又发挥政府宏观管理的作用；既充分利用国外的资本、资源、先进技术和管理方法，又减少对外国的依赖，促进本国企业和产业的发展，维护本国的经济安全。

社会上，把保持社会稳定作为经济发展的先决条件，并以经济发展促进社会问题的解决并保证社会的稳定。

变革方式上，以一种渐进式的“摸着石头过河”方法，先行试点、先易后难、循序渐进。这样做既使政府比较容易控制改革的进程，把改革自上而下的战略部署与基层自下而上的创造积极性结合起来，也使人们可以及时总结经验和教训，校正改革的步骤，从而阻力更小、成本更低，使改革在不断深入的同时也保证了社会的稳定。

对外关系上，把捍卫国家主权和安全同参与经济全球化结合起来。中国给自己的角色定位就是要避免两种偏执倾向，一是无所作为的独善其身，另一是盲目冲动的民族主义。主张把全心全意办好中国自己的事情放在第一位，与此同时承担起相应的、适当的国际责任与义务。

如果从一个模式的成型来说，我们所归纳的特点当然是它最高形式的特点，因此，我们比较直观地看到其目前的表现，俄罗斯共产党主席久加诺夫将此描述为：“社会主义+中国民族传统+国家调控的市场+现代化技术和管理。”韩国经济学家、西江大学全成兴教授概括为，通过强有力的领导实现政治稳定，渐进性改革，在创新中考虑国家的实际情况以及历史沿革等等。[v]但是，在总结中国模式的时候，我们不可忘记探索和形成这种模式的整个过程，十七大报告要求全党同志“三个铭记”，对于我们深刻认识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是几代中国共产党人艰苦探索、薪火相传意义深刻。“我们要永远铭记，改革开放伟大事业，是在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创立毛泽东思想，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建立新中国、取得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伟大成就以及艰辛探索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取得宝贵经验的基础上进行的；要永远铭记，改革开放伟大事业，是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开创的；要永远铭记，改革开放伟大事业，是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继承、发展并成功推向21世纪的。”考虑到中国模式只是初步形成，它是一个未尽过程，这个过程包括前面60年，也包括以后若干年，对这个模式或经验或许可以这样概括：以符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为立足点，以市场化、全球化为手段，以统筹兼顾为方针，以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现代化国家为目标的发展模式。

三，中道思想与中道之路

中道思想是中华文化的精髓，。在中国哲学思维中，“中道”不仅与人生观相联系，作为一个人行为做事的方法，同时也是一个国家治国治世所应遵循的道路。

中道思想至少有以下三方面的意思：

一是正确、恰如其分、不偏不倚、无过无不及。中道从“中”而来，在《周易》里指出位居“中”方为“当”。中，就是不走极端，不偏废一头。譬如尧授命于舜，嘱咐其“允执厥中”，舜授命于禹，亦嘱咐其“允执厥中”，[vi]据说后来从禹传到汤，再传文、武、周公、孔子、孟子，以至于“允持厥中”被视为传统儒学，乃至中华文化传统中做人为政的著名要訣。孔子主张凡事有度，抑其过，引其不及，归中道也。他说“不得中行而与之，必也狂獧乎！狂者进取，獧者有所不为也”。[vii]过头和不及是事物的两种极端化倾向，或者说两种错误倾向，孔子认为都不足取。譬如说，为人之道既不可好高骛远，也不应自暴自弃；既要追求理想，又须面对现实；为政过严或太宽都不好，要“宽猛相济，政是以和。”[viii]

后来孟子在引述孔子话时将“中行”说成“中道”。他说“大匠不为拙工废其绳墨，羿不为拙射变其彀率。君子引而不发跃如也。中道而立，能者从之。”[ix]中道恰到好处地在那里，需要人们去发现它，实践它，而不是让中道来适应你。道家的老子亦提出要“守中”，要“执两用中”。庄子说，为人做事要“执一统众”、“守中致和”，并以疱丁解牛为例，提出了“缘督以为经”，也即行中道以为常法的养生方法。佛教一方面把中道看作是脱离二边的最高真理；另一方面也把中道作为行为规则，就是在不断的修证中，接近和达到解脱的不二之道。

上述可见，“中道”思维与两极对立的思维方式不同，它强调多元融合，强调不偏于一执。中道和与其相似的中庸、中和等概念构成了中国传统哲学的核心，成为中国人智慧的丰厚资源,也成为中国人独具特色的生存智慧和处世态度。这种思想为寻找多种可能性和进行适当选择提供了广阔的思想视野，为不断调整和探寻正确的道路指出了恰当的方法。

新中国建立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中，力求寻找一种无过和无不及的中道之路。毛泽东深谙中道思想，并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对这种思想进行阐释，在1939年2月20日致张闻天的信中毛泽东指出：“‘过犹不及’，肯定质的安定性，是两条战线斗争的方法，是重要的思想方法之一，是孔子的一大发现，一大功绩，是哲学的重要范畴，值得很好的解释一番。”他还上升到两条路线斗争的高度阐释中道思想：“‘过犹不及’是两条战线斗争的方法，是重要思想方法之一。一切哲学，一切思想，一切日常生活，都要做两条战线斗争，去肯定事物与概念的相对安定的质。”过头或不及，是说“一定的质被包含于一定的量之中”，“过”和“不及”，都将引起质的恶性变化。他还联系政治领域，指出“过”和“不及”的表现，“‘过’的即是‘左’的东西，‘不及’的即是右的东西。”我们需要对“过”和“不及”在时间与空间运动中找出与确定一定的“质”，这个质就是“中”或“中庸”（中道、中和）。[x]也就是说，反右防左，反左防右，就是去肯定政局相对安定的质。

1956年，毛泽东发表了著名的《论十大关系》，强调要注意平衡重工业和轻工业、农业，沿海工业和内地工业，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国家、生产单位和生产者，中央和地方，汉族和少数民族，党和非党，革命和反革命，是非，中国和外国等十个方面的关系，防止极端和偏颇。毛泽东说：“这十种关系，都是矛盾。我们的任务，是要正确处理这些矛盾。”目的是“努力把党内党外、国内国外的一切积极的因素，直接的、间接的积极因素，全部调动起来，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xi]党的八大会议确立了既反保守又反冒进即在综合平衡中稳步前进的经济建设方针。后来，在纠正“大跃进”的失误时，毛泽东认真听取了陈云的意见，强调：“在整个经济中，平衡是个根本问题，有了综合平衡，才能有群众路线。”[xii]现如今，十七大报告对于中国经验总结了十个结合，即“把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结合起来，把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同坚持改革开放结合起来，把尊重人民首创精神同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结合起来，把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同发展市场经济结合起来，把推动经济基础变革同推动上层建筑改革结合起来，把发展社会生产力同提高全民族文明素质结合起来，把提高效率和促进社会公平结合起来，把坚持独立自主同参与经济全球化结合起来，把促进改革发展同保持社会稳定结合起来，把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同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结合起来”。这“十个结合”的宝贵经验，是科学社会主义植根于中国国情的新经验、新发展，是党和人民经过长期实践和艰辛探索对十对矛盾问题的成功解决。“十个结合”构成的总体，贯串着中道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辩证思维的运用和结晶，其强调的就是处理好两者的关系，不要偏重和偏废任何一方，我们整个共和国60年历史，就是一直在想法正确处理两者关系，其中有经验，也有教训，正是在不断地总结经验教训并不断改革调整中，开创了中国社会主义发展的成功之路。既是对过去经验的总结，也是对今后工作目标的强调，总的精神就是注重行中道。

当然，行中道并不是走中间路线，也不是折中、平均或妥协。而是一种统筹，并不排除在某一时期偏重某一个方面。就经济体制来说，1949年新中国建立时是一穷二白，资产规模十分有限，国力单薄，采用苏联式计划经济理论与实践，在极短时间内迅速膨胀资产，实现工业化，建立强大的军事实力，实现了国民的基本福利保障。这是无论以任何角度观察都应高度评价的伟大实践。但随着资产的充足，不即使转变经济方式，就带来极大的惰性并影响到国力的增强，以至于到1976年中国经济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在调整经济方式，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中，由于注重了协调与平衡，以市场经济＋社会主义的改革发展模式，做到了既引入市场机制，通过市场强化对要素的配置和激励，极大调动了人们生产经济性并增长国家财富，又坚持和发展社会主义，以“社会主义”原则来约束和抵制完全自由竞争、自由放任市场机制的负面作用，努力发挥政府的调控功效，注重社会公平和共同富裕，增强党和政府领导人民共建共享和谐社会的能力。中国共产党人凭借几十年革命和建设的经验教训，深知拥有十几亿人口的大国应该学习世界上一切好的东西，但自己国家的情况比较特殊，不允许靠完全“拿来主义”过日子，不允许完全照搬别国的成功经验，必须开创一条有自己特点、符合自己实际的发展道路。 可以说，中国在转型问题上，真正走了中道之路。

中道思想的第二层意思是“义”，即适宜、合宜、适度、合理。就是审时度势，找到一种最适宜的方法，以取得最大的效果。”《易经·蹇卦》曰，在遇到艰险的时候先停下来，进行理智的反思和选择。只有坚持 “避难就易，避害就利”的原则，才能得“中道”，防止走绝路。[xiii]

要把握适宜的方法首先就是要适度。孔子论一个人要成为君子，就要做到“惠而不废，劳而不怨，欲而不贪，泰而不骄，威而不猛”；“乐而不淫，哀而不伤”；“矜而不争，群而不党”。[xiv]对一个人要求如此，治理国家政事也无不如此。

其次，把握适宜的方法应当注重“时中”和“权变”。“时中”，就是依“时”而执“中”；[xv] “权变”就是变而不离经。也就是按照时势的变化、社会的发展、时代的前进等实际情况去把握正确之道。时中和权变涵泳着审视度势、与时更新、把握时机、推陈出新等一系列价值判断、价值选择和从政艺术。“时止则止，时行则行，动静不失其时，其道光明。”[xvi]孟子赞孔子“可以仕则仕，可以止则止，可以久则久，可以速则速”，是“圣之时者”[xvii]，就是说他能够审时度势，因而成“圣”。对于权变，孔子曾说：“可与共学，未可与适道；可与适道，未可与立；可与立，未可与权。”[xviii]共学、适道、与立、与权，不是同一层次，显然，“权”比“学”、比“适道”、比“立”要求高，更难做到。可否与之合作、什么程度的合作，不能用同一个标准。孟子进一步发明此意：“执中而无权，犹执一也。所恶执一者，为其贼道也，举一而废百也。”[xix]执中而不善权变，等于执于一端，也就是机械地固守原则，其结果是“举一而废百”。“权”，就要变通，保持常经、常道又知权达变，通过权变来坚持常经、常道，也就是既有原则性又有灵活性。

    时中和权变的方法就是实事求是，它要求不墨守成规，要根据变化了的事实不断调整政策方针和行为方式。毛泽东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一文中提出：“‘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实事求是”就是研究客观事物的规律性。经过毛泽东的改造和解释，既唯物又辩证地回答了哲学基本问题的两个方面，从而把实事求是提到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的高度，使之成为毛泽东哲学思想的精华和灵魂，成为党的思想路线。

　　中国的国情是，人口众多，耕地面积少，再加上贫穷，在过去多少年来，吃饭就是头等大事，“民以食为天”是至理名言。从古代到近代，直到20世纪前50年，国内的许多动乱、起义、革命、战争，都与吃饭问题没有解决好有密切关系。为了解决这一问题，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央领导人首先开展了土地革命，搞土改，做到了“耕者有其田”，由此奠定起一个坚实的社会基础。50年代以后实行了人民公社、合作化，还有70年代的“全国学大寨”运动，虽然有大冒进的成分，但都是为了提高粮食亩产、解决人民吃饭问题。改革开放后，还是为了解决粮食问题，80年代初由农民自己摸索了联产承包责任制，分田到户，这是新一轮的土地改革，经过这些改革，极大地提高了农民生产积极性，解放了生产力，现在已经基本解决了吃饭的问题。所以，选择什么什么发展模式，并不是事先固定有个什么框框，而是根据当时的情况来解决中国面临的主要问题的。

又如，改革开放，搞活经济，是改革开放的大政方针。但具体采取怎样的措施，这些年来中国其实涌现出了许多不同的地方发展模式，比如有深圳模式、浦东模式、义乌模式、华西村模式，等等，它们采取的措施都各成特色，但又都是中国模式的缩影。就以“苏州模式”和“温州模式”这两种看起来完全不一样的发展方式来说，苏州模式更多采用的是“政府主导型”，这是依据邻近上海，吸引外来投资可以作为其发展的主要方式，而利用政府引导外资不论在强度和信誉度上都是优势。温州模式更多表现出“市场主导型”，这是根据其小生产发达的特点，主要依靠市场企业家的创新作用来发展本地经济。这两种模式都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但是，即使在一个地方，采取某一方式也不是一劳永逸的，情况总在变化，比如，在苏州，已经出现了后备土地资源不足因而影响招商引资的困窘，出现了产业链条短、当地百姓得实惠小的困窘，依靠投资发展的模式目前也正遭遇发展的瓶颈。而在温州，民间创业热情虽高，但对发展环境不很满意，因此，两个地方都在进行方式的转型。

所以，中道的讲求“适宜”，就是根据不同的情况找到最合适解决问题的方法，而不是本本主义、教条主义的。有市场资源优势则发挥市场的优势，有政府资源优势则发挥政府的优势，能够利用自身优势则利用自身优势，能够利用外部优势则利用外部优势，真正在约束条件下寻求最有效率、发展最快的制度创新，而不是为制度创新而制度创新。

要找到适宜的做法，根本就是要解放思想，反对本本主义和教条主义。毛泽东早在延安时期就提出了这个观点，正是这样的认识，使中国革命摆脱了苏联样式的束缚而取得了胜利。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也是强调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坚持独立自主地走自己的路。当然，寻找中道之路并不是那么平坦，往往有走向极端的可能，表现在政治上就是左倾或右倾，表现在经济上就是统死或自由化，表现在意识形态上也是或紧缩或自由化。这些情况在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中还是可以看到，但也正是在不断纠正错误中发展前进的。

中道的第三层意思是事物的双方对立统一、共养互存。《易》曰：“一阴一阳之谓道”。[xx]这是说，宇宙中任何事物都是成对而生，阴中有阳，阳中有阴，阴阳流动，和而共存。《周易·系辞下》记载，早在伏羲氏时就“仰以观象于天，俯以观法于地”、“易于天地准，故能弥纶天地之道”。 这里蕴涵着人应以天地为法度和准则，以求相互间融洽无间的中道之意。孔子也说过：“吾有知乎哉？无知也。有鄙夫问於我，空空如也；我叩其两端而竭焉。”[xxi] “叩其两端而竭”，就是要从两个方面，包括正反、本末、精粗、上下、远近等都考虑周到，权衡得失、利弊、轻重等，以取其宜，说的也是对中道的求索。

事物都具是对立统一的矛盾运动，一旦突破了中间态，就必然向两极发展，并走向自身的反面。因此，为了保持事物的稳定，就必须注重在矛盾双方的平衡，两者兼顾，孔子说；“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xxii]还说，“敬鬼神而远之”，对于鬼神敬与远兼顾。这些说法按照今天的观点，就是要两点论而不是一点论。毛泽东特别推崇周易的阴阳学说，并称其为中国的“两点论”。他非常善于用矛盾分析法来解决问题，如从矛盾双方的相互关系方面提出解决矛盾的一般方法论原则，即两点论的思想方法，“两条腿走路”的工作方法，设置对立面的工作方法。还有从矛盾的总体上提出的解决矛盾的一般方法论原则，即“抓关键”的工作方法，“弹钢琴”的工作方法，“胸中有数”的工作方法。以及矛盾分析方法的总原则，即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原则等。

就前面讲到的毛泽东论述的“十大关系”来说，也体现了毛泽东建设社会主义的一个基本思想：即发挥“两个积极性”、实行“两条腿走路”，两个方面“兼顾”和“并举”的思想，这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与斯大林时代的苏联计划经济的主要差别。毛泽东所说的“相反相成”的哲学思想，及其军事辩证法思想，以及邓小平理论关于一国两制的思想等，都与此有关。

改革开放以后，中国进入高速发展时期，思想也得到空前的解放和活跃。纠正左倾、寻求中道、保持社会的平衡发展成为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任务。邓小平就十分重视在发展中保持平衡即行中道的问题，提出了“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方针，并说“这就是两点论”。诸如“一手要抓改革开放，一手要抓严厉打击经济犯罪，包括抓思想政治工作。”“一手抓建设，一手抓法制”，“一手抓改革开放，一手抓惩治腐败”，“我们要特别注意建设物质文明，与此同时，还要建设社会主义的精神文明。”抓现代化建设必须抓科学技术；抓科技必须同时抓教育；抓经济建设的同时，还要抓党风、社会风气、社会秩序等。[xxiii]“都有相互依存的关系，不能顾此失彼”。“现代化建设的任务是多方面的，各个方面都需要综合平衡，不能单打一。”[xxiv] “两手抓”是邓小平对毛泽东“两点论”的展开和发展，即在物质文明建设时要注重精神文明建设，在抓经济体制改革的同时要抓政治体制改革，在抓经济建设的同时要抓其它方面的工作。目前，以胡锦涛同志为首的党中央提出科学发展观，目标是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强调在“五个统筹”的基础上实现各方面事业有机统一、社会成员团结和睦的和谐发展，强调实现又好又快的发展，这些都是中道思想的显著体现，是对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的最好应用。

探寻中道的中国模式已经显示出极大的优越性。经济学家刘国光说，在当前的世界经济危机中，其他国家的增长率下降都比中国大，只有中国还保持了相当不错的正增长速度，外国有不少人也相信中国经济可以率先复苏，甚至期望“中国救世界”，“中国救资本主义”。[xxv]

我们不期望救世界，更不期望救资本主义。我们期望的是，中国的发展模式，尤其是在改革开放30年来形成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模式能够不断更新、继续完善，以使这种模式能够不断推进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不断推进人民的生活水平，建设好我们的社会主义这一建国以来所追求的社会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