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虽没有见过周抗同志，但通过读周抗的论著，听别人的回忆，对他的为人正直、为政负责和为学严谨，有了深刻的印象。
周抗同志的为人正直，是他的战友和同事们在回忆这位“从抗大走来的哲学家”的时候经常提到的话题。年轻时激励他加入抗日救亡队伍时的那股昂然正气，在他担任大学党委书记时，表现为他对知识分子的满腔热情；在他担任党校哲学教研室主任时，表现为他因同事受武断打击而写下的那万言辩护；在出席研究生学位论文答辩时，表现为他在表决时为保护诚实而勇敢的科学研究而投下的那孤独一票…。
周抗同志的为政负责，在他担任上海社科院哲学所所长一职的时候，最引起我的兴趣。周抗同志是在拨乱反正和真理标准讨论任务最重的时刻担任哲学所所长一职的。在
周抗同志的为学严谨，也是他留给我们的宝贵精神遗产。周抗同志最初是作为文艺青年走上革命道路的。在直接领导他工作的共产党员的影响下，他开始对革命理论发生兴趣，并在后来，根据党组织的安排，成为专职政治教员，在枪炮声中刻苦钻研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最后成为党内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周抗同志在晚年总结自己的职业生涯的时候写道：“搞哲学理论必须要实事求是，这是我们长期以来的一点体会。实事求是主要的表现不外乎崇尚实际，依靠科学，敢说真话。”向周抗学习实事求是的优良学风，就应该像他那样坚持研读原著，像他那样注重调查研究，像他那样尊重同行、提携后进，像他那样耐心细致地指导青年、教诲学生，像他那样一丝不苟地评阅送来的学术论著，态度诚恳地与各行各业的意见不同者平等对话。
向周抗同志学习，努力做到为人正直、为政负责和为学严谨，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这三个方面中的每一个要做好，都意味着要具有放弃私利的德性，破解难题的智慧和追求理想的毅力。更为重要的，这三个方面之间，常常会发生矛盾。每个人都应该为人正直；每个人都应该在自己特定的环境中、特定的岗位上、特定的角色里做到为人正直；对于每个人来说，真正把“为人正直”落实到自己的日常生活和职业生活中，都很不容易。就领导干部而言，最重要的是处理好“为人正直”与“为政负责”之间的关系—确切些说，要在种种复杂情况下，处理好这两方面之间有可能发生的矛盾。年轻时受周抗同志教诲并担任其助手的李君如同志曾经有这样一段回忆：“有一次，出版社认为我一本书稿中一个观点不妥当，建议删去，我打电话请示周抗同志，他说：既然出版社不同意，就把这节内容拿掉，但是绝不要为了出版而修改自己的研究成果，你可继续研究，这个问题本身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要理解周抗同志的这番建议，他在1983年8月所作的学习《邓小平文选》的辅导报告，可以提供一些启发。当时他说：“只有真正坚持科学态度，有革命觉悟的马克思主义者才能始终同三中全会以来的党中央保持政治上的一致。这种保持政治上的一致，当然不是当收发室、传声筒，当然是辩证的一致，不是形而上学的一致。”在党的理论战线上工作了几十个年头、在真理标准讨论中作出了重要贡献的这位老共产党员，对这种“形而上学的一致”有精辟的理解：“形而上学的一致，就是不许你说半个不字，按组织程序提意见也不许—这实际上又成了‘句句是真理’、‘句句照办’，‘两个凡是’了。”对这种态度，周抗同志表示断然拒绝：“这个我们不干，因为我们是共产党人，不是奴隶、农奴之类！”
周抗同志的这些话，听起来或许个性过强了一些，但其实，这正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根本精神。恩格斯有一句名言，说“科学越是毫无顾忌和大公无私，它就越符合工人的利益和愿望”；他还因此而自豪地断定，“德国的工人运动是德国古典哲学的继承者”。在周抗那里，在李培南、冯契等哲学所乃至整个上海社科院其他许多前辈学者那里，追求真理的学术传统和追求正义的革命传统也是高度统一的。在纪念新中国建立六十年之际缅怀这些前辈，我深深感到，他们留给我们的这份精神遗产，是多么珍贵。
本文以“当然是辩证的一致…”为题刊于《社会科学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