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幅员辽阔，地理复杂，由此形成的传统文化难以一言蔽之。细究起来，中国传统文化大致可以分为黄河文化与长江文化两大系统。分析这两大文化系统产生的源头，各自形成的标识特征、价值取向及其思想代表，可以帮助我们深入了解传统文化的内涵，准确把握传统文化的精神，自觉认识中国文化重心当代转移的逻辑合理性及其历史发展的必然性。
人类文明的创造、人类文化的发生发展，总是与水有着深厚的渊源。世界早已公认的古文明发祥地之一的“两河文明”，就发生在西南亚的底格里斯河与幼发拉底河流域。在中国，文明的肇始，文化的发生也同样与江河缠绕在一起，在江河的哺育中得以诞生和绵延并走向灿烂。人类生活离不开水。“择水而居”，是江河成为古文化生长摇篮的根本原因，也是中国人喜欢把大江大河称之为“母亲河”的缘故。
在我国第一部用汉字记载的诗歌总集《诗经》中，就记录了我们的先人择水而居的事迹，以及在江河之畔居住下来之后发生的种种故事。在《大雅》的《绵》等诗歌中，记载的是周人先祖古公亶父骑着马，率领部落，从邠西水滨进发，来到岐山之南，渭水侧岸，察看地势、建筑屋宇，规划疆界、整治土地，疏导沟渠等事迹。先人安居止息之后，也便有了《诗经》的第一首诗所讲述的“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这样富有浪漫气息的爱情故事。
《诗经》所记述的这段历史，仅仅是我们先人在文明进入较高程度、文化有了较厚底气的某一个阶段。在此之前，先人“择水而居”的历史还很长，故事也很多。从二十世纪以来田野考古工作的大量成果中，可以看到新石器时期的先人“择水而居”的久远历史。周人先祖“择水而居”的杜水、邠水、渭水，只是黄河中上游的几个支流。我们的先人在横贯东西、南北遥相呼应的两大江河之畔，不断创造文化，推进文明；黄河文化、长江文化，也便在悠悠岁月中渐渐形成。
根据二十世纪初以来九十多年时间里田野考古发现，黄河文化的形成主要与以下四个古文化系统有关：仰韶文化、齐家文化、龙山文化和大汶口文化。把发生在黄河流域的新石器文化遗址作出四种类型的划分，是因为这些新石器文化之间存在着差异。无论是生人居住房屋或者死人墓葬的格式布局，还是日常生活所使用的陶铸瓦器的形制、纹饰等，既富有黄河文化色彩，又各具一定特点。
青铜器文化是新石器文化的延伸与发展。脱胎于仰韶等四大古文化的商、周青铜器文化标志着黄河文化已经趋于成熟。与青铜文化俱来的，不仅是祭祀或日用的青铜器具，还有铭刻在这些青铜器之上的精美文字，标志着黄河文化理念的青铜器形状特点、饰品图像等，以及使用这些青铜器的礼制规范等。作为黄河文化的图腾形象标志的“龙”，以青铜器物上主要部件或图饰的形式，随着青铜器的日益发展，被进一步彰显。与青铜器的产生与发展的同时，人们在思想观念上发生了三次重大转变。《易经》是夏、商、周三代的治国大纲。夏代的《易经》又称《连山》，表达了这一时期先人对山的崇拜。商代的《易经》，又称《归藏》，表达了这一时期先人对土地的崇拜。周代的《易经》，又称《周易》，以代表天的“乾”卦作为六十四卦之首，表达了这一时期先人从对土地的崇拜转向对天的崇拜。在这一卦的爻辞中，作者以“龙”为喻，阐述了自强不息的精神。黄河文化发展到了周代，龙便成了图腾崇拜物。这一传统，一直延续到清代。
在充满着仰韶文化、大汶口文化、齐家文化、龙山文化之沛然底气的土壤里，夏文化、商文化、周文化，承前启后，一路走来，最后止足于黄河下游的齐鲁之地，构筑完成了黄河文化的轴心。一个称名儒家的知识群体，在这片轴心之地上应运而生；这个知识群体的领军人物孔子与孟子，卓然成为黄河文化的代表。以“仁、义、礼、智、信”为核心的思想体系，作为黄河文化的核心价值观而成为华夏文化的一大标帜，并在汉代获得了统治者的认可，从此成为华夏人的主流意识形态。
在黄河流域产生仰韶文化等的同时，曾经一度被视为“南蛮”之地的长江流域，也产生着一个又一个文化圈。据已经发掘的古文化遗址告诉我们，新石器时代的长江流域，也存在四大古文化系统，自西向东分别是：大溪文化、屈家岭文化、青莲岗文化和良渚文化。
最近二十年长江流域青铜器的不断发掘面世，彻底改变了一度被视为“南蛮”之地的长江流域古文化底气不足的观点。四川广汉地区“三星堆”遗址中发掘出来的上千件青铜器，不仅证实了长江文化的悠久历史，也展示了长江文化的标帜特征。从文化特征上看，这一时期的长江文化是以鸟为主体的图腾文化。“三星堆”的上千件青铜器给我们营造了一片鸟的文化氛围。 “三星堆”中的青铜人面像的眼睛，均为细长而上翘，而与黄河文化中的人像眼睛呈圆状的情形不同。 “三星堆”青铜人眼的造型取材于“凤目”，正是长江文化以鸟为主要崇拜物的必然选择。
如果把“三星堆”作为巴蜀文化的典型代表，那么，长江文化还有两大重镇：楚文化与吴越文化。楚文化以屈家岭文化为历史背景，吴越文化则以青莲岗、良渚等古文化为历史背景。巴蜀文化、楚文化、吴越文化是长江文化发展到青铜时代形成的三大代表，而以楚文化为轴心。
楚文化能成为长江文化的轴心，与楚人的开拓进取精神分不开。翻开战国时期的历史地图可以看到，楚国的地域面积，几乎与中原地区的齐、鲁、韩、魏、赵、宋等诸侯国加在一起的面积相等。中原地区国家，都是周天子分封赏与的土地，楚国则是楚人自己开拓出来的疆土。楚人的开拓进取精神，为长江文化注入了新的内涵。
吴越文化开拓创新精神的形成，一方面来自于青莲岗、河姆渡、良渚等古文化底蕴，另一方面来自于移民群体的自身素质。吴越东临大海，长江三角洲大片土地为冲积沙地。从荆楚一带沿着长江一路迁徙过来开垦沙地的民众，天生具有吃苦耐劳的开拓精神。吴国的开创者“吴泰伯”，自愿放弃父辈祖业，率领部属长途跋涉来到长江三角洲，与来自荆楚之地的民众一起，筚路蓝缕，开创基业。
吴越人与巴蜀人一样崇拜鸟。考古工作者从河姆渡遗址中发掘出了大量鸟图腾崇拜的器物，仅鸟形牙雕就有6件。在良渚文化遗址中，也发现有大量的鸟形玉饰。进入青铜时代，鸟文化的特征愈加明显。吴越有一种特殊的“鸟书”文字，在每一个篆字旁边都有鸟形文饰，例如，出土的越王勾践剑上就有“越王鸠浅（勾践）自作用鐱（剑）”八个鸟篆铭文。
到了战国中期，这种“鸟文化”理念终于在《庄子》一书中淋漓尽致地表达了出来。《逍遥游》一开头便讲了大鹏鸟“绝云气，负青天，”由北往南自由飞翔的故事。其寓意，正是巴蜀人、吴越人希望在大自然中自由自在开拓进取的文化理念。
庄子的逍遥思想，源自于另一位长江文化代表人物老聃。老聃主张“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一切行为做事，都要遵循自然法则。老聃与庄子，将其顺应自然，开拓进取的理念，注入长江文化的内涵，使长江文化在理论层面上有别于黄河文化，而成为华夏文化中的又一个个性鲜明的文化系统。
黄河文化与长江文化虽属两种各有特点的文化系统，但是这两种文化从其源头开始，便有着相互交流与渗透。早在新石器时期，属于黄河文化主流的仰韶文化、龙山文化向南伸延，与长江文化系统的屈家岭文化向北伸延，相互交错，在淮河上游地区形成了三种古文化并存的局面。龙山文化不仅东延至黄河下游，而且南伸至长江下游地区，与青莲岗文化交错共存。黄河下游的大汶口文化，也南伸至江苏北部，与青莲岗文化在淮河下游汇聚。到了青铜器时期，南、北两大文化系统的交流与渗透更加广泛与深入，尤其是吴越地区，不仅笑纳楚文化的影响，而且大胆接纳、引进黄河文化系统的贤能之士。来自黄河上游的泰伯，自然也带来了黄河文化，在吴地不但受到了欢迎，而且成为吴国的领袖。齐国的著名军事家孙武，受到了吴王的重用；他改革图强的思想，尤其是关于土地制度改革的建议，也受到了吴王的重视。
尽管如此，黄河文化与长江文化之间的差异仍然很明显。《庄子》一书中，有两处讲述了同一个故事：“泉涸,鱼相与处于陆,相呴以湿,相濡以沫,不若相忘于江湖。”其中，“相濡以沫”形象地体现了黄河文化的代表孔子、孟子所倡导的“仁义”关怀。长江文化的代表则认为，还有比“仁义”关怀更好的存在方式，就是“相忘于江湖”。在一个顺应自然规律，生存状态良好的社会里，人们会忘掉“仁义”。老聃、庄周所憧憬所的理想社会，是一个完全按照自然规律构建、最适合人类生存发展而无需“仁义”关怀的社会。
“相濡以沫”还是“相忘于江湖”的争论，一直延伸到西汉中期，汉武帝一锤定音，选择了“相濡以沫”的儒术，使其成为治理天下的主流文化。封建统治者选择黄河文化作为中国文化的重心，与他们的政治体制、经济模式是一致的。
历史车轮驶入二十世纪，中国文化重心转移的局面终于来临。新文化运动的涌现，“五四”运动的发生，标志着中国文化的重心，开始由黄河文化向长江文化转移。新文化运动承载的是整个中国文化重心的转移，是华夏民族文化观念的一次重大历史性转变，是将整个民族文化从“相濡以沫”的观念转向“相忘于江湖”的观念。这种文化观念的转变，将直接规范、制约中华民族以后的发展历程。
推动这次文化重心转移的先驱人物，绝大多数是长江文化圈内的知识精英，如陈独秀、胡适、鲁迅等人。继新文化运动之后为建立新的社会制度而前仆后继的政治家，也大多来自于长江文化圈中。在短短的数十年时间里，观念的转变已经落实到了政治制度、经济方式的转变。华夏民族在文化重心的转移中开始复兴。
中国文化重心转向长江文化，并不意味黄河文化的消失。过去两千多年的历史证明，“相濡以沫”的文化理念在融通人际情感，化解社会矛盾，保持社会稳定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在文化重心转移，开拓、创新、进取成为时代主旋律的今天，仍然要倡导人与人之间的互相关爱。我们主张核心价值二元论，开拓、创新、进取是我们这个时代的核心价值观，和平、和谐也是我们这个时代的核心价值观。只是主次易位。“科学发展观”的提出，是长江文化居于主导地位之后中国文化与时俱进的必然表达。
原载《中国社会科学报》2010年2月11日“学苑”栏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