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1月12日至5月15日，在院干部人事处出国研究项目资助下，本人以访问学者身份出访了美国纽约州立大学石溪分校哲学系。
本次访问的主要内容是参加该系杰出教授唐•伊德先生主持的“技术科学”讨论班，伊德先生是当代后现象学技术哲学的创始者和重要代表，这次春季学期研讨班的主题是“当代技术哲学家对海德格尔技术哲学思想的超越”。每周讨论一次，每次选取两篇相关论文或专著章节进行研读，讨论时由两名参与者分别进行读书汇报，然后指导老师点评，并进行课堂讨论。期间，我做了两次读书汇报和一次专题讲座，每次讨论都能积极参与，未有缺席。除了正常的讨论班外，我还参与了两周一次的海德格尔思想讲座。该讲座是为学期末举行的北美海德格尔学术年会做的热身活动。讲座邀请了几乎所有重要的美国东海岸海德格尔研究的专家到系做报告，包括波士顿大学哲学系主任D. Dalhstrom、纽约New School大学哲学系主任Simon Critchley、Newhampshire大学哲学系主任R. Scharff等，在讲座上我和这些学者进行了交流。4月中旬，哲学系里迎来了另一位当代后现象学技术哲学研究的代表性学者P. Verbeek教授（荷兰twente大学）。在为期一周的访问期间，Verbeek就技术哲学研究中的后现象学方法，海德格尔对技术哲学研究中现象学方法的贡献，以及技术哲学中前沿性的“人类增强(human enhancement)”问题等主题做了详尽的阐发。笔者和Verbeek就相关感兴趣的问题也做了讨论。5月7至9日，笔者参与了北美海德格尔学术年会，该会议几乎汇集了美国所有重要的欧洲大陆哲学研究的专家，会上他们就海德格尔和大陆哲学传统，海德格尔和科学技术哲学研究，海德格尔和政治哲学研究等主题做了精彩和深入的报告，对我颇有启发，同时也结交了一些学术界的朋友。
本次访问的主要收获归纳起来有如下方面。首先，在学术方面，我这次申请的科研课题是“当代美国技术哲学研究中的后现象学方法”。后现象学方法是当今技术哲学研究中前沿性的、同时也是具有拓展性的方法。它接续自欧洲大陆哲学中的现象学传统和解释学传统，同时受到了美国本土实用主义思想的影响，注重关于技术现象的知觉和经验性研究，以此为出发点来摆脱过于倚重理论和形而上的“偏见”而导致的在人和技术关系问题上的消极和宿命论的观点，主张通过现象学的变更来充分考察人经由技术产品和自然和社会所能实现的所有关系形态。同时，后现象学技术哲学的另一个重要特点是对新技术及其现实的和未来的应用尤其重视，这也是由其关注每一种人和技术之间可能关系的特性所决定的。关注新技术这点也反映了后现象学技术哲学自身的时代特性，它不是一种单单关注学术史的“历史哲学”，而是一种关注实践、社会和未来的“应用哲学”。通过和后现象学技术哲学的创始人唐•伊德教授的多次交流，我深深感到以上这些都是该学派深深吸引我的地方。此外，通过研读论文和讨论，使我对现象学方法的形成、发展和特点也有深入地理解，现在正在着手写一篇这方面的论文。
其次，此次出访在语言能力上也使我有了很大的提高。平时在国内做学术研究用到外语地方主要是阅读外文文献。但在访问过程中，由于每周都要进行课堂讨论，并要写一些读书心得进行交流，还有每周三四十页的精读量，使我在听、说、读、写等方面都接受了一次强化训练。经过一段时间的适应，已经较好地能用外语进行学术交流和研究。同时，其中也克服了理解各种不同口音英语的不适应，并养成了用外语做速记的习惯。
出访期间，我体会到国内哲学界在掌握国外研究资料方面做得很不够，这里的研究资料特别指那些具有学术价值的二手阐释性文献。上世纪以来，汉语学界翻译了不少哲学原著经典，有的经典也出了不同的译本。但在这次访问中我觉得由于语言的隔阂，要充分理解一本学术经典光看中文译本是远远不够的，夸张地说，看中译对真正理解经典没有什么积极的帮助，如果遇到糟糕的译本，甚至看了还不如不看；相反那些忠实的解释原著的二手阐释性的外语文献，对于理解经典有着极为重要的辅助作用，看两本不同的解释性著作，胜过看一本中译。但近年来，国内哲学界过于注重读原典，但读的都是中译原典，这实在是有很大的副作用。因此，这次我花了不少精力和资金买了一批重要的学术文献，为以后研究的开展积累了一定基础。
这次出访的另一个重大收获是结识和熟悉了不少国外哲学界的朋友，现在正在积极联系准备开展进一步的合作和交流。例如，在我的邀请下，石溪大学哲学系主任R. Crease教授将于7月初到哲学所进行学术访问并将发表演讲。Crease教授最近主编的一本著作The Philosophy of Expertise，该书涉及的专家践识哲学正好是成素梅老师为科技哲学研究室设定的今后一个主要的研究方向，因此，他的到访及今后可能开展的合作，将切实促进哲学所在这一领域内的国内领先的研究地位。同时，我通过这次出访建立的联系，为哲学所新办的学术刊物《哲学分析》积极约稿，现已约到社会批判理论的重要代表学者A. Feenberg的文章两篇。
最后，通过这次访问也增长了见识，本人由衷感到在繁荣哲学社会科学的政策指导下，中国的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正处于黄金时期。相比之下，当代美国社会还深深陷于金融危机的泥沼之中，政府削减预算，公园关门、公共交通减少班次、政府雇员减薪曾休，教育科研经费也大幅度减少。例如石溪大学当年财政投入被削减了四分之一，不得不在下半年关闭两处分校区，并增加学生宿舍房租，学费也在酝酿提高，甚至迫于生计，校方而不得不选择公私混合的办学方向，以获得更多的社会捐助。科研方面，经费也捉襟见肘，取消了不少学术科研项目，这在文科院系体现更为明显，研究生助教岗位减少，博士生为了一份好工作不惜辍学等也屡见不鲜。在这样恶劣的经济大环境下，作为一名中国的人文社科学者，还能在国家政府的资助下出国访学，对此我感触颇深，为自己能在祖国繁荣强盛和社会稳定发展的大背景下从事人文社科研究，感到庆幸和来之不易。
院里的这次出国研究资助计划使我获益匪浅，客观地说，这是一个对院的长远发展有着积极意义的重大举措，或许其效果不会来得那么直接和立竿见影，但这是一桩“前人植树、后人乘凉”、造福将来的长远规划，是院人才培养的一项战略性选择，希望能有条不紊、持之以恒地开展，使更多科研人员从中受益。为此，我也想提一些有待改进的地方，仅供参考。
一是相关规章还可以进一步细化和明确。由于出国访问涉及不少处室管辖的事务，有院的层面也有所的层面，因此各方应加强协商，对相关问题做更明确的规定。例如关于出国护照问题上，建议在相关条例中注明“须持因公护照出访”，同时在提交项目申请的时候就可以建议办理因公护照。
进行集中的外事培训。受资助的科研人员不少是第一次出国，邀请信、资金证明、护照、签证办理等对没有出国经验的同志都是很麻烦的事，需要进行一些讲解，以免因程序上的问题影响出访。另外，对于海外可能遇到的各种情况也应做一定的准备。大到例如如何应对宗教相关问题，如何看待保险问题，打工是否合法，怎样和国外机构的外事部门接触，小到如何使用图书馆、如何租房、如何与外国人相处、如何乘坐交通工具、如何办银行卡、如何找警察寻求帮助等等。
另外，出国前应有一段时间的外语培训。去年年底左右，我参加了外事处举办的一个英语口语培训项目，虽然只有两个多月，但对我出访起到了语言热身作用，主讲老师Pantucci工作认真，效果很好。
总之，事先做更多更充分的准备工作，才能使得整个访学更加顺利，减少意外发生的概率，缩短新生活的适应期，更好地投入研究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