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克曼认为，哈贝马斯对理论和现实的诊断有着一系列二元对立的先天预设，诸如科学技术与人文科学、工具理性和交往理性、技术性活动和符号性互动乃至社会系统和生活世界，等等，并将语言性或符号性的互动或交往互动视为人类生活的原初境遇，拒斥生活世界由技术理性或工具理性的社会系统所殖民化。
在哈贝马斯的文本中，科学技术活动是一种独白式的、工具化的、以主客观为取向的控制性或统治性活动，与对话式的、以主观间性为取向的交往性或互动性活动是相对立的。哈贝马斯的这一思想显然受到了马尔库塞的影响。在马尔库塞那里，科学技术对于人不仅是控制性的或操作性的异己力量，而且可以通过革命性的转换，成为实现人的自由的解放性力量。哈贝马斯承认马尔库塞对科学作操作主义或实证主义的批判性定位，但是否认科学技术存在革命性转换的可能性，认为科学技术活动是基于人的技术志趣的工具合理性活动，从来不追问实践或道德的合理性问题，因而与基于人的交往动机和解放志趣的价值合理性的实践活动有本质区别。
希克曼指出，虽然哈贝马斯的很多思想直接受益于美国的实用主义，他的以普遍语用学为理论基础的交往合理性理论就是米德的社会学、阿佩尔的语用学和皮尔士的符号学等思想资源的综合，但他对科学技术的理解和把握，相较于杜威是比较狭隘的。在杜威看来，科学技术的内涵远比哈贝马斯的工具性定位更为丰富，它在本质上是人的探究或探寻（inquiry）活动，科学作为人的探究，不仅是技术性的，而且是解释性的，它包含了实验或实践的环节，因而有着交往性的管理、调整和适应，而不只是工具性控制或统治，探寻的对象不仅是客观的自然，而且还有主体的人。基于不同的取向，可以有多种多样的人类的认知和探究，哈贝马斯关于人的知识志趣的诸如技术性志趣、交往性志趣和解放性志趣都可以归约为人的探寻的不同取向或志趣，对人自身的探究而产生的人文科学并非没有工具性或技术性的内容，因为探究自然而产生的自然科学也并非没有解释性或价值性的成分，这两者之间并不是漠不相关或截然对立的。
综上所述，希克曼认为，杜威与哈贝马斯之间有一个共通的关切，即在工业化（技术性）的民主（交往性）社会如何实践和完善人的交往性生活，杜威认为科学或技术在解决这一问题上是有所用益的，而却将其拒斥在外。所以，在他们之间还是有着一个关键性的区别，这就是哈贝马斯的一系列分析和诊断都是建立在一种不牢靠的准先验论的二元论基础上的，致使他对科学、技术和人文的理解都因为受制于这种二元论而过于狭隘了，而杜威则将人的探寻或认知活动置于一个更为广阔的历史性或文化性的人类有机体之中，人正是通过各种不同的手段或工具的实验不断调整和适应有机体的生存，而科学和技术就是人调整自身适应生存的基本手段之一。
最后，我所童世骏、郑晓松、陈祥勤、马迅等研究人员就技术和实践、主客观关系和主观间性、科学和人文之间的关系，以及先验论立场或方法的对分析问题的某种必要性等问题与希克曼教授展开了热烈的交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