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新中国前三十年的日常生活曾有过度政治化倾向，尽管这种倾向在一定程度上给社会生活带来了负面影响，但与它同时存在的或其中所包含的必要的政治化也起到了重要的积极作用，不仅以最快的速度实现了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和大众化，而且对中国国民进行了以马克思主义为中介的思想启蒙，促使新中国的大众树立起新的世界观和价值观。面对今天人们世界观和价值观迷失的情况，我们需要重新思考新中国前三十年日常生活的政治化及其影响，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日常生活适度政治化的结合。
【关键词】适度政治化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马克思主义大众化 以民为本
什么是日常生活？什么是日常生活的政治化以及为什么要实现日常生活的适度政治化？
列斐伏尔将日常生活世界称为“平庸的”世界，并主张用非平庸的眼光看待这个平庸的世界；卢卡奇将之看作是具有直接性的世界，是需要被批判的世界；阿格妮丝·赫勒说日常生活世界是自在的世界，我们必须突破日常生活的自在性，形成一个自为的、由具有个性的人所构成的新世界。总而言之，日常生活与每个人的衣食住行息息相关，同时它又是不完美的，是有着“平庸性”、直接性的自在世界，因此也是一个需要批判和改造的世界，而批判和改造日常生活就是日常生活的政治化。
我们今天的日常生活世界仍然需要批判与改造吗？与新中国前三十年相比，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社会面貌发生了巨大的改变，物质上取得了巨大的飞跃，精神文化生活得到了极大的丰富，日常生活世界似乎呈现出前所未有的繁荣景象。然而，在这种繁荣背后却蕴含着一种新的危机：极大丰富的精神文化生活以个人为主体，呈现出多元化的特征，但是被释放出来的个人面对多元化的价值观却不知道何去何从，物质财富的丰富与精神生活的贫乏相伴相生。这种情况与新中国前三十年的情景形成了鲜明的对比，那是物质匮乏却充满着政治热情的年代。
尽管由于日常生活的过度政治化而导致了社会灾难，但是，完全缺乏政治化的日常生活，完全被世俗化的日常生活就是我们所需要的吗？我们应该享有的可能既不是过度政治化的日常生活，也不是彻底世俗化的日常生活，而是适度政治化的日常生活。这促使我们重新思考新中国前三十年的日常生活的政治化并从中汲取经验和教训。
一、日常生活政治化的表现
日常生活的政治化贯穿新中国前三十年的历史，表现在衣食住行等方方面面。例如当时人们以身着军装为时尚，女同志也不喜穿红戴绿，因此毛主席有词云：“中华儿女多奇志，不爱红装爱武装”。对军装的热爱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时社会的价值导向：在社会主义的建设过程中必须仍然保持着高度的革命热情。这种革命热情是群体性的而非个体性的，农业学大寨、工业学大庆、工农兵学哲学等一系列事件就是这种群体性的表现。其中，工农兵学哲学最直接地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与日常生活政治化的关系。
全国工农兵学哲学的热潮肇始于1958年上海求新造船厂。求新造船厂的第一个哲学小组是在1958年3月中旬由修造车间党支部书记马仕亭、宣传委员陆顺昌和二十五岁的钳工、共青团员周宝林发起成立的。由于工作的需要，他们经常谈到现象与本质、量变与质变、内容与形式等哲学问题，后来他们就成立了一个哲学小组，互相帮助。修造车间职工们学哲学、用哲学的事，引起了全厂职工的兴趣和工厂领导的重视。后来全厂绝大多数车间和一些科室都有了以学习毛主席著作为主的哲学小组。求新造船厂的经验很快被推广到全国。《学习》杂志1958年第19期发表陆定一的文章“工农群众学哲学的意义”，文章指出“山西全省有157万工人、农民、商业工作人员和街道居民在学哲学，占山西全省人口的将近十分之一。”山西全省工农群众学哲学是全国工农群众学哲学的一个缩影，它反映了工农兵学哲学在日常生活中的普及率。
工农兵学哲学学的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所以在工农兵学哲学之前还有两个非常重要的推动要素：在全国学习《实践论》和《矛盾论》；高度强调政治性的政治导向。
1950年12月29日《人民日报》全文发表了《实践论》，1951年1月29日、2月16日和3月5日又分别发表号召学习《实践论》的社论，掀起了在全国学习《实践论》的热潮。1952年4月1日《人民日报》全文发表了《矛盾论》。《矛盾论》重新发表后又在全国掀起了学习唯物辩证法的高潮。对这两本著作的学习从一开始就有着政治的要求，例如1951年1月29日《人民日报》号召学习《实践论》的社论指出：“在近代中国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思想界里面，流行过各种形式的神秘主义和经验主义的反动思潮，企图建筑一些空中楼阁的反动哲学，这类反动思潮和反动哲学都已在人民革命的实践面前，一一地宣告破产了。毛泽东同志的《实践论》的重新发表，对于在思想上扫清这类反动的哲学思潮或其残余，将是具有决定的意义的。”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对《实践论》和《矛盾论》的学习具有了学术性与政治性相结合的特征。
对《实践论》和《矛盾论》的学习与这一阶段的政治目标，即确立起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是紧密相关的，它自然而然地演绎出了对唯心主义的批判。其中，对《武训传》的批评直接导致了高度强调政治的政治导向。对《武训传》的全面批判发生在1951年5月20日毛泽东为《人民日报》写的“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的社论发表之后。在此之后的一年时间里，《人民日报》就发表了数十篇号召加强政治学习的文章或电讯。例如《人民日报》1951年6月8日的“反对不问政治的倾向（中国共产党平原省新乡地方委员会一九五一年五月通报）”；7月11日的“忽视政治思想教育造成恶果，衡阳机务段培养典型机车失败”；7月14日的“注意政治！”、“浙江衢州专区领导机关纠正不重视政治学习的偏向”、“检查爱国公约纠正忽视政治倾向”；7月20日的“山西省怎样纠正‘埋头建设不问政治’的偏向？”；7月25日的“反对庸俗的业务宣传！人民保险公司广东省分公司不该印制内容错误的宣传画，反对不问政治的倾向！”、“获嘉县人民政府公安局纠正忽视政治学习的倾向，反对不问政治的倾向！”、“辽东省西安县合作社干部应注意纠正不问政治倾向，反对不问政治的倾向！”、“加强企业生产宣传中的思想性政治性——记北京市各厂矿的生产宣传工作”；8月5日的“不问政治是极其危险的倾向——介绍斯大林著《论党工作的缺点和消灭托洛茨基两面分子及其他两面分子的办法》”；8月26日的“报纸应注意广告的政治性”；8月27日的“河北省人民政府文教厅检查不问政治的错误倾向”；9月6日的“重视和加强工人政治教育”；9月7日的“皖南宣城专署文教科检查小学教师不问政治倾向”、“河北石家庄专区各级合作社政治空气稀薄滋长腐化思想，专区总社决定加强政治教育”；9月22日的“教唱国庆节歌曲时应注意政治宣传”；10月31日的“开展高等学校教师政治学习运动！”；11月11日的“应纠正学校中忽视政治的倾向”等等。这种对政治的高度强调直接影响了日常生活政治化的进程，也决定了工农兵学哲学所具有的政治化特征。
学习《矛盾论》和《实践论》；批判唯心主义，确立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将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贯彻到普通工农兵群众的日常生活中去；强调在日常生活中加强政治学习，提高政治觉悟……这一系列事件构成了当时中国百姓日常生活的常态。
二、日常生活政治化的方法论基础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从一开始就与群众运动联系在一起。在与全盘西化派和新儒家的思想争辩中，马克思主义显示出了掌握群众的强大力量，而掌握群众的必要的、最有效的途径就是从日常生活中影响和发动群众，因此日常生活的政治化必然成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题中应有之义，其方法论基础就是以人（民）为本，坚持唯物主义辩证法，尤其体现为对实践的认识论和方法论解读。
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是中国有识之士的自觉选择。19世纪末20世纪初，面临灾难深重的中国，渴望找到救国之路的中国知识分子从不同的途径寻找出路，其中主要体现为三派，即全盘西化派、新儒家和马克思主义，前两个派别的尝试均被历史证明并不适合当时的中国，相反，只有马克思主义才能救中国。有学者将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的时间追溯到1899年，“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可以追溯到1899年上海《万国公报》上刊载的李提摩太与蔡尔康所编译的颉德《大同学》，其中说：‘今世之争，恐将有更甚于古者。此非凭空揣测之词也。试稽近代学派，有讲求安民新学之一家。如德国之马客思，主于资本者也。’这是马克思的名字及著作、思想第一次在中国报刊上用中国文字被介绍。从这以后的20年间，一些向西方寻求救国救民真理的先进中国人，开始对马克思及其主义产生了兴趣，作了多方面的接触和了解，并著文介绍和宣传马克思主义。”[i]而真正以马克思主义作为改造中国社会之理论指导的马克思主义者则以李大钊、毛泽东等人为代表。李大钊以其民彝史观为基础，接受马克思主义，强调对人民力量的重视，同时也通过马克思主义认识到社会发展的原动力是生产力，这对于调动人民的积极性，进行阶级斗争，完成中国社会的变革具有现实的指导意义。毛泽东则更是以中国传统文化“重现实、重实践、重生活世界的特点”[ii]为基础，对马克思主义，尤其是对其实践观做出了创造性的解释，使马克思主义真正植根于中国人的生活世界，成为适合中国人的思维，能够指导中国广大农民的理论武器。
毛泽东对马克思“实践”概念的理解是放在认识论框架中的，实践与认识是一对范畴，实践是认识过程的一个环节。这种实践观对当时中国人的思维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具体表现在：其一，打破教条主义的束缚，摆脱对本本主义的迷信，使人们学会从现实经验中获得可靠的知识来源。这对于人们形成科学的理论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第二，指出了认识的最终目的在于回到实践中，理论是为了对实践进行科学的引导。这种观点对当时的革命具有非常重要而明确的指导意义，使革命的理论服务于革命的实践。在这种认识论框架中谈论的实践对于当时社会的革命与建设起到了关键的作用。并且，由于当时革命的主力军主要是农民，他们的文化素养相对而言是不高的，所以这种通俗易懂的实践观也更容易为他们所理解、所接受，并发挥出革命的积极能动性。
毛泽东超过全盘西化派和新儒家的过人之处就在于他能明确地看到马克思主义者与群众之间应该建立起一种什么样的关系。他说：“新民主主义的文化是大众的，因而即是民主的。它应为全民族中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工农劳苦民众服务，并逐渐成为他们的文化。要把教育革命干部的知识和教育革命大众的知识在程度上互相区别又互相联结起来，把提高和普及互相区别又互相联结起来。革命文化，对于人民大众，是革命的有力武器。革命文化，在革命前，是革命的思想准备；在革命中，是革命总战线中的一条必要和重要的战线。而革命的文化工作者，就是这个文化战线上的各级指挥员。”[iii]毛泽东在这里对马克思主义者与人民大众的关系，以及二者对革命的作用作了精辟的分析，并且，在行动中他也是这样做的。这样一来，马克思主义者在与新儒家、全盘西化者的交流激荡中必然获得对广大农民领导权的绝对优势。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马克思主义者之所以能为当时中国的发展指明出路，这与他们准确地把握了中国国情分不开，而对中国国情的准确把握决定了对最广大群众——不仅仅是农民——的日常生活的策略。毛泽东在他的《新民主主义论》中完整而准确地分析了当时中国的现状。他认为，中国当时的经济、政治和文化呈现出新特点，是新民主主义的经济、政治和文化，中国的革命也“属于新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的范畴，而在革命的阵线上说来，则属于世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一部分了”[iv]，“这种革命，已经不是旧的、被资产阶级领导的、以建立资本主义的社会和资产阶级专政的国家为目的的革命，而是新的、被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在第一阶段上建立新民主主义的社会和建立各个革命阶级联合专政的国家为目的的革命。”[v]正确认识了中国革命的性质，既能够充分调动社会各界力量完成民主主义革命，又以建立和发展社会主义社会为目标，这就决定了中国共产党的革命纲领优越于其他纲领。这同时也说明了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对于中国革命的胜利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因为，中国当时的任务就是以暴力革命推翻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以最具凝聚力的形式，通过自己的知识分子，即马克思主义者建立起与民众的有机联系，为中国革命的胜利争取到了广泛的群众基础，这样在面对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上，只有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才能给出正确的回答。
应该说，马克思主义者的成功主要应归功于他们始终坚持以人（民）为本，坚持唯物主义辩证法的指导，将现实生活，将广大人民作为思考问题的出发点和归宿，与人民群众建立起了有机的联系。
1950年和1952年在全国掀起的学习《实践论》和《矛盾论》的热潮恰恰就是对此方法论的再次强调，并成为了新中国前三十年日常生活政治化的指导思想。虽然《实践论》和《矛盾论》是哲学著作，似乎与日常生活有着很远的距离，但是事实上，对这两本著作的学习并不局限于理论界，而是深入到普通百姓的日常生活中，这取决于毛泽东对《实践论》和《矛盾论》所做的创造性的解释，即将其作为能够指导革命与社会主义建设的方法论，而不是作为书斋里的学问。
三、对日常生活政治化的评价
从历史的角度而言，日常生活的政治化无论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事业和党的领导还是对改变中国的国民性格，都起到了非常积极的作用；从现实的角度而言，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尽管中国国力和人民生活水平获得了巨大的飞跃，但是人们的世界观和价值观却在物质提升的同时失去了方向，在这样的背景下反思日常生活政治化的积极影响不仅是可能的而且也是必需的。
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事业和党的领导而言，日常生活的政治化使得马克思主义以最快的速度大众化，成为新中国的主导思想和意识形态，并从而巩固了中国共产党的文化领导权。
尽管马克思主义早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就传入中国，但是当时主要还是有识之士的选择，真正深入到普通百姓的世界观和价值观中，还是在新中国成立之后，由日常生活政治化的一系列事件完成的。也正是通过这一系列的事件，马克思主义才不仅在理论上而且在实践上都实现了中国化。这又与中国共产党的文化领导权问题息息相关。
本文是在葛兰西的意义上讲文化领导权的。文化领导权是葛兰西用来说明文化意识形态的范畴：文化领导权是对文化意识形态的控制，统治阶级不仅要运用统治，即政权来统治国家，而且也要用文化的意识形态掌握市民社会，使被统治者和其他团体能够认可统治集团的文化体系，其中掌握市民社会意味着必须转向日常生活世界。在整个社会结构中，文化领导权具有独立性，既可为统治集团也可为非统治集团所把握。如果统治集团无法把握文化领导权的话，那就只有以国家机器实施强权，这样便脱离了群众，出现了权威危机。同样，如果非统治集团能够掌握文化领导权，进而便可获取统治权。所以，是否拥有文化领导权是判断一个社会集团是否有广泛社会基础，所选择的社会制度是否具有合理性的标准。如果将无产阶级革命的方式区分为东方的和西方的，那么中国革命的方式应该属于东方的，它与苏联的模式具有更多相似性，即以革命夺权，这区别于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对西方社会的诊断，即在西方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只能是通过文化革命，通过对市民社会的意识引导以达到无产阶级革命胜利的目的。不过，东方模式与西方模式的区别是有限的，它仅限于对夺取政权方式的分析，而对于已经获取政权的中国而言，西方对市民社会进行文化意识的引导这一方式就成为了现实的需要。换言之，对于已经取得政权的中国共产党来说，获取文化领导权，对普通百姓进行思想、意识的引导就成为一项非常重要的任务了。
中国共产党实现其文化领导权的途径恰恰就是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过程，因此，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和中国共产党的文化领导权问题是紧密相关的。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之所以能够实现，中国共产党也能够成功地确立其文化领导权，这都与马克思主义本身的“以人（民）为本”的思想理念有关，它对中国国民性格的影响正说明了这种理念的积极功能。
对启蒙中国国民而言，中国共产党确立其文化领导权的过程也是对新中国国民进行思想启蒙的过程。对新中国成立之前的中国国民性的最恰切的描述莫过于鲁迅笔下的那些形象：穷酸可怜的孔乙己；少时活泼、充满生命力，中年却麻木木讷的闰土；勤劳、善良却命运悲惨的祥林嫂；用人血馒头给儿子治病的华老栓；以及那些麻木的看客们……他们代表了那个时代的国民性。新文化运动尽管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新文化的发展，但是却主要限于知识界，并未深入到普通百姓的日常生活中去，因此没有完成对民众的启蒙。真正完成这次启蒙的是马克思主义，而实现启蒙的途径就是日常生活的政治化运动。所以，当中国的普通百姓能够自觉地运用辩证法、矛盾论来分析日常生活和工作中出现的问题时，这无疑是一个巨大的飞跃，预示着新的国民性的开端。
卢卡奇在分析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时曾经指出，无产阶级往往没有阶级意识的自觉，所以就必须从外部将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灌输给他们，而行使这一职能的就是共产党及其先进分子。由此，我们可以进而分析，中国的国民性格具有很强的自发性和无意识性，要想改变这种具有惰性的国民性，就必须从外部灌输进新的意识。这种被灌输的意识就是马克思主义。事实证明，当马克思主义取代旧思想成为中国国民性格的重要组成部分时，中国的国民性格的确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由奴隶性格变为主人性格；工农兵群众充满着饱满的工作和革命热情；人们具有自觉的主人翁意识……。
对今天的中国国民而言，日常生活的适度政治化仍是必需的。自从改革开放以来，日常生活的政治化特征逐渐被市场化和世俗化特征所取代，资本的逻辑不仅是市场的主宰，甚至也成为人们日常生活的主宰。例如，在新中国前三十年的历史背景下，雷锋和雷锋精神既是人们学习的榜样，同是也只不过是当时中国百姓生活的提炼和提升，与当时的生活背景是相融合、相协调的。但是，时至今日，我们有的仅是“学习雷锋日”，甚至在有限的“学习雷锋日”里还有人对雷锋和雷锋精神进行讽刺和讥笑，因为在世俗化盛行的今天，人们又如何能够理解那个充满政治热情和生活热情的时代呢？
当然，当我们看到日常生活的政治化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中国国民性格起到积极的作用时，也不能否认日常生活的过度政治化所带来的社会弊端甚至是灾难，尤其是文化大革命十年“浩劫”对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带来的破坏性影响。
概而言之，在新中国的前三十年，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与大众化始终伴随着日常生活的政治化。当日常生活的政治化能够保持在合理性的范围之内时，它所起的作用是积极的：启发民智，使国民摆脱鲁迅笔下所描绘的“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蒙昧状态，彻底改变了中华民族的精神面貌；并且在改变国民性格的同时实现了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和大众化。但是，如果日常生活的政治化超出了合理性的范围时，其破坏力也是巨大的。日常生活政治化的正反面的功能告诉今天的我们，过度的政治化会影响经济的发展、社会的稳定，但是，如果一个社会的绝大多数国民都只知道忙碌于追求物质财富和更多的物质财富，这样的社会同样也是可怕的和可悲的。不论是“八荣八耻”还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都是对日常生活过度世俗化的矫正，这种矫正与日常生活在合理性范围内的政治化要求是相一致的，它们能够重新激活和丰富中国的国民性，使其既不陷入过度政治化的癫狂，也不陷入过度世俗化的平庸。与此同时，正确对待日常生活的适度政治化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大众化的必要环节；21世纪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和大众化要求我们重新思考新中国前三十年日常生活政治化的历史经验与教训，尤其是日常生活政治化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大众化的影响。
参考文献：
[1] 何萍 李维武：《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探论》，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
[2] 《毛泽东选集》（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3]《人民日报》，1949-1976。
[4] 《学习》，1958年第19期。
[5] 《文艺报》，1955年第9-10号。
[6] 《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
[7] 杨春贵主编：《中国哲学四十年》，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版。
原载《马克思主义研究》2010年第10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