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12日下午，巴西里约热内卢坎迪德门迪斯大学多元文化研究所所长恩里克·拉雷塔（Enrique Larreta）教授应邀在哲学所会议室做了一场题目为“巴西现代性的若干节点—— 一种谱系学的观点”的学术报告会。学术报告会由副所长何锡蓉主持，童世骏研究员担任点评嘉宾。
拉雷塔教授的报告从谱系学的视角，将巴西的现代性划分出若干重要的节点，并依照这种划分来介绍巴西的现代化过程与现代性的确立。他首先谈到了巴西民族国家的建立与巴西现代性的首创之间密不可分的关联。一般认为，巴西的现代化进程始于1930年新兴资产阶级代表热图利奥·瓦格斯（Vargas）上台之后。巴西国家民族主义的基础是基于巴西民族社会的创建、民族向现代化的进发、巴西文明概念的出现等因素的。阶级、种族或民族意识在巴西的崛起和显现，殖民历史、对民族独立和进步的渴求，巴西的现代化进程一开始是深受欧洲社会学方法论的影响的，批判性的反殖民主义思维以及马克思主义新浪潮的印记很深刻，再到巴西民族主义的自我觉醒，军人统治集团的上台之后，在政治上实施高压政策，推行以“发展”为核心的经济纲领，巴西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巴西也一跃成为全球第八大经济体。这些成就被称为巴西经济奇迹。随着经济的高速增长，一些现代性的因素出现，如中产阶级的涌现和发展、大规模建设基础设施、大众流行文化的衍生和蜕变、音乐、电视机和文化现代性的崛起。这时关于巴西现代性的研究开始倾向于民族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独裁主义和军事高压导致的社会危机和社会冲突，未完成的民主化进程使巴西在某种意义上具有了没有现代化的现代性。在全球化时代，巴西的现代性具有了更多普遍性和多元主义的色彩。新自由主义开始兴起，市场与经济式的思维方式日益普遍。巴西的现代性开始趋于步入一种不同于传统现代性的道路和方向。
童世骏研究员对拉雷塔教授的学术报告进行点评。他从中国与巴西在现代性方面比较的角度，谈到中国和巴西同样作为第三世界的国家，其现代性与西方国家的现代性的表现存有明显的差异。这里涉及到现代性讨论中常常提到的“多重现代性”——发生在西方世界的现代性虽然引起了全球性的后果，但这种后果并非西方现代性模式在全球的普遍移植，而是在非西方国家和地区出现了许多各具特色的现代性状态。中国人对现代性的理解，最先开始于器物、技术层面，再到制度、文化层面；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特别有代表性的是两个时期，一个是五四时期，正如李泽厚先生提到的，是五四运动是“启蒙与救亡的双重奏”；另一个是新中国以来，建设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目标的确立与实践。由此可以得出，中国的现代性与现代化伴随着民族复兴，伴随着社会主义的革命与建设。与巴西比较而言，中国更强调民族的解放，救亡图存与民族复兴是非常重要的环节，更侧重建国、兴国的过程。
之后，所内科研人员就现代性的定义，巴西的民主现状与现代性之间的关联等问题与拉雷塔教授进行了探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