副所长何锡蓉研究员首先介绍了顾伟康教授。顾教授是上海社会科学院的首届研究生，曾为我所的副研究员。1992年赴哈佛大学哈佛-燕京研究所作访问学者，从杜维明先生研究“当代新儒家和佛学”。1993年赴纽约上州庄严寺，任“世界宗教研究院”研究员。1994年，任“美国佛教会：佛教电脑资讯功德会”总编，主持出品了《佛学辞典集成》、《藏经阁》等一系列佛教光盘。2006年迄今，任教于新加坡佛学院。
直到1990年前后，印顺撰“鼓山与虚云和尚”(后收入《永光集》)，从虚云所写诗考证，认为虚云年龄应为一百十岁左右。南台科技大学王见川在《圆光佛学学报》第13期(2008年6月)发表“还虚云一个本来面目”一文，认为“《虚云年谱》、《虚云法汇》中有夸大、虚构、篡改等错误”，指出虚云当活了九十岁左右。尽管学术界此后，便以王见川说为盖棺定论，但是佛教界迄今仍坚持《年谱》中虚云自述的百二十岁之说。顾伟康教授就此便提出了是否学术界与佛教界存在不同的真理标准的问题，并郑重指出这是一个带有普遍哲学意味的问题。
顾伟康教授分别从哲学的反思、史学的反思和立场的反思三个角度，提出了他的看法。从哲学的角度来看，顾教授援引了傅伟勋先生在“真理”(truth)与“道理”(the principle of the way or human reason)之间的区分。傅伟勋认为，真理对应于客观真理，惟自然科学的真理属此范围；道理对应于交互主体层面的主观真理，指人对自身存在的体认，属于人文世界的领域。顾教授指出：一、真理是具体的，故而有傅伟勋先生的客观真理与主观真理之分。但是，傅伟勋的真理观，以真理仅属于自然科学的领域，忽视了真理的超越性及其宗教向度。二、若据傅说，则科学之外的真理只能是主观的，此说在理论上存在“大多数人确认的就是真理”的漏洞。
顾教授指出，若要理解真理，就需先厘清真理和实践的关系：一、真理是人类精神最高层次的追求，就源泉而言，是绝对主观的。因此，实践是真理产生的唯一源泉；二、真理一旦被“说出”，以观念的形式存在，就是被客体化，从而成为了检验人类实践的标准。因此，人类实践以真理为是非美丑的标准；三、作为实践标准的真理，乃是自我设立、自我检验，因而是纯主观的。由此，顾教授提出了宗教有没有自身的科学性，是否应向当前自然科学的模式靠拢，宗教是否应随人类的进步而成长，科学在何种意义上能够批评宗教等等一系列问题。
从史学的角度来看，顾教授指出，史学研究中如何处理“伪材料”的问题，实际关系到考据学“去伪存真”的方法及其限制的问题。正如陈寅恪先生早已指出，“伪材料”若能审定其年代与作者，则与“真材料”一样可贵。顾教授指出“伪材料”的处理模式可有三点：一，在文本方面说，它是“伪”的；二，就历史而言，就其能定位于不同的时代而言，它是“亦真亦伪”；三，就文化而言，就其接受与效应的历史而言，它就是“真”的。这与美国著名的禅史专家John McRae的方法论不谋而合。
从立场的角度来看，考据学应当“有益于人”，这是说在人类文化中，存在着诸多的“文化符号”，如清明、屈原、圣诞等等。这些符号具有超越特定社会、特定历史条件的超稳定结构。考据学只能以这些符号为基本的研究单位，从而说明其发生、演变和发挥效用的历史，从而帮助人类理解自身的文化，这就是“有益于人”。
夏金华研究员就报告进行了点评。夏金华先生指出：一、事实还是单面的，我们应当以实事求是的态度，来看待不论是科学还是宗教领域的某一事件，从而认定其真伪。二、我们或许可以揣测，虚云法师晚年可能是要为自己寻求一种历史定位，以其非常之人，岂无非常之事。而且，佛教所谓的禅定功夫，会在很大程度上摧毁一个人的记忆力。《年谱》中的诸多疑点，似可由此得到解释。三、学术与宗教有立场的不同。宗教试图给超越人类现有知识领域的现象，给出某种合理的解释，这是其超越的一面。四、胡适先生的考据学贡献很大，但在下结论时不免有些夸大。我们对胡适先生也应采取实事求是的态度。最后，何锡蓉副所长、周山研究员就历史的主观性问题，分别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