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12月4日，第四届《哲学分析》讲堂在上海社会科学院分部举行。本次讲堂特邀加拿大国家技术哲学讲席教授、西蒙·弗雷泽大学教授安德鲁·芬伯格主讲，报告题目为《技术社会中的行动能力与公民权》。上海社会科学院哲学所副所长何锡蓉研究员点评,《哲学分析》常务副主编、哲学研究所所长助理成素梅研究员主持。
报告围绕一个问题展开。公民权意味着公民具有行动的能力，但在技术理性支配着一切的现代社会中，公民的行动能力如何可能？
首先，芬伯格阐明了行动能力必需具备的三项条件：知识、能力和时机。如果行动的主体缺少必要的知识，那么他就无法做出相应的判断，因而不具有行动能力。所谓能力，提示出的是一个适用领域的问题。按照某种约定俗成的方式来做，例如吃饭时使用刀叉，不算具有这种能力。其次，当理性的推理确定只有唯一的答案时，例如运用乘法表求解算术问题，也无关这种能力。行动的能力是专指政治领域中能力，它是具备相应知识的个人在适当的时机，对政治事件施加影响的权利和能力，它是公民权的核心内容。
但是，技术专家治国论（technocracy，以下简称为技治论）认为，在具体某项技术起支配作用的领域，行动能力是多余的，因为只有技术专家才知道最有效地解决问题的方法，其他人缺乏必要的知识而没有发言权，就算其他人坚持对技术问题进行干预，也是一种非理性的行为，不必予以理睬。
技术专家了解技术领域中所有相关的知识。但如果反过来问，技术产品的使用者和承受者们关于技术的知识，就是不值得重视的吗？显然，任意一种知识都有其盲点，技术知识也不例外。技术知识之外还有利益关切，还有传统约束，就算技术知识本身也可能存在错误。专家并不了解一切。进一步看，专业化的知识并不能应对具体现实。专业化所接触的只是经过抽象的和切片处理的现实，并不是那种任何事物都处在相互关联中的活生生的现实。所以在技术上成功的产品，并不意味着在实际使用中同样成功。产品的实际使用者，最能了解工程师对现实的狭隘理解造成的危害。这就揭示出了，关于技术还存在着从使用者和承受者的使用经验中产生的另一种知识，这同样是重要的和必不可少的。
对和技术相关的知识的讨论，提示出了在技术领域中也可以存在某种形式的公民行动能力。这种能力有其自身特殊的知识作为后盾，并对现实中的事件也可能产生影响，同时最近50年中所发生的情况表明，这种行动能力实现的时机也已经逐步成熟了，这具体体现在对技治论的抵制和反抗运动中。现实历史中，随着二战后各种技术产品在社会方方面面的应用，以及经济学的工具对社会的宏观理解的盛行，造成了技治论在 20世纪60年代达到其顶峰。但随后，技治论向政治领域扩张的野心被不断地挫败，期间经历了三个阶段。20世纪60年代在美国和欧洲爆发的主张政治参与的群众运动，20世纪70至80年代是反抗的第二阶段，所关注的问题更为具体，集中在环境和医疗方面对技术决定论的挑战。20世纪90年代开始的第三阶段的斗争一直持续至今。这一阶段的特点是普通用户通过掌握一定技术手段，对技术产品进行了以增进自身参与权利为目的改造，最典型的例子是法国微型电讯系统被黑客破解的例子。
在摆脱了技治论的影响后，有必要针对现代技术社会建构出一种赋予公民以行动能力的新理论，可称之为建构的技术批判理论。其核心观点认为，和其它对社会生活进行规约的规章制度一样，技术在价值上并不是普遍的和中立的。技术的设计并不是完全出于技术上的考虑，它更多地反应的是参与到设计过程中的各方的利益诉求。在建构主义看来，技术的发展并不是自主的，而是在具体历史条件下构建出来的。同样，技术要求的所谓“效率”概念也不是纯粹和绝对的，效率总是相对于一定条件而言的，效率总是一部分人的效率，而对另一部分人则并不如此。技术的价值偏向引出的是利益问题。利益不仅体现在技术的设计中，技术应用中也会产生新的利益问题。车主在买车之前，不会意识到高速公路越宽越好；同样，如果不是住在高速公路旁边，居民不会意识到尾气污染的严重性。因此，利益并不具有仅属于某个阶层或整个人类的本质性的特征，它总是于在一定的技术条件下被设定的东西，个体以怎样的方式被卷入技术之网，也就意味着将产生怎样的利益问题。
技术的民主化不同于大规模的投票和选举这类模式，它针对的目标往往是微观的，在某种具体的情境下的某个具体的问题，形式上它是自下往上的、小规模的政治干预。在现实中，它可以是针对某项技术应用引发矛盾的听证、诉讼和抵制行动，可以是在技术产品的设计过程中的公共意见的参与，也可以是个体创造性地对技术产品的改造以满足公众利益。这些方式同样是对于技术的工具合理性的有效改进。可能在某些大公司和政府看来，这些改进是有悖工具理性的效率原则，但如果换个视角，从社会整体的角度重构效率原则的话，那么对污染的控制和对社会沟通的推进，也是工具理性效率原则的体现。因此，技术公民权所包含的正是这种微型的政治行动主义中展现出来的行动能力。
最后，技术的行动能力的伸张对于解决由技术引起的民主制下的反民主问题，对于西方意义上的现代化是否具有普遍可实施性，对于发展中多家解决现代化进程中的贫富分化等社会问题，对于人类如何实现共享现代化成果等方面都有着具体而现实的意义。
何锡蓉所长对讲座的点评认为，芬伯格教授深入浅出地把技术民主化理论做了全面地阐述，从本质上看，技术民主论是在科学技术至上论和科学技术威胁论之间，找到了一条即保持了科学技术有益成就，同时也能抑制其负面效应的道路，同时这条道路并不是虚幻的，而是在许许多多的实践经验中总结出来的，具有可操作性。这对于我国走具有中国特色的科学发展道路，其实有着可资借鉴的意义。点评之外，芬伯格教授还回答了现场观众的热烈提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