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3届世界哲学大会于8月4日至10日在希腊首都雅典举行。雅典，这是西方哲学的发源地，是苏格拉底、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生活和工作过的地方，至今遗址犹存，虽断垣残柱，其气象规模依然可见。参加这届大会的人据说有四千，比上届在首尔举办的会议多一千人。躬逢其盛，我们上海社会科学院哲学所有五位同志出席，加上院部的黄凯峰和段刚一共七个人。
这次大会的主题是“Philosophy as Inquiry and Way of Life”, 意思是：作为追问和生活方式的哲学。其正式的中文译名是“哲学：审问明辨与生活之道”，既雅且信，是杜维明先生的功劳，听说他自己对这个译名颇为得意。
有人说，世界哲学大会就像庙会。这话不错。七天时间里，会议议程列出的大小会议，两小时一场，粗算起来不下八百来场。各人都可以把自己的见解拿到既定的会上表达一下，也可以按图索骥到自己感兴趣的会场听发言、提问题。除了全体会议，各种分会的名目有：专题报告、特邀讲座、学会会议、圆桌会议、投稿论文专场，学生专场等。所谓投稿论文专场，顾名思义是那些有兴趣参加会议而又主动向会议投稿的人的会议，这部分人占出席会议者的大多数，他们不一定是专业的哲学工作者，会议的组织者根据论文的内容把他们编为不同的小组，给他们时间和会场让他们自己发言和讨论。当今世界的开放程度由此可见一斑。学会会议是指作为国际哲学联合会会员单位的会议，它们一般是某一哲学专门领域的国际学术团体，有地域性的，如“亚非哲学学会”、“波兰哲学学会”；有身份性的，如“国际女哲学家学会”；有学派性的，如“世界现象学高级研讨会”；还有更加专门的，如“国际形而上学学会”，“国际柏拉图哲学学会”等。
中国大陆有两个在国际哲学联合会注册的学术机构，一个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另一个就是我们上海社科院哲学所。在这两个会员单位中，只有我们上海社科院哲学所联合华东师大哲学系获准举办了学会会议。但是学会会议一般是指国际性的学术机构的会议，我们上海社科院哲学所到那里举办学会会议似乎组织体制上显得格格不入，然而由于我们所平时注重中西哲学的比较研究，与国际上这个领域的学者有广泛的联系，邀请了美国、澳大利亚、冰岛四位外籍学者加盟，这就开成了一个国际性的中西哲学比较的研讨交流会。我们会议的题目是“哲学和生活世界”，这个题目别人也谈，但是在我们这里，仍不免结合着中西哲学比较的特色。例如，除了成素梅谈科学哲学中专家意见的重要性之外，陆晓禾从阴阳学说方面谈经济伦理，潘德荣谈表意文字与中国文化认知特征的关系。令我们吃惊的是，现在研究中国哲学的外国学者对中国哲学不再是泛泛而谈，而是深入得多了。例如冰岛的西各森（Geir Sigurdsson）谈的是东西方关于自我和生活世界的观念，美国的勃亨尼亚克（James Behuniak）比较道家和实用主义的认识途径，他对庄子《养生主》中庖丁解牛时“不以目视，但以神遇”的方法谈得十分肯定和赞赏，这种方法在西方传统哲学对意识的划分中原来是没有地位、不以为然的；又如澳大利亚的里格（Jeffrey Riegel），他探讨《孟子》中孟子与夷子的对话，辨析其意不在于批评墨子，而在于申明儒家与墨子的区别，分析得十分深入，与中国学者几乎无异。
在世界哲学大会上组织学术会议对于推介中国文化和哲学，提高我们自己的学术水平，乃至扩大我们上海社科院哲学所在国际上的影响有积极的作用。各个重点学科和特色学科都可以到那里“设摊”，宣传我们的研究进展，听取世界上的声音。比较起来，我们哲学所在这种活动中是领先于国内其他单位的。上一届在汉城举办的22届世界哲学大会上，我们哲学所就成功组织了以中西哲学比较研究为题的圆桌会议，也有几位外籍学者加盟，参加的人满满一房间，提问发言的人也很多，最后因为传条子进来说接送的车子要开了，才匆匆煞住。查日程，那次大会上由中国学者组织的圆桌会议还有一家，是北京某大学主办的，到时我们也去看过，主持者居然未到场，会议自然就没开起来。结果中国只有我们一家在上届大会上搞了活动。这次情况大有改进。除了我们所组织的会议，由李德顺等先生组织的关于价值问题的讨论，人数很多，规模很大，一连安排了好几场。我们社科院的黄凯峰就参与其中。至于个人通过自己投稿获准参加各种专题圆桌会议的就更多，据说有两百多人。中国人比过去增加了许多，印度人、俄罗斯人也不少，过去这种会议几乎是欧洲人的天下，其他国家甚至被认为是没有哲学的。
这次会议与我们有关的最重大事情是，8月9日的理事会议决定下届第24届世界哲学大会由北京大学主办。得出这个决定是经过竞争的。巴西也极想主办，甚至他们的总统也参与助威。北京大学则由杜维明和年轻的哲学系主任王博领衔叫阵。结果理事会以36票对21票，宣布北京大学胜出。当然，北大并不是孤立的，列名愿意共同主办的除了我国大陆十几所名牌大学哲学系外，还有台湾、香港、澳门的名牌大学。在这二、三十行的襄办名单中，我们上海社会科学院哲学所名列第二。北大竞争的主打口号是：“到北京举办世界哲学大会现在是时候了”。台北大学的陈文团先生说，世界上有以希腊为源头的西方哲学，有印度哲学，还有中国哲学。在欧洲和印度都举办过世界哲学大会了，现在当然应该在中国举办了。
在北京举办世界哲学大会对中国哲学界乃至中华民族和全世界的华裔来说是很大的荣誉。它向世界表明，中国人不仅有能力发展经济，而且有自己深邃的思想和广袤的智慧，世界哲学大会愿意在中国召开，是世人肯定中国文化和中国哲学的第一步。世界各国的哲学家和哲学爱好者到中国来，也是想要更多地了解中国哲学。然而，中国虽然有丰富的哲学资源，却长期受哲学只有西方一家的观点的影响，于是不免依傍着西方哲学写中国哲学，致使中国哲学的真正面貌依然云山雾罩。现在我们的研究已经初步明白了这种情况，所以我们应当抓紧时间，努力揭示中国传统哲学的真面貌。这不仅是国际间学术交流的需要，更重要的是，要联系世界发展的大势，在中国传统哲学基础上探索新的发展，最终服务于创造自己新的生活道路。这个任务是艰巨的，决非五年时间里能够搞定的。不过，我们总要把世界哲学大会将在北京召开当做契机、当做动力，来推动我们的科研。让我们努力吧。
